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东汉前期的政治

、雁门五郡，成为匈奴的傀儡政权，侵扰北边。

    建武六年（30年）卢芳属下的朔方太守田飒投降汉光武帝，光武帝刘秀封其为归德侯，并令其使匈奴，匈奴亦派来使节，表示和好。当时，东汉政权初建，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光武帝无暇北顾，只有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所以不断派使节去匈奴“赂遗金币，以通旧好”，但此时的匈奴十分“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而光武帝为维持暂时安宁，只好“待之如初”（《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尽管如此，也不能制止匈奴与卢芳联合起来侵扰北方。建武九年（33年）光武帝曾派大司马吴汉率兵反击，但结果不仅毫无成果，反而使“匈奴转盛，钞暴日增”。自建武十三年（37年）起，匈奴遂大肆向河东进攻，东汉政府无力抵抗，只得将幽、并二州边境居民迁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此后，匈奴入侵更加深入。建武二十年（44年）曾达到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45年）又侵扰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造成相当严重的破坏。而东汉政府基本处于被动、防守地位，无力反攻。

    匈奴的分裂　当匈奴贵族向中原侵扰之际，其内部也正酝酿着危机。

    原来，早在公元18年，当匈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舆在位时，就封其侄比为石薁鞬日逐王，驻牧于匈奴之南，管领南边八部及乌桓之众，部属计四五万人。但比自恃为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单于之子，对单于舆不满，很少参加单于庭会议。单于对比也很不信任，特派两骨都侯临领比所部兵。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单于舆死，觊觎单于位多年的比自以为可继位，谁知舆子左贤王乌达鞮侯却被立为单于，接着乌达鞮侯又死，却立其弟左贤王蒲奴为单于，比仍不能继位，“既怀愤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心中大为不满。

    当时，匈奴又遇天灾，“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蒲奴单于恐汉趁其危来攻，乃派人至渔阳“和亲”。而比则更进一步，密派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至西河太守处求“内附”。被派来监视比的两骨都侯已察觉其降汉活动，急向单于报告，并建议诛比。比之弟闻此消息后立即给比通风报信。比得此消息后决定公开与蒲奴分裂。建武二十四年（48年）春，八部大人共推比为呼韩邪单于，并派人至五原塞，表示“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后汉书·南匈奴列传》）。[278]刘秀接受了比的归附。从此，匈奴分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遣左贤王莫率兵万余人击北匈奴，于建武二十五年（49年）生擒北匈奴单于弟薁鞬左贤王，又破北单于帐下，俘其众至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匈奴震怖“却地千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还有三万余匈奴人在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领下归附南匈奴。南匈奴则遣使至京城洛阳“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进一步巩固与东汉王朝的关系。

    东汉政府与南匈奴的关系　南匈奴向东汉政府“奉藩称臣”后，建武二十六年（50年）刘秀遣中郎将段彬等到南匈奴进行监护，“参辞讼、察动静”安辑匈奴部众。帮助单于设庭帐（南庭）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让他们入居于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不久再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一带），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西河等缘边郡。

    东汉政府循西汉旧例：一方面让南匈奴遣侍子入朝“奉奏”；另一方面颁赐给南单于玺绶、衣、冠、车马、弓矢、甲兵、用具、乐器等，对待其礼仪相当于诸侯王。又经常接济他们以粮食，并赐给黄金、缯、帛等物，如南匈奴归附后，东汉政府即由河东郡转拨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帮助他们度过灾荒。建武二十九年（53年）又赐南匈奴羊数万只。至章帝建初元年（76年），南匈奴又发生灾荒，人民大饥，章帝下诏廪给其贫民三万余口。每当一单于死，汉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赐”，并常常赏赐匈奴诸王、将。这种费用每年达“一亿九十余万”之巨（见《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出巨资而维持同匈奴的关系是在所不惜的。

    东汉前期南匈奴基本上与汉王朝维持着这种臣属关系，这对封建制的汉王朝是有好处的：首先，南匈奴在北方边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这就解除了东汉王朝北面的忧患；其次，由于北方边境安宁，使原先撤销的边缘郡县得以重新恢复，已经内迁的居民得以返归故居，对于中国北方边境的经济、文化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另外，由于南匈奴入居塞内，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原地区先进文明，这对于改变匈奴原来较为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经济、文化水平是有益的。而汉、匈人民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融的结果，使中华民族大家庭更加扩大和团结，结果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东汉政府与北匈奴的关系　北匈奴遭到南匈奴的打击后，退居漠北，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为削弱，建武二十七年（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和永平七年（64年），北匈奴单于曾多次派遣使者要求与汉和亲。东汉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理同北匈奴的关系，曾有过多次争论。有人主张照对南匈奴的办法，接受其请求，遣使者进行监护，有人则主张趁北匈奴饥疫纷争之际，遣军将其彻底消灭。但光武帝刘秀认为：接受北匈奴的归附，会使南匈奴离心，出兵讨伐则敌不可尽，徒滋劳扰，所以采取羁縻政策，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只玺书相报，但不遣使者。直到明帝初年，仍然采取这种方针。

    但北匈奴的经济生活迫切需要与中原交换产品，所以强烈要求与汉“合市”并“遣使求和亲”（《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明帝“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于永平七年（64年）准许合市，并遣使回聘。北匈奴与汉的关系缓和，果然引起南匈奴部分上层的猜忌，以须卜骨都侯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勾结北匈奴部分贵族，妄图趁机发动叛乱，此事为汉朝出塞之使者郑众及时发觉，经奏明朝廷后，汉政府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在五原郡曼柏县（今内蒙古准格尔一带，在汉美稷东北）置“度辽营”，又遣骑都尉秦彭率兵屯于西河郡的美稷县，以阻止南北匈奴联系。永平八年（65年）秋，北匈奴派二千骑向朔方方面接应，并制作马革船，准备迎接南匈奴的叛乱者，但因见汉有备，才退回。计划中的叛乱才未能全部实现，但叛乱的匈奴贵族仍不断进攻河西诸郡，焚烧都邑，杀略甚众，致使河西城门昼闭。又不断入侵，如永平十五年（72年），入寇河西，而且胁迫西域诸国一起入侵。十六年（73年）入侵云中及云阳，对东汉政府造成很大威胁，事实证明：不彻底制服北匈奴，东汉的北方边境是无法安宁的。

    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的设置　在明帝、章帝时期，北匈奴始终为患边郡，长期威胁北方边境安全。为解除这一边患，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四月谒者仆射耿秉上书请求征讨北匈奴。十二月，明帝命耿秉为驸马都尉，窦固为奉车都尉，接着又以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等率几路大军，连同西河之羌胡、乌桓、鲜卑、南单于兵数万人，于十六年（73年）春从凉州、高阙、酒泉塞、张掖居延塞、平城塞，分四道出击伐北匈奴。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耿秉、秦彭击匈林王，绝幕六百里，至三木楼山而还。但其余各路均因匈奴望风奔北，无功而还。是年，云中太守范廉以少量汉军击败来犯之北匈奴大人所率之众多武装，斩首数百级，匈奴自相践踏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进犯云中。

    但北匈奴的威胁并未解除。其势力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控制着西域。本来王莽末年，匈奴奴隶主贵族势力重新控制西域后，由于对西域各族的剥削和压迫又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如其中莎车和南道的一些小国就与匈奴对抗，保护汉都尉及吏士家属。东汉王朝建立后，莎车王康还派使者至河西，表示思慕汉庭。建武五年（29年）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皆遣使朝贡，或派送侍子，请东汉王朝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忙于巩固帝位，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大部分地区遂为北匈奴所控制。这时据于西域南道的于阗和据于北道的龟兹国都依附于北匈奴，西域东部的车师也与汉王朝对立。所以，不解决西域的问题，是难以制服北匈奴的。因此，永平十七年（74年）窦固、耿秉率兵出昆仑塞进攻车师后部，耿秉奋身前行，后王投降，车师前王为后王之子，见其父降汉，亦慌恐，出门迎秉，脱帽抢马足率众来降。于是东汉在西域设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各率数百人屯田。自西汉末至此中断了六十余年的汉与西域交通之所以又得到恢复，除窦固、耿秉等率大军取得的胜利以外，重要的原因之一还是班超在西域各国活动的成功。因此，下面就应当谈到班超通西域的问题。

    二　班超出使西域

    东汉政府在同北匈奴进行战争的同时，就着手筹划以政治方式解决西域的问题。

    班超的雄心壮志　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爱尔维修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东汉前期封建国家统一的历史时代，需要一个有胆识、有智谋的政治家使西域统一于中原王朝，班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创造出来的杰出的政治家。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是当时的儒学大师班彪的最小的儿子，其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班超自幼就“有大志，不修细节”，他不仅“有口辩，而猎涉书传”能言善辩，博学多才，且“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后汉书·班梁列传》），能吃苦耐劳，这就为其以后完成重任准备了条件。

    永平五年（62年）班固被征为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因家贫，常与官府抄写文书养家。当时，北匈奴不断骚扰边境，在朝廷内外一片抗击匈奴的气氛中，班超尝辍业投笔叹道：大丈夫至少也应像傅介子、张骞那样立功异域，怎能长期在笔砚间生活呢？左右有人笑他狂妄，他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汉书·班梁列传》）后来，班超被任为兰台令史。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出击匈奴时，以超为假司马，率兵击伊吾，战于蒲类海，超得胜而还，初步显示出军事才能。于是，被窦固派去与从事郭恂共同出使西域。从此，班超得到施展抱负与才能的机会。

    降鄯善定于阗归疏勒　班超的使命是联络西域各国君长亲汉而抵制匈奴。奉旨后，他仅率吏士36人慨然出行。首先来到鄯善。鄯善王广依违于汉与匈奴之间，长期动摇不定。开始他们对班超一行汉使“敬礼甚备”，几天后，态度突然怠慢起来。班超判断：必然有匈奴使者来此，以诈问的办法从鄯善侍者那里得到证实后，超即激励随从的36人，决定趁夜间匈奴使者猝不及防时将其消灭。这一勇敢而大胆的计划为大家一致赞成。当夜，正值天大风，班超令10人持鼓隐藏在匈奴住所之后，其余的人则持兵器埋伏在门口。超亲自顺风纵火，前后呐喊助威。匈奴使者被突然惊醒，慌乱中被班超格杀三人。汉吏兵杀匈奴使及随从三十余人；余众百余人皆被烧死。匈奴使节屋赖带及副使比离支皆被杀死。次日，班超示以匈奴首级，使鄯善“一国震怖”，超趁势宣告汉政府告慰之意。这一果敢行动，果然使动摇不定的鄯善王下决心摆脱匈奴，遂“纳子为质”（《后汉书·班梁列传》）表示依附汉王朝。

    制服鄯善后，班超受到东汉政府嘉奖，由假司马升到军司马。并派他到西域其他各国继续完成这项使命。窦固还准备给他增加随行兵士。但班超说：“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同上）他主要是凭政治影响和个人机智、勇敢来达到出使目的的。

    下一个目标是于阗，于阗是雄踞于西域道的一个亲匈奴的国家。当时于阗王刚攻破莎车，又有匈奴使者在此监国。所以，于阗王广德对班超的到来态度十分冷淡。他还听信巫师的煽动，要用班超的马祀神。班超了解这种情况后，即采取相应对策：他表面佯许于阗王的要求，令巫师自己来取马。及巫到，超即斩其首给于阗王送去，并痛斥于阗王无礼。于阗王广德早已闻班超在鄯善杀匈奴的威名，见此，大为惶恐，立即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则“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后汉书·班梁列传》），从而使于阗归附过来。

    于阗归附后，班超就进而解决疏勒的问题。疏勒人本是亲汉的，但龟兹在匈奴人支持下已杀掉疏勒王，将龟兹人兜题立为疏勒王。班超针对这种形势，于永平十七年（74年）春，抄近路至疏勒，到兜题所居的槃橐城九十里时，先派吏田虑前往劝说兜题投降，并授命田虑若其不降便可相机执之。虑遵班超之计，见兜题无降意，即趁不备，将其劫缚，左右皆惊慌奔走。超至，召疏勒将吏，历数龟兹罪恶，依疏勒人的愿望，立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后汉书·班梁列传》）。至此，既解除了龟兹对疏勒的压迫，也清除了匈奴人在北道的势力。在疏勒的胜利，充分表现出班超对西域各国形势的深刻了解和治理西域的才能。

    至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窦固、耿秉使用武力制服车师，班超以政治和谋略使疏勒、鄯善、于阗归附，于是，东汉政府重新在西域设置都护和戊己校尉，从而使汉与西域往来复通，这是东汉政府同匈奴斗争的胜利。然而，西域是匈奴重要战略基地，他们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所以，此后的年代东汉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斗争。

    三　汉、匈在西域的争夺

    东汉政府在西域取得初步胜利，引起匈奴奴隶主贵族更猛烈的攻击，西域自此成为汉、匈争夺的重要战场。

    匈奴反攻汉军撤退　永平十八年（75年）二月，北匈奴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兵攻车师，屯驻于金蒲城的戊校尉耿恭派司马率三百人相救，因众寡悬殊而全军覆没，匈奴军进而包围金蒲城。这里也只有少数汉军，但斗志顽强，他们用带有毒药的箭头，趁暴风雨向来侵之敌射击，杀伤甚众。耿恭又故意宣扬这是汉家的神箭，匈奴中箭者见疮口皆烂，恐惧而退去。

    匈奴兵退后，耿恭将驻地移至距水源较近的疏勒城（此疏勒城与疏勒国为两地）。七月，匈奴又向疏勒城进攻，断城中水源，耿恭率士卒在城中掘井，深至十五丈仍无水，吏士干渴以至榨马粪汁而饮，情况危急万分。正当匈奴即将得胜之际，井水如泉涌奔流而出，城上汉军故意扬水让匈奴看。匈奴以为有神，便及时退兵。

    当年八月，汉明帝死，十一月，北匈奴又包围己校尉关宠驻扎之柳中城，同时又与车师叛军共攻耿恭。这时朝廷无暇顾及西域战事，耿恭率孤军抵御数月，粮尽援绝，至煮铠弩上之筋革充饥。但耿恭与士卒皆不动摇，最后战至只余数十人。匈奴单于派人招诱耿恭说：若降当封王并妻以女子。而恭则不为所动，将招降之人杀死，以示决心，单于大怒，增兵加紧攻城。恭等顽强死守，决心不将东汉在西域的这一最后据点放弃。

    求救的军书至长安后，朝廷上的大臣对发不发救兵还有不同看法，司空第五伦主张牺牲这部分军士，放弃救援。司徒鲍昱则义正辞严地指出：今朝廷使人于危难之间，若弃之不救，外则纵容匈奴之暴虐，内则损伤死难之臣，以后国家若有急难，将无人为朝廷效力，况汉兵只余十数人，而匈奴始终不能攻下，足见其尽忠竭力。如令敦煌、酒泉太守各率二千骑兵，前往救援，疲乏已极的匈奴兵必不足一击。这番理直气壮的言论，果然说动刚即位的章帝，立即令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共七千人救援。

    段彭等率汉军一到柳中，即大获全胜，斩首三千八百级，生俘三千余人。北匈奴退走，车师复降。至此时，谒者王蒙就准备还军，置被困于疏勒城之耿恭于不顾。只有一个曾为耿恭部下的军吏范羌，坚决请求引兵相救，于是才分二千人由范羌率领，从北山接应耿恭。经过雪夜行军，终于将困在城中的汉军救出，两军会合后涕泪交流。次日，且战且退，从疏勒出发时耿恭所部尚有26人，一路死亡，至玉门时只余“衣履穿决，形容枯槁”的13人了。恭至洛阳后被升为骑都尉。耿恭及所率士卒抗击匈奴的英勇行动，将名垂青史。

    经过这次争夺战，东汉政府实际已失掉对西域的控制，又由于中原连年灾荒，流民失所，社会动荡不安，章帝初即位又不愿兴师动众、对西域用兵，于是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的建制。实际等于宣布放弃西域。

    班超在西域的功绩　章帝建初元年（76年）当东汉政府宣布罢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之时，也召还留在疏勒国的军司马班超回京。但当班超即将归国之际，引起疏勒和于阗国内极大恐慌。疏勒都尉黎弇竟至以刀自刭，超至于阗时，国内王侯以下皆号哭涕泣，抱住超的马脚不让走。因他们知道汉军一退，匈奴必卷土重来，故苦苦哀求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后汉书·班梁列传》）班超亦早有志于经营西域，见此情形遂毅然掉转马头，复回疏勒。此时疏勒国已有两城投降龟兹，并与尉头连兵。班超击破尉头，捕斩反者，杀六百余人，遂定疏勒，从此疏勒这个孤立的据点就成为班超坚持在西域与匈奴斗争的根据地。

    班超在疏勒立定脚跟以后，就一步步扩大东汉在西域的势力。首先，在同东汉政府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于建初三年（78年）联络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加上疏勒兵一万人进攻姑墨。因姑墨位于疏勒西北，役属于龟兹，匈奴利用姑墨威胁着疏勒等国。班超发动的这次进攻，取得胜利，斩首七百级，初步巩固了阵地。使莎车、月氏、乌孙等也先后表示愿归附。

    建初五年（80年）班超在四面受敌的疏勒孤守五载后，才得以上书给汉章帝，报告西域的形势：当时北道诸国多为匈奴控制，而南道诸国，只有龟兹一国与汉为敌。故班超提出“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他又分析西域各国同龟兹的矛盾，认为“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后汉书·班梁列传》）。章帝得表后，觉得班超的计划可行，决定派出援兵。平陵人徐干也同班超一样早有定西域之大志，主动要求承当班超助手。章帝即派徐干为假司马，率弛刑徒及义从兵一千人支援班超。

    东汉援军到西域前，莎车以为汉军不会来增援班超，就向龟兹投降，疏勒都尉番辰也已叛汉，恰在此时，徐干率援军至。班超遂与徐干击破番辰。重新稳住局面。随之，班超又拟定联络乌孙的计划，得到章帝的批准，建初八年（83年）班超被升为将兵长史，徐干为军司马。

    正当班超在域外艰苦奋斗刚刚取得初步成果之时，就遭到一些心怀叵测人的诽谤。朝廷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并持汉朝赐给乌孙昆弥的锦帛来到于阗，适值龟兹攻疏勒，李邑贪生怕死不敢前行，就上书给章帝说“西域之功不可成”，又污蔑班超在这里“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后汉书·班梁列传》）。班超得知后，十分伤心，他竟决然“去其妻”以解除朝廷疑惑，章帝得知后，知班超忠心，对李邑加以斥责，并令其受超节制。去留由超决定，但班超不计前嫌，又派李邑护送乌孙侍子还京，班超的豁达大度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心胸。

    元和元年（84年）东汉政府又派假司马和恭等率八百士兵接应班超，加上原有将士共一千八百汉军。班超就依靠这部分基本武装，联合亲汉诸国，在西域开始反攻。

    元和元年（84年），班超发疏勒、于阗兵进攻投靠龟兹的莎车，但莎车却以重利引诱了疏勒王忠叛变，而据乌即城与班超军对抗，相持半年之久。康居国又派兵援忠，使乌即城不得下。当时康居与月氏通婚，关系密切，班超就联络月氏，使月氏晓示康居王退兵，才攻下乌即城。但随康居王而去的疏勒王忠并未死心，三年以后，即元和三年（86年）他又向康居王借兵，盘踞损中，并暗地与龟兹国密谋，派人到班超处诈降。班超早洞悉其奸，佯许之。忠以为得逞，即率轻骑到超驻地。班超表面设宴招待，但酒酣之际一声令下，忠即被埋伏于左右的汉军生缚。其所率随从也分别被俘被杀。阻挡在南道的障碍终于被拔除。

    章和元年（87年）班超发于阗各国兵二万五千人再击莎车，而龟兹王则派左将军率五万人来救。班超见敌军人多，声称夜间退兵，令于阗军向东，自己率兵向西，龟兹王闻讯大喜，当夜将主力埋伏在东西二方。不料班超却于鸡鸣时率军直捣莎车大营，将其一举击溃，莎车遂投降，龟兹也只好退兵，此后班超的威名在西域大震。班超坚持在西域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四　东汉王朝对匈奴和在西域取得的胜利

    窦宪征匈奴的胜利　当班超在西域接连取得胜利之际，北匈奴遭到很大困难。首先是不断有匈奴人南下归汉。建初八年（83年）夏，三木楼訾部落在大人稽留斯等率领下，有三万八千人至五原塞归降。元和二年（85年）有七十三批匈奴人先后入塞归附。章和元年（87年）北匈奴发生内乱：屈兰储等五十八部，二十八万人从中分裂出来主动到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向汉军投降。不久又发生饥荒，每年都有数千人投向汉。同时受北匈奴奴役的各族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南匈奴单于也于章和二年（88年）七月给章帝上书，请求派兵平定北匈奴。尽管朝廷上有的大臣反对用兵，最后章帝还是决定征伐。因犯罪而拘于宫内的外戚窦宪主动要求击匈奴以赎罪。于是，章和二年（88年）十月，朝廷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向北匈奴展开进攻。

    和帝永元元年（89年）六月，窦宪、耿秉率兵出鸣鹿塞，南匈奴也派万余骑在单于率领下出满夷谷，在稽落山（今漠北西北部的额布根山）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遁。斩首各王以下一万三千余级，俘虏甚众，北匈奴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降汉。汉军出塞三千余里，至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次年（永元二年，90年）窦宪又派副校尉阎詟率三千余骑击败伊吾之匈奴，这一仗不仅取得伊吾，而且使车师震慑。前、后王均遣子入侍，内附于汉。

    永元三年（91年）二月，窦宪又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匈奴于金微山（即阿尔泰山）俘获单于母阏氏以下五千余人。汉军出塞五千余里。自汉出师以来从未达到如此远的地方。从此以后，匈奴势力被彻底击溃，漠北出现大混乱的局面。匈奴主力离开了中国边境走上了遥远的西迁路程。[279]北匈奴的西迁，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由这一行动而引起古代世界出现的大变化，影响了欧洲和全世界历史的发展。还有一部分匈奴人留在漠北，有的不久就融入公元91年左右强大起来的鲜卑族。有的则至4至5世纪才被柔然族吞并。此后，虽仍有少数匈奴人在边境作乱，但对中原政权早已没有任何威胁了。

    西域的统一　当窦宪率军征伐匈奴之时，班超在西域也正与大月氏展开激战；大月氏曾因求汉公主未得准许，遂与汉朝结怨。永元二年（90年）五月，趁汉、匈主力正在塞外角逐之际，月氏派七万军队由副王谢率领向班超进攻。面对着气势汹汹的、数量众多的敌军，班超坚定沉着，采取以逸待劳、坚壁清野的战术“收谷坚守”，使爬越帕米尔高原远道来攻的月氏军队攻城不下，“又钞掠无所得”，同时，班超又派一支军队埋伏于去龟兹的东界路上，月氏粮尽，谢果然派兵持金银珠玉去龟兹求救，结果被班超所埋伏的军队击杀，谢得知后大惊，连忙向班超请罪，求得生归，班超纵其回国。从此，大月氏岁岁向汉朝贡。再不敢向东，而转向南方印度发展。

    库车汉代烽燧遗址

    北匈奴及大月氏的失败，使西域反汉势力失去靠山。永元三年（91年）长期同汉为敌的龟兹、姑墨、温宿都向班超投降，东汉朝廷委任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徐干为长史驻疏勒，拜白霸为龟兹王。又置戊校尉，居车师前部高昌壁，领兵五百，戊部侯居车师后部城。西域又重归于汉。

    但焉耆、危须、尉犁因以前曾攻杀过都护，不敢降汉。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共七万人，及汉人吏士商客等一千四百人讨焉耆。他采取军事镇压与诱降相结合的方式，坚决锄除了焉耆王广、尉犁王汛等，更立元孟为焉耆王，遂使这些地区皆臣服于汉，至此，西域五十余国都成为东汉版图的一部分，再次统一于中国。为表彰班超在西域的卓著功勋，永元七年（95年），东汉政府封其为定远侯，邑千户。

    西域的统一，使东汉王朝的政治势力向西方迅速扩展，其中班超在西域展开积极外交活动起了重要作用，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属吏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到安息极西的条支时，因遇到大海，听说风波险恶，很难通过而返回。甘英这次出使虽未达到目的地大秦，却是第一个到达波斯湾头的中国人，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录。

    西域的统一和中国影响的西传，班超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在章帝建初元年（76年）东汉主力撤出西域后，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下，班超坚持留在原地，艰苦奋斗达18年之久，和帝永元六年（94年）西域重归东汉以后，班超又继续经营西域，至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71岁的班超才回到汉朝，他在西域度过了30个惊心动魄的春秋，为东汉统一事业做出贡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

    五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除匈奴和西域诸族以外，在东汉王朝境内还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在东北地区主要有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挹娄。

    乌桓的归服　自西汉武帝以后，乌桓就在统一的西汉王朝统治下过着安定的游牧生活，由于长期受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其社会生产力有显著的进步。至东汉初年，乌桓族已脱离原始社会阶段，原来的部落“大人”变成世袭制，部落组织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

    但是，在王莽时代，乌桓曾遭到匈奴和“新”朝两方面的压迫。由于王莽的错误政策，在匈奴的威逼利诱下，乌桓再次投到匈奴怀抱。东汉初年，乌桓与匈奴处于暂时的联合状态，共同侵扰边境，尤其是代郡以东，被乌桓骚扰得尤为严重。他们停留在接近边塞之处，“朝发穹庐，暮至城郭”往来迅速，侵夺财物后即驰向塞外，给边郡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危害，其中上谷塞外的白山部最富强。建武二十一年（45年）光武帝曾派伏波将军马援率三千骑击乌桓，乌桓得到消息后早望风而逃，当马援军队仅追斩数百人而撤回时，乌桓军队则从其后袭击，结果使马援所率部队“晨夜奔归”损失甚大，仅马匹一项就“死者千余匹”（《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但乌桓和匈奴的这种联合只是在侵掠中原时才出现的，在其内部则是不平等的，乌桓处于被奴役地位，其与匈奴的矛盾十分尖锐。所以，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当匈奴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争权夺位的内乱，又加上天灾“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的时候，乌桓则趁势向匈奴进攻，使匈奴不得不向北退却数千里。汉光武帝改变王莽时政策，以币帛贿赂乌桓，使其归化，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东汉朝廷投降，并至洛阳朝贡，给皇帝献上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等等，表示臣服。

    乌桓臣服汉朝后，受到光武帝的礼遇，不仅宴飨其首领，赐以珍宝，而且根据他们自愿，留居塞内，封其渠帅八十一人为侯王君长，允许乌桓人在缘边各郡居住。还“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让他们帮助汉军侦察匈奴和鲜卑的动静，并协同作战，从此，乌桓成为东汉边境抗击匈奴的武装。光武帝又接受司徒班彪的建议，于上谷宁城复置乌桓校尉，以管理边郡乌桓。直至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280]

    鲜卑的崛起　鲜卑也属于东胡的一支，其社会状况、风俗习惯与乌桓相同。因居住于鲜卑山（一说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西，本地人称为蒙格，一说在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北，通古斯卡河南）而得名。西汉时，鲜卑为冒顿所击而远逃辽东塞外，由于乌桓相隔，未与汉通。所以有关它的活动事迹，到东汉时才出现于史籍记载。

    东汉初年，当匈奴与乌桓共同侵扰北部边境之时，受匈奴控制的鲜卑也常常加入掠夺者的行列。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骑兵万余曾进入辽东。当时任辽东太守的祭肜率数千人迎击。由于祭肜本人“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平时对军队训练有素“励兵马，广斥候”，在这次反击鲜卑的战役中“自被甲陷陈”，结果把来犯的鲜卑打得大败而逃，“投水死者过半”（《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从此，鲜卑再不敢侵犯汉境。自南单于归附东汉朝廷后，北单于势孤，建武二十五年（49年）鲜卑大都护偏何在辽东太守祭肜招诱下，向东汉政府“遣使奉献”表示“愿得归化”。与鲜卑同族的满离、高句丽也先后向汉政府献“貂裘好马”，光武帝刘秀皆“辄倍其赏赐”（《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偏何又主动要求击匈奴左伊秩訾部，取得胜利，此后，鲜卑每年皆与匈奴作战，得胜即送首级到东汉政府领赏。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率领人至洛阳朝贡，接受了东汉王朝的封号。永平元年（58年）辽东太守祭肜又招诱鲜卑大都护偏何击破不断向上谷进犯的赤山乌桓歆志贲等，其他尚未归附的鲜卑族皆到辽东向东汉政府投降。东汉政府每年赐钱数亿，使鲜卑在边境抵挡匈奴，所以，“明章二世，保塞无事”（《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和帝永元年初，北匈奴被东汉军击溃西逃以后，鲜卑就占领匈奴故地，数以十万计的留在原地的匈奴余部，皆融入鲜卑。于是，突然壮大起来的鲜卑就不愿再受东汉政府节制，开始与汉为敌。永元九年（97年）辽东鲜卑进犯肥如县（今河北卢龙北），永元十三年（101年）辽东鲜卑又攻右北平，竟攻入渔阳，虽旋被渔阳太守率兵击退，但从此以后，鲜卑就成为东汉王朝北方的一支劲敌。

    夫余、高句丽和挹娄　夫余、高句丽乃古代貊族，挹娄则是古之肃慎。东汉时夫余居于今东北吉林、长春一带，高句丽居于鸭绿江上游，据今人考证：其地域在今集安市境，挹娄则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后汉书·东夷列传》），其地域在故肃慎所居之长白山之北。

    夫余和高句丽在东汉时皆已进入奴隶制社会，挹娄人则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东汉政权建立之后，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归附东汉王朝。高句丽于建武八年（32年）也遣使朝贡于东汉政府，汉光武帝刘秀下诏恢复其被王莽任意改变的王号，建武二十三年（47年）句丽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也来归附汉王朝。不过高句丽的归附是不稳定的，他们时叛时降，建武二十五年（49年）句丽又进犯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由于辽东太守祭肜招抚，不久即又归附。至和帝时，句丽臣属东汉政府始终是不稳固的，不过，由于距中原较远，其影响很小，东汉政府设玄菟郡统一管理归附的高句丽和夫余人。

    挹娄在东汉时臣属于夫余，所以其与东汉政策的关系皆视夫余为进退，这部分人虽为数不多，又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阶段，但勇猛善战“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后汉书·东夷列传》）。因此，挹娄人和夫余人臣属东汉王朝，对东汉前期东北边境的安宁有着重要作用。

    六　羌族、蛮族和夷族

    羌人内迁　东汉前期散布于西北部的羌人时常举行叛乱，而当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不少羌人就被迁往内地，与汉人杂处。如建武十一年（35年）先零羌进攻临洮（甘肃岷县），被陇西太守马援击败“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年）窦固、马武等率汉军击破与东汉王朝为敌的羌人滇吾于邯后，即将其余众七千余迁至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烧当羌迷唐部叛乱，东汉政府派兵镇压，“（羌人）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甘肃甘谷县南）、安定（甘肃镇原东南）、陇西”（《后汉书·西羌传》），一批批羌人东徙，遂使羌人分为两部分：“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资治通鉴》卷52永和六年正月条，胡注）。东汉王朝早在建立之初就置护羌校尉管理归服的羌族各部。但由于东汉政府对边境诸羌歧视、压迫，使他们不断反抗，所以东汉前期的汉、羌之间战事连年不绝，不过皆发生在局部地区，故尚未酿成大患。

    内迁的羌人本可以与汉族人民友好共居，但由于东汉政府官吏及豪强对他们欺压、奴役，引起羌人的仇恨，“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后汉书·西羌传》）。所以这部分羌人同东汉政府及豪强地主的矛盾也很尖锐，许多不堪忍受欺侮的羌人也时常举行反抗。东汉初年，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到这种状况，如司徒掾班彪上书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至反叛。”因此他建议对羌人进行安抚，令护羌校尉“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后汉书·西羌传》）。然而，在护羌校尉和边郡官吏中有不少人贪婪凶残，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对羌人“理其怨结”。所以，到和帝时代，羌人同东汉政府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

    南蛮诸部　在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和越南境内，散布着许多少数民族，东汉时则笼统地称其为南“蛮”，实际上，他们是许多民族部落，而其与东汉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有所不同。

    居今湖南境内的，东汉前期以所居地不同有武陵蛮、零陵蛮、沣中蛮、溇中蛮、长沙蛮等。光武帝时期，武陵蛮最强大。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蛮精夫（首领）相单程等趁东汉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据险作乱，侵扰附近郡县。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人前往镇压，结果因山深路险，汉军不晓道径而全军覆没。次年，相单程等攻下临沅，汉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进剿，也不能取胜。建武二十五年（49年）东汉王朝派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率四万多人前往镇压，双方在壶头相持半年以上，汉军死耗太半，马援也因疫疾身亡。单程等也因饥饿困乏无法继续坚持而投降。此后，东汉政府在当地置官吏进行统治，十余年间，相安无事。在章帝、和帝时期，虽有过一些叛乱发生，但都很快地被镇压下去，如章帝建初元年（76年）武陵沣中蛮陈从反叛，不久就被零阳蛮精夫所率的武装击破。建初三年（78年）溇中蛮覃儿健等叛乱，至建初五年（80年），亦在汉军和蛮兵联合围攻下投降。和帝永元四年（92年）冬，溇中、沣中蛮潭戎等叛，“燔烧邮亭，杀略吏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不久也被郡兵镇压下去。

    此外，在今四川东部及东北一带，是廪君诸部，被称为巫蛮、沔中蛮、江夏蛮等，因这一带属巴郡和南郡管辖，所以又称为“巴郡南郡蛮”。除永元十三年（101年）南郡的“巫蛮”因反抗郡县“收税不均”而举行反抗外，这里的少数民族在东汉前期同汉族人民一样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今四川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居住着板楯诸部，今广东、广西境内，则有更落后的乌浒人。总的来说，东汉前期南方的蛮族，除个别地区，个别年代有过零星的反抗或者反叛东汉政府的斗争外，绝大部分地区和绝大部分时间，这些少数民族都同汉人一样在封建政府的统治下进行生产，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

    马援平交趾　东汉时，在今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这里原为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地区。光武帝任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教民耕种技术，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促进作用。

    在东汉政府的感召下，归附汉王朝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蛮的别号）张游率族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次年，南越徼外蛮也向东汉朝廷献贡物。反映了东汉王朝在南方的影响不断扩大。

    然而，也有个别蛮人首领不愿遵从汉法而起兵反叛的。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就是其中一例。

    征侧为麊泠县雒越将军之女，嫁与朱鸢人诗索为妻。因不满东汉政府之交趾太守苏定在当地贯彻法令，遂与其妹征贰举行叛乱，侧自立为王，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地皆有“蛮夷”响应，掠掳达六十余城。交趾刺史及诸太守被围困。汉光武帝刘秀命长沙、合浦、交趾各郡具车船，修道路，积粮谷，又派伏波将军马援，扶乐侯刘隆率军前往镇压，楼船将军段志南率水军配合。军至合浦，段志南身亡。马援受命统率万余水、陆大军“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后汉书·马援列传》）。建武十八年（42年）春，与叛军战于浪泊之上，大胜，降者万余人。马援率兵追逐征侧等至禁溪，叛军四散，次年正月，征侧、征贰被汉军斩首，接着，马援又率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继续清剿征侧余党都羊等。岭南悉平，马援在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后汉书·马援列传》引《广州记》）。东汉政府在镇压二征叛乱之后，在当地进行一系列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如穿渠灌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条等等，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马援讨伐二征的军事行动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愿望的。

    西南夷　东汉时期，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中央政权的关系更加密切。东汉政府在这些地区设郡县。除原来的犍为、牂柯、越嶲、益州四郡外，又把犍为郡中朱提（今昭通）和汉阳（今贵州威宁）划分出来，设立犍为属国。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首领贤栗派使者谒越嶲太守，表示愿率本部二千多户一万多人“内属”。东汉政府封他为“君长”，并从益州中分出不韦等六县成立“益州西部属国”，以郑纯任属国都尉。郑纯“为政清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对当地人民的剥削较轻；每年只向“邑豪”征收可做两件衣服的布一块和盐一斛做为赋税。这样居住在益州西部的许多的哀牢夷人都愿“内属”。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统率其属下的七十七王五十五万余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一带）、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合建为永昌郡。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昌郡共有二十多万户，一百八十九万多人，在东汉一百零五个郡国中居第二位。

    永昌郡建立后，当地的哀牢人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哀牢人保持着原有的邑落组织，由本族大小邑王统治，每年向东汉政府输纳一定的盐、布作为常赋。在此前后，尽管建武十八年（42年）、明帝永平元年（58年）和章帝建初元年（76年）在益州、永昌地区曾发生过局部地区的反抗东汉政府的起义斗争，但绝大多数时间和地区是稳定的。永昌郡的建立，也使周围的一些少数民族同内地加强联系，如和帝永元九年（97年）掸人首领雍就派人到洛阳贡献珍宝，和帝则赐以金印紫绶，以后还多次派使朝贡。这表明：哀牢、掸人所居之地已列入东汉王朝直接统辖地区。从这时起我国在滇西地区的疆界已大体确定。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此外，居于今四川、云南西部的越嶲郡的邛都夷大羊诸部，蜀郡西部都尉的笮都夷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部也相继归附东汉。这些地区的统一，无疑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本章小结

    东汉王朝自光武帝刘秀至和帝刘肇统治时期，接受了西汉灭亡和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实行较为清明的政治，从而使政权建立后的数十年内社会稳定，民族关系正常发展，中华民族又进入了一个兴旺、繁荣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