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信上：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习的中文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现在，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地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将这封信连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亲……”

    我读着读着，不禁哭出了声。浩！你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女儿，能写出这样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样的热爱中国，她要做个像样的中国人，她还要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这完全是你的意愿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儿们在你的哺育下已经成长起来了，我怎么向你表达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向孙所长表示了感谢，我很快给浩写了信。信写得很简短，信里说：“我现在在抚顺。托慧生的福，我能给你去信。……”

    我告诉她，是周总理转给我慧生的信的；我还告诉她，周总理欣赏这封信。真的，捧着这封信，我觉得沉甸甸的，这里面不仅寄托着浩、慧生、嫮生三颗赤热的心，它还经过一个伟人的手，传递着伟人的温暖。我捧着这封信，真是觉得手心灼热，因而如醉如痴了。

    我写的信经过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里。母女三人反复地贪婪地读着我的信。如今千山万水隔不断我们夫妻父女的感情，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们三人的来信。我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她们的情况了。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中国话也说得好，她正在读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她说如今中国是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不能不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听说她还起了个中国名字，我想如果我将来释放以后可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话，慧生可以当我的助手。自从浩和我恢复通信以后，我在抚顺管理所的生活似乎变得充实了。为了表达我喜爱两个女儿的心情，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沦，

    却庆昭苏大地春。

    眼底光阴诚过客，

    瀛寰儿女已成人！

    桑榆欲养阿爷志，

    朝夕无违乃母心。

    时至会当回祖国，

    向东计日乐天伦。

    1957年春日作

    诗既表达了我对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们回来，我们全家团聚的愿望。

    由于我可以和家属通信，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部战犯也都可以和家属通信。感谢管理所给了我们这种方便。由于家属来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坦白、检举工作。我觉得也要感谢慧生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了这种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妹妹们通了信。四弟溥任，现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当了小学校长。四妹韫娴和七妹韫欢当了小学教师。五妹韫馨是个缝纫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学，她还学会了蹬自行车。六妹韫娱是个画家。三妹韫颖还当了街道治安保卫委员，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经常到邻里间串门，宣传新婚姻法。想不到当初我们这些娇慵懒散的“金枝玉叶”，都在新社会中有了她们相应的地位。这使我感到高兴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觉得放心。我相信共产党，只要我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想党一定会宽大处理我们，给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四十四 元帅们的鼓励

    我这个想法，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1955年3月间，有一天我和溥仪忽然被叫到所长办公室去。一进门看见屋里坐满了一些戴着金光闪闪肩章的人。孙所长说将军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学习和改造，你们随便谈谈吧！将军们问了问我们的童年生活和伪满时期的生活，特别问了问现在的情况，问我们对管理所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意见。我和溥仪都如实作了汇报，一再感谢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带胡子手中握着烟斗的人，我经常看新闻记录片，认得他是贺龙元帅。他问溥仪：“你在这里，与以前当皇帝时候相比，吃的东西哪个好吃？”溥仪回答说：“这儿好吃，我过去在皇宫里虽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现在在这里，二两包子一顿能吃六个。”贺龙又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还向我问起嵯峨浩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已经通信。贺龙问起以后的发展趋势。我小声说：“她在日本生活惯了，以后不一定会回来了。”贺龙笑着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贺龙的话使我吃惊，但也看到了希望。我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海洋般的宽阔胸怀，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贺龙最后敲着烟斗说：“不要光是认罪，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你们将来还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况呢！”后来，我知道那天还有聂荣臻元帅在座。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问我：“‘能看到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说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觉得这是隐含着我们还有被释放出去的可能。回顾当初我们以为来到抚顺一定要被枪毙的想法，未免觉得太可笑了。我说：“那是鼓励我们要认真学习改造。”

    “是的。”

    当我们回到监舍，把元帅接见的情况告诉大家以后，在同屋的伙伴中引起了一阵轰动：“恭喜你们，老溥、二溥。”我们那时已经被大家简化地称作： “老溥”、“二溥”，有时叫“大老溥”、“二老溥”，说明原来的帝王之尊已经被推翻了。大家都从元帅这些简短的鼓励的话语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四十五 到社会上去参观

    也就在这以后，到了1956年初，一件使人喜欢又使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管理所要组织我们到社会上去参观，看一看解放以后的新气象。那时是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完成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为了使我们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所里决定组织战犯去到社会上参观。先看抚顺，然后再到其他的城市。伪满战犯中东北人多，他们生怕在抚顺参观时，群众会认出他们来，会向他们讨还血债，因此提心吊胆；但是又觉得关在管理所的时间太久了，确实也想了解外边情况，很想到外边走一走。

    1956年3月7日，我第一次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首先是参观工人住宅。我们去的是煤矿工人住宅区，一排排三层楼的宿舍区，每家工人住宅都是两居室或三居室，每个居室都有厨房和厕所。每家人家都有收音机和缝纫机、自行车，不少人家还有了沙发。居室都布置得窗明几净，墙上都有一张庄严的毛主席像。工人们穿戴也很整齐，哪里还有煤黑子下井衣衫褴褛、衣食不周的影子？也许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身份吧，不少人家准备了茶水。我们走过时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坐一坐；我们动身时，又挥手相送，一再邀请我们下次再去。我流下了惭愧的眼泪，工人阶级真是宽宏大量，不计较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恶。

    3月7日下午，我们参观了煤炭工业部抚顺工业学校。我看到了敌伪时代日本制造的皮带车床和我国自制的新式车床，还有苏联、捷克、波兰等国的新式机器。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我国自制的新式车床以及苏联等国的机器早就超过了伪满时代日本制造的机器。学校教师在课余时间还自制了各种模型，说明他们教育学生不仅重课本知识，而且重实践，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旧教育制度的不同点。我通过参观，觉得眼界大开。我还参观了抚顺市第二国营商店，只见货架上商品充足，琳琅满目，五光十色，顾客拥挤；哪里还有从前商店里货架萧条，物价昂贵，顾客裹足不前的样子？而且今天商店里出售的全是国货，这与伪满时期日本货充斥市场的情况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一天的参观使我们兴奋异常，回到管理所里不用组织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这是最生动实际的教育，新旧社会两重天，谁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谁也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些战犯罪孽深重。参观加深了我们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努力学习，把自己罪恶之身改造成为新人。

    1958年、1959年我和溥仪等继续外出参观，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和我们一道外出参观的还有日本战犯，他们在访问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露天煤矿附近有个村镇叫平顶山。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击毙了一部分日本守备队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天亮以前转移到别处。第二天，日寇为了报复，将全村居民三千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全赶到村外山坡上，用机枪扫射杀死，有的还用刺刀挑了一遍。屠杀之后，日寇为了掩盖他们残酷杀人的痕迹，烧光了周围的房子，用大炮轰崩山石，盖住尸体，周围用铁丝网围住，企图从地图上消灭平顶山这个名字。直到1972年，人民政府扒去掩盖在尸体上的山石，在死难者的白骨上盖起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让广大群众经常参观，不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仇恨。人们在参观遗骨馆时，可以看到两具白骨紧紧地搂在一起，还有母亲搂抱着婴儿的白骨，不少骷髅的头盖骨上还有明显的刀痕，不用说，当时死难者临终时是多么悲惨！在我们当时参观抚顺露天煤矿时，这个遗骨馆还没有建立，但是平顶山惨案是众人皆知的，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所长方素荣当年是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就是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日本战犯会见了她，她向战犯们讲了惨案发生时的实况，并且以宽阔的胸怀对日本战犯表示了原谅，要求战犯们今后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日本战犯跪倒在地，痛哭失声，悔恨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我和溥仪一起随同参观，目睹此景，也觉得自己追随日本帝国主义，对人民欠下了债，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我们在台山堡乡参观一家姓刘的农民家庭时，谈起了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大娘沉痛地追忆着解放前吃糠咽菜乞丐般的生活，又充满自信地赞扬着今天的美好生活，谈话中间她不自禁地要谴责那个制造这些罪恶源头的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这时溥仪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向刘大娘低头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同来的几个伪满大臣和伪将官也纷纷站起来说：

    “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劳部大臣……”

    “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

    “……”

    我也汗流浃背，惭愧得无地自容。

    然而那个大娘却意想不到地宽宏大量，她怔了一会儿之后，只叹了一口气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正经人”，这个本来不算很高的要求，此刻却是我们这些战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崇高目标，因为我们自知罪恶之身距离这个目标尚远。通过刘大娘用宽恕的口吻说出来，觉得只要人民原谅，还是可以争取做个“正经人”的。一时，我们被经过党的教育的劳动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宽阔胸怀所感动，又被这个经过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所吸引，竟感动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外出参观，使我们看到了管理所大门外的宏伟气象，增强了改造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被批准参观国庆游行队伍。国庆佳节，抚顺市政府组织国庆典礼游行。在抚顺火车站前广场搭起了观礼台，党政军领导都上台检阅。我们被特许在观礼台下边东侧另加两排椅子，同时参观这雄伟的游行队伍。国庆那一天上午，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手持巨幅红旗缓缓前进，队伍中辆辆彩车载着各种模型，展示着抚顺市工农业战线的辉煌成果。工农兵学商的队伍有秩序地前进着，不断地高呼口号，向主席台频频招手。在文艺大军中，还有东北特有的大秧歌和二人转，随着队伍前进，载歌载舞。我们都身穿蓝色制服，站着看，也可以坐着休息。我看着群众兴高彩烈的神情，不免想起在伪满统治时期群众在日方挟持下提心吊胆地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如今正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骄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柳亚子词）我就是在管理所中，也体会到“换了人间”的味道，只是我如今还是个战犯，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人民中间，跟大家一起共享这种快乐呢？我不免又沉湎在我长期萦绕心怀的这个宿愿中了。

    四十六 亲属来访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参观后的第三天，我和溥仪、润麒、万嘉熙以及三个侄子毓嵒、毓嶦、毓嵣都被通知到所长那里去。我们都纳闷：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呢？一到所长的接待室，发现原来阔别了十几年的载涛叔叔和两个妹妹来看望我们了。

    亲人意外相见，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见，虽已69岁，但脸色红润，健壮如旧。他首先告诉我们不久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当时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告诉毛主席这是载涛先生，是溥仪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后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呀，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嘛！说到这里，涛七叔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们全家都感动得流了泪，毓嵒甚至痛哭出声。七叔又说，第二天彭真市长又找到他，告诉他可以带弟妹去抚顺，并发给了旅费。三妹和五妹又抢着说，东北天气冷，政府特地为他们发给了棉衣。说着说着，她们又激动得哭了起来。这时在旁的孙明斋所长知趣地说：“你们慢慢地说吧！” 带着管理所的其他干部退出了接待室，让我们更方便地畅谈。

    家人聚会，我们尽情地谈了起来。七叔说到父亲载沣在解放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曾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他于1951年逝世，临终时除了我和溥仪外，其他子女都在场，妥善地办了丧事。他本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古稀之年，还参加了他最喜爱的解放军系统的养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话时那种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连我们也觉得高兴。七叔还告诉我如今满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记的八万人增为二百四十万人。这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清廷崩溃，满族处境困难，求职无门，一般的冒称汉族，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改姓金、肇、罗等，满族凋零，生活也日趋困难。只有到了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大家庭，满族人才敢于公开自己的身分。宪法公布之后，根据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满族人口一跃为二百四十万，这里蕴藏着少数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泪。我自己是体会很深的。清廷覆灭，我成为末路王孙，不自量地妄图复辟清朝，鉴于自己没有力量，只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也已崩溃，我成了阶下囚，我固有自己应负的罪责，但我又是个没落的满族，更没有好下场了。七叔的讲话却给了我信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认识到只要我认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还郑重地告诉我祖宗的陵墓都保护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亲载沣，不由得从心里说：“阿玛！不孝男溥仪、溥杰对不起您，连累您晚年牵肠挂肚地想着我们，临终时我们也不能前来送别。现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我们兄弟俩要认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家放心吧！”

    七叔和三妹、五妹整整和我们谈了一天半。他们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溥仪也被管理所用专车送去同他们叙谈。他们参观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监舍，觉得这里的条件很好，和学校差不多，他们也放了心。

    四十七 管理所内的文娱生活

    自从大坦白大检举告一段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撤回北京，这一时期我们处于听候处理的阶段。由于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提高了一些觉悟，管理所内部在管理方法上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各监号不再用大铁锁锁门，各监号之间可以互相串门。当然这是指我们伪满汉奸的管理所而言。我们这个所与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管理所之间是不允许串联的。实际上我们没有怎么串门。我们这个所有十多间监号，人住不满，也收拾出一间房子作为图书阅览室，里面有些书报，可借我们阅读。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一般的上午学习，下午就在院内活动，即所谓“放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太极拳，打排球，打克郎棋，或晒太阳。老人们打克郎棋的比较多。冬天管理所还在院内浇了一小块冰场，供大家滑冰用。冰场方圆50多平方米，冰鞋和冰刀都是战犯自制的，记得溥仪还由几个侄子架着上去滑过，摔了一大跤。晚饭以后则是娱乐时间，可以听广播，下棋或打扑克牌。现在我回忆那时的文娱活动，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些伪满官吏，过去高官厚禄，现在成了囚徒，也就放下架子，玩起民间经常玩的那些游戏了。有一个现在儿童还经常玩的游戏：丢手绢。孩子们玩时，是大家围坐一个圈，有一个小孩在圈外跑着，边跑边把手绢扔在另一个孩子的背后，那个孩子发现身后有手绢时，就起立捡起手绢追赶，同时也选择对象把手绢再放在另一个孩子的身后。如果小孩不知道身后已经有人扔了手绢，那个扔掉手绢的孩子跑了一圈又回到他的身边，他是要受罚的，罚唱支歌或表演个节目。在玩这个游戏时，孩子们一边拍手一边唱着这样一支歌：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他的身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现在轮到我们这些老头儿来玩这些游戏了。在哈尔滨道里管理所时就玩过。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当时五十出头，在年轻的毓嵒、毓嶦、毓嵣之后就该轮到我。那些伪满大臣六、七十岁的很多。我们这些人虽然跑跑颠颠，玩起来有些风险，但也很乐意玩这些游戏。人们自然把耍笑目标转移到溥仪和我身上，我们显得迟钝，常常发现不了身后有手绢而被人抓住。被罚的节目就是把我们的眼睛蒙住，双手放在背后，大家轮流走过去打一下，我要猜出这个打我的人是谁，猜对了就放开眼，重新丢手绢。我总是挨打的时候居多，我也有猜对的时候，但是别人硬是不走，为了好继续打下去。管教人员看不下去，只好说：“人家已经猜对了，为什么还说不是呢？该换一换了吧？”我本人倒是不在乎，反正是玩游戏，大家取个乐嘛！当然也有我去打别人手心的时候，我常常是打了一下后赶紧把我的手高高举起走开，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我这样打法“独树一帜”，与众不同。我也奇怪，怎么连打个手心我也跟别人不一样呢？说明皇族出身的人实在太脱离群众了。当然时间长了，人家也会猜出这种打法就是我。

    管理所也搞晚会，逢年过节时更热闹些。我们先把通道中间用红绿花纸剪成练带装饰起来，点缀出节日气氛。过节时大家一齐动手包饺子，有的人居然拌馅儿，擀皮儿，捏饺子非常熟练。初到抚顺时伙食还有大、中、小灶之分，这时吃饭已不再分灶，除了病号可以有照顾外，伙食标准已经统一了。晚会开始时，第一个节目是唱歌。我们唱歌，唱的是《社会主义好》。也有诗歌朗诵，我常写些旧体诗朗诵。我还写过相声段子、双簧段子。我毕竟是北京人，我写过《逛北京》、《春联》这些带北京味儿的段子。我也登台演出，我当捧哏，显得呆板枯燥；与我配合的老杨，他则大卖力气，居然博得阵阵掌声。我们这些战犯中有的会表演很好的节目，像李文龙表演的魔术有一定水平，毓嶦给他当下手，配合得很好。我写过两个剧本：《打击侵略者》、《从黑暗走向光明》。前者是写英国侵略者侵略埃及的故事，后者是写我们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故事。万嘉熙任导演，主持了演出，溥仪还登台演出。演出是成功的，特别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活生生地演出了我们这些人在抚顺接受改造的经过。有的人边看边流泪。奇怪得很，我这个平时由于长期在日本关东军的监视下变得谨小慎微、性格很不开朗的人这时也活跃起来，敢写剧本，甚至还和人开开玩笑，说个调皮话。我比溥仪要活跃些。人们也不再视我们为金枝玉叶，通常叫我们为“老溥”、“二溥”。我们听到这些既普通又亲切透着人情味的称呼时，也觉得美滋滋的。开晚会时大家哄我来一段京戏，我在醇亲王府时就爱听京戏，那时常听谭鑫培、杨小楼、龚云甫的戏，私下也学谭派的唱腔，但是没有正式唱过。现在到了这种场合，大家一哄，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就站起来唱段《卖马》、《空城计》，有时甚至还学唱麒麟童的《追韩信》。一唱完，下边就大声叫好：“二溥行！”

    管理所在院中搭起了露天戏台。为了可以在上面演出大型节目，还组成了一个乐队，可以演奏各种乐器，这都是由日本战犯组成。其中有一个吹口琴的，原是个职业演奏者，演奏起来就是与众不同。日本战犯还能演出些日本民间舞蹈、合唱等节目。他们还演出了揭露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大型话剧《原爆之子》。这时期伪满战犯也组织起了学委会，领导学习和文娱活动，甚至包括卫生评比等事务。学委会主任是五妹夫万嘉熙。

    四十八 慧生殉情

    自从和浩、慧生、嫮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复通信以后，我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管理所大墙内的天空似乎也变得宽阔了。我天天盼望海外来信。我通过信和妻女们交谈着，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门与家人团聚。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她攻读中国文学，已经读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文版鲁迅的《彷徨》，甚至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使我想起她周岁的时候，为了占卜孩子的未来，让孩子在一个摆着各种各样东西的盘子里随意抓东西，抓到什么就意味着她将来有什么样的前程。慧生居然抓着离她最远的笔。这使我觉得很高兴，孩子与笔墨有缘，这就能继承我将来的事业了。现在她真的喜欢中国文学，而且已经知道爱新觉罗家的门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可以继承起书香门第的传统。我的慧儿！你让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给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你们呀！慧生要考大学了，她想报考东京大学哲学专业。她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尊重你本人的意见。”亲友们不同意，说读哲学容易被赤化的；有人说报考东京大学哲学系的女生只有慧生一个，混在男生中间，耳鬓厮磨，又谈论哲学，时间长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发生变化，万一变成个独身主义者怎么办？于是慧生动摇了，她决定参加学习院的考试，报考国文专业。我想这也不错，将来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我和浩，还有慧生，不是都愿意作中日友好的桥梁吗？

    浩可是很久没有来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来信说，为了鼓励我和溥仪学习和写作，她要送给我们两人各一支自来水笔，她将托正在日本访问的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现在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长早已于1957年底回国，怎么还没有把笔送来呢？浩本人也迟迟不来信，出了什么问题吗？真使我不放心。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战犯写给目前仍留在管理所内日本战犯的信，因此我觉得我的笔也快捎来了。

    但是浩的信仍没有来。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终于来了。同时到达的还有浩的妹妹启子的信。拆开一看，真是晴天霹雳，我的慧儿她自杀了。难怪浩没有给我来信，她正陷在难以自拔的悲痛之中。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学习院认识了男同学大久保武道，两人相爱。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给了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女儿也是中国人，应当嫁给个中国人，而且应该是满族。浩这种热爱中国的想法，始终让我感动。当我长期以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辟清朝，同时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内心陷于极端矛盾的时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横行霸道的情绪而增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如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但是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是尊重本人意愿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阻碍女儿和一个日本人结婚。我想起慧生在最后一封信中就告诉我她有个男朋友，她很喜欢他，但没有提到结婚，也没有说明她的母亲持反对态度，只是问我她该如何办？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长期不和女儿在一起，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来答复她这种问题，因此回信中只说我不了解情况，希望她照母亲的意见办。这使得慧生非常失望，她本来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结果得不到我的支持，只好走上了绝路。她和大久保两人在1957年12月4日下午7时相约在日本静岗县天城山隧道到八丁池之间开枪自尽。五天之后遗体才被人从一棵百日红树下发现。两人依偎着，手枪已经射穿了太阳穴。慧生实由我而死，要是我能给她一些支持的话，或我再劝劝浩，她是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的。我又增加了罪孽。

    慧生殉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管理所。当天管教科金源科长找我谈话。金科长安慰我说：

    “人总是要有一死的。不过你的女儿正在求学，不到死的年龄，正应该奋发有为，力求上进的时候，她的死是令人可惜的。你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学习改造。你要认识到这件事你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不在家里，不和老伴在一起，你不能对女儿进行工作。假如你要是和老伴在一起，你直接做一点工作，这件事也会处理得好一些，你女儿也不致于自寻短见。你要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罪过，因而增强改造的勇气。女儿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已经失去了女儿，再悲痛也没有用。你要更加爱护剩下的这个女儿，让她健康地生长。不要过于悲伤了。”

    天哪！这比父母还亲切的安慰，我哪能不感动呢？我又一次掉下了泪。是的，为了浩，为了唯一的嫮生女儿，我要擦干眼泪，坚强地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就给浩发了信。我写信时仿佛慧生还活着，难以相信她已经去世了，我向浩忏悔了我的罪过。我写到：

    “我把将来的一切全都寄托在慧生和嫮生身上了。我之所以能经受种种磨难，活到今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两个女儿和浩团聚……这是为什么啊！？天各一方，身为父亲不能为女儿做任何事情，这是我终生的遗恨。如果说谁有罪的话，那就是我，是身为父亲的我……”

    我纵使一千遍一万遍检讨我的罪过，也已经晚了，因为慧生毕竟已经离开我了。1月30日，就在我最悲痛的时刻，浩和女儿托李德全部长捎给我的金笔寄来了。握着金笔，想到寄笔给我的慧儿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觉潸然泪下。我夜不能寐，神魂颠倒，在夜深人静之际写下了三首怀念慧生的诗。

    哭慧女三首并序

    呜呼慧儿！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丧汝，在此驹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茕孑东篱寄食，复使汝焦恻北京上书；还使汝萤雪成恨，祸发天城荒麓；终使汝弃乐习文，反致沟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还使……罪咸在我而祸偏及汝。

    （一）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

    负汝实深。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有母飘零；

    有妹无告，罪咸在我，

    苦汝深矣！负汝深矣！！

    呜呼慧儿，偏有此父。

    已矣已矣，恨何有极！！！

    （二）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

    而悼汝哭汝，悼也无及，

    哭亦奚益！生暌万里，

    死亦殊途，清夜扪心，

    徒溅空泪。呜呼慧儿，

    嗟何及矣。

    （三）

    呜呼慧儿！吾伏枕哀吟，

    汝不可闻。我忏我恸，

    汝岂或知？呜呼慧生！

    汝其瞑目于地下，

    乃父将迎尔骨还吾故土。

    呜呼哀哉！

    慧生死后，浩为了纪念她以及自己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写了《流浪的王妃》一书在日本出版，来信叫我写序。未见过书的内容而写序的可能就是我一人，但为了怀念慧儿并忏悔自己，我还是写了序并附上这三首诗，诗后还加上了三首律诗：

    情到难堪愈见情，

    曾夸吾女有女是萦。

    萤窗识我哀成错，

    鲋辙呼谁渴望营。

    永世别来长恨处，

    廿年夭折可怜生。

    瞑怀前后空余泪，

    咄咄书空慧字名。

    误尽生平愧掌珠，

    累她龆稚寄人庐。

    十年梦里犹呼父，

    万里瀛寰更上书。

    骨血自连心臆痛，

    恩情宁为死生殊。

    无边悔恨无穷泪，

    清夜扪心暗悼初。

    噩耗遥传尚半疑，

    分明笑貌忆平时。

    空垂老泪瞻而母，

    自作余殃祸我儿。

    岂计幼聪偏命薄，

    备尝死别复生离。

    冬窗暗焰寒灯下，

    伏枕低吟悼女诗。

    一九五八年慧儿周年忌日前一月并十二天 爱新觉罗·溥杰

    序寄走后又过了一月，到12月4日，是慧儿遇难的周年忌日了，我不觉悲从中来，又吟一律：

    两眼未干哀儿泪，

    去年今日又并年。

    荒山碧血真吾恨，

    遗牍与我倍汝怜。

    无用心情伤事后，

    那堪言笑忆生前。

    老妻弱女天涯外，

    一度思量一黯然。

    四十九 翻译和写作

    自从大坦白大检举开始以后，我除了积极坦白自己的罪行及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外，我还接受了管理所的委托，执行了两项任务。

    一项是从事翻译工作。因为管理所内还有一部分日本战犯，他们也用日文交代自己的罪恶，互相进行揭发检举。这些日文材料需要译成中文，管理所就委托我和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来做文字翻译工作。我做得更多一些。这项工作对我是有教育意义的，可以使我了解到更多的日寇罪行，从而也加深了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翻译工作也是很忙的，有时来了一大堆翻译材料，甚至不能参加小组的学习。

    有一天管教员李福生问我：“你做这些翻译工作，有些什么感想？”

    我说：“我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将功补过，争取自赎。”

    “还有什么？”

    我说：“我原先只知道事情的轮廓，不具体。现在则知道很多具体内容了。”

    “还有什么？”

    我想了想说：“没有了。”

    事后一想，自己真是嘴笨，并且是临事则迷。我怎么会没有呢？应该汇报一下自己通过翻译工作，增强了对日寇罪恶的认识，也增强了对自己罪行的具体认识。既然没有汇报也就算了，反正确实也是有提高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持续到我特赦离所为止。我从事这项翻译工作，对所内的其他战犯也是保密的。有一次我接到一叠需要翻译的日文材料，在翻译中间发现丢失两页，我着急了，遍找不着，就写了一份检讨。第二天金源科长将检讨书退回，并交给了我这两页我认为遗失的材料，笑着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将这两页忘了交给你了。”这种坦诚负责的态度使我感动。我从一个基层干部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使我感到欣慰，共产党说话算话，光明磊落，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我会有光明前途的。

    还有一件工作：就是帮助溥仪写自传。如上所述，我们在哈尔滨管理所时，所方已经给我们布置了写自传的工作，即每个人要剖析过去，从自己过去的脚印上寻找自己犯罪的根源。我们这些人的自传还比较好写，一般的也都写完交了上去。只有溥仪的自传难写，内容涉及到他从北京私跑到天津，又从天津偷跑到东北，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等重大情节，复杂曲折，本人又顾虑重重，因此所方决定派我帮助他写。大约是1955年上半年我参加了这项工作，到1958年夏季基本上写完了初稿。写法是溥仪口述，我整理成文，有时一连几天进行这项工作。进行写作的过程，也是溥仪转变立场彻底坦白的过程。他犹豫狐疑，害怕政府加重处理，常常需要我向他交代政策，有时甚至进行尖锐的批评。但他终于在所方的教育以及我的配合下完成了写作任务。初稿完成后也有十几万字。后来领导审阅后觉得对广大读者有教育意义，决定由李文达帮助整理后交群众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来由。很多人知道我曾帮助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的初稿，就是指的这件事。

    五十 张景惠之死

    在管理所关押的伪满战犯中，有一个人需要提一下，他就是伪满内阁总理张景惠。他的地位仅次于溥仪。他已年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的照顾也是比较好的。在大栗子沟时，他还能主持伪满政府的解体会议。到了苏联，他被迫戒了鸦片烟，又不适应异乡生活，身体变得衰弱下来。到抚顺以后，他有时打打“八段锦”，晒晒太阳，也没有人跟他说话，身体更加衰弱。在哈尔滨时，他可以不参加糊纸盒劳动，重返抚顺，更不参加翻砂铸铁等较重体力的劳动。但奖励糖果点心等食物时，他也有份，也没有人和他计较。坦白检举开始以后，张景惠因病瘫痪在床，由别人代写了一份认罪材料。张景惠口述表示：“我的罪恶太大，蒙政府宽恕，我的子侄们还获得了光明的前途，感谢政府。”鉴于年老，管理所也没有过高要求他。他的肠胃不好，不能吃普通饭菜，常常每顿饭吃两块蛋糕、一杯牛奶。他有时也感慨地说：“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哇！”

    张景惠有个儿子叫张绍纪，现在的名字是张梦实，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日伪时期，他在东北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地下组织。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以后，他被苏军带往伯力收容所，替苏军做翻译工作。那时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一间通道里，里面一间房是溥仪和毓嵒住，外面的房子就是我和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嶦、李国雄、黄子正等住，还有张绍纪。张绍纪会说日语、俄语。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在红军和日本战犯之间当翻译，有时他也替张景惠当翻译，帮助张景惠和苏军通话。在我们回到祖国之前，张绍纪已经提前回国。当我们从绥芬河返回抚顺途中，路过沈阳，东北人民政府首长接待了溥仪、张景惠等伪满战犯，我没有参加。战犯们听说第一批由苏送回国内的战犯均已被处决，情绪非常紧张。这时首长叫出张绍纪来，张绍纪向大家证明了没有一个人被处决，使大家情绪趋向稳定。到了抚顺，张绍纪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专做日本战犯工作，和我们的接触就少了。张景惠有时想他的儿子，问：“绍纪还在吗？”1956年初，张绍纪调到北京工作。考虑到他以后和张景惠见面的机会少了，管理所领导特地安排他和张景惠见一次面，叙叙家常，正式告别。那天晚上金源科长让张绍纪夫妇和张景惠在一号会议室见面，彼此一时无话可说。金源科长就介绍说：“这是你儿媳妇！”张景惠说：“是吗？哦！”彼此聊了一会儿天，就告别了。回到监舍，张景惠对别人说：“这小媳妇是我儿媳妇吗？我不认识她呀！”也难怪他不认识，彼此没见过面嘛！

    1958年6月14日夜里，管理所的监舍里忙乱起来，很多医务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奔向监舍。原来张景惠病危，医务人员给他注射针剂服药，他才转危为安。此后张景惠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大小便失禁，医务人员每天为他挂盘尼西林和葡萄糖瓶输液。张景惠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维持着他的生命。后来张景惠因为病重，经上级批准，所方允许将他送市立医院住院治疗。1959年1月11日13时张景惠终因患动脉硬化、心肺病、心力衰竭而病故，终年87岁。

    五十一 特赦

    1957年初，在我们欢度新年佳节之后，有十三个犯人得到了免诉处理，我的三个侄儿和李国雄、黄子正都被释放了。在热烈欢送之后，我们又度过了欢腾的春节，又有四个犯人得到了释放，其中包括我的三妹夫润麒和五妹夫万嘉熙。这时溥仪的岳父荣源已病逝在哈尔滨的管理所。当初在沈阳被捕的伪满战犯至今仍关押在管理所的只有溥仪和我了。何时才能释放我呢？这个经常萦绕在胸怀的问题不免又一次次地爬上心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的罪孽深重，我必须加强学习和改造，等着吧！

    1959年9月18日清晨，广播器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特赦战犯的建议以及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毛主席的建议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接着广播了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

    听完广播，大家因为思想上缺乏准备，先是陷入短暂的沉寂，继而清醒过来，发出一片欢呼。口号声和掌声连续不断，持久不息，管理所大墙内掀起了一片欢庆的浪潮。

    9月18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沈阳事变，把溥仪和我引上了毁灭的道路。1959年的9月18日，报纸公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又为我们打开了新生之门。党呀！您那宽阔的胸怀，太阳般的温暖，照亮了我们罪恶的身躯，您又给了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感谢您呀！党！我和溥仪两人互相探问：我们能第一批获准特赦吗？溥仪很自卑，说他是头号汉奸，当过伪满皇帝，第一批特赦准没有他。我也感觉希望不大，我虽没有当过皇帝，但我是溥仪的弟弟，伪满崩溃之际，我又当了随从武官，和溥仪同时被俘，我又几次去日本留学，大概也不会特赦我。否则为什么那几次释放犯人时没有放我呢？我们俩心情都忐忑不安。我想到如果我能获准特赦，就可以和浩与嫮生团聚；如果不能特赦，那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翘首倚望的生活，我心里不免觉得痛苦。

    1959年12月4日，管理所召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管理所的所长等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了特赦人员的名单。第一名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捧着特赦通知书，当场痛哭失声，我也流下了泪。那一批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共赦了十人，我为溥仪的能被特赦感到高兴，但也为自己没有被特赦感到沮丧。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哪一天才能回到人民队伍中呢？

    在溥仪获释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管理所内看了电影。看完电影，他找我谈话告别。那是在一间会议室里。

    溥仪严肃地对我说：

    “二弟！（我俩早已打破君臣之间的界限，改为兄弟相称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真不放心你还留在这里。但我相信你会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争取下一批特赦时能有你。我想你的主要问题还是日本老婆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给你找个日本老婆呢？那是让你紧紧地跟着日本帝国主义走。嵯峨浩肯定是个特务，她要千方百计拉着你靠拢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以你必须和嵯峨浩划清界限，和她离婚。即使你将来放了出来，也要和她离婚，以表明你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此次，你没有批准特赦，恐怕主要还是你没有处理好日本老婆问题。

    “第二，自己这次特赦出去，只剩下孤身一人。妻子死的死，离婚的离婚。我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第三，到社会上去以后，我要凭自己劳动维持生活。过去，当末代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嘴，过的是寄生虫生活。现在通过管理所的劳动锻炼，体质也有所提高，今后我可以凭两只手劳动来养活自己。我要为人民服务。”

    我听了溥仪的话，心里很激动，很明显，他是有进步了，不枉在管理所改造十年。我说：“我和你一样，特赦出去，也是孤身一人，浩能不能来中国，还不知道。我也必须依靠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另外，我回到社会上，也要凭劳动养活自己，过去的剥削生活是可耻的，我也感谢这几年管理所的劳动锻炼，可以使自己今后能够劳动为生。但是第一个问题实在不能同意，我们虽然靠日本军阀包办完成了这桩政略婚姻，但我俩的感情却是真挚的。浩是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浩是听我的话的。我如果特赦出来能够和浩重逢的话，我可以影响浩，使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我俩共同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对溥仪的临别赠言，只同意他的后两点，对前一点持保留态度。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俩一共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们兄弟之间，这种情况真是少有的。

    管理所的金源所长已经不当管教科长了，也找我谈话。他主要指出我不要有想不通的地方。溥仪为什么第一批获赦？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在揭发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方面都超过了我们，所以应该先释放他。大家也是有前途的，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应该积极争取早日获得特赦。他不谈要我和嵯峨浩划清界限这件事，因为他了解浩的政治态度。

    第二天，我挥泪送走了溥仪。他由李福生护送到北京，安排他今后的生活。

    大批日本战犯也是在这时特赦遣返日本的。

    我在管理所又住了一年。到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开始了。我希望能够特赦出去，又怕其中没有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1960年11 月28日，管理所又召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了十几个特赦人员的名单。我被叫到前面，听法院代表宣读特赦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一九六○年度赦字第三十四号

    遵照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杰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男性，五十三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泪流满面，听不清法院代表在读些什么。捧着那张通知书，激动得发抖。我当时语无伦次地讲了几句话，已经记不清讲些什么了，只是觉得：“党呀！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让我变成一个新的人了。”

    特赦之后，我要准备回北京了。我恋恋不舍地环视着我在这里住过的监舍，我亲手莳弄过的花草，喂养过的猪崽，还有待我如亲人的管理所的干部。那时金源所长已调到辽宁省公安厅工作。协理员刘凤奎找我谈话，问我到北京居住在哪里。我说就先住在五妹夫万嘉熙家吧！刘协理员亲切地说：“以后有空，欢迎你来这玩玩，这里毕竟是你新生的地方呀！”是的，我不会忘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临走那一天，当我们这些特赦人员走出大墙门时，很多尚未释放的战犯来送我，向我挥手说：“二老溥，在北京再见吧！”我向送我的刘协理员等一一握手告别，眼泪不觉又流了出来。感谢你们！亲爱的人们！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