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绿林、赤眉起义和“新”莽的灭亡

代虽被政府任命所代替，成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但在农村中它们仍同从前一样，作为村社组织在农民中有极深的影响，淳朴的农民长期以来就在这种村社组织中生产和生活，起义后借用这种组织的形式和名称，是十分自然的事。而起义军这样做也正说明，他们所要求的“是希望恢复村社宁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刘修明《两汉乡官“三老”浅论》，载《上海市历史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赤眉起义军“常思岁熟，得归乡里”（《汉书·王莽传》下），一味想回家乡，原因就在此。这是农民起义的特点，也是它们的弱点。

    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犹如奔腾咆哮的长江和黄河，它们不断汇聚着各地喷发的革命细流，形成两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击着王莽政权。

    二　赤眉、绿林军的辉煌战绩

    以赤眉、绿林为主的全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就以其摧枯拉朽的威力向地主政权猛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姑幕之战田况败北　赤眉军在东方的迅速发展，使王莽惊恐万状，他急忙下令“急捕殄盗贼”，并痛责官吏“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汉书·王莽传》下）。但是，那些官吏比他还怕起义军，哪里敢同赤眉军较量“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同上）。只有翼平连率（即北海太守，当时王莽把北海郡更名翼平郡，郡守更名为连率）田况敢于以卵击石，纠集了一支武装，妄图堵截刚刚爆发不久的赤眉起义军。但在地皇二年（21年）田况这支反动军队就在姑幕（山东诸城西北）被赤眉军打得落花流水，丧失一万余人。这是赤眉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田况失败后，并不甘心，他又将统治区内“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汉书·王莽传》下）组织起来，同赤眉军对抗。王莽又派太师羲仲景尚和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进攻赤眉军。但起义军运用灵活的战术，使景尚等东奔西跑毫无所获，而赤眉军则愈战愈强“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不久，在地皇三年（22年）景尚就被起义军打死。田况的武装虽然比较强大，又被王莽授以领青、徐二州牧事之要职，但是，王莽对他并不信任，特别在镇压赤眉起义的策略上，两人是有分歧的。田况曾给王莽上书攻击太师景尚和更始将军王党，说他们“多从人众，道上空竭”（《汉书·王莽传》下）实际并不能剿灭义军。他主张“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同上），发挥地方官吏的作用，反对朝廷重臣出征。这一主张不失为老谋深算，但却不符合王莽的心意，“莽畏恶况”（同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各派力量间勾心斗角的矛盾。因此，在景尚被歼后不久，王莽就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拜田况为师蔚大夫，将他调离。自田况离开青、徐之地以后，封建政权的势力在这里一溃千里。赤眉军同王莽派来的军队英勇决战，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东方战场的决战————“无盐之役”地皇三年（22年）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军队从长安出发，向赤眉军进攻。这几年，关东地区连年饥馑，“洛阳以东，米石二千”。当王匡和廉丹杀气腾腾地向东进军的时候，严重的灾荒再加上官军的蹂躏，使人民痛苦不堪。官军一路上烧杀抢劫，奸淫勒索，同赤眉军严格遵守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纪律形成鲜明对照，广大人民宁可碰到赤眉军，也不愿落到太师王匡军手中。他们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东观汉记》卷2）就是这一认识的反映。

    王匡、廉丹所率官军先从定陶北上，向无盐（今山东东平东）进攻。驻守在此的索卢恢部，是一支刚刚响应赤眉起义的新军，官军倾十万兵力攻打这一无援而孤立的据点，结果义军被打败。王匡在无盐屠杀一万余义军之后，气焰嚣张地掉头南下，妄图消灭梁郡的赤眉军董宪部。他以为依然会像攻击索卢恢部一样，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他们万没料到等着他们的都是惨败。

    在官军向南进攻之时，统率部队的两员将就先发生了分裂，更始将军廉丹认为“新拔城罢（疲）劳，当且休士养威”（《汉书·王莽传》下），但王匡根本不听，坚持南下。结果王匡独自率军冒进，廉丹也只得率部追赶。政府军首尾脱离分裂为两部，给赤眉军以有利时机。董宪部原有几万人，本就是一支不小的部队，樊崇又决定趁敌军混乱之际，给以致命打击，就将赤眉军主力投入战斗。在组织这一场大战役前，樊崇作了周密安排，为了避免战斗中与官兵混淆，义军将自己眉毛染红“皆朱眉以相认别，由是号曰‘赤眉’”（《东观汉记》卷22）赤眉之称由此而起。樊崇所率之赤眉军在无盐的成昌向王匡部进攻。气势汹汹的王匡在赤眉军进攻面前狼狈逃窜，官军万余人被歼，后面的廉丹所部还龟缩在无盐城内。樊崇率得胜之师向无盐城进攻，一举消灭了这股敌军。廉丹及其属下汝云、王隆等二十余名将领皆在此役中毙命。

    无盐之役是东方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赤眉军仍是处于被围剿的地位，官军则主动向起义军进攻。在此之后，官军则基本丧失了进攻赤眉军的实力，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只剩下王匡所率领的一支残军，虽然王莽不断派人支援，如国将哀章驰援王匡，大将阳浚守敖仓，但依然阻止不住赤眉军的进攻，郡太守以下的各级官吏一批批地被击毙，赤眉军发展至数十万人，活跃于广阔的东方地区，完全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

    当东方战场上频传捷报之际，南方的绿林军也空前地发展、壮大起来。

    舂陵兵加入绿林军　当新市、平林、下江军向南阳郡随县进军的时候，在随县北边蔡阳（湖北枣阳西南）的舂陵乡，出现了一支反对王莽政权的武装，这就是以刘、刘秀为首领的舂陵军。

    刘，字伯升；弟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乃刘氏宗室，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虽然刘、刘秀兄弟因支庶而未获得王、侯封爵，但仍是南阳地区的大地主。他们的父亲刘钦曾任县令，在刘秀九岁时已病故，刘“好侠养士”，刘秀“事田业”。地皇三年（22年）当“天下连岁灾蝗”流民四起，“南阳饥荒”（《后汉书·光武帝纪》）之际，刘秀还出卖粮食，证明他们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在刘氏兄弟左右，还集聚着一批地主，如“居家富逸”的“货殖著姓”（《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宛人李通；“家自富足”（《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的邓晨，等等，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宾客”。他们虽然同王莽一样都属于地主阶级，但是王莽篡夺刘氏政权，排斥宗室，尤其是实行“王田”“私属和“五均”“六筦”等新政，却侵犯了这部分地主分子的利益。随着王莽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推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了。所以在绿林军节节胜利之时，这些反对新莽政权的地主分子也看出“此亦天亡之时”（《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地皇三年（22年）十月，刘、刘秀在李通等人怂恿下密谋起义，宛人李通伪造出图纬“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以坚定刘氏举事的信心。计议已定，刘氏兄弟先在家乡舂陵（湖北枣阳南）起兵。随后，邓晨在新野举事，李通兄弟也率领宛城带来的队伍会合。此外还有阴识等率来武装部队，总共有七八千人。组成一支地主武装，称舂陵兵。刘自号柱天都部，并派宗室刘嘉与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联系。

    很明显：刘等地主分子起兵与农民起义的目的有根本区别，他们是为“刘氏复起”，“复高祖之业”（《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而起义的。然而，在反对王莽政权这一点上，他们同赤眉、绿林军则是一致的。因此，地主武装舂陵军可以暂时同农民起义军结成联合阵线。

    舂陵军与新市、平林联合后第一次军事行动，就是进攻长聚（河南唐河境），进攻唐子乡，杀新野和湖阳两尉，进攻棘阳（河南南阳南）取得初步胜利。从此，舂陵军成为绿林军中的一部分。

    地主阶级武装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队伍，自然给革命带来不纯的成分，使绿林军的起义带上浓厚的“兴汉”色彩，削弱了绿林起义军的革命性，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刘等所率舂陵军的加入，扩大了当时反莽的联合阵线，对于加速王莽政权的灭亡，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仅仅强调舂陵军对绿林军的消极作用，而完全否认其积极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47]

    棘阳大捷　地皇三年（22年）十一月，刘率舂陵军进攻南阳首府宛。在城南三十里的小长安聚，被南阳太守甄阜和都尉梁丘赐所率官军击溃，大败而归，退保棘阳。这时，刘几乎全军覆没，他就极力拉拢义军。当他知道从南方北上的下江兵刚刚到达比阳县的宜秋以后，就亲自同刘秀和李通星夜前往联系，投靠平林军。大敌当前，平林军决定同舂陵兵联合。王莽军队在这一地区共有十万多人，在甄阜和梁丘赐的率领下正准备一举消灭这一带的绿林军，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地皇四年（23年）正月，官军十万人将辎重留在棘阳东面的比阳县兰乡，轻装渡过黄淳水，企图袭击汇集于棘阳和比阳之间的绿林军主力。但绿林军却转守为攻，首先派出一支部队趁黑夜偷袭兰乡，夺得敌军全部辎重。接着全军出击向陷于黄淳水和沘水之间的、无援的敌军进攻。正月十三日是会战的高潮，绿林军勇猛冲杀，将十万官军歼灭了二万，甄阜、梁丘赐也被击毙，其余敌兵纷纷逃溃。王莽派来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听说阜、赐兵败，率兵据守宛。刘率兵乘胜追击，“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表示义无反顾，“鼓行而前”，在育阳城下同严尤、陈茂部展开激战，官军大败，被斩首三千余级，尤、茂仓皇弃军而走，刘率兵进宛。

    棘阳大捷给王莽军队以沉重打击，使王莽“大震惧”（《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这是舂陵兵和新市、平林、下江军联合取得的胜利，“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遂俱进”（《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决不是刘所率孤军作战的结果。

    更始政权的建立　棘阳大捷后，以绿林为主的反莽联军已达十余万人。形势的发展使各路义军的首领都感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组织，而刘氏集团的地主分子的加入，使皇权主义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影响增加。所以，在当时起义军要建立统一组织，没有别的形势可选择，只有推举出一个皇帝为政权的代表。地皇四年（公元22年）二月初一，新市、下江、平林、舂陵各路绿林系统的义军汇集于淯阳，经过协议推举，共议以刘玄为帝。因刘玄曾为平林军之更始将军，故称为更始帝，建元曰更始元年。

    诸将领推举刘玄为帝不是偶然的。刘玄，字圣公，是刘秀之族兄，当然也属远族皇亲。当绿林军起义之时，刘玄是较早投入到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刘氏宗族的一员。当他加入到平林人陈牧所领导的平林人陈牧所领导的平林军，为其军安集掾时，刘和刘秀才率地主军舂陵兵与农民军会合。另外，刘玄同王莽政权的斗争也应是很坚决的，在他参加平林军之前，就是因为“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他才“避吏于平林”的。可见，刘玄同王莽政权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以上三项条件：（1）刘氏宗族；（2）较早投入农民军；（3）同王莽政权势不两立，使刘玄成为当时绿林军选择的最合适的皇帝。这是由绿林军队伍内部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关系决定的：自刘、刘玄的舂陵兵加入绿林军中，农民起义队伍就带有浓厚的恢复刘氏政权的色彩。地主阶级又大造舆论“刘氏复起”（《后汉书·光武帝纪》）也不能不给起义的农民以影响。“故群雄之起兵者，无不以刘氏举号”造成一种“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的气氛。当时反莽的起义，大多以“兴汉”“辅汉”相号召。淳朴的绿林军领袖自然也不会超越这种认识水平。欲推举皇帝，只能在刘氏宗族中挑选，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事。问题是选哪一个皇族。

    刘起事前就“怀复社稷之虑”并不惜“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起事后，又“自称柱天都部”（《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可见他确是有称帝的欲望。南阳地主也多欲推他为帝。但绿林军却不拥护他，舂陵兵也是新加入义军的一支数量不大的武装。诸义军领袖是不会推举刘的。而刘玄所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方面为刘氏宗族所率的地主武装所拥护，另一方面也为广大的农民军所信任。这样，更始就理所当然地被推到绿林军皇帝的位置上了。[248]

    刘玄称帝后，以族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诸将分别为九卿、将军等。五月，刘攻克宛。六月，刘玄入都宛城，尽封宗室及诸将、列侯百余人。建立起组织机构较为完整的更始政权。

    更始政权的建立，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反莽斗争进一步广泛开展的里程碑。由于出现了与王莽相对立的更始政权，对各地起义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更始政权的建立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节　昆阳大战和“新”莽政权的覆亡

    在更始政权成立以后，全国反莽斗争形势迅速高涨，新莽政权灭亡的日子到来了。

    一　决定性的胜利————昆阳大捷

    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　地皇四年（23年）二月以后，虽然全国各地有许多支反莽武装都在同王莽政权进行战斗，然而绿林军建立的更始政权则被王莽视为这些力量的总代表，所以新莽政权同革命军之间的较量主要是同更始政权进行的。更始政权内部情况如何对于战争的胜负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在更始政权内部，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以刘、刘秀为首的南阳“豪杰”即地主武装，一部分是平林、新市兵。这两部分武装力量各有短长：新市、平林兵淳朴、勇敢，与王莽军斗争坚决，但纪律涣散；刘等汉宗室同王莽的斗争，具有浓厚的恢复刘氏政权色彩，因此，他们同农民争生存权的最后目标并不一致，但他们拥有一定文化知识，政治谋略远胜于农民军，对部队约束较严。因此，王莽对刘相当重视，曾下诏以封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购刘，并在长安官署及天下乡亭画刘像，令人早晚射之。可见，刘对王莽是有相当威胁的。这两部分力量本可相互取长补短，给王莽军以更沉重打击。但是，随着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双方将领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尤其是在更始称帝后攻新野时，以前平林军曾攻新野，但久攻不下，及刘率兵至，新野城宰宣称：有“刘公一信”即可交出此城，“及伯升军至”新野宰果“即开城门降”，当年五月刘又顺利地克宛，“自是兄弟威名益甚”（《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这就更加深了更始帝君臣对刘的猜忌。本来，刘未当上皇帝，南阳地主集团就很不满意“由是豪杰失望”对更始称帝“多不服”。随着刘等影响在更始军内迅速上升，双方裂痕也就愈来愈深。更始诸将领建议借召开会议之机将刘杀掉。当聚会诸将时，更始帝取刘宝剑观看，这本是杀死他的好机会，绣衣御史申屠建也随献玉玦。玦者，决也，暗示更始早下决心除掉刘。但刘玄却犹豫不决，不理会申屠建的一再示意，最后还是把他放了。刘也过低地估计更始的胆识。会后当其舅父樊宏告诉他更始有杀他之意后，他竟“笑而不应”表示毫不在意。刘氏宗室刘的部将刘稷是反对更始的代表人物，他公开扬言“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由于刘稷作战勇敢，立有战功，他的言行在军中有极大影响，所以更始君臣对他颇有忌心，更始封其为抗威将军，他又拒绝接受，这就促使更始君臣决心将其除掉。当更始君臣要杀掉刘稷时，刘又出来“固争”。在这种形势下，在李轶、朱鲔等劝促下，更始下令杀掉了刘刘被杀的同时，刘秀正率一支军队与王莽军苦战于昆阳。

    昆阳决战　更始政权成立后，起义军连续攻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河南舞阳县东北）、偃（河南偃城），“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汉书·光武帝纪》）使王莽十分惊恐。尤其是昆阳被义军占领，对王莽的威胁很大，因为，这里是南阳盆地的桥头堡，更始军占领昆阳，就等于打开了西北通向洛阳，东向长驱黄、淮平原的门户。所以使王莽恐惶万状，他又听说更始帝立，就决心向昆阳孤注一掷。本来，在此之前王莽已派王匡和哀章率三十万州郡兵去抵挡东方起义军，又派严尤、陈茂等率十万州郡兵向南方起义军进攻。但由于严尤、陈茂在起义军威力震慑之下，逡巡于颍川不敢前进。王莽就另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精兵四十二万，连同后勤辎重共百万人支援严尤、陈茂。[249]五月，王邑奉命到洛阳与王寻会合，并指挥集中到这里的数十万州郡兵出发，为壮“军威”，这支军队还带有大批虎、豹、犀、象等猛兽，并随军征调了六十二家精通兵法的人物出谋划策“旌旗辎重，千里不绝”“车马兵甲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汉书·王莽传》下），一路浩浩荡荡向颍川进发。同严尤、陈茂在颍川会合后，王邑决定进攻昆阳。五月末，王邑率军包围了昆阳。

    当时更始的主力军在围困宛城，另一部分在昆阳以东的定陵、偃城方向，留在昆阳城内的只有八九千人，由王凤和王常指挥，而围攻昆阳的敌军则有数十万之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万分危急。

    在这种形势下，若不坚守昆阳，正向宛城进攻的更始军也要受到威胁。王凤召集部将计议，更始军诸将，见王莽军兵多，开始有些动摇。刘秀劝大家协力同心守住昆阳，不能分散，否则将为敌人所破。最后大家坚定了据守昆阳的决心，并派刘秀、宗佻、李轶等十三骑从南门突围而出，收集郾、定陵的兵力接应昆阳。

    被困于昆阳城内的义军将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着。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所率之官军将昆阳围住后，严尤曾劝王寻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但王邑不听，决心攻下昆阳。官军“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后汉书·光武帝纪》）。王寻、王邑得意洋洋“自以为功在漏刻”。没想到就在这时刘秀率兵赶到。六月初一，刘秀亲率步骑千余，连打两仗后，又略施小计：当时宛已被刘攻占，刘秀尚不知，但刘秀伪造向昆阳城内送去之书信曰“宛下兵到”，而故意将书信丢掉。王寻、王邑之官兵见书信已失斗志，而刘秀率领一支三千人组成的敢死队，从城西的滍水（今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河流）插入敌军营垒心脏，击毙了敌军主帅王寻。这时“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执，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这一仗打得空前激烈。当时正在刮大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水暴涨，士卒争渡，“溺死者以万数”，王莽军弃甲丢盔，全线崩溃。王邑、严尤、陈茂等少数将领“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幸免一死。义军缴获的官军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连月搬运不完，只得将搬不走的烧掉。

    昆阳大捷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官军与义军双方力量对比约在50比1。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取得胜利，首先是由于王莽政权早已腐朽，王莽军人虽多，但内部矛盾重重，人心涣散，特别听到宛被更始军攻下后，就已丧失战斗力。这是更始军取胜的根本原因。其次，在战术上更始军后发制人，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等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在整个战役的布置上，刘秀的指挥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250]但就在这次胜利的同时，更始军内部却将刘杀掉。此举虽使义军内部意见暂时归于统一，但却埋伏此后分裂的危机。不过，在当时义军内部统一对胜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昆阳大捷是反莽战争中决定性的一役。这次战役不仅消灭了王莽的数十万主力部队，而且支援了全国其他战场，使东方农民起义军也打败了前来进攻的三十万政府军队。各地的起义军都转向王莽军进攻，新莽政权四面受敌，末日已经来临。

    二　灭亡前夕的“真皇帝”

    随着起义军节节胜利，“真皇帝”王莽愈来愈清楚被推翻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但是，同绝大多数统治者一样，王莽不敢正视这一现实，又无法改变命运。于是，只有用各种办法麻醉自己，施展各种骗术欺骗别人，沉溺于声色之中等待着末日的到来。就使这位“真皇帝”在灭亡前夕干出丑恶而荒谬的表演。

    迷信的滑稽表演　王莽一直十分迷信，在灭亡前夕，绝望的心情使他的迷信变本加厉，表现出与一般人不同的变态心理。其滑稽可笑足以令人捧腹：早在天凤四年（17年）当各地农民起义开始逐渐走向高潮之时，王莽就使用各种法术“厌胜”，如改名、改年号等等，但皆无济于事。同年八月，王莽亲至南郊作威斗。所谓“威斗”者，即熨斗，仿天上北斗，取其“威”字，以厌胜众兵。[251]王莽所铸威斗用五石铜，长二尺五寸。铸斗日天寒特甚，百官人马有冻死者。造成后，王莽命司命背在身上，随侍自己左右。像这种无聊的玩意当然毫无用处。到地皇二年（21年）绿林、赤眉军猛烈发展，王莽已开始心神不宁，常作噩梦。有一次梦到长乐宫五枚铜人立起，这些铜人本是秦始皇时铸造后被推倒。因铜人身有铭文“皇帝初兼天下”，又由于当时流传有“荆楚当兴，李氏为辅”的谶书，二者联系起来，使王莽极为恐惧，立即令人磨掉铜人身上之铭文。又联想到十年以前始建国二年（10年）长安女子碧狂呼“高皇帝大怒”一事，又令武士入汉高祖庙，拔剑乱砍，用斧凿坏门窗。又令北军中垒率兵居于庙中以镇压高庙神灵。后来，又派人将元帝、成帝的渭陵、延陵中所有君臣画像一一破坏，又以墨染园陵周围之墙垣，认为这样就可使人不思汉，并可慑服墓中之神灵。这种所谓“厌胜”真是疑神疑鬼到可笑的地步。

    又有人告诉王莽，建华盖可以登仙。王莽即令人造八丈一尺之华盖，用四轮车载，驾六马，力士三百人侍卫。车上人击鼓，拉车者皆高呼“登仙”。王莽出行，此车在前，百官皆暗地说，“此似丧车”。但王莽毫不减兴，每遇不如意之事，都要“登仙”一番。像这类荒诞不经之事，不胜枚举。

    自欺欺人的新花招　自欺欺人本是王莽惯用故伎，在连遭失败后，这一故伎又有新的发展。

    昆阳战败后，王莽如惊弓之鸟，忽闻起义军宣布王莽罪状之一是杀害平帝。听到这一消息后，王莽乃大会公卿于皇路堂（即王路堂）开所谓为平帝请命之金縢之策，流泪展示于群臣之前，表示其忠于平帝，所谓“金縢之策”原是根据《尚书·金縢》，周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周公为其请命，愿以自身代武王承受灾难，望天降灾于自己，而使武王病愈。书成藏之于金匮，直到武王病愈，其金匮之藏书也不欲示人。武王死后，继位之成王年幼，周公辅政，管叔等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诬周公有野心，后来诸王公贵族启金匮，检视武王有疾时周公所作之请命书，方信周公之忠。王莽仿周公“金縢之策”早在杀死平帝之前就做好金縢，竟在十四年后，当所夺取的刘氏皇位无法再维持之时，宣示于众人，其用心可谓良苦，似乎在其掠取皇位之初就有被赶下台的思想准备。

    王莽于黔驴技穷之际，对挽回败局虽拿不出什么办法，但对欺骗手段却不断更新。当他知道刘在更始军中有很大势力，但尚不知已为更始杀死时，为欺骗世人就命人称说符命，引《易经》中“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之语，加以附会道：莽，皇帝之名（即指王莽）；升，即刘，，字伯升，高陵侯子翟义。《易经》中这句话就是：高伯升、翟义为伏戎之兵，于新皇帝之世，即被消灭。这样一解释，群臣皆呼万岁。王莽又令人从东方送来囚车，扬言刘等已被捉捕处死。实际此时刘早在更始军内部矛盾中被杀死，而王莽尚且不知。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实在太拙劣了。

    纵淫、娶妇的丑剧　自欺、迷信以外，王莽又以纵淫麻醉自己。如前所述：本来王莽就极其荒淫。不过，早年尚有伪装遮丑，至灭亡前夕，最后的一丝伪装也抛弃掉，一副赤裸裸的淫棍面孔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

    当东方义军一步步逼近长安之时，王莽整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汉书·王莽传》下）。这里所谓“考验方术”就是指房中术。《汉书·艺文志》有房中八家：《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等，今已佚，大抵言阴阳交合之事。王莽如此纵淫尚不满足。当他听到更始政权成立之时（24年）心忧如焚，惶恐不安，为安定人心，也为借纵欲以忘忧，竟演出一幕娶妇丑剧，时王莽已为68岁之老翁，须发皆白，乃为染黑，不愧谓我国染发史上之著名者，将各地征来之美女一一过目，最后选定杜陵史氏女为皇后。又大举婚礼，聘黄金三万斤，车马奴婢布帛珍宝以巨万计。莽亲自迎于前殿两阶间，按《仪礼·士昏礼》行夫妇同食之“同牢之礼”。并据经典所谓：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而设众妃妾、和人三，相当公爵；嫔人九，相当卿爵；美人二十七，相当大夫；卿人八十一，相当元士，共一百二十人。皆佩印韨执弓?。封皇后父史谌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史后之两个兄弟皆为侍中。这幕丑剧进行之时，天偏不作美，大风刮得屋倒树折，而群臣深谙王莽喜奉承，此时更需自欺，于是上书曰“乃庚子雨水洒道，辛丑清靓无尘，其夕谷风迅疾，从东北来……诸欲依废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余杂矣，百谷丰茂，庶草蕃殖，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汉书·王莽传》下），王莽闻之，大为欢喜。死在眼前，尚故作欢乐。真所谓末日的狂欢。这除了反映其绝望的变态心理外，再无其他解释了。

    三　“新”莽王朝的覆亡

    反莽武装的大联合　昆阳大捷后，更始军分两路进军，一路由王匡率领向洛阳进攻；一路由申屠建率领攻武关向关中进军。

    进攻洛阳的义军八月出发，九月拿下洛阳。王莽的太师王匡和国将哀章被义军生擒，送至宛城斩首。十月，更始至洛阳，赤眉军首领前来联系，愿与更始配合行动消灭新莽政权。同时，更始派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赴河北，与当地诸路义军取得联系，收复诸郡县，河北的诸路义军和赤眉是更始以外的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将这几股力量联合在一起就可控制大局。当时有所谓“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汉书·光武帝纪》引《续汉志》）的童谣，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更始进入洛阳后，分别与赤眉及河北诸路义军取得联系，象征着反莽义军大联合的形势已出现。

    在这种形势下，自发的反莽武装力量翕然而起“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后汉书·刘玄传》），关东的王莽残余势力如瓮中之鳖，一个个被消灭。严尤和陈茂自昆阳败走后，前往汝南投往与更始军对抗的贵族刘望，并拥刘望为帝，被义军迅速消灭。王莽的司命大将军孔仁也被东方的农民军打败，扬州牧李圣等坚持与起义军为敌的反动官僚，也被各地的农民军一个个地消灭了。

    各地豪强打起反莽的旗号也愈来愈多。当时比较强大的有睢阳（河南商丘）刘永，琅邪张步，庐江（安徽庐江西）李宪，东海（山东郯城西南）董宪，陇西（甘肃东部）隗嚣，巴蜀公孙述，河西（甘肃西部）窦融，汉中（陕西南部）延岑等。王莽政权在农民起义军和反莽豪强地主武装的打击下已陷于土崩瓦解，他能够统治的地区也只剩下长安附近了。

    新莽政权的覆亡　王莽面临着灭亡的前景，一筹莫展，他除了一面大肆搜刮、纵情享乐外，就只有祈求鬼神迷信，妄想逃避历史对他的惩罚。

    当更始政权的西路军刚至武关时，早有析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西）人邓晔、于匡率百余人起兵响应，当时析宰率兵数千在武关外鄡亭驻守。晔、匡对析县宰说“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即投降。晔、匡得其众，自称“辅汉”左、右将军。接着，攻下了弘农郡的析县、丹水、湘县，攻武关，都尉朱萌降，打通了自武关至关中的道路，并打败了王莽派来华阴防守的军队，迎接更始军进关。长安“大姓”也纷纷拥众自保，各路反莽军一时聚会于长安城下。王莽如瓮中之鳖，不知所措，有人告诉他《易》中有“先号咷而后笑”，用哭可以告天求救。王莽自知已逃脱不了失败下场“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除日夜痛哭外，又作告天策，自表功劳千余言。对陪同王莽大哭的“小民”，招待以粥。哭声甚悲及能诵策文者授予郎官。因此而得到郎官者五千多人。至死在眼前，他还贪财“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臧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这么多财物他还舍不得给部下。他最为倚重的将军九人称为“九虎”。王莽将此九人派出打仗，除妻子扣在宫中作人质外，到最后将破城时赐“九虎”每人仅四千钱。见王莽如此吝啬“众重怨，无斗意”（《汉书·王莽传》下）。最后“九虎”均先后败亡，王莽只得把监狱中的囚徒放出来，让他们拿起武装去抵抗义军，又恐囚徒不为莽军卖命，杀猪饮血令大家宣誓，“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汉书·王莽传》下），还派新婚的皇后之父史谌统兵。但这些囚徒一过渭桥便逃散，有的还“发掘莽妻子父祖”的坟墓“烧其棺椁及九庙”。十月初一，义军攻入宣平门。[252]王邑、王林等王莽死党负隅顽抗，先后被击溃，长安城内市民朱弟、张鱼等放火烧宫门，王莽“避火宣室前殿”，在大火将他烧得“气困”之前，王莽还说什么“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汉书·王莽传》下），表现了其愚蠢可笑的顽固立场，也说明其对儒学的崇拜。[253]

    十月初三黄昏，愤怒的人民群众攻入王莽躲避的渐台，商人杜吴第一个将王莽杀死，校尉东海公宾就将王莽秃头砍下，数十人争砍王莽尸体。起义军将王莽的头送到南阳，人们都来打它，最后连舌头也被人们切下食之。可见人们对王莽的仇恨。

    王莽政权的覆亡，使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结束了西汉王朝一代的历史。

    本章小结

    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是秦汉时期第二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以所向无敌的威力，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打碎了套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的封建枷锁，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被束缚得不能前进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前进。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比起秦末农民起义在组织、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和深入发展，显示了中国农民革命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中许多重要经验、教训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