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两只小脚重重蹬在楼板上,像往土里打桩。胖大的一个女人,好容易到了楼梯脚下。打杂的小厮买了报纸跑回来,她接过来,噗嗤一声笑了。
“怎么这么小,还要一毛五。”
“我看看。”琵琶道。
单面印刷,字体比平常大。她迅速瞥了一眼红黑双色的头条,如同吞了什么下肚,不知道滋味,只知道多汁而丰盛。她将报纸还给潘妈。
往后每天都有号外。报童的吆喝像是乡村夜里的狗吠,散布凄清与惊慌。总是静默片刻方有人喊道:“马报,马报。”上海话“买”念“马”。街上行人拦下报童。一夕之间英雄四起,飞行员、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蒋光鼐将军。相片里仪表堂堂,访谈中慷慨激昂。中国真的要在上海抗日了。
“出来看啊,何大妈,快出来。”潘妈在洋台上喊,咧着嘴笑,秘密地,“飞机打仗啊。看见那一个下蛋没有?”
“嗳,看见了。”何干举手搭凉棚,“看看房顶上那些人!”
“是我们的飞机不是?青天白日是我们的。”
“是么?青天白日啊。这些事你知道,潘大妈。”
“一定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也有飞机。”
衖堂房顶上一阵欢呼,爬满了观众。有人在鼓掌。
“啧啧啧,这么多人。”何干惊异地道。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那一个打跑了。是我们的么?”
榆溪出来赶她们进去。琵琶留在房间里的法式落地窗边。似乎不该喝彩鼓掌。那些人不知道打起仗来是怎样一个情形。她觉得置身事外。她不看头版,不知道多年来日本人蚕食鲸吞,这如今终于炸了锅,她也不觉得众人的雀跃狂喜。那些快心的人也许是不知道打仗是怎样一个情形,可她也不知道。很奇异地,她与父亲后母有那么多不愉快,一打仗,她又变成个小孩子了,在大人之下,非常安乐,一点挂心的事也没有。
“我们要不要搬家?”她问她父亲。
“搬哪?”他嗤笑,兜着圈子。
“我们这儿不是靠苏州河?”她从母亲姑姑那里听见这里危险,闸北的炮弹声也听得见。
眼一眨,头一摔,像甩开眼前的头发,撇下不提的样子,“人人都搬——一窝蜂。上海人就是这样。你舅舅走了么?”
“他搬进了法租界的旅馆,说是比公共租界安全。”
“谁能打包票?你舅舅就是胆子小。他跟他那个保镖。”
他尽自讥笑国柱的保镖,自己倒也请了两个武装门警,日夜巡逻。他们是什么军阀的逃兵。主要是他们有枪,卡其制服也挺像回事,可以吓阻强盗,战时也能震慑趁火打劫的人。琵琶倒觉得打仗有如下雨天躲在家里,而荣珠的母亲下楼到厨房煎南瓜饼,唱道:“咱们过阴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抛荒了,任她嬉游。她不担心去不了英国,她母亲亲自处理她的申请。今年若是仍在本地举行考试,她会参加。没有人再跟她父亲提起这事,他也渐渐希望不会再有下文。他和荣珠装得一副没事人模样,依旧让她去看她母亲。“去看姑姑”是通关口令。她学会了搭电车去,走到电车站并不近,沿途常看到叫化子,踩过地上的甘蔗皮,到处是藤编的婴儿车,老妇人坐在路边卖茶,旁边搁了一只茶壶两只茶杯,小男孩推着架在脚轮上的木板滑行。晚上回来,人人在屋外睡觉,衖堂屋子太热。每走两步都得留神不绊到席子,跌在穿汗衫短袴的黄色的瘦薄的身体上。都是男人吧,所以从来不去看。没有体味的中国人身体散发出的味道正巧给夜晚的空气添了一点人气。打仗的原故,路上有铁丝网,乱七八糟的环境中并不引人注目,只像短篱笆切过人行道,房间的隔板似的。
露与珊瑚刚搬进了一间便宜的公寓,位于一条越界筑路上,那是公共租界的延伸,是英国人在中国地界修的路,主权仍争议不休。所以她们泥足在不太安全的区域。
“来跟我们一块住。”国柱从旅馆套房打电话来,“有地方给你们俩,挤一挤,打仗嘛。”
“连我也让去,真是客气,”珊瑚向露说道,“可是我真受不了他们那一大家子。”
“我也一样。”
两人留在家里,为红十字会织袜子卷绷带。珊瑚在学打字和速记,想找工作。有次上完打字课,从外滩回来,琵琶碰巧在那儿。
“吓咦!好多人从外白渡桥过来,”她惶骇地喊,“塌车、黄包车,行李堆得高高的,人多得像蚂蚁——”一时说不下去,只是喊“吓咦!”反感又恐怖。“简直没完没了,听说好两天前就这样了。每天都是这样,租界哪能容得下那么些人。”
“我就不懂怎么会有人愿意住在虹口。”露道,“每次一过外白渡桥,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房租便宜。”珊瑚道。
“那也不行。日本鬼子都在那里,那是他们的地盘。”
“我没看过日本人。”琵琶道。
“怎么会?”露道。
“我没去过虹口。”
“在天津总看见过吧?在公园里?”
回想起来,隐隐绰绰记得穿着像蝴蝶的女人走在阳光下。
“喔,看见过,她们很漂亮。”
“嗳唷!日本人漂亮?”珊瑚做个怪相。
“在欧洲的时候我们最气被当作日本人,大金牙又是罗圈腿。”露道。
“最气人的还是他们还以为是夸奖:‘嗳呀,你们那么整洁有礼貌,一点也看不出你们是中国人。’”
琵琶记得秦干在公园里说:“看不看见背上的包袱?人家都猜里头装了什么,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得成天背着。是背着他们祖先的牌位呢。”
琵琶听过别人也是这么讲。珠宝盒似的绑在后腰上,使中国人百思不解,如同别人纳罕苏格兰男人的裙子底下是何种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