驳康有为《共和平议》

，直藉口欺人耳，盖国民直接参政之则期尚远，必待此而始可共和，始可立宪；吾不知康氏所主张之虚君共和制，将以何法使吾“四万万人，人人自发其意”乎？“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万事之赜，若事事待于合议，则意见各殊，运动不灵，大失事机；故瑞士议长之制，国民公决之法，共和至公至平之制也，但中国之大，则难行也”：此非康氏之言乎？夫自知其难行，而执以非难今日之共和，岂非藉口欺人乎？

    康氏又谓：“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并引墨西哥之狭亚士为证。康氏不知共和国行政首长不贵有雄杰也。狄亚士之乱墨西哥，正因其自恃雄杰不循共和轨道之故。康氏游墨诗有云：“专制犹存乱岂平？”可谓知言矣。康氏盛称狄亚士，而惜其“若在中土，虽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何以加焉！不幸生于墨西哥为民主之国，而以专制治。夫以墨积乱三百年，非专制不能为治；然既为民主国而专制，即大悖乎共和之法，而大失乎人心矣”。康氏《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中，亦有相类之论调曰：“今墨乱已三百年，而今乱日臻，南美共和廿国，殆皆类是，盖未可行共和而宜专制者，若误行之，祸害必大。”康氏论墨西哥事，既以“非专制不能为治”为前提，又惜狄亚士以共和专制而败，然则舍君主专制，墨固无治法矣。康氏数以墨乱戒中国，且云：“中国之广土众民，远过于墨；鉴于去年府院争权，尤非专制不能定乱。”夫既曰“非专制不能力治”，“宜专制”，“尤非专制不能定乱”，其心其志，盖已昭然，何国为公有云乎哉！何虚君共和云乎哉！呜呼康氏！一面主张国为公有，讥民国政府“为专制君主之私有其国”，讥“国人不通政学，不知欧、美政体之徒争国为公有，而不争民主君主之虚名”；而一面又主张专制。呜呼康氏！果何以自解？吾知康氏所精通之政学，一言以蔽之曰：藉口欺人而已！

    民国两年已失蒙、藏、辽地二万里。民国之内乱如麻，川、粤惨剧将演于各省，而国民日危。近者，长沙内变，惠、潮兵争，而宁波又独立，浙江又风起云涌矣。凡此皆由南北争权利为之，而实共和为之也。湘、粤、浙之同胞乎，憾共和可也！曹、王、陈、李四督最后忠告之通电。民国之兵只可自乱。民国之兵费必亡国。民国数年之外债过于清室百年，再增一倍半，即可如埃及之亡国。民国苛敛，数倍清室，加之丧乱频仍，致民生凋敞，四海因穷。民国之官方只同盗妓。民国之贤才必隐沦摧弃。民国高谈法治，而法律赏罚皆颠倒奇谬，甚于野蛮无法。民国之物质扫地同于野蛮。民国之媚外类于黑奴。民国之学术只导昧亡。民国之教化崇尚无良，无耻，无恒，沦于禽兽。民主政府内争者必一切不顾，甘卖国而竞当前之权利，而吾国民听其鬻若南洋之猪仔。凡共和政府必甘心卖国，若近者军器同盟及凤凰山铁矿事一端。李烈钧致南京李督军，武昌王督军，南昌陈督军电。民国之政俗坏乱，人莫不厌之，愤之，忧之，怒之。吾旧论中国行民主必不能出美洲、墨国、印度乱惨分立之轨道，不幸而言中。————以上卷二————是卷各篇之总义：乃举所有中国丧权辱国兵争民困一切政治之不良，悉归罪于共和民主。夫共和果为如是不祥之怪物耶？君主政治之下，此等不良之政象，果无一能发生者耶？康氏所举事实，虽不尽诬，使民国字样，悉易以中国，则予固无词以驳之。若其归罪于共和，则共和不受也。若其归罪于伪共和则可，而真共和不受也。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许可，与外国订丧失蒙、藏之条约耶？真共和而有“以十五条易帝制”，听外人设警察之事耶？真共和而有谋复帝制，废弃国会，非法内阁，致演川、湘、浙、粤之兵争耶？真共和而可以国币贿买海陆军，以制造内乱耶？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之认可，大借外债，以增军队杀敌党行专制耶？真共和而可任意苛敛浪费，无须国会之预算决算耶？真共和而文官可以妻妾营差，武官则不识字之督军（此等督军，只可与言复辟尊孔）遍国中耶？真共和而贤才隐沦且遭暗杀耶？真共和而有法律无效之事耶？真共和而有空言礼教，不尊重科学，力图物质文明者耶？真共和而容有因内争卖国之政府耶？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之认可，而订军器同盟私卖矿山之约耶？————凡此康氏所痛恨者，吾人亦痛恨之。正惟痛恨之乃希望实行真共和始有以救之；若君主专制，则无济也。益君主专制之国，无法律（专制国之法律，君主得以个人私意兴废之），无民权，无公道，政无由宁，乱无由止。康氏谓中国非专制不能定乱，康氏独不思六朝五代晋室八王及欧洲中世之黑暗，皆帝王专制而非共和耶？

    康氏或曰：专制定乱，纵不可必，然非至大同之世，真共和又岂可期；伪共和实为召乱之媒，故不若虚君共和，既去帝王专制之弊，又无以兵争政之忧，不亦善乎？按此亦似辩而实非也。夫自政治原理言之，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本非异物，施行此制时所需于国民之德之力，均不甚相远；所不同者，惟元首世袭与选举之别耳。康氏论选举制之弊曰：“行总统制，则必由专制而复于帝制，人民不服，必复乱，行责任内阁制，则府院不和，必各拥各省督军以内乱。”又曰：“美总统之制，仅统内阁之群吏，于各州自治无预也。中国之总统，则统各省之行政；其事权之大，百倍于美总统矣。然中南美之总统也，必以兵争。”又曰：“法责任年阁之制，乃鉴于革命八十三年之乱，不敢复行旧总统制也，见英行虚君共和制之安乐也，乃仿行之，以总统为虚君也，岂知英之虚君，世袭而非选举，论门第而不论才能，故不与总理争权，故能行之而安也。”夫总统制与内阁制，各有利弊，本政治学者所苦心讨论之问题，然未闻有以虚君制能解决此难题者。盖虚君制虽不发生总统选举问题，而内阁制之弊依然存在也。内阁而亦世袭那？则必无此事理。内阁而由君主任命耶？则专制而非虚君矣。内阁而由国会推举耶？则今之英制与法无异。虚君制之内阁，即不与虚君争权，保无以兵争总理之事乎？且保无欺虚君之无权，效操、莽之篡窃乎？依人为而言政制，盖无一而可者。若云预防流弊，则采用康氏所深恶痛恨之联邦制，更益以责任内阁，岂不足以防总统之专制乎？兵争总统之事，不当稍杀乎？倘云诸制悉非至善，则舍从康氏“非专制不能定乱”之本怀，固无他法矣。

    中南美廿民国除智利、阿廷根外皆大乱。

    俄改民主共和必内乱且分裂，苟不改，渐或致亡。

    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

    民主能行于大国，只有一美，然美有特因。

    天下古今民主国无强者。

    罗马与英皆由民主改君主而后盛强。

    吾二十年前著大同书，先发明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先。

    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恰相反，无能取法，误慕师之，故致乱。

    法国取法美国尚致乱，何况中国相反之极？

    中南美洲廿共和国全师美国，尚致乱，何况中国去美之远？

    法共和制不良，中国不可行。

    葡制与中国不同，不能行。

    瑞士制为小国联邦，与中国相反，尤不能行。

    吾有自创之共和制何虑不能行？

    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而妄行，故败。

    ————以上卷三————

    此卷各篇之总义：乃谓民主共和政体，不能造成强大国家，遂不能应国际之竞争；是以行之欧、美，尚利不胜害，况无共和学识与经验之中国乎？

    余第一欲问康氏者：今世强大国家果皆君主乎？君主国果皆强大乎？民主国果无一强大者乎？康氏倘未能用统计形式，确定此大前提，则所谓“民主共和不能造成强大国家”，与其反证“非君主不能造成强大国家”之说，故当然不能成立。康氏亦尝称美国共和之盛矣，即法兰西可谓非今世强大国家乎？康氏不尝称雅典、罗马共和时代之武功乎？中南美虽曾经专制者之扰害，然今日果皆大乱如康氏所云乎？近世衰乱而亡之国，若波兰，若印度，若缅甸，若安南，若朝鲜，有一非君主国乎？有一可归罪于共和者乎？且何以近世国家行民主共和而灭亡者，反未之闻也？

    第二欲问康氏者：即云共和不能造成强大国家，而近世国际竞争场里，除东洋式昏乱之君主专制国外，果非强大国家，无一存在者乎？弱小而文明国若荷、比、瑞士人民之幸福，果不及强大而野蛮之俄罗斯人乎？此次欧战之结果，除国民消极的自卫外，积极的侵略的强大国家之观念，保无破坏乎？今日之中国，当以宁政苏民，徐图发展为要务（专制政体之下，政无由宁，民无由苏，民力国势，莫由发展），果有造成强大国家之必要与可能乎？

    第三欲问康氏者：欧、美之行共和，果皆利不胜害，不若君主国一一强盛乎？美、法无论矣，瑞士之安乐如何？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此义非短篇所能罄，当专论之。）若论中南美诸共和国，智利，阿廷根，固康氏所称许；他若巴西、秘鲁诸邦之富盛，不远愈于康氏所梦想之大清帝国乎？康氏蔑视南美之谬见，章秋桐君在《甲寅杂志》中已力证其妄，康氏岂未见之耶？一八二五年，美国建革命纪念碑于Bunker Hill 时，大雄辩家Danlel Webster 著名之演说中有云：

    （略）

    Webster 氏谓“此南方广土，蹂躏于殖民者屈服垄断顽固之下，不见天日，今始得有一新生命，南半球乃由海底而起”。康氏乃谓为岁岁争乱，视若地狱，又曰：“共和国者，共乱国也。”（康氏谓共和国武人争政为共乱国，我谓君主国武人专政为军主国，军主国有不终归大乱，不可救治者乎？）呜呼康氏！诅咒共和，至于斯极！倘有好事者译以告欧、美人，当大怪笑至陋极臭之豚尾奴，何以狂妄糊涂如此！

    第四欲问康氏者：共和若必由有经验而成，则终古无经验，将终古无成理矣？且最初之经验，又何所托始乎？若不信古无而今有，则古无康有为，何今无经验而竟有之？康有为又未尝为《不忍杂志》，何今竟有之？《不忍杂志》前无《共和平议》一文，何今竟有之？康氏须知自盘古开辟，以至康有为撰《不忍杂志》，其间人事万端，无一非古无而今有也，何独于共和而疑之乎？康氏尝述《春秋》太平世无天子之义，《礼运》大同公天下之制：又谓《易赞》群龙无首为政治之极轨；又称周召共和，又自称先发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先。又曰：“共和民主国，岂待外求于欧、美哉？吾粤之乡治，久实行之。吾中国地大而治疏，上虽有君主之专制，而乡民实行自由共和。”又曰：“九江乡绅大，无尤强大者，故无争，能守法，此与雅典略同，真吾国共和之模范也。何必欧、美？其不能穷极其治乐者，则以统于大国之下，无外交，无国史，故不焜耀耳。”今奈何忽一笔抹杀，谓“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又谓：“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又谓：“共和为中国数千年未尝试验之物。”嗟嗟康氏！任意骋词，大有六经皆我注脚之慨，奈自相矛盾何！

    帝制初改共和，照例必经过纷乱时代，此本不足为异，康氏纯以目前现象乱不乱为前提，遂不惜牺牲六年四战以鲜血购来之共和，欲戴清帝，以求定乱。然又云：“今上海租界，已是小共和国，于中国共乱亦能不乱，然执政者谁哉，吾滋愧言之！”夫康氏政见，但求不乱耳，何必问执政者为何族！又何必言之滋愧！

    卢骚所谓“民主之制宜于二万人国”之说，乃指人民直接参政而言，若用代议制，更益以联邦制，“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之说，已完全不能成立。何以证之？请观美、法。康氏所谓大国不能共和之理曰：“小国寡民，易于改良；其最要则不治兵，故无武人，故无武人之干政，即无改君主之事变。”又日：“若国土既大，则靖内对外，不能不待兵力；既用兵，则最强武者遂为国之君主矣；诸强者并立，则必以兵争政矣。”又曰：“大国必待兵，待兵则不能禁武人干政，故不能行民主共和也。”夫武人干政，甚至以兵争政，固非共和之道；然以国为公有之虚君共和国家，即不妨武人干政，以兵争政乎？若日未可，则大国不但不能行民主共和，亦并不能行虚君共和也。民主虚君，既均不能行，则治大国舍从康氏“非专制不能定乱”之本怀，固无他法矣。康氏须知今世国家，无论大小，皆有相当之兵力；倘民权未伸，舆论无力，豪强皆可盗以乱政，此固无择于国之大小君主共和也。若执此以为民主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之理由，康氏所谓为兵争政乱之南美诸邦，有一大国乎？亦自相矛盾而已！

    康氏谓民主能行于大国，只有一挟有天然海界之美，以其四无强邻也。不知近代世界交通便利，宛若比邻；欧人足迹，无所不至；远洋荒岛，皆有主人；民主政治，若不能行之美国而致衰乱，天然海界，乌足以庇之？法兰西属地人口之众，不可谓非大国，岂亦有天然海界，四无强邻耶？

    国家制度，犹之私人行为，舍短用长，断无取法一国之事，更无必须地理历史一一相同，然后可以取法之理。乃康氏举中国不同于美者七事，谓为无能取法，谓中国若欲师美，“（一）请先掘西藏，印度，波斯，安南，中亚细亚，为一大太平洋；迁西伯利亚之俄罗斯于欧洲，而听其为殖民地；移日本于南美洲，以为大东洋：则四无强邻，高枕而卧，可以学美矣。（一）又必烧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书传，俾无四千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又尽迁四万万人于世界之外，但留三百万之遗种，（倘留三百万零一人，不知能师美与否？）以耕食此广土而复归于朴僿。（一）又令于明、清两朝时，先改为十三国殖民地，（十二国不知可行否？）设十三议院，及十三总统；然后今乃费尽诸志士才人之心肝口舌，以八年奔走之力说合之。（一）又令英、俄、德、法、日本尽废其铁路，轮船，铁船，飞船，无线电，种种奇技异器。（一）国内又尽去百万之兵，只留警察，若能是，则学美之总统制可也，为联邦制亦可也。（一）然尚须上议院监限其总统之权。”夫必地理历史一一酷肖如此，然后可以取法他国政制，则世界各国，皆应自力风气，未可相师矣，有是理耶？康氏固以英之虚君制教国人者；试问英之地理历史，有一与吾华相同者乎？康氏其有以语我？虚君共和外，康氏复有自创之共和制，自谓：“上禀孔子群龙无首之言，外采希腊、罗马、德、瑞、美、法之制，内采唐、虞四岳，周召共和之法，合一炉而冶之，调众味而和之，其或可行乎。”其制维何？即于国会外，立元老院为最高机关，各省区公举元老一人，额数二十人，轮选七人为常驻办事员，分掌外交，兵事，法律，平政，国教，五事，公举议长副议长各一，其议长之制如瑞士。

    按康氏此制，所谓元老院职掌之五事，皆不越行政范围，与立法事无关涉；所不同于总统府者，惟人数加多，不由国会选举耳；而康氏不曰改总统府为元老院，乃曰于国会外立元老院，诚令人索解不得也。人数加多，且分掌大政，适与内阁各部为骈枝，则院院之争，不将较府院尤烈乎？元老不由国会选举，而由各省区公举，夫公举法固不识如何，在康氏理想，被选举者必为该省区之贤豪无疑；所不解者，此等贤豪，何以不能屈尊于国会或内阁，必别立元老院始许为国宣劳也？近世政制之患，首在立法行政之隔阂耳；康氏此制，匪独不能沟通此二者，且以促进行政纷争之程度，瑞士之制，果如是乎？康氏赞成君主，则主张君主制可也，不必诡曰虚君共和。康氏赞成民主，则主张民主共和可也，不必别立此非驴非马之元老院。盖康氏所谓之元老院制，既非图行政立法之沟通，又不足以言行政部选举制，只为行政部增一促进纷争之赘疣耳；犹不若废去国会内阁，直效希腊贤人会议，罗马元老院及三头政治之为痛快也。吾知康氏之主张虚君共和，意在虚君而不在共和；其自创之共和制，意在元老院而不在共和。康氏脑中去君主贵族，无以言治；殆犹犬马之舌，习于粪刍，舍此无以为甘美也。

    康氏理论之最奇者，莫如“凡共和政府，必甘心卖国”。呜呼，是何言也！谓全世界凡共和政府皆如是耶？不知康氏将何以证实此前提之不误？谓以袁、段政府，代表全世界凡共和政府耶？则亦必无此理。

    康氏全文之结语曰：“要之一言：民国与中国不并立，民国成则中国败矣，民国存则中国亡矣。”康氏倘易其词曰：“民国与大清帝国或中华帝国不并立，民国成则帝国败，民国存则帝国亡”，则谁得而非之？或云：“民国即亡，而中国犹可存。”此亦不得而非之。以政制虽变更，而国犹存在也。若今后共和不亡，民国伊然存在，不知更指何物为中国，而谓之败谓之亡也？

    岂非大清帝国或中华帝国，即不可谓为中国乎？康氏其有以语我？吾文之终，有应忠告康氏之言曰：

    （一）凡立论必不可自失其立脚点康氏倘直主张其君主制，理各有当，尚未为大失；今不于根本上反对共和，而于现行制度及目前政象，刻意吹求，是枝叶之见也，是自失其立脚点也。

    （二）凡立论必不可自相矛盾他人攻之，犹可曰是非未定也；自相矛盾，是自攻也，论何由立？

    今之青年，论事析理，每喜精密，非若往时学究可欺以笼统之词也。康氏倘欲与吾人尚论古今，慎勿老气横秋，漠视余之忠告。

    一九一七，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