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康有为《共和平议》

    一月前，即闻人言康有为近作《共和平议》，文颇冗长可观，当时以不能即获一读为憾，良以此老前后二十年，两次谋窃政权，皆为所援引之武人所摈斥（戊戌变法，见摈于袁世凯；丁已复辟，见排于张勋），胸中郁抑不平之气，发为文章，必有可观；又以此老颇读旧书，笃信孔教尊君大义，新著中必奋力发挥君主政治之原理，足供吾人研究政治学说之资，虽论旨不同，无伤也。乃近从友人求得第九、十两期合本《不忍杂志》读之，见有《共和平议》及与《徐太傅书》，一言民主共和之害，一言虚君共和之利（前者属于破坏，后者属于建设；不读后者，不明其立论之全旨，故此篇并及之），不禁大失望！

    《共和平议》凡三卷二万四千余言，多录其旧作及各报言论，杂举时政之失，悉归罪于共和，词繁而义约，不足观也，与徐书，颇指斥专制君主之非，盛称虚君共和之善，且譬言虚君共和之君主，如土木偶神，如衣顶荣身之官衔，一若国家有此土木偶神，有此衣顶荣身之官衔，立可拨乱而反治，转弱而为强，其言之滑稽如此！

    《共和平议》卷首题言，用《吕览》之例，有破其说者，酬千圆。吾观吕氏书，其自谓不能易一字，固是夸诞，然修词述事，毕竟有可取处，若康氏之《共和平议》，虽攻之使身无完肤，亦一文不值！盖其立论肤浅，多自矛盾，实无被攻之价值也。

    康氏原作，文繁不及备录，兹录其篇目，要义可见矣。

    导言：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专制。求共和为慕美国，适得其反而为墨西哥。

    求共和若法今制，适得其反而递演争乱，复行专制，如法革命之初。

    民国求共和设政府，为保人民和平，安宁，幸福，权利，生命，财产，而适得其反：生命，财产，权利，安宁，皆不能保，并民意不能达。

    求共和为自强，自立，自由，一跃为头等国，而适得其反，乃得美、日协约之保护如高丽，且直设民政如属地，于是求得宣布中国死刑之日。

    《新闻报》论日、美协同宣言日，代议员绝非民意；号民国而无分毫民影。民国六年未尝开国民大会，所有约法，参议院，国会，行政会议，约法会议，宪法，皆如一人或少数武人专制之意，而非四万万民意。

    中国共和根本之误在约法为十七省都督代表所定，则非四万万之民意。

    民国政府明行专制必不开国民大会，故中国宪法永不成而无共和之望。

    中国即成共和之宪法，亦虚文而不能行。

    中国武人干政，铁道未通，银行听政府盗支，无能监理，与共和成鸿沟，绝流无通至之理。

    中国武力专制永无入共和轨道之望，不能专归罪于袁世凯一人。

    武人只有为君主之翼戴，或自为君主而与民主相反不相容。

    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

    中国必行君主，则国不分裂。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灭亡。

    日本《每日新闻》论中国政局之支离灭裂，蹈俄国、波斯、突厥之覆辙。

    ————以上卷一————

    此卷各篇之总义：谓今之中国武人专政，国民无力实行共和，徒慕共和之虚名，必致召乱亡国。愚以为立国今世，能存在与否，全属国民程度问题，原与共和君主无关；倘国民程度不克争存，欲以立君而图存，与欲以共和而救亡，乃为同一之谬误。以吾国民程度而言，能否建设民主共和，固属疑问；即以之建设虚君共和制，成立宪君主制，果足胜任而愉快乎？敢问康氏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无论民主共和，或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只形式略异；而国为公有，不许一人私有，武人专政，则一也。吾国民果能遮禁武人专政，使国为公有，是岂有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之理？倘曰未能，虽有君主，将何以立宪乎？更将何以虚君共和乎？纷争日久，国力消亡，外患乘之，覆灭是惧，此象共和君主之衰世皆有之，非独见诸共和时代也。不必远征往史，即前清道、咸之间，庚子之乱，取侮召亡，岂非眼前君主时代之事乎？

    以上诸问，康氏倘不能解答，其主论之基础完全不能成立。

    以下列举其荒谬之想，矛盾之言，以问康氏，以告国人：

    康氏全文发端，即盛称共和之美曰：“夫以专制之害也，一旦拔而去之，以土地人民为一国之公有，一国之政治，以一国之人民公议之；又举其才者贤者行之，岂非至公之理至善之制哉？”又曰：“鄙人昔发明《春秋》太平世无天子之义，《礼运》大同公天下之制，与夫遥望瑞士、美、法共和之俗，未尝不慨然神往，想望治平。”后文乃谓：“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又谓：“若美、法诸国，设代议士而号称民意；而选举之时，皆以金钱酒食买之，不过得一金钱一酒食之权云尔，非出于真知的见是非好恶之公也，何民意之足云！”是不独其言前后自相矛盾，且对于美、法共和而亦加以诅咒，况堕地六年之中华民国乎？康氏诅咒中国之共和，非谓其求共和为慕美、法，适得其反，而诅咒之乎？今并美、法之共和而亦沮咒之，可见中国共和政治，即比隆美、法，而皆适得其反，亦不免康氏之诅咒也。以法、美之共和，尚为人所诅咒；堕地六年之中华民国，虽为人所诅咒也，庸何伤？康氏须知善恶治乱，皆比较之词，今世共和政治，虽未臻至善极治，较古之君主时代之黑暗政治，岂不远胜乎？（即我国之共和，虽尚无价值；而杀人夺货之惨酷，岂不愈于三国唐未五代之事乎？）且今世万事，皆日在进化之途，共和亦然，共和本无一定之限度，自废君以至极治之世，皆得谓之共和，虽其间程度不同，而世界政制，趋向此途，日渐进化，可断言也。因其未至，而指摘之，诅咒之，谓为不宜，必欲反乎君政，将共和永无生长发达之期，不亦悖乎？康氏若效张动、辜鸿铭辈，自根本上绝对排斥共和，斯亦已矣，然明明主张无天子公天下之义，又盛称共和拔去专制之害矣；复谓今非其时，但强行之，徒以乱国，夫共和果为善制，择善而行，岂有必待来年之理？吾人行善，更不应一遇艰难，即须反而为恶。譬之缠足妇人，初放足时，反觉痛苦不良于行，遂谓天足诚善，今非其时，复缠如旧，将终其身无放足之时矣，又如人露宿寒郊，僵冻欲死，初移温室，不克遽苏，而云仍返寒郊，始能续命乎？其谓共和虽善，此时行之中国而无效，不如仍立君主者，何以异是？

    康氏谓：“今中国六年来为民主共和之政，行天下为公之道，岂不高美哉？当辛亥以前，未得共和也，望之若天上；及辛亥冬，居然得之，以为国家敉宁，人民富盛，教化普及，德礼风行，则可追瑞士，媲美、法，可跻于上治，而永为万年有道之长矣，岂非吾人之至望至乐？嗟乎！宁知适得其反耶！”又曰：“求共和为自强，自立，自由，一跃而为头等国，而适得其反。”夫民国六年操政权者，皆反对共和政治之人。共和名耳，何以责效？即令执政实行共和，国利民福，岂可因之立致？美、法、瑞士之兴隆，更非六年所可跻及（美、法无论矣，即日本之改革，内无阻力，尚辛苦经营数十年，始有今日）；共和虽善，无此神奇。康氏讥国人误视共和为万应丸药，其实国人何尝如是，有之惟康氏自身耳；且其指摘六年以来之秕政，不遗余力，既云宁知适得其反，又云为民主共和之政，行天下为公之道，跌宕为文，固以作态，绳之论理，将焉自诠乎？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而得专制，诸共和先进国非无其例，何独以此归罪于吾国之共和耶？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现实，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情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中外古今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平情论事，倘局视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此理此事，不必上征往古，取例远西，即以近事言之，戊戌变法，非吾国文明开发之始基乎？当时见阻于守旧之军人（荣禄、袁世凯等），学者（张之洞、叶德辉等），致召庚子之难，一时复旧，残民之政，远甚于变法以前，平情论事，不于当时守旧党荣、袁、张、叶是诛，而归罪于谋变法者康、梁与夫死难六贤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康氏诅咒共和，无所不用其极，乃至以破坏共和者洪宪帝、督军团之所为，亦归罪于共和，休矣康氏，胡不自反！

    吾人创业艰难，即一富厚之家，亦非万苦千辛莫致；况共和大业，欲不任极大痛苦，供极大牺牲而得之者，妄也。其痛苦牺牲之度，以国中反对共和之度为正比例。墨西哥及法国革命之初，所以痛苦牺牲剧烈者，正惟狄亚士、拿破仑辈反对共和剧烈之故耳，岂有他哉？中华民国六年之扰乱，亦惟袁氏及其余臭反对共和之故耳，岂有他哉？康氏倘不忍使祖国递演争乱，如墨西哥如法国革命之初，正宜大声疾呼，诏国人以“天下为民公有之义”与夫“《春秋》太平世无天子”、“《礼运》大同公天下”诸说，使窃国好雄，知所敛抑，奈何日夜心怀复辟，且著书立说，诅咒共和，明目张胆，排斥民本主义，将以制造无数狄亚士、拿破仑、袁世凯以乱中国哉！

    康氏既曰：“以土地人民为一国之公有，一国之政，以一国之人民公议之，又举其才者贤者行之，岂非至公之理至善之制哉？”又曰：“共和为治，非以民为主耶？考美国宪法，最重之权利法典，为保人民身体之自由，及财产之安固，各国同之，美各州宪法，尤重此义，皆首举之，有二十六州，明定之曰：人民皆享受保护其生命自由与天然权利”，又曰：“凡自由政府，以人民之权威为基础；政府为谋人民平和安宁幸福及保护财产而设之者。南州、路易、诗烟拿之宪法，尤深切著明曰：凡政府自人民而起，操人民之意志因人民之幸福而设立，其唯一之目的，在保护人民使享有生命自由财产。此数语乎，真共和国之天经地义矣！”又曰：“夫民意乎，岂自民国之主体乎？”又曰：“欧、美之政体，只争国为公有，而不争君主民主。”又曰：“吾三十年前，著大同书，先发明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先。”又曰：“以数千游学之士，..拾欧、美已过之唾余，不中时之陈言，曰自由也，曰共和联邦也，..”又曰：“今民国群众所尚，报纸所哗，则新世界之所谓共和，平等，自由，权利，思想，诸名词也，..以风俗所尚，孕育所成，则只有为洪水猛兽布满全国而已！”又曰：“鄙人不以民主为然也。”又曰：“吾国人醉于民本主义以为万应丸药，无人知其非者！俄、波、突厥亦然，甚矣，醉药之易于杀人也！”忽称自由权利为大经地义，忽又称为洪水猛兽，不中时之陈言；忽而赞美国为公有，凡政府自人民而起，为人民而设之说；忽又指斥为民本主义争国为公有者乃饮药自杀；忽自称为发明民主共和之先觉；忽又自称不以民主为然：————是殆国便骋词，任意取舍，遂不觉言之矛盾也！

    康氏所谓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之理由有三：曰武人专政，曰铁道未通，曰银行听政府盗支。按此三者，本国之大患，无论若何国体，若何政制，都不相容，不独限于民主也。民主共和而武人专政，则为狄克推多；虚君共和而武人专政，则为权奸，其义一也。

    康氏谓：“君主国之制，自上及下，故将校得藉君主之威灵而驭下，而后其下懔威而听命焉！民主国之制，自下以及上，故将校藉士卒之力而后其上畏威而听命焉。无世爵之延，以结其不叛之心；无忠义之名，以鼓其报效之气；故不足以收武人之用，而反以成其跋扈之风也。”夫以盛时而言，康氏见德、日军人服从其君主，独不闻法将霞飞，威震邻邦，而俯首听命于国会乎？以衰世而言，汉之莽、卓，唐之藩镇，独非君主时代之事乎？即以近事证之，辛亥之役，即不废帝政，袁世凯握八镇之兵，行操、莽之事，挟天子以令诸侯，视六载伪共和，不更暗无天日乎？（即就康氏自身而论，戊戌亡命所受之痛苦，岂不较今为甚？）再以最近事证之，去年复辟之役，康氏所谓“复辟可反攻以讨逆，旧君之义可废，何有于法”，可见帝政复兴，亦无以结其不叛之心，鼓其报效之气也。

    又康氏与徐东海书云：“惟绍帅专心兵事，其政治大计，皆付托左右，遂至其左右隐操大权，刚愎自用而专断。..先是吾代草诏书，用虚君共和之义，定中华帝国之名，立开国民大会而成宪法，即召集国会而速选举，其他除满、汉，合新旧，免拜跪，免避讳等诏，皆预草数十，以备施行，及见排不用，..”呜乎！大权犹未操，已是何等景象！武人秉政而谓能国为公有，虚君言治邪？嗟嗟康氏，幸不为蔡伯喈耳，见排不用，犹未为大辱也！

    康氏曰：“凡共和之国，必须道路交通而后民情可达；又必道路交通而后无恃险阻兵，以酿战争，..今吾国创造铁路，南不能至川、滇、黔、粤，北不能通新疆、甘肃、陕西；故西南得以负险而称兵，政府亦不能陈兵旅拒之；其初敢抗拒政府者，肇于僻远之云南，渐及负险之四川。”夫道路交通，固立国之要政，何独限于共和耶？岂君主国与夫虚君共和国，道路皆不必交通，民情可不必宣达耶？康氏所理想之虚君共和，不识是何等黑暗景象！西南义师，正以道路修阻，得扑袁帝而保共和；康氏所云，为袁帝鸣不平则可，著引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证，却正与事实相反。

    康氏曰：“凡共和之国，必在财政与国民共之，而政府不能分毫妄支焉，今中国、交通两银行，皆为政府所欲为，国民虽有资本，国民虽有贮金，而政府妄支，以养私人，以行暗杀，以战敌党，而国民不能知其数，更不能监理之，坐听其亏空，停止兑现而已。”按袁皇帝盗国市以行暗杀，以战敌党，以致停止兑现，此正政府不行共和之果，非中国不宜共和之因：倒果为因，殊违论法。而康氏或曰：国民何以不能监督政府，听其妄支妄为，不行共和，此非中国不宜共和之因乎？然则国民若不能监督政府之妄支妄为，即君主国又何以立宪，又何以虚君共和，国为公有乎？

    康氏以此三种理由，谓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毋宁谓中国不宜共和而宜君主专制，毋宁谓中国不宜共和，而宜酋长专制，更毋宁谓其不能存在于今世；良以今世国家，若武人专政，道路不通，国民无力监督政府之妄支妄为，未有不灭亡者也，岂独不能共和哉！

    康氏所指摘民国六年以来之政象，谓为共和所致者，如下：

    袁世凯称帝————失去外蒙、西藏道里物产无算————各督跋扈，狎侮轻玩中央————无国会，无宪法————督军团跋扈于前，西南割据于后————烟酒盐关教育实业之拒派遣————府院争权————令长吏授意，举其私人为议员————增兵至八十师团，兵费至二万万两————不经国会公决而组内阁，而借外债，而宣战————解散国会，召集参议而废约法————增外债数万万————围议院迫议员————政府妄支国币以养私人，以行暗杀，以战敌党————中国银行积款八千万已为洪宪盗而称帝————矫诬民意强迫议员签名布告中外以拥袁帝————总统总理日日盗取银行————政费日增，赋敛日重，富者远徙，民生日蹙————诸将争权，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无算，生机断绝————私抽赋税，妄刑无幸，民不堪命————六年以来无预算决算之表示，民不敢过问————新税加征，公债强迫————元年京、津之变，损失逾万万————袁世凯月用八十万金，其施之于侦探暗杀五百万金————六年四乱，商务大败，银行停止兑现，纸币低折————袁称帝而川、湘、粤大受蹂躏————开平之煤，招商局之船，汉冶萍之铁厂，亦可押于外人————袁世凯善用金钱收买，习而成风————癸丑江、赣、粤、楚之战，死民无数————贤才摧弃，若赵秉钧、宋教仁以暗杀死，谭典虞、汤觉顿无幸被戮————对于蔡锷、曹锟、张敬尧、梁士诒等赏罚错————非法之假政府逮捕真国会之二百议员————密订军械借款及凤凰山铁矿合办之约。

    上列政象，有一非反对共和之袁世凯及其爪牙“会议徐州，决行复辟，出名画诺，信誓旦旦之十四省督军”（用康氏与徐东海书中语）之所为乎？此正不能厉行共和之果，而谓为共和所致，且据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因；倒果为因，何颠倒一至于此！

    康氏谓民国六年，未尝开国民大会；又谓代议员绝非民意。试问康氏所谓国民大会，乃不用代议制乎？夫国民直接参政，诚属共和之极则，然非分裂至极小之国家，或自由都市，此事如何可期？康氏最恶分裂，又反对代议制，不知有何法以通之？倘谓君主国无论大小，国民大会皆可不用代议制，斯真梦呓矣。此时世界立宪国家，无论君主民主，皆采用代议制者，良非得已。代议员之意，固与国民总意（国民总意，亦只多数而非全体）有间；然不愈于君主一人或权贵少数人之意乎？康氏非难共和，并非难代议制，则世界民主共和君主立宪皆无价值，奈何独指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征乎？代议制虽非至善之法，然居今日速舍此而言立宪，直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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