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三十三 到绥芬河

    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仪等一行，从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出发，乘二等旅客列车南下回国。后来我知道解放以后中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的交涉，才答应将我们这一批战犯引渡回国的。

    火车隆隆地在原野上奔驰着。我的心也奔驰着。遥望窗外，天色发暗，夜幕快要降临了。火车在站台上停留的时候，可以听见站台上士兵行走时皮靴 “托托”的声音。我想前面就是中国的领土了，不知道共产党将如何对待我们这些俘虏。民国时期，我怕国民党，因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来冯玉祥又把溥仪赶出了皇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伪满期间，我怕日本军阀，他们把溥仪折磨得战战兢兢，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自己也是人在屋檐下，不敢不低头，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谁知道现在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此去也许命赴黄泉。溥仪是伪满皇帝，头号战犯，十足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我是溥仪的弟弟，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共产党会把我们看作旧王朝的残渣余孽，枪毙示众。想到这里，心里就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同行的人大概也都是这种心理，个个面如死灰，沉默无言。押送我们的伯力收容所的阿斯尼斯大尉虽然不时宽慰我们，说：“天一亮，你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是值得庆贺的。你们国家的总理已经派人在边境上迎候你们。你们不要多疑，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气量是最大的。”

    我对阿斯尼斯的话是不相信的，因为他没收过溥仪的财宝，我亲眼看见的。在伯力，我们虽然受到了比较宽容的待遇，这是因为他们接近西方，受联合国规定的约束。可是回到中国，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这样对待我们，就不知道了。火车在经过长长的一段隧道之后，逐渐减速，最后停在一个小火车站上，这时是7月 31日晚上。我透过窗户，看见车站的站牌上写着“绥芬河”三字，我知道到了中苏边境了。这里原来是片原始森林，日本统治东北时期，因为扫荡抗日联军，把树木砍伐一光，当时就是铁路车站旁边也是够荒凉的。8月1日晨，中苏双方开始交接工作。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相对而立的士兵，一排是头戴船型帽的苏军，另一排是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中国军队，使这个边境小站显得很威风。两排相对而立的军队之间形成一条甬道，通向中苏两方的专车，我国已经派了一列由机车和两节硬座车厢连接的专列来接收我们。我们下车之后必须经过这条甬道走上我方的列车。在绥芬河车站，阿斯尼斯大尉和中国政府的官员办理了交接手续。当时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就从苏方车上下来，答应“到”，复诵自己的姓名，然后经过这条甬道登上中方车厢。这个交换过程是相当严肃的，我们不由得胆战心惊，有的人甚至腿软得走不动路。记得张景惠当时也是有病，一方面也是害怕，他是由别人抱着登上中方车厢的。这些被遣返回国的伪满洲国被俘人员自溥仪、张景惠以下有60人，还有汪伪政权驻朝鲜领事和主事等10人，一共70人。中苏双方逐个点完名后，才撤回列队警戒的武装战士。我们登上中方的车厢后，发现一共有两节车厢，一节是我们这些战犯坐的，一节是接收人员坐的。在车厢中间，我才看到中国方面接收人员的两位领导，一位穿着草绿色料子军装，一位穿着中山装，他们面带笑容地对我们说：

    “目前形势是很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对于犯罪的人来说，党历来实行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相信他们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只要你们接受改造，痛改前非，争取重新作人，你们会有光明的前途的。现在你们回到祖国来了，政府对你们的学习改造，已经作了妥善安排，现在就要送你们到新的地方去。旅途中为了安全，要求大家遵守以下事项：1．必须服从统一指挥，不得违抗；2．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要报告，可及时得到治疗；3．发给大家的碗筷食具，要保管好；4．车窗糊的报纸不得损坏，不准向窗外窥视或喊话；5．去便所要先报告，进便所不准关门……”

    这些话，我听了后感到宽慰，但仍有疑虑。我原想这些官员刚见到我们这些战犯，不该痛骂我们一顿吗？不该给我们戴上手铐和脚镣吗？苏联官员不是说我们要戴手铐和脚镣吗？结果我们并没有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听到的却是这样和善的语言，看到的却是亲切的微笑。但是琢磨起来，和善中仍透着严厉，对我们仍有很多限制，车厢的两端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仍有些害怕。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回到祖国来了，“祖国”这两个字，听上去感到那样的新鲜，我自问我自己早就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了，曾长期流落日本……现在被押解回来，祖国还要我这种大逆不道的人吗？在恐惧中，我不由得又产生了一种惭愧的心情。

    我们这节车厢，座位并未指定，随着上车的先后，大家坐下来。年老的一人坐一行，年轻一些的两人坐一行。溥仪是后来被人带上来的，他先在候车室中坐了一会，接收的领导干部还单独找他谈了话。上车后溥仪被特许坐在工作人员的车厢里靠近末尾的座位上。他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半夜里他叫嚷起来，说他听见前面那节车厢里有人在骂斯大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两眼发直，工作人员急忙安抚他，他不听劝阻。工作人员来到我这车厢叫我去做做溥仪的工作。我见了他，只劝他要听从指挥，遵守旅途中接收人员的几项规定。他似睡非睡地躺倒在座位上。我回到自己车厢的座位上也是睡不着，只是揣测着自己的前途，心里一片慌乱。我想看看窗外景色，火车上的窗户都已糊上报纸，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听人说，有人从已经糊上的旧报纸中看到“张海鹏被镇压”的报道，更增加了疑虑。张海鹏是伪满大臣被捕时唯一逃脱者，不久他也被捕，在当时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伏法，所以同来的人想到此去恐怕也要遇到和张海鹏一样的命运，心里充满了临死以前的恐惧。我们坐在车上，看不见窗外景色，窗外的人也看不见我们这些特殊的“旅客”。当时正是夏天，车厢里的空气闷热得很，只有到了车站暂停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两节车厢出发以后已被挂在别的车厢的最后，一般的甩在站台之外，别人看不见我们，可以打开窗户透透空气。车刚出发，在牡丹江车站，我们被允许下车厢在站台上活动活动。熙洽有病，溥仪不准下车。我们大家得以透透空气，洗个冷水脸，感到特别轻松。

    一上车，令人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毕竟闻到了久违了的祖国的空气。解放军战士拉过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双筷子、一个碗。开车后的第一顿车餐，就是大米稀饭、馒头和咸菜，虽然简单些，但是故乡风味难忘，大家风卷残云似地饱餐了一顿。以后几天内，大米饭、馒头、咸鱼、咸鸭蛋，都使我们这些远离故土、囚居苏联啃了几年黑面包的人感到亲切。唉！遥望故土泪淋淋，脱离了客居的异乡他国，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也算一件好事，但不知此后吉凶如何。走着瞧吧！想着想着，我在隆隆的火车声中睡着了。

    三十四 途遇故旧

    真是鬼使神差，当我神思恍惚、感到前途渺茫时，我竟意外地遇到故人旧交。火车上有些接收干部，不时找我们谈话，做些思想工作。我认出有个接收干部是我在伪满长春任陆军军官学校连长时的学生，名叫蓝中玉，我装作不认识。我想起：在陆军军官学校当预科连长时，我积极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日满一德一心”、“皇军必胜”。1942年秋天日本宪兵队发现学生有“反满抗日”情绪，从学校抓走了十几个学生。当我知道这件事后，以为学生败坏了学校的名誉，是“害群之马”，应该严办。我的主张被日本人校长南云亲一郎听见后，报告给伪满治安部最高顾问竹下义晴，竹下义晴特来征求我处理的意见。我说：“严办吧！”后来这些学生被加重判了半年徒刑。等到他们释放出来时，已经被学校开除学籍，没有职业，无家可归。记得有一名学生怨恨之下，卧轨自杀，走上了绝路。现在冤家路窄，正当我作为战犯被押送回国时，就遇到了当时的学生作为接收干部来看管我，他不会借机报复我么？我还有好果子吃么？我愈想愈怕，就闭目养神，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你是有病了么”？蓝中玉来到我的身边问我。

    “我没有病”。我说。

    “要不要找医生看一看？”

    “不用。”

    “你是害怕了吧？”

    “不怕。”我明明害怕，偏偏口是心非地回答说不怕。那时我们这些人都怕被押回祖国枪毙示众，我竟说出这种谁也不会相信的话来。

    “不要害怕。回到祖国要进行学习改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待俘虏采取宽大政策，这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已经明文规定了。只要认真学习，认清自己的罪恶，老实交代，都是会有出路的。你要相信政府，安心学习。”

    我当时满腹孤疑，完全听不进他说的话，听着听着又闭上了眼。蓝中玉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又走了。

    后来蓝中玉又借故搭讪着找我聊天，再三向我交代政策。我看出他是没有恶意，确也感到有些安心。他终于向我启口了：“你认识我么？”

    我不好意思装作不认识。我说：“怎么不认识？你不是蓝中玉么？因为我现在成了出卖祖国的罪人，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接收人员。我实在不好意思认你，我怕我要攀认你，会使你感到为难。”

    蓝中玉笑了起来，他说：“你当过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的连长，这是事实，也是回避不了的。你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思想，前途还是光明的。”他的态度和蔼可亲，使我暂时消除了恐惧。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觉得两眼发热，激动得要流泪。火车上蓝中玉不断找我谈话，帮助我解除顾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直接向我进行政策教育的人。患难之中，我难忘第一个向我进行教育的人。

    三十五 初到抚顺

    火车从绥芬河出发，经过牡丹江到哈尔滨时，已是晚上，深夜到达了长春。黑暗中听到列车员报“长春”站名时，我不由得陷入对故土的沉思，只是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驶去，我的思路也随着向前发展。8月3日中午到达沈阳，火车停了下来。上来一些穿军装的人员，叫了溥仪、张景惠等人下车，坐进一辆轿车拉走，没有叫我。被叫下车的人不知此去还能不能回来，吓得面孔煞白，溥仪尤其表现得紧张。他下车后拉着毓嵣直往前走，说：“走！我领着你去见老祖宗！”我们这些没有叫走的人，也是嘀嘀咕咕，很怕要分别处理我们这些人，也许我们是第二批处决吧？一个多小时以后，叫走的人又都回来了，一看他们的神色，我们就放心了。他们神色坦然，说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接见了他们，劝他们要安心改造，明确地说了不杀他们，中国有强大的政权，政权稳定，多杀一个人没好处，少杀一个没有坏处，并告诉他们将要送他们去抚顺学习改造。招待会还预备了水果、茶点。车厢里突然活跃了起来，大家感到吃了颗定心丸，神情确实稳定下来。有的伪满大臣居然猜测可能要被送到抚顺去疗养，从前他们曾去那儿疗养过。明明是阶下囚，怎能出此妄想呢？我可笑这些同僚们平日啖食鱼肉惯了，连分析问题的起码能力都丧失了。

    火车离开沈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抚顺车站。一下车，就使我们这些战犯的头脑猛的清醒过来，明白地知道我们的身份仍是战犯。站台上整整围了大半圈战士，手持上着刺刀的枪，圈外边还放着一挺机枪，有机枪手看守着。我们每七、八个人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有四名持枪的士兵站在四角拿枪顶着我们。有的人不识相，还想伸出脖子四下观望，马上被战士喝令低头。当这一连串有武装押送战犯的卡车在抚顺市内驶过时，市民莫不驻足观望。我们都灰溜溜地低下了头，这时才觉得自己是多么见不得人啊！

    卡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大院周围高墙耸立，上面围着电网。我明白了，这是监狱。我们被送进一栋监舍。中间是个通道，两旁有十多间监号。大约每十人左右住一个监号。我和溥仪、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万嘉熙、润麒五个人睡一排，毓嶦、毓嵒、毓嵣、李国雄、黄子正五人睡对面一排，我们十人住一个监号。一共住了十个监号。监号的铁门上有一个小窗口，看守员可以从这个小窗口内监视我们的行动。通道内还有两名武装人员来回巡视着。夜阑人静时，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行走的“托托”足音。这是铁窗风味，不同于在伯力收容所时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明白：我是十足的囚徒了。

    我们在这个监号里没有住几天，就作了调整。溥仪和毓嵣、毓嵒、李国雄等人和另几个伪满大臣住一个监号，我和万嘉熙等人住一个监号。这种调整也是为了生活上的方便，因为我们的伙食待遇已经作了调整。溥仪和张景惠等伪满大臣吃细粮小灶，有肉。我和润麒等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大灶是高梁米饭、大白菜炖豆腐。毓嵣、李国雄等也是吃大灶的，不过为了照顾当时生活尚不能自理的溥仪，和溥仪同住一个监号，这也是溥仪本人的请求。

    伪满大臣中有人认识我们在押的监狱，说这就是日伪时期日本人盖的抚顺大狱，专为关押革命志士用的，没想到现在用来关押我们自己了。正是用上了 “以其道反治其人之身”这句成语。不过解放以后，监狱里已有了暖气设备，比以前改善多了。管理所的角落里有间小屋子，放着便桶，大家轮流值日去倒。除此以外，每天还有15——20分钟轮流到院中散步的时间，即俗称“放风”。这时候就可以透过高墙，遥望抚顺北边的高山。山峰层峦起伏，风景很美丽，不过那时我们作为囚徒，实无心来欣赏。我们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这里还押着其他犯人，都穿着赭色囚衣，重犯还带脚镣，脚镣中间有根铁链把脚镣提起来延伸挂在脖子上。犯人一走路，就“格郎郎”地发出声响。我们刚到那里，一见此情此景，猛一听那声音，真是心惊肉跳。管理所内有工场，是犯人们劳动的场所。犯人们干些锻造、翻砂等铁活儿，整天听着机器轰隆隆的声音，到午夜才能清静下来。直到日本战犯来到管理所，其他犯人迁走，管理所里关押清一色的日伪战犯，管理起来方便些。日本战犯后来参加了制作水泥瓦的劳动，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大机器的轰鸣声响了。

    管理所的战犯都编了号码，身上别上号码，代替原来的名字。溥仪的号码是981号，我是1000号。我们彼此也用这些号码相互称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我生活了11年。

    三十六 我们该称呼他们什么呢?

    在战犯管理所中每天都要接触到管教人员。他们是从沈阳军区政治部或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司法部抽调来专做改造战犯工作的干部。他们是王兴、刘家义、姜亦成、李福生等。李渤涛是管教科长。我刚到管理所时，所长是孙明斋，1957年起金源任所长。

    对这些干部，我们由恐惧到信任，成了我这11年中最亲密的朋友和老师。他们对我们关心得无微不至。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头两天问过我们： “睡得怎样？习惯么？”每天有书报看，还发给纸烟抽，每天上下午休息时间还播放些唱片，大都是京剧《打龙袍》之类。甚至还给我们送来了纸牌。一开始我们不敢打牌，李渤涛科长说：“玩玩吧！”他甚至允许我们可以玩点输赢，赢几根烟卷抽抽。后来我们还打克郎棋。每天管教人员给我们送饭分菜，二菜一汤，后来管教人员让战犯自己分饭菜，大家都做点工作。伪满大臣常因为饭菜分得不均而发生争吵，这也是一件不大好做的工作。后来我也做过分饭分菜的工作，我做得尽量细致些，不希望在分的过程中发生问题。管理所对我们的健康也很关心，因为战犯大部分人都已年老，体弱多病。刚到时普遍进行了体格检查，掌握每个人健康的基本情况，后来由医务人员对每个人不断进行治疗。有一件事是罕见的、即管理所由沈阳请来牙科医生，携带设备，为全体战犯检查了牙病，并给一些人安装了假牙。我的假牙就是在那儿安装的。这在国际优待俘虏的历史上实无先例。

    刚到抚顺，接触到管教人员，由疑惧转向信服的过程中，对这些干部不免产生了好感。我们应该称呼他们什么呢？每天都有事要同他们打交道。于是就有人去问孙所长：“所长，我们对政府工作人员应该怎么称呼？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们生活上有了问题需要与他们联系，该怎么称呼他们呢？”

    “这好办，”孙所长告诉了我们这几位管教人员的姓名，并说，“怎么称呼都行。”

    “那我们就叫他们‘先生’吧！”

    “先生”这个称呼可以广泛地运用，实在是一个最好的称呼。于是我们就称呼管教人员“王先生”、“刘先生”、“李先生”、“姜先生”，一直到我们离开管理所为止。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现在回忆当初，还是觉得这些人不愧是我的“先生”。

    三十七 “烧香引鬼论”的破产

    1950年8月初，我们到达抚顺。10月，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开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为了安全起见，管理所决定把我们这些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去，住在道外景阳街公安分局看守所院内。这里原来是日伪时期监禁爱国者的监狱。这时已经进入冬季，出发前，每人发了一套棉服。离开抚顺时，街道树枝尚有绿叶；到达哈尔滨，树叶已经全部脱光了。从新的管理所的外面看，是一幢两层流线型的圆楼。到里面一看，犹如一个大铁笼子，整个建筑分成上下两层，每个监号都是扇面型的，各个监号联起来成为一个圆形。监号的前后都有鸭蛋粗的铁柱围着，前面有个小门，犯人得猫着腰才能进去，进去后，只听“咔嚓”一声，一把大铁锁把犯人锁在里面。监号前后都有走廊转圈围着。楼的中央有一个圆台子，上设卫兵站岗。站在岗上，上下监号就都在眼底，一览无遗了。在圆楼的另一面，还设有个监视台监视犯人。看了这个建筑模样，不能不想到过去日本统治者对监禁中国爱国者所费的苦心，可现在也用来监禁我们了。每个监号大约有七、八平方米大小，住六、七个人，犯人晚上放下铺盖睡觉，白天卷起来就地学习讨论。圆形大楼中间角落上设有安装抽水马桶的厕所，于是犯人在这里不用像抚顺似的抬桶倒屎尿，感到方便多了。初到这里，关进笼形的监号，周围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又一次提醒了我：我已身陷囹圄之中，尽管管教人员对我们仁慈如初。住在监号里，可以听见街上小贩各种叫卖声。有一个女声吆喝：“白糖馅的大饼子”，每天按时由远及近，又渐渐走远，逐渐听不见了。

    北国冰封，万里雪飘。哈尔滨的天气虽然很冷，但管理所里却温暖如春，因为监号内有暖气设备，我们热得不用穿棉衣。在哈尔滨管理所度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又闹了一个笑话。因为过春节要改善生活，分菜时甚至还有海参。伪满大臣中有个老头子恍然大悟似地叫起来：“这是‘辞阳饭’，是我们离开人间最后一顿饭了，明天可能要处决我们了。”因为根据他的经验，犯人处决以前要吃一顿丰盛的饭，他误以为这就是他们告别人间的最后一顿晚餐了。于是在战犯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自然最后是管教人员向大家作了解释才平静下来。在哈尔滨管理所，管教人员组织我们学习时事，进行抗美援朝的形势教育。在抚顺时，我们这些人自命是熟悉政治军事的，不用发动，已经对于时事议论纷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一年，自己实力还是薄弱的，怎么能去碰美国这个硬石头呢？中国若是不派志愿军出国，美国就是打到新义州，也不敢越过鸭绿江一步。现在中国参战了，自己挑起纠纷，能顶得住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吗？在从抚顺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我想想时局，睡不着觉。这时溥仪也睡不着觉，他悄悄地问我：“这仗打下去行吗？”

    我说：“出国参战，简直是烧香引鬼，眼看就完啦？”

    溥仪听后叹了一口气，说明他当时也是这个想法，其实伪满战犯都是这个想法。中国出国参战，必败无疑，东北就要被美国军队占领，共产党看到大势已去，怕我们这批人落到美国人手里，就必然要先收拾我们，我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带着这样的思想，我们就遇到了思想改造的第一个题目：怎样看待抗美援朝的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吗？大家口是心非地回答着，心不在焉。当时报上公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我们不相信。到1950年末，第二次战役又取得大捷，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我们将信将疑。过了年，中朝军队光复汉城，我还是半信半疑。就在这个时候，黑龙江省的公安厅长以检查工作为名来到管理所看望我们，向我们做了个报告。他站在圆楼中间的岗楼上向我们指出了改造思想的必要性。他说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迟早是要杀掉他们的。其实要审判我们是很容易的，我们在伪满时期的罪行就足够判刑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我们到战犯管理所来学习呢？就是为了要改造我们的思想，并不打算从肉体上消灭我们。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是能够把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他说，关于抗美援朝是“烧香引鬼”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你们中大多数人都经过“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都以为日本强大，抵抗必亡，所以当了汉奸。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却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事实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战败的。现在我们又碰到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头号敌人，今天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了节节胜利，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彻底打垮美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他建议我们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来改造自己，这就提出了学习的方法与要求的问题。所里紧跟着布置我们写自传的任务。因为改造思想首先要了解自己过去的思想，每个人的思想又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历史分不开的，因此，每个人要剖析自己，就要研究自己的出身与历史。改造思想，就要客观地无保留地反省自己的历史，这就要写好自传。我对于所长布置写自传的要求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对于那位厅长的报告却不能无动于衷。是的，如果要杀掉我们，不是早就可以杀了吗？为什么还要采取养起来照顾的办法？为什么有了病还要治疗？对溥仪和我还要在伙食上加以优待，而平时对我们又那么和颜悦色？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理解成确实想改造我们呢？一想到这一点，心里不免觉得轻松起来。对于中朝两国可以打败美国的话，真要联系到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觉得报纸上的话不见得是假话。如果说敌我双方死伤人数可以伪造的话，那么领域的得失就不能长时期伪造下去。慢慢地，我喜欢看报上的消息了，特别美军总司令提出愿意接受和平谈判的建议，我觉得这不可能是假的。要是美国在战场上胜利的话，干吗他愿意同意和平谈判呢？我连我自己都觉得“烧香引鬼论”是可笑的了。

    就在这时，我干了一件傻事。正当我思想动摇不定的时候，我怀念日本妻女的心情痛苦地啮咬着我的心灵，我的身体关在哈尔滨的铁笼子里，心却飞到了日本浩那边。浩，你在哪儿呢？慧生、嫮生，你们在哪儿？我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呀！不过，我是个战犯，我不能和你们通信，更谈不到见面。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鬼主意，我不如申请到朝鲜前线去参战，我要是战死了，这是活该，本来迟早也是要被共产党处决的。我要是被美军俘虏了，这就好了，我要求美军把我引渡到日本去，让我和亲人团圆。于是我鬼迷心窍地在1950年12月初向管理所所长提出了要求参战的请愿书，自称我是一个军人，我愿意把鲜血洒在朝鲜战场上，以求洗刷我过去的污点。非常巧，我们没有串连，但润麒等人也在这时写了要求参战的请愿书。他们是些什么动机呢？根据当时的思想觉悟来看，不大可能有正确的动机。报告递上去后，所里没有给我们什么答复。1951年初，听了公安厅长的报告后，我主动写了检查，检讨了自己的不纯动机。

    又过了两年，朝鲜战场大局已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慰问团归国代表团团长应邀到所里为我们作了题为《上甘岭战役以及两年来抗美援朝战局的变化》的报告。我听了志愿军战士为了打败美国侵略者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是这些最可爱的人用他们的鲜血保卫了祖国的安全，也保卫了我们这些铁笼子里面的人的安全，我不能不相信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故事。事后我听说这位代表团的团长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陈赓大将。也就在这个时候，黑龙江省委书记到哈尔滨道外的管理所来看望我们，他觉得这里的房屋构造有些危险，建议把我们迁到道里另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去居住。这件事也使我们感动。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在管教人员的耐心帮助下，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并且初步获得了一些胜利。

    三十八 我当了学习小组长

    在写自传的同时，管理所不断组织我们学习，学习一些专题，也读了一些专著。李渤涛科长给我们上课。他为我们讲《中国怎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课。由于我们已经知道要掌握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学习这一课时就要联系到清王朝的黑暗与腐败，它是怎样屈服在帝国主义洋枪大炮的压力下一步步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的。我联想到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一直鼓吹满族是个最优秀伟大的民族，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满族都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即使在伪满洲国摇摇欲坠情况下，我也对日本军官和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学者说：“日本想要统治中国，必须效法我们爱新觉罗的祖先。不要瞎起疑心，而且还要放心大胆地重用中国人。”这里既有对日本统治者不满之意，也暴露了妄自尊大的偏见。正因为自己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以在清室覆灭之后，我总与溥仪一起筹划，为复辟清朝不遗余力，甚至堕落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我又学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一书，更看到封建社会在刚形成时尚有其进步意义，到后期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已经充满了腐朽与衰败，它必然要让位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过渡到更新的社会形态。溥仪和我都是清王朝的后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自然就要抱着封建社会（到后来已经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具僵尸不放，而且成为它的殉葬品。明白了社会发展史的原理，我应当欢呼清王朝的灭亡，并且满腔热情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来我又学习了《帝国主义论》，更加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它们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为了对外扩张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七·七”事变，挑起长期的侵华战争。我自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尤其长期在日本陆军学校学习，受这种侵略思想的毒害更深。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就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站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此外在哈尔滨管理所期间，还学习了很多毛泽东、鲁迅等著作，观看了很多充满爱国主义内容的电影，这些都使我受到教育。我在学习过程中按照所里的规定，每次学习都写出发言提纲，并且尽量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这些都得到了管教人员的肯定。

    有一次，李渤涛科长对我说：“你当学习小组长吧！”

    “我……”我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回答。

    “不要紧的，你当小组长是满好的。”他鼓励了我。这样我就当了学习小组长。每次开会带头发言，也尽量解决一些学习中发生的疑难问题。每次讨论会后要写一份讨论情况的书面汇报。有时怕我发言过多，影响别人发言的积极性，李渤涛科长还特别授意我暂缓发言，等别人说过后再说。我慢慢学会了怎样掌握小组讨论会。当学习小组长也有些麻烦，因为有些伪满大臣不认真学习，在组内胡说八道，或指桑骂槐，使学习进行不下去。为了使学习健康地进行，就要对他们展开批评。我这个平时不爱得罪人的人也只好鼓起勇气，对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

    三十九 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情

    每当我百无聊赖，或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潜伏的念头总是像幽灵似的偷偷地爬上我的心头。那就是我想念我的妻子和女儿。失去了她们，我变得孤独。我常常怀念我们在万寿西街寓所的那一段生活，“相依为命”真是再准确不过地说明了我们两人的情况。也想到在大栗子沟临上飞机时她满怀深情注视着我的情景。谁会想到我们从此竟音信断绝了呢？浩肯定也在想念我，只是她不知道我现在关在哈尔滨的铁笼子里。我们真像苏轼词中所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我这种思家的痛苦难免要流露出来，有时我和住在一个铁笼子里的三个侄儿闲聊时表示了想念的心情。那时管理所为了教育我们，常常搜集我们的思想情况，了解到我这种思家的情绪。1951年11月，有一次李渤涛科长召集犯人讲话时，突然讲了下面一段话：

    “有人到了现在，还念念不忘地惦记着他的日本人老婆。你不想想，日寇是想利用你，所以才让日本女人来同你结婚，为什么你对利用了你的日本女人还这样念念不忘呢？”

    我听了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因为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跟帝国主义作斗争，当时我这种情况不是正好说明我没有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吗？而且我娶了日本老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我的老婆利用我为他们侵略中国服务，浩会不会是特务呢？管理所领导在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对我提出警告是应该的。但我相信浩决不会是特务，浩同情中国，她自己就不满关东军趾高气扬的骄横作风。我们虽由日本军方包办而结合，但我们有纯真的感情，我们都是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正是由于她愿意当一名中国人，才不断唤醒我头脑中残存的民族意识，而共同痛恨日本军国主义。我当时很难表白自己这种心情，感到十分痛苦。这时李渤涛科长找我来了，这个比我大约年轻二十岁的人竟说出了十分老练而婉转的话：

    “你想日本妻子和孩子是可以的，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我国是两回事。你要经常想一想，这些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多少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现在朝鲜人民也正因为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而陷入妻儿分散的局面。你为什么老陷入自己小家庭的分离而不能自拔呢？这里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国难大于家仇，我们要仇恨帝国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这一方面来。你不要因为想念老婆孩子影响学习，影响改造旧观念，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好处呀！”

    我一时语塞，竟流下了泪。谁说这里没有仁慈呢？这种既严肃又温暖的语言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我虽然想念浩，可是当时的形势我必须把反帝放在首位，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形势、政策、时事方面。这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观察问题。

    四十 劳动改造我们

    1953年，我们搬到哈尔滨道里去住。那里是三大间房子。毓嵒、毓嶦、毓嵣、李国雄以及汪伪领事们住一大间，溥仪、我以及伪满大臣们分住另外两大间。虽然门外也上大锁，但比起道外铁笼子来，可就强多了。那里还有个大院子，早晨起床，可以在院子里跑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这比起过去的“放风”，可也强多了。这时我们添了一门新功课————糊纸盒（铅笔盒子），这是为我们这些过去臂不动膀不摇的人安排的劳动，是改造过程中不可少的程序。糊盒的过程是先用马粪纸裱上一层白纸，晾干压平，再用铡刀按需要的尺寸裁开，然后放在压印机上压出折叠的印痕来，再折成盒子。盒底用固定尺寸的白纸糊起来，盒盖要贴上商标纸。这种劳动虽然不算复杂，然而也要求干得干净利索。马粪纸切得规矩，商标纸糊得平整，不要有皱纹。在切裁时还要注意安全。《我的前半生》一书已经形象地描绘过溥仪参加劳动时的窘态，而最后使他觉悟到是封建社会耽误了他的一生。我也是这样，起初糊纸盒时，糊出来不像样，满是皱纹，管教员要我看看人家糊的盒子，对比自己糊的盒子。我说了句实话：“像我这样的人过去哪干过这个？”我低下头来仔细地学糊盒子。渐渐地数量和质量都比较稳定。糊盒子每月也有些报酬，所方买了糖果奖给大家，我吃起来觉得分外甜。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一切，也改造了我们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寄生虫。

    劳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实在是不可少的。溥仪从小在皇宫里一直是别人侍奉长大的。来到抚顺、哈尔滨管理所里，他的衣服都由毓嵒等三个侄儿帮着洗。我也是，毓嵒等人抽空也帮我洗些衣服，似乎这已是习惯了。但是管教员不让他们帮我洗，让我自己洗，也让溥仪自己洗。有一次姜亦成管教员对我说：“你要能够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要学会自力更生。要是别人帮你洗衣服，看着也不光彩吧！”

    他说得对。我就尽量自己料理生活。我自己洗衣服。我甚至学会了自己缝被褥。后来很愿意到苗圃松土，厨房摘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溥仪是愿意参加劳动的，只是由于过去那种帝王家的生活，干起活来太不像样。缝扣子，不会引针；扫地，不是把尘土扫起来撮走，而是把土往上撩，扬得满屋都是土。我实在看不下去，只好对他说：“你学学人家，看看人家是怎样干的？不能老是这样呀！”有时实在看不下去，就帮助他干活。

    应该说我在抚顺管理所里也参加了一些较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劳动实有益于我的改造。大跃进的时候，管理所也组织我们翻砂铸铁，那已是从哈尔滨返回抚顺了。当社会上那股热风刮到管理所时，所里也砌起了小高炉。矿石在炉内熔成铁水，然后流进各种形状的铸铁模子。我们是专做铸铁模子的，把铁砂打成模子，又把铁芯从模子里起出来，这都要使点劲，高温下热汗直流。当时全国人民都在这样做，我觉得我们这些脱离生产那么久远的人，一旦组织起来，也能做出相应的成绩，不能不相信劳动创造世界这条真理，因此感到由衷的喜悦。我们也到管理所附近的人民公社里帮助农民抢收白菜。寒流袭击，天气骤冷，如不收回白菜，农民三夏辛苦的果实就要付于流水了。我们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气干到夜里十二点。回到所里时，所里已经预备了新鲜的面包、热气腾腾新炖的肉。第二天上午还让睡觉，以便得到充足的休息。干这些累活，心里觉得甜滋滋的，我觉得和劳动人民的心贴近了。我也编过草帘，抬过筐，知道自己膀力又有所增加，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四十一 溥仪献“宝”

    在写自传的过程中，我们都认为这是套我们写“口供”，自己都承认有什么问题，将来就可以根据“口供”判我们的刑。而且为了表现“积极”，社会上正在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我们也应当捐点东西。溥仪经过思想斗争，决定献出三方田黄石印，然而他那藏在手提箱夹层内的珠宝，他仍然拒不交代。自从我们一到哈尔滨，所方就掌握了溥仪私藏宝物的问题，后来我知道是毓嵒揭发这个问题的。毓嵒先给管教人员递个条子，上写：“有重要事情要找李先生谈谈。”李渤涛科长立刻找毓嵒谈话。毓嵒说，回国后经过长时期的教育，认识到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就揭发了溥仪那只黑色手提箱夹层内藏有宝物。李渤涛说这件事还是让溥仪自己交代吧，由别人揭发出来，对他脸面上也不好看，你们照常干活，不要露声色。于是管理所领导就寻找机会启发溥仪交代私藏宝物的问题。

    所方先是让毓嵒去告诉溥仪，这个问题该交代了。毓嵒是溥仪认为最可靠，并且在生活上也是最能侍候溥仪，是溥仪在伯力收容所内私自立嗣的人。毓嵒去动员溥仪交代问题，让溥仪感到众叛亲离，被迫也要交代这个他认为最有分量的问题。一天傍晚，毓嵒给大家分饭菜。像往日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一勺勺地打菜，分发馒头。来到溥仪面前时，他分完饭菜，又拿出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悄悄地塞进溥仪铝碗的下面，然后走了。纸条上写的是：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这一切管教人员都看在眼里。溥仪不动声色地收起那张纸条，当时没有打开看。吃过晚饭，夜幕降临，再过一会，人们就要睡觉，楼道内的亮灯熄灭，改开暗灯，我们都逐渐进入梦乡了。过了十二时以后，溥仪借口去厕所，在厕所内看了这个条，并立即销毁。这一切也都让躲在暗处的管教人员看见了。溥仪看条以后，没有什么反应，他要考虑该不该交代？怎样交代？过了两三天，毓嵒在分饭的时候，又给溥仪递了一个条，上写：

    “你考虑得怎样？你要不谈，我们就要替你谈了。”

    这一下，溥仪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之中。管教人员都看得出来，他在斗争，他都消瘦了。他毕竟年龄大了一些，又是战犯中的头号人物，他考虑这些问题要费些时间。就在这个时候，李渤涛找我来了：“你哥哥在苏联带过来什么财产？你清楚不清楚？苏联搜查过这些财产没有？”

    我有些明白他所问问题的涵义，就说：“我哥哥的东西在苏联留下不少。”

    “你哥哥有没有东西需要交给我们保管的？”

    我说：“我不大清楚。可能有，可能在他那个箱子里。详细情况你们问我的侄儿，他们清楚。因为我侄儿要想办法替他保存那些东西，不能都让苏联没收了。我想只要李先生对我哥哥做些启发教育工作，他会交出来的。至于那些东西该如何处理，这是政府的事。对他本人，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我已经完全明白所方所指的就是那只箱子里的东西，并且显然所方已经掌握了材料。谈完以后，我立刻写了个书面材料，揭发溥仪那个黑箱子里隐藏着一些珍贵的财物。

    又过了三四天，溥仪终于交代了他隐藏的宝物。管理所孙明斋所长亲自找溥仪谈话，对他慰勉有加，鼓励了他的进步。

    四十二 重返抚顺，开展了大坦白大检举

    1954年3月17日，我们由哈尔滨回到了抚顺。当时抗美援朝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被赶过了三八线，局势稳定下来了。管理所决定将我们迁回抚顺。因为我们已关押了三年多，所方向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应该号召我们坦白自己的罪行，相互之间进行揭发检举，为最后的处理作好准备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哈尔滨道里由民房改建的临时监号内是无法进行的。

    临出发前，我们改善了生活。伙房养的几头肥猪不能带回抚顺，就全部宰了吃掉，一连吃了几天炖肉和纯肉馅儿的包子。归途中，火车的窗户上没有糊报纸，武装警卫还是跟着我们，但是枪口朝下倒背，也没有上刺刀，我们也没有当初从绥芬河回抚顺时那种紧张的心情，在火车里表现挺安分。有人还希望早点回抚顺的管理所，三年多的教育没有白费劲呀！一到抚顺，略事休整，大坦白大检举就开始了。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了东北工作团来到管理所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已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等准备工作，每个战犯都要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由工作团派人记录在案，互相还要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检举。第一次动员会在俱乐部后面的操场进行。我们和日本战犯正式见了面。当初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大约有90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全部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大部分在苏联各地服劳役。 1946年后陆续遣返。1950年苏联将969名战犯引渡回中国，他们大部分也都在苏联伯力收容所关押过，彼此遥遥相望，但很少交谈。他们是在1950年 7月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后来也到过哈尔滨。我们见不着他们，有人因为奉命外出作些零活，偶而能够看见日本人的身影，但始终没有正面看见过他们。这次要开展大坦白大检举，我们坐到一处听动员报告，全体战犯却在这里正式会见了。我们与这些日本战犯在伪满洲国时期是经常见面的，有些人还有来往，但此时此地，却不敢点头示意，因为大坦白大检举即将来临，彼此都要揭发检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然后定罪。

    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我恨他们，尽管此刻我身陷囹圄，但过去那种受窝囊气的味道没有了，相反，看到他们那种低头正襟危坐、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还幸灾乐祸。我想，想不到你们也有今天呀！心中暗暗高兴。

    大坦白、大检举开始后，有人提审我们。我交代问题，坦白自己的罪行。讯问员记下口供，交我看过后签字盖章。有时我还签上自己在监号的号码：1000号。我先后坦白了六次，也检举了别人的问题，尤其是溥仪的问题。自己觉得该说的都说了，只等着祖国和人民来判决我，心里反而觉得轻松了。我开始体会到立场的转变的重要性，自己痛恨了过去，就觉得该把这些丑恶的事情向祖国和人民抖搂出来。我相信祖国和人民会正确处理我的问题的。每个战犯都在坦白自己的罪行，但都不知道彼此的进展情况。

    1954年5月21日下午，我们被通知到西边大运动场集合。战犯们都排着队，鱼贯而入，挨次坐下。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主持了会议。他环视了大家，会场肃静无声，然后沉静地说：

    “大坦白、大检举已经开始一月多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下，这项工作是有成绩的。战犯们不同程度地坦白了自己的问题。这说明过去一段的学习教育还是有成绩的。有的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是好的。但是距离实际情况还相差很远。今天这个会我们要找个人来坦白给大家听听，大家看这样坦白行不行？是不是彻底坦白了？要知道不管你过去的罪恶有多大，只要你能够彻底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坦白出来，政府和人民会宽大处理你的。你也能够获得人民的谅解，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共产党对待罪犯实行最大的人道主义。如果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明明有极严重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挑鸡毛蒜皮的说一下，既是欺骗人民，也是欺骗你自己。这样你能过得去这个关吗？最后只能说明你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不想改造自己。那么人民就不会原谅你，就要严厉地制裁你。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何去何从？两条道路你自己选择。”

    说完后，他就把当场坦白的人叫上台。大家一看，都怔住了。

    这个人是古海忠之。

    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中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是两名文职职务最高的战犯。武部六藏是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总务长官，古海忠之是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他们是真正掌握国务院实权的人物，国务总理张景惠等都要听命于他。古海忠之站到台上，显得畏首畏尾，但却胸有成竹，不到十年，他已经头发斑白，往日的威风不知哪里去了？他用日文发言，结结巴巴地交代着自己的问题。应该说他交代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他是怎样强占东北人民的土地的？怎样掠夺东北资源的？甚至他在东北种植鸦片，从贩卖鸦片中获取暴利，东北人民平均每一百个居民中就有五个吸毒的。他还强征劳工修建军事工程，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缺衣少食，死亡六千多人。这些罪行都是我过去不知道的，听了毛骨悚然。他没有讲完，就被底下听的人打断了。其他日本战犯站起来愤怒地揭发他和其他战犯的罪恶事实。有几个日本战犯像藤田、长岛、铃木、濑谷等都是罪大恶极的，他们交代得还没有古海忠之好，在被大家质问时都战忄栗地站了起来。有一个名叫广濑三郎的战犯交代得既不好，在会上表现也不服气，当场被管教员带上手铐，带了下去。这个会开得真是惊天动地，令人胆战心惊。看来日本战犯学习有进步，认罪也不错。伪满官吏也有站起来揭发的。本来这些日本战犯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也欺侮伪满官吏，伪满官吏也是恨之入骨的。

    那个会上还有个血债累累的日本宪兵队长作了坦白交代。

    我没有发言。第二天管教人员问我昨天为什么不发言？我说因为不了解那些具体情况，如果吉冈安直在这里（他后来病逝在苏联），我要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他是日本帝国主义安插在溥仪和我身边的钉子，他把我们哥儿俩可害苦了。

    在大坦白大检举中间，管理所也召开伪满战犯的坦白批判大会，彼此进行了揭发批判。管教员组织我和润麒、万嘉熙三人互相检举，我们都写了检举材料，没有受到管教员的批评，因为和自己的坦白材料基本上一致。这些检举材料也都让我们本人看过，由我们签上意见。我都写：“同意检举材料，揭发属实。”我们也都检举了溥仪，溥仪也检举了我。管理所专门为溥仪开了个坦白会，大家对溥仪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溥仪虽然发言很长，但是有为本人表白之意，谈到“献宝”一事，也说是自己主动交出的，这时毓嵒忽的站起来指着他说：“你怎么不说我给你写条子的事呢？”

    毓嵣也说：“你怎么不说是毓嵒动员你的呢？”

    溥仪结结巴巴，手忙脚乱地承认：“是的，我正要说是毓嵒启发我的……”

    这时管教员宣布会议结束，鉴于溥仪已经受到教育。他在结束会议时说：“大家都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这是衡量你的觉悟程度的高低、你是否向人民靠拢的标志。我们早已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家的材料，也已经可以凭这些材料处理大家，那末为什么还要大家来坦白交代呢？这就是看看大家是不是改造好了？只要坦白交代，人民都要宽大处理他，我们重视改造好了的新人。”

    四十三 海外来鸿

    在大坦白大检举的滚滚浪潮中，我倾吐了过去的罪恶历史，犹如洗了一个澡，洗去了污泥浊迹，感到轻松愉快了。在这时候，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与久别的浩、慧儿、嫮儿又恢复了联系。

    那是1954年8月与11月之间。一天，孙所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让我坐下，笑着问我：“想念妻子和女儿吗？”

    “不想。”我违心地回答着，因为1951年我已经因为想念妻儿受过批判。其实这几年来何尝不想念浩和慧儿、嫮儿呢？只是因为我们是战犯，不准和家属通信，所以我只能把对妻女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我幻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割断我俩之间这种缠绵不断的相思。我希望我快点被判刑，我的罪恶已经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离婚，结束我们之间关系。其实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别人结婚，我这个人不值得爱，她索性和别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这颗心了。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设想，那就是浩等着我，等我服满刑，她携着孩子翩然归来，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这几年内日本也变成中国那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现在那样地受着民主教育，她能够改变她那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更没有隔阂了。口害！我真是胡思乱想，我想到哪里去了？这几年来我就是这样神魂颠倒地生活着。

    孙所长见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给浩和女儿写封信，他给寄去。管理所允许战犯和家属通信了。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讯，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出乎意外的是，孙所长还告诉我是慧生曾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要求她能够与她失去多年联系的父亲通信。周总理同意她的请求，并且把慧生的信批转给了我。我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封远隔重洋寄来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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