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东汉王朝的出现

    王莽政权覆灭后，农民起义队伍内部的弱点一一暴露，反莽各个武装集团间开始公开分裂。共同的敌人已被消灭，但战火并未熄灭。在各种力量角逐中，公元25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政权————汉。这个由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建立起的、仍称为“汉”的地主政权，扫平其他武装集团，建立起的统一新王朝，因其首都设在原西汉首都长安的东方洛阳（今洛阳附近），故史称“东汉”。

    东汉王朝自公元25年建立，至公元220年结束，历经光武帝（25年至57年）、明帝（58年至75年）、章帝（76年至88年）、和帝（89年至105年）、殇帝（106年）、安帝（106年至125年）、少帝（125年）、顺帝（125年至144年）、冲帝（144年至145年）、质帝（145年至146年）、桓帝（147年至167年）、灵帝（168年至188年）、少帝（189年）、献帝（189年至220年），共195年，是继秦、西汉以后第三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除西汉、唐、明、清以外统一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254]

    第一节　在血和火中建立起的王朝

    一　“新”莽政权覆亡后的形势

    农民军内部的腐败　当王莽被杀之时，更始帝还在宛。被割下来的王莽的头送到更始帝面前时，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正同宠姬韩夫人嬉戏。见到莽头后，更始帝不禁感叹道：王莽若不如此，当与辅佐汉昭帝的霍光相同，定成为贤相。韩夫人说道：如果他不是这样，你能有今天吗？从这简单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已开始异化，农民政权与地主政权的本质区别逐渐消失，其原因就是农民军内部开始腐化。以后的历史发展愈来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攻占长安的当月，更始军攻克洛阳，生擒王莽的太师王匡和国师哀章等。十月，更始派奋威大将军刘信在汝南（相当于今河南颍河、淮河间、京广铁路西侧一线以东，安徽茨河、西肥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击杀一个月前才起兵自立为天子的前钟武侯刘望，及王莽的将军严尤和陈茂。关东地区王莽残余势力也基本扫平，更始帝遂由宛迁都至洛阳，在这里更始已俨然封建皇帝，封刘赐为丞相，并派刘秀持节至河北镇慰诸郡。更始二年（24年），申屠建、李松自长安将西汉皇帝、王莽曾用过的乘舆服御送来，并迎更始迁都。二月，更始自洛阳迁长安。从而完成了从农民军领袖到皇帝的过渡。

    更始帝刘玄到长安后，其生活腐化程度与历代皇帝无异。当时只有未央宫未被焚毁，其余宫馆无一完整。但宫内数千宫女，以及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等全数原封不动转归更始享用。就是这样，刘玄对后至的诸将领还问“虏掠得几何”（《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充分表现其贪婪心情。

    更始帝刘玄又纳赵萌之女为夫人，宠幸无比，将朝政委于右大司马赵萌，自己终日与妇人宴饮后宫，群臣欲言事，多因其昏醉不能谒见。不得已时，令侍中坐帷帐中传令。诸将知并非刘玄，皆怨声载道：“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所宠幸的韩夫人更喜喝酒，与更始对饮时，见常侍奏事，就大发雷霆，拍案大骂：皇帝刚刚和我一起喝酒，就来捣乱！朝政全由赵萌专断，作威作福。有告赵萌胡作非为者，更始不仅不听，反而拔剑击之，吓得人人不敢直言。赵萌愈来愈凶横，有时将与自己有怨的更始左右的侍中拉出去斩首，连更始为之求情都不允。

    到长安后，更始帝刘玄就听从李松、赵萌的劝说，封功臣为王。但大司马朱鲔认为，高祖有约，非刘氏不王。刘玄就先大封刘氏宗室。计有：封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封完刘氏宗室之后，就大封“功臣”，计有：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阳王，朱鲔为胶东王，卫尉大将军张卬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因朱鲔坚持非刘氏不王的约定，不接受王的封号，而改封为左大司马，命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镇抚关东，命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同秉政。

    在刘玄封的王和官爵中，除刘氏宗室外，就是战争中之功臣。这些武将作战固有功绩，但为政却全不通，有的竟胡作非为，“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其所任命的官吏中，多是一些小商贩，或膳夫、庖人。这些人虽也属社会下层，但终究不是贫苦农民，一旦得势，忘乎所以，竟穿着华丽内衣、锦袴，口出污言秽语往来于道中。故当时长安流行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之谚。从以后的历史发展考察，上述说法绝非仅系地主贵族对更始政权的攻击，确实由于更始政权用非其人，也反映了其内部的腐化。对此，军帅将军李淑曾上书指出：“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陈，尚书显官皆出庸伍”，建议“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但更始帝非但不听，反而大怒，将李淑下狱。自此以后，“关中离心，四方怨叛”（同上）。这个政权已失去民心。

    除更始政权的内部腐败外，更始军与赤眉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赤眉军是一支拥有三十万兵力的农民军，为推翻王莽政权立下大功。公元23年秋，更始政权迁入洛阳后，樊崇亲自带领二十多个赤眉军首领，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赶赴洛阳，对更始政权表示归附。但刘玄只对樊崇封侯，对广大农民军却不作安置。樊崇等愤然返回农民军阵地。这就种下赤眉军同更始军公开火并的祸种。还有一支潜伏于更始政权内部的势力，也在更始帝进入长安以后，开始脱离其控制，进而独树一帜，最后消灭农民军而建立东汉政权。这支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刘秀。

    刘秀的家庭和身世　同刘一起举事反莽、更始帝入洛阳后被派往河北去的刘秀是东汉政权的创建者。这里不妨简单叙述其家世及经历，以对他有较完整的认识。他原是西汉刘氏宗族中的一支，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255]其七世祖刘发为长沙定王，曾祖时代举族由南方迁至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刘秀即生于此。秀字文叔，兄弟三人，长兄，次兄仲。父刘钦曾为南顿（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县令。可见此时刘秀家在刘氏宗族中，与皇帝已相当疏远。不过仍是当地的大地主。有一次刘秀为其叔父舂陵侯敞“讼逋租”，竟有“租二万六千斛，刍藁钱若干万”（《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九岁丧父，即养于另一叔父良家。

    生长于豪富家庭中的刘秀，自幼读书，青年时代曾到长安，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学《尚书》。不过结果，只能“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而已。王莽末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之际，刘秀在南阳经营自己的田产。地皇三年（22年），南阳饥荒，刘之宾客劫人，牵连刘秀，为避官府追捕，他躲至新野（今属河南）豪族邓晨家。此时的刘秀只是一般的纨袴子弟，根本没有夺取天下之志，所向往的无非是一般地主所追求的：官、财、色，他曾表示过自己的理想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汉书·皇后纪》）。“执金吾”是巡行宫殿外的、秩“中二千石”（《后汉书·百官四》）的官职，阴丽华乃新野当地大地主的女儿。可见，当时刘秀与一个普通的贵族、地主子弟没什么两样。

    在新野，刘秀与邓晨等贩卖粮食于宛（今河南南阳市），并结识了宛县大商人“著姓”李通。“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后汉书·光武帝纪》），这一伙豪族富商，自然大发横财。此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浪潮已席卷全国。地处中原的南阳、新野、宛城也处于南方新市、平林，北方赤眉军的夹击之中。当地豪族地主也纷纷组织武装自保。李通之父李守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已观察到新莽政权必被推翻的趋势，曾对李通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于是，李通即以这八个字，冒称谶文，怂恿刘秀举兵。刘秀初尚不敢冒此风险，但后来见赤眉军已南入颍川；新市、平林军已北进南阳，又念兄刘、李通等“素结轻客”（《后汉书·光武帝纪》），平时早结有一批敢于冒险之徒，有一定势力。28岁的刘秀最后下决心起事。

    反莽战争中的刘秀　地皇三年（22年）十月，刘秀与李通及其从弟李轶等起兵于宛。刘秀兄刘发舂陵子弟七八千人，自称“柱天都部”，构成了这支武装的基本力量，加入了势如排山倒海的反莽战争。

    最初并无夺取天下大志的刘秀，随着条件、环境的变化，兴趣早已经不在于财、色、官。自起事之初就以“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为目标，要夺取政权了。由于一开始就有这样明确的目标，又加之地主阶级拥有的组织和政治斗争经验，所以刘秀等投入到反莽战争洪流之后，对于团结、组织反莽联合战线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推翻新莽政权的战争中，建立了一定功绩。

    起事开始后，刘即派人与农民起义军新市、平林兵联系，与其帅王凤、陈牧相配合，共攻长聚、唐子乡，杀湖阳尉。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因军中分财不均而起内讧，刘秀乃“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后汉书·光武帝纪》），开始显露出组织才能。

    不久，刘秀、刘所率武装在小长安聚被王莽的甄阜、梁丘赐军大败。刘秀姐元及次兄仲和宗族数十人皆死于此役。新市、平林兵也纷纷离去。在此危难关头，刘通过驻扎于宜秋的下江兵首领王常，向诸路农民军晓以利害，最后终将新市、平林两军联合起来，于兰乡打败王莽的甄阜、梁丘赐军，尽获其辎重，使形势转危为安。更始元年（24年）正月，又继续取得胜利，斩甄、梁二将，杀王莽军二万余人。到这时，刘氏所率的南阳宗族武装集团，已成为对王莽威胁最大的一支军队。因为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虽“众数十万人”但“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刘氏所率的武装显然比绿林赤眉军有较好的组织、纪律，这才使王莽闻之“忧惧”（《汉书·王莽传》下）。刘氏兄弟在反莽联合武装中的名声也日益增高。

    如前所述，南阳地主武装与农民起义队伍的联合，到地皇四年（23年）二月，在建立更始政权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裂痕：以南阳豪富为主的地主集团欲拥刘，而新市、平林等农民武装则拥刘玄。终因农民武装居绝对优势，刘玄被立为更始皇帝。不久，是年三月就发生了昆阳大战。在昆阳战役中，刘秀以其勇敢、机智，使义军转败为胜，奠定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基础。

    尽管刘秀、刘兄弟投入到反莽战争的目的，与农民起义军根本不同，但是，在推翻王莽政权的过程中，还是有其一定功绩的。

    刘秀在河北的发展　昆阳大捷前后，更始政权中的两派势力矛盾迅速尖锐化：刘及其亲信刘稷被更始帝刘玄处死，在南阳地主集团和农民军之间伏下了裂痕。不过，这时王莽政权尚未被推翻，刘秀暂时还无力与更始政权公开对立。他不得不以韬晦之计，等待时机。当他得到刘被杀消息之后，特地自城父至宛谢罪，在更始帝及农民起义诸将领面前，既不自矜昆阳之战功，也不为刘服丧，“深引过而已”，“饮食言笑如常”（《后汉书·光武帝纪》），从而取得更始帝及诸将信任，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当年九月，更始军攻入长安，推翻王莽建立的新朝，十月更始迁入洛阳后，派刘秀镇慰河北。刘秀有此机会就率领一支人马从洛阳出发，向河北进军了。

    刘秀进军河北，表面是奉更始命而行，实际正是为其扩张自己势力、夺取天下作准备。至邺（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有新野人邓禹来投，向刘秀献“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后汉书·邓寇列传》）之策，教他收罗人才，笼络人心。颍川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冯异见刘秀常独自为刘被杀暗中哀痛，“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知刘秀与更始不两立，乃劝其“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同上），早日脱离更始政权，收买人心，壮大私人势力。刘秀接纳了这些建议。所过之处皆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除王莽苛政。果然受到地方官吏的支持“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后汉书·光武帝纪》）。当时的河北广大地区，散布着众多支农民军，这些互不相统的农民军并不与刘秀为敌，而地方官吏又望风而降。这样，刘秀所率北上之军进展十分顺利，直至邯郸。又进兵真定（在今河北正定南）。

    更始元年（23年）十二月，当刘秀进驻真定之时，故赵缪王子林以卜者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立为天子，都邯郸。又有故广阳王之子刘接，起兵蓟中，响应王郎。这两股突起的势力将刘秀军围住，并通缉刘秀，声言“购光武十万户”（《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二年（24年）正月，刘秀在蓟（今北京城西南）被追南逃，“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同上）。在饶阳，伪称自己是“邯郸使者”才在传舍中骗得一顿饭吃，至滹沱河又几乎被王郎追兵捉住，幸而河水结冰，才免遭被擒。一直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因太守任光开门出迎，刘秀始脱险境。

    至信都后，刘秀即重整队伍：先在附近诸县征集四千人，攻取堂阳（今新河西北）、贳县（今束鹿西南）。河北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来附：王莽的和戎卒正（即太守）邳彤举郡投刘秀；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也“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后汉书·光武帝纪》）并攻占下曲阳（今曲阳）。归附刘秀的武装增至数万人。

    以此数万人为基础，刘秀又北击中山，拔卢奴（今定州），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在柏人（今隆尧西）与王郎大将李育遭遇，大破之，尽得其所获。此时，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也都各派部将吴汉、寇恂率骑兵攻王郎。四月，刘秀率兵攻邯郸，五月破城，诛王郎。河北最主要的敌对势力终被刘秀消灭，从此在这里立下脚根。

    赤眉与更始军火并　当刘秀在河北积极扩展势力的时候，赤眉军与更始军也开始了火并。

    樊崇等在洛阳对更始大失所望，愤然返回营地。当时赤眉军分两部在河南西部活动：樊崇与逄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他们虽屡屡战胜王莽军，但因长期作战，士兵疲敝，日夜愁泣，皆想家欲东归。樊崇等考虑到，回师向东，军队势必解体，不如西攻长安，或可取代更始政权。公元24年冬，赤眉军分两路向西挺进：樊崇、逄安攻武关；徐宣、谢禄、杨音直取陆浑关。更始帝派王匡、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分别据守河东（相当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弘农（今陕西灵宝东北），与赤眉军对抗。

    次年正月，赤眉军冲破阻拦，两路军会师于弘农，直指长安。六月进入郑县（今陕西渭南华州）时，樊崇在别人鼓动下，也拥立一个15岁的刘姓宗室、放牛娃刘盆子为帝。共推曾当过县吏的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年号曰“建世”。公然亮出旗号，表明赤眉军已决心公开与更始政权争夺天下。

    赤眉立刘盆子为帝后，继续向长安进军。这时的长安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更始三年（25年）正月，平陵人方望见更始政权腐败无能，料定必将失败，就伙同安陵人弓林从长安城内找到一个刘氏宗室后裔————前安定公婴的，在临泾（在今甘肃镇原南）将其立为天子。更始帝得知后，立即派李松和苏茂前往镇压，将刘婴及方望、弓林皆斩首。刚将临泾的“皇帝”击破，赤眉军已入关，苏茂又被调往东方阻止赤眉军西进。不料，在弘农，苏茂军败，死者达千余人。

    更始朝廷里也正酝酿着一场兵变：更始帝派出守河东的王匡、张卬被刘秀部将邓禹打败（见后），逃回长安。见赤眉又已入关，张卬便与诸将商议：长安迟早必破，不如掠劫城中财物，东归南阳，即使战败也可入湖中为盗。申屠建、廖湛等皆赞成此计划。大家共同劝说更始，遭到更始愤怒地拒绝。当听到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时，更始就派王匡等守长安东之新丰，以拒赤眉西进。张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等密谋，准备在立秋祭日时趁机劫更始帝强迫他实行上述计划。但密谋被侍中刘能卿得悉，并告之刘玄。刘玄托病不出，召张卬等入见，将诛之。张卬等也疑心有变，遂与廖湛、胡殷率兵掠劫东、西市，黄昏时，烧毁宫门而入，同更始军大战于宫中。清晨，更始军败走，刘玄率妻子车骑百余，投奔驻守在新丰的赵萌队伍中求得保护。后来，更始帝刘玄依靠赵萌的军队，将王匡、张卬从长安城内赶跑。而跑出城的王匡则到长安以东之高陵，向进入当地的赤眉军投降。九月，赤眉军攻破长安城，更始狼狈逃走。十月，更始帝投降赤眉，被封为畏威侯，又封为长沙王。

    自赤眉入长安后，刘盆子居长乐宫，令三辅郡、县派人进送财物、食品。而将士则大肆掠夺，其酷烈较更始军尤甚，百姓苦不堪言。

    刘秀同更始政权的公开分裂　更始、赤眉军火并之时，也是刘秀势力大发展之日：自灭王郎以后，刘秀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更始帝刘玄恐刘秀脱离自己的控制，就派侍御史持节封刘秀为萧王，并令其罢兵南归。刘秀岂肯轻易就范！借口“河北未平”公然拒绝诏命。从此与更始政权分庭抗礼，单独在河北扩展势力。

    当时王莽政权刚被推翻，虽有更始政权存在，但全国尚无一个能控制局面的统一政权，除散布在各地的数以百支农民起义军外，各地的地主和贵族也纷纷据地称王；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南），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后汉书·光武帝纪》），河北则成为刘秀的根据地。短时期在全国出现了各武装集团并峙的局面。

    刘秀为巩固自身势力，对敌对势力采取政治收买、分化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法，取得明显的效果。如破王郎后，曾发现自己的部下与王郎有勾结，查找到“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的文书数千章。刘秀并未根据这些文书捕杀所有被牵连的人，反而令将这些文书烧掉，使那些有异心的人放心。又如更始二年（24年）秋，刘秀用计在馆陶及蒲阳大破铜马军后，也并未像其他地主武装一样，对农民起义军进行屠杀，而将其渠帅封为列侯，以诱其部众降服。为使这些农民军安心，还令各渠帅各归营勒兵，而自行轻骑按行部阵。铜马军终于被刘秀这些举动所感“由是皆服”（《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甚为奏效。从此，以铜马军为基干的刘秀的武装，众达数十万。以致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

    刘秀还有另一手，即用武力镇压农民军。他先向赤眉军的大肜、青犊部进攻。建武元年（25年）四月，又北击尤来、大枪、五幡等农民军于元氏，追至北平（又称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连破之。但至顺水（一名徐水，今名漕河）被农民军所败，全军覆没，刘秀仅以身免。最后，他又在范阳收拾残军，将农民军逼进渔阳，用强弩将军陈俊计，强迫百姓坚壁清野，使农民军无给养。结果，这部分农民军在潞东（今北京市通州区东）与平谷（今属北京市）被刘秀击破：一部分被屠杀，大部分被刘秀收编。

    刘秀就是以这样软、硬两手，清除了河北地区的各个军事集团，从而一步步走近封建皇帝的宝座的。

    刘秀称帝东汉建立　当刘秀集中主要力量在河北扩展势力之时，农民起义军的两支：赤眉和更始已展开剧烈的火并，刘秀乘“更始、赤眉之乱”（《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派邓禹率二万精兵由河南向西进攻。建武元年（25年）正月，邓禹军至箕关（今河南济源西）。这时，赤眉军有三十万人向关中进发。邓禹军则乘机击破河东都尉，进围安邑，并于六月二十六日打败王匡部，迫使黄河以北的更始军撤退。刘秀另派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州东北），又派寇恂任太守留守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以控制河南咽喉之地，“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后汉书·邓寇列传》）。寇恂在这里组织民众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支持了刘秀在河北的军事行动。不久，由于绿林军中的李轶与冯异暗通，不复与之争锋，使得冯军能顺利地北攻天井关，拔上党（郡）两城，南下河南（郡）成皋以东十三县，又引军渡河，兵临洛阳城下，使洛阳的守将朱鲔震恐，城门昼闭。

    河南取胜的捷报传来，刘秀左右诸将忖摸到他欲称帝的心理，便乘机请“上尊号”要刘秀称帝。尽管刘秀早就对皇帝的宝座馋涎欲滴，但此时还要推让一番，说什么“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不久，刘秀解决了蓟县的农民军回到中山时，诸将又请他称帝，再次被他拒绝。但是，行军至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同上），这一回他表示可以考虑“吾将思之”。似乎无可奈何，实际上君臣心里各自都十分清楚，无非是装样欺骗人而已。六月，至鄗（今河北省柏乡县北），有儒生彊华从关中捧《赤伏符》来献，这一道不知何人编造的符文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根据谶纬之学的解释，“四七”二十八，自西汉高祖建立汉王朝，至刘秀初起，共228年，即“四七之际”，汉为火德，即“火为主”。这就是“天”令刘秀当皇帝的证据。群臣因复奏请，既然是“天意”，当然不能再拒绝，于是刘秀就此“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了。

    六月己未，在鄗县南千秋亭五城陌，烟火缭绕，钟鼓齐鸣。这里又在演出一幕登基的喜剧：刘秀在群臣山呼礼拜之下，当上新建的“汉”朝皇帝，改元建武。宣布“大赦天下”，并改鄗为高邑。从此，刘秀就成为东汉王朝的第一代皇帝————汉光武帝。

    当刘秀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之时，东汉政权所辖的地域只限于北方一隅。它要在全国恢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还必须完成两件事：一解决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农民军问题；二消灭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这两件事在东汉政权建立后的十几年，才算勉强完成。

    二　消灭农民军，抢夺胜利果实

    西汉和新莽王朝是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覆亡的，刘秀的武装也是趁农民起义的风潮扩展起来的。但刘秀当皇帝以后，迫不及待要做的，就是消灭农民军、抢夺西汉末年以来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

    刘秀消灭农民军，是同时在几个战场上进行的。

    攻占洛阳　刘秀称帝后，七月，立即派吴汉率朱祐及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十一将军围攻洛阳。

    洛阳地区原有绿林军三十万左右，虽屡遭失败，但仍有一定实力，其主力由朱鲔统率，坚守于洛阳城。故洛阳久攻不下，达数月之久。刘秀乃派曾为朱鲔校尉的岑彭前往劝降，这时，赤眉军已占领长安，关中绿林军的更始政权内讧。岑彭便劝朱鲔认清形势，及早归顺刘秀。朱鲔之所以迟迟不降，乃是由于原来曾参与杀害刘，又曾建议过刘玄不令刘秀率兵北伐，而怕刘秀报复。朱鲔将上述两个顾虑向岑彭吐诉，岑彭又向刘秀转达。很快就传来刘秀的答复：决不“忌小怨”，“今若降，官爵可保”。于是朱鲔才放心，即悉其众出降。刘秀封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后为少府。

    洛阳的易手，首先是由于赤眉、绿林两军相互攻击，绿林军在战斗中受到沉重打击，赤眉军又以主力进攻关中，使洛阳地区的绿林军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其次因绿林军内部分裂，在洛阳地区诸将领中，先有李轶与冯异暗中勾结，使冯异军得以长驱直入。后来，朱鲔虽派人刺死李轶，但洛阳的绿林军“城中乖离，多有降者”（《后汉书·冯岑贾列传》），仍无济于事。最后连朱鲔自己也“面缚”与岑彭“俱诣河阳”投降刘秀。而刘秀则善于利用赤眉和绿林的矛盾，也比较灵活地采取政治和军事两种不同的策略，打击和瓦解绿林军，终于将洛阳占领。绿林军内部的矛盾，是其失败不容忽视的因素。[256]

    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车驾进入洛阳。这里“处乎中土，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班固《两都赋》，见《昭明文选》卷1），地理位置甚为优越，于是就宣布定都于洛阳。

    进军关中　刘秀早在称帝前，就派邓禹率二万精兵，尾随着赤眉军，从黄河以北的箕关（今河南济源西）进入河东郡。伺机向西汉的政治中心、被绿林军更始政权占领的关中进军。刘秀称帝后，邓禹已在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击败王匡、张卬，又获更始政权的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彊，皆斩之“遂定河东”，接着又渡汾阴河，入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并在衙击破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所率的十万军队。是年十月，刘玄已向赤眉军请降，并被封为长沙王。刘秀却在这时发布诏书：封刘玄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这样，他就把原来属于刘玄的势力，拉到自己这一边。现在刘秀面对的敌人已不是更始政权，而是赤眉军所建立的“汉”政权了。地主豪强和其部下将领纷纷劝已率兵至夏阳的邓禹径向长安的赤眉军进攻。邓禹以其政治经验看到：自己“众虽多”，但“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而“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后汉书·邓寇列传》），所以不敢直接与赤眉正面交锋，而北上栒邑，以便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就粮养士”，“以观其弊”（同上），等待赤眉军自溃，再伺机出动。

    这时，已迁至洛阳的刘秀见邓禹不向长安进攻，十分不悦，促他“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但邓禹竟对此置之不理，仍按原计划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后汉书·邓寇列传》），积蓄力量。

    进入长安的赤眉军，也已失去起义初期的革命精神，他们除去“贪财物”大肆掠抢烧杀之外，同绿林军的更始政权一样，也提不出任何巩固统治和稳定政权的措施。长安地区先经绿林军三年的抢掠，再经赤眉军“大掠”，终于到了“城中粮食尽”（《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的地步。建武二年（26年）一月因无以为食，赤眉军不得不被迫撤离长安，他们“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后“引兵而西”（《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准备至“地广人稀”之处觅食。这时，邓禹所率的汉军便毫不费力地进入了这一座被烧掠一空的、残破的长安城。

    但是，西去的赤眉军在长安不远的郿（今陕西眉县）即遇到更始将军严春的阻击。虽然经过战斗赤眉军取得胜利，进至安定、北地一带，但当他们沿汧水到“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又遭到陇西豪强隗嚣武装迎击，至是年九月，赤眉军终不得不返回长安。驻守在长安的邓禹军，只一击便被赤眉军打败，退出长安，至云阳。赤眉军再次进入长安，邓禹军虽趁机偷袭，终未能得逞。

    长安的赤眉军面临的不仅有邓禹军的攻击，更重要的还是更始政权余部延岑、李宝等所率之军队与之为敌，使其实力消耗惨重。即使如此，邓禹也未能取胜。由于久战无功，邓军内部积弩将军冯愔曾发生过叛变，归附者也日益离散。这种情况使刘秀甚为不满。十一月，派偏将军冯异代替邓禹进攻赤眉军。刘秀亲自以车驾将冯异送至河南，并面授机宜，嘱咐冯异不要专事征杀“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后汉书·冯岑贾列传》），并要他战胜赤眉之后将大头目送往京师，其余众则令解散就农桑，使其“无复聚”就可达到战胜的目的。同时又将邓禹调回，将其派往河北。告诉他“赤眉无谷，自当东来”，令邓“无得复妄进兵”（《后汉书·邓寇列传》）。刘秀的这一估计，果然是正确的。赤眉军在抢烧一空的长安和关中已不能继续停留下去，三辅大饥，人相食，白骨蔽野。在这种情况下，赤眉军二十余万乃引兵东归。冯异所部与赤眉军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尽管有五千余赤眉将卒投降，但其余众仍然有很大势力，至建武三年（27年）正月，饥饿疲惫的赤眉军竟将冯异军及自河北赶来之邓禹、邓弘军打得全军覆没，死伤者三千余人，邓禹以二十四骑逃归宜阳，冯异弃马步行，仓皇逃归回溪阪（今河南洛宁东北）。

    赤眉军最后的失败　综观这个时期刘秀的汉军与赤眉军战斗的双方力量对比，赤眉军虽两面受敌，但较之刘秀的队伍来，还是具有优势。然而，同绿林军一样，自王莽政权被推翻后，赤眉军的战斗已经失去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变为流寇。因此，这支暂时强大的队伍终究无法战胜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丰富斗争经验的刘秀的武装，而归于失败。

    冯异逃回后，就准备在赤眉东进的路上进行伏击。他在渑池崤底挑选精兵换成赤眉军的服装隐蔽起来，等待赤眉军前来进攻。果然，建武三年闰正月，赤眉军见冯军人少，更增派大军助战。于是，冯异乃纵兵大战，伏兵皆出。由于衣服、标志相混，使赤眉军大乱，被俘者达八万人。余下十余万赤眉军南下宜阳，准备突围，不料却走入刘秀布置的圈套。刘秀自己亲勒六军，严阵以待，仓皇而来的赤眉军又遇大雨，“惊震不知所为”。此时，赤眉军已至绝路，樊崇等遂与刘盆子及丞相徐宣等向刘秀投降。光武帝刘秀先许对久食不得饱的赤眉军实行安抚，乃“令县厨赐食，众积困餧，十余万人皆得饱饫”。然后令赤眉军头领樊崇、徐宣等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此后，尽管尚有赤眉余众散布在各地与东汉政权继续斗争，但至樊崇、刘盆子投降之日即标志着赤眉军主力归于失败。

    赤眉军作为一支农民起义武装，在其完成推翻新莽王朝的历史任务后，提不出任何新的政治纲领和战斗目标，完全变为以掠夺为目的的武装集团，最后终被刘秀的地主武装击败。这是封建社会农民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对于他们的投降刘秀，是不应过分指责的，因为此时所降的已不是赤眉军起义时与之战斗的新莽政权，而是曾经与之并肩战斗的刘秀的汉军，尽管这两者在本质上皆属地主政权，但刘秀的东汉毕竟不同于腐朽的新莽政权，而赤眉军在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历史任务后又别无他路可走。一些史学著作将赤眉军的投降刘秀，斥之为“卑躬屈膝的求饶哀鸣”或“受了欺骗而放下武器”是不够公允的。试问：如果这些赤眉军永远不放下武器，他们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整个社会历史将是什么情况呢？可能无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在赤眉军主力投降以后，冯异于当年三月又击败延岑于上林（今西安市西），刘秀之军遂占领长安。

    其他各地农民军的失败　更始政权崩溃和赤眉主力投降，只是标志农民军的基本队伍已被消灭。但除此以外，还有散布于全国各地的、难以数计的、小股的农民军仍坚持着斗争。这些农民军有的属于绿林军的更始政权，有的则另建旗号。在镇压赤眉军的同时及赤眉军被消灭后，刘秀始终没有间断对那些零星的农民军进行镇压。其中主要的有：

    建武二年（26年），刘秀派岑彭率兵击荆州，镇压南方的农民军。此时，南方仍在大乱，更始政权的诸将领拥兵自据，就是刘秀的老家南阳诸城，也在更始诸将领的控制之中，还有更多的地方势力各据一方，使地方扰攘不安。岑彭在南方经过数年苦战，才勉强地把较大的农民军镇压下去。但零星的农民军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

    同年，刘秀又派大司马、舞阳侯吴汉率王梁、朱祐、杜茂、贾复、坚镡，王霸、刘隆、马武、阴识等在邺东漳水击溃檀乡军十余万人。接着，又击破邺西山军黎伯卿所部。南阳、新野一带的农民军也在吴汉和岑彭的镇压下被逐个消灭。不久，吴汉又与冯异击破昌城五楼军张文，以及新安的铜马、五幡等农民军。

    建武三年（27年）春，吴汉率耿弇、盖延等于轵西，大破青犊军。接着又于临平和东郡箕山破五校军，北击清河长直及平原五里军。是年冬，又于平原（治所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辖境相当今山东平原、陵城、禹城、齐河、临邑、商河、惠民、阳信等地）击富平、获索军。至建武五年（29年）这一带的农民军基本上被吴汉等消灭“东方悉定”（《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

    其他各地的农民军也都先后被刘秀的地主武装所消灭。不过，东汉初年的形势与西汉初有很大的不同：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那些“聚保山泽”的农民群众，在西汉初大部均陆续回到田地里来，地主政权的统治逐步走向稳定；而新莽时代的农民起义，在推翻王莽统治之后，经过刘秀对农民军的镇压，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军被屠杀或溃散后回归田里，但小股的农民起义始终没有完全平息，还有更多的农民武装则蜕化为地方割据势力。所以，在东汉初年，刘秀的地主政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和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平定始终是同时进行的，而那时有一些同东汉王朝中央政权为敌的武装集团，究竟是属于地主阶级的地方割据势力，还是属于农民武装，由于资料缺乏，今天是难以判断了。

    三　削平地方割据武装

    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　刘秀称帝前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武装集团，除绿林、赤眉以及其他大、小股农民军部队外，还有不少地主武装。这些地主武装的首领有的是趁新莽末天下大乱之际拥兵自据的地方豪强地主；有的是王莽政权的官吏，更多的是混进或由起义将领蜕变的地主分子。其中主要的有：

    睢阳（今河南商丘）刘永，据今豫东、皖北一带；

    临甾（今山东临淄）张步，据今山东境内；

    东海（今山东郯城）董宪，据今苏北一带；

    庐江（今安徽舒城）李宪，据今安徽境内；

    黎立（今湖北宜城）秦丰，据今湖北境内；

    渔阳（今北京密云）彭宠，据今河北北部；

    成都（今四川成都）公孙述，据今四川成都地区；

    天水（今甘肃天水）隗嚣，据陇西即今甘肃境内；

    安定（今甘肃固原）卢芳，据安定；

    河西窦融，据今甘肃境内。

    此外，还有一些依附于上述地方割据势力的小割据武装如涿郡（今河北境内）张丰等。由于许多割据势力时而联合，时而分裂，所以无法将那些小范围的割据势力一一列出。即使如此，也不难看出：在刘秀称帝前后，东、西、南、北四方几乎都布满了地方武装集团。这些武装集团的首领拥兵一方，有的还称王、称帝。尽管他们之间也免不了火并，但自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刘秀集团就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汉光武帝刘秀要维护东汉政权的中央集权统治，恢复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统一，就必须铲平这些武装集团。因此，在镇压农民军的同时，刘秀实际是以更大的力量来削锄地方割据势力的。

    风云变幻的东方战场　在东方，今山东、豫东、皖北和苏北一带，因距长安和洛阳较远，形势较为复杂。这里有农民军的余众，有地主武装，也有先为农民军后来蜕化为割据武装的军事集团或流寇。在这些武装集团中，为首的则是雄踞于豫东、皖北的刘永。

    刘永原为西汉梁孝王八世之孙，故梁王刘立之子。当绿林军的更始政权建立后，更始元年（23年）刘永至洛阳，被更始帝封为梁王，都睢阳（河南商丘）。次年冬，刘永据国起兵，攻下济阴等二十八城，又派人将“贼帅”山阳佼彊、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拉拢过来，各封其为将军，与之连兵，他们占有今鲁西、苏北、皖北、豫东的广大土地，成为占据东方的一个很大的军事同盟。当建武元年（25年）刘秀称帝之时，刘永也随着于是年十一月称帝于睢阳。

    刘永称帝就其性质上讲，与刘秀称帝并无不同，无非都是趁机抢夺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而已。不过，对于刘秀说来，刘永的威胁是十分严重的，这不仅是由于刘永所控制的地域广大，而且他在刘氏皇族中地位远较刘秀高得多，对地主阶级的号召力自然比刘秀要大。因此，刘秀在同各地割据势力的斗争中，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他。

    建武二年（26年）四月，刘秀派大将军盖延讨伐刘永。开始，战事颇为顺利，将刘永围于睢阳。但盖延军中的更始降将苏茂却由于内部不和“军中不相能”（《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叛变而投降刘永，并被永封为大司马、淮阳王。这无疑增强了刘永的势力。盖延军经过苦战，至八月，睢阳才被攻克。刘永逃至虞，又在苏茂、佼彊、周建等保护下败走山东兖州境内之湖陵（山东鱼台东南）。趁盖延取得胜利之际，刘秀即派人持节至青、徐二州招降，当地不少割据武装“皆惶怖请降”，一部分农民军也在此时放下武装。建武三年（27年）四月，刘秀又派吴汉、杜茂等七将军大破刘永属下之苏茂、周建军。周建、苏茂和刘永被睢阳人迎入城中，继续与盖军对抗。盖军围睢阳城百日，终未攻开。后来城中粮尽，刘永、苏茂、周建等突围出走，刘永为部将庆吾所杀。苏茂、周建等又立永之子纡为王。建武四年（28年）七月，刘秀又派马武、王霸等攻刘纡，亦未能取胜，至五年（29年）二月马武所部反被苏茂、周建所败。后王霸出奇兵精骑出敌军后，才打败苏、周军。苏茂于失利后奔下邳投董宪，周建则因兄子诵反而死于道，刘纡则投奔西防之佼彊。不久，刘纡被吴汉俘获。建武五年（29年）十月，耿弇在临淄大破张步。最后，张步斩苏茂投降。建武六年（30年）正月，扬武将军马成在舒战胜并俘获李宪；同年二月，大司马吴汉拔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俘获董宪。至此，刘永的势力被彻底削平。

    在这前后几年的时间内，东方战场上的风云显得变幻莫测，有一些原为被刘秀派去讨伐刘永的将领，中途叛变，甚至成为刘永阵营中的顽固分子，如苏茂、庞萌[257]，有一些将领首鼠两端，先受刘永所封，又接受刘秀封官，最后终又回到刘永阵营，如张步[258]，还有一些农民军由于将领的叛变、蜕化，或受欺蒙而成为地主割据势力的武装，如董宪曾招五校余众与之共守建阳，以抗击刘秀[259]。这时的五校性质，已非昔日农民军，实际已变为地主武装。这种起伏万变的形势，原因在于王莽政权被推翻，更始政权、赤眉军相继崩溃以后，全国尚未形成一个政治中心，而在争夺帝位的群雄中，唯刘永和刘秀之条件相近。况且，最初刘永的实力及号召力、或欺骗性常常居刘秀之上，所以这一军事集团还具有一定吸引力。只是到后来，在斗争中刘永集团的政治策略远不及刘秀，所以终至归于失败。

    彭宠的叛乱及其败亡　彭宠的割据背景与刘永不同，他是从刘秀阵营中分裂出去的。因而习惯地称之为“叛乱”。

    彭宠，字伯通，南阳宛人，父在西汉哀帝时曾为渔阳太守。宠少时曾为郡吏，后亡至渔阳。更始政权成立后，被拜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刘秀到河北后，彭宠在吴汉等人劝说下于更始二年（24年）归顺刘秀，被封为建忠侯，赐大将军号。此时的彭宠对刘秀是绝对顺从的。刘秀集全力消灭王郎，彭宠则“转粮食，前后不绝”（《后汉书·王张李彭卢列传》），曾有相当大的功绩。

    但是，至消灭王郎之后，彭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同上）就逐渐对刘秀产生不满。尤其是在刘秀称帝以后，吴汉、王梁等原位在彭宠之下的，均为三公，而独彭宠官无所加，遂怏怏不得志。加之他又与幽州牧朱浮不合，浮曾屡向刘秀谮构彭宠罪名，使宠益以自疑，终于在建武二年（26年）公开举起叛旗。

    彭宠的叛变起了连锁反应。建武三年（27年）三月，涿郡太守张丰也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这两股叛军结合起来，给刚刚建立起的光武帝的东汉政权以很大的威胁。彭宠占领了蓟，自称燕王，又攻拔右北平、上谷数县。同时与北方的匈奴勾结，借兵为助，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军，同南方、东方的割据势力联合在一起。

    建武四年（28年）五月，刘秀派朱祐、耿弇、祭遵、刘喜等率军攻张丰，在涿郡一战将深信自己当为“天子”的张丰生擒。[260]此时，围剿彭宠的汉军步步向渔阳逼近。彭宠竟引匈奴兵欲攻祭遵等屯驻之良乡、阳乡。时耿况使其子耿舒突袭匈奴兵，斩两王，才迫使匈奴及彭宠军退走。

    彭宠的叛乱完全出于个人恩怨，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纲领，连欺骗人的口实也提不出来，显然是很难争取人心的，连他自己部下的奴仆都对其不满。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宠身边的苍头子密及小奴二人将彭宠及其妻子杀死，向汉军投降。彭宠死后，尚书韩立等又立宠子午为王，没多久国师韩利又斩彭午之头，向祭遵投降。渔阳之乱终于平定。[261]

    割据于西北的隗嚣和窦融　在西北，今陕西西部至甘肃大部，有两个武装集团趁机割据，其首领就是天水的隗嚣与河西的窦融。前者与刘秀的东汉政权对抗十余年后，终被消灭；后者则自动取消割据及时投入东汉的统一封建政权，而被尊为开国功臣。其实，最初他们以武装自据之时，其动机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在以后事态发展中，对主、客观形势、条件认识有高下而已。

    隗嚣，字季孟，天水人。素有名，好经书。曾被王莽国师刘歆引为属官————士。王莽败后，嚣被当地豪强地主推为上将军，聚众起兵。先后攻占安定、陇西、武都、金城、武威、酒泉、敦煌诸郡，几乎相当今日之甘肃全境。隗嚣初立时，仍不能不打着“辅汉而起”的旗号。[262]因他与刘永不同，缺乏一块刘氏宗室的招牌，所以极欲求得王莽失败后出现的刘氏政权的承认。更始二年（24年）应召至长安，受更始任命为右将军。不久，又杀掉欲谋脱离更始政权的叔父隗崔、隗义，以表示对刘玄的更始政权的忠心，被更始任为御史大夫。当刘秀在河北称帝时，隗嚣还曾劝过更始帝归政于刘秀之叔父、国三老刘良。建武元年（25年）更始败后，隗嚣归天水，招集部众拥兵自据，自称“西州大将军”。刘秀派兵进占关中，隗嚣又主动配合。这时，隗嚣积极靠拢刘秀，刘秀对嚣尊之甚高，命邓禹持节封嚣为“西州大将军”，而实际并不以臣下视之。[263]

    然而，在隗嚣谦辞卑礼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野心。建武三年以后，刘秀将主要力量置于东方和渔阳，无暇西顾，公孙述称帝于蜀。刘秀暂时无力扫平，曾多次示意拥兵于陇西的隗嚣讨蜀，但嚣宁可以蜀的存在牵制刘秀，以保持自己割据之势，也不愿蜀被消灭，因此，并不认真遵从刘秀调遣。刘秀也逐渐看出隗嚣这种“欲持两端”的狡猾态度，于是“稍黜其礼”（《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矛盾开始公开化。建武五年隗嚣虽遣儿子恂入侍为质，但仍“负其险阸，欲专方面”（同上）。建武六年以后，关东较大的割据势力均已扫平，刘秀得以西顾。当时，正值公孙述由蜀出兵伐南郡，刘秀即命隗嚣从天水伐蜀。但隗嚣不仅拒不执行，反而多方阻隔。于是，从建武五年开始，刘秀就对隗嚣进行不断的讨伐，隗嚣依靠其地处西陲、粮草充足、士马强壮的有利形势，又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南向公孙述称臣，被公孙述封为朔宁王，联合起来同刘秀的东汉政权对抗。这期间，隗嚣时而向刘秀表示认罪，时而请求“宽宥”，但始终无诚意投降，而刘秀则一直希图以诱降方法使其放弃割据。所以，这场停停打打的战争进行四、五年之久，仍未有结果。建武九年（33年）被刘秀军长期围困的隗嚣，饥病忧愤而死。子隗纯立为王。次年，隗纯在来歙、耿弇、盖延所率的汉军猛攻下战败，十月十日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西）投降，陇右平。

    割据河西的窦融则走了另一条路：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七世祖为孝文皇后之弟，世代居高官“出入贵戚”，本人在王莽时代，曾任强弩将军司马，并随同妹丈大司空王邑镇压过反莽义军，拜为波水将军。王莽败亡，融以军投降更始政权，被举为巨鹿太守，但窦融见东方扰攘，更始政权胜败未定，就极力辞谢巨鹿太守之职，而求为河西官职。因融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后汉书·窦融列传》）。他自忖在河西有较雄厚之势力。所以最后终于推掉巨鹿太守之职，而从更始政权那里得到张掖属国都尉的任命。

    融到河西后就发展个人势力，“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同上），甚得当地居民————主要是豪强地主————的拥护。不久，更始政权失败，融又被河西地方官吏和豪强地主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仍领都尉职，置从事监察五郡，实际已成为河西五郡割据政权的首领。刘秀即位后，窦融即决心投向光武帝政权，他拒绝了隗嚣的“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与汉“三分鼎足”（同上），的诱惑，于建武五年（29年）向刘秀奉书献马，表示归顺，被刘秀任为凉州牧。窦融不与隗嚣合作，适时地放弃割据，乃是审时度势，估计刘秀必胜，而自己地处一隅，决无与中原各武装集团争雄之力，故主动倒向刘秀[264]，后来，又配合刘秀军队消灭隗氏割据政权，从而深受刘秀信用，除本人被封侯外，家属及属下多人被封侯，子穆尚内黄公主。满门尊宠，并被奉为“功臣”。

    窦融的割据河西，实际只有五年。其主动放弃割据，归顺东汉统一的封建王朝，不论其最初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顺应当时历史趋势的，因而是应当肯定的。

    公孙述的称帝及其失败结局　割据于蜀地的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父公孙仁曾为河南都尉，述在西汉时曾为清水长，王莽时为导江卒正[265]，居临邛（今四川邛崃）。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公孙述诈称受汉命，为辅汉将军，自任蜀郡太守兼益州牧，以精兵千余，扫荡周围地主武装。于更始二年（24年）自封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25年），四月，又自立为天子，号成家，建元曰龙兴元年。他以吞并、拉拢等方法消灭、联结许多地方武装，扩大势力，逐渐占有今日四川、贵州和云南之大部。成为割据势力中在西南地区中最强大的一个。

    由于蜀地险要，建武初年刘秀又忙于平定东方，所以公孙述的势力就在蜀地发展、巩固下来。而许多被农民军击溃后走投无路的地主也以蜀地作为逋逃渊薮，纷纷投到公孙述的麾下。一些为汉军击败的将领如延岑、田戎也先后投奔公孙述。公孙述既自称皇帝，也需依靠谶符来欺骗人民[266]，因此，他也常令人编造一些图谶证明他应当继位为天子。他还以更多的力量支持隗嚣。显然，公孙述割据政权的存在，乃是东汉王朝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但是，由于蜀地险要，在光武帝即位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无力向蜀进攻，只好将其“置之度外”。因此，这一割据政权与东汉王朝对立达十余年之久。

    到建武十年（34年），刘秀军队平定隗嚣及其子隗纯后，东汉政权才派人向蜀进攻。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述战死，余众投降，蜀地、益州遂统一于东汉政权之下。

    公孙述之据益州十余年，主要是由于东方未定，而蜀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至于公孙述本人，实无任何谋略。除孜孜以求称帝外，根本不具备统一之才干。据《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记载：“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公孙述的失败结局早就被他自己设置好了。

    卢芳的叛亡　卢芳，字君期，安定（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景泰、靖远、会宁、平凉、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固原等地）三水人。王莽末，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自称本人是武帝曾孙刘文伯，以诳惑群众。更始政权曾任命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后，三水地方豪强共推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与西羌、匈奴和亲。匈奴乃立卢芳为汉帝。这是历史上由匈奴立的第一个“汉”帝。由于有匈奴支持，卢芳即在北方边境上称“雄”。建武初，卢芳已据有五原（今内蒙古后套以东，阴山以南，包头市以西地区）、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云中（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县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地区）、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南）五郡。

    卢芳据北方边境常“侵苦北边”，使边境不得安宁，影响当地人民生活和生产。自建武六年（30年）以后，刘秀常派人击芳，但始终未能彻底消灭其势力。卢芳属下之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先后归降刘秀，也没有使卢芳放弃与东汉为敌的立场。他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割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欺骗，他利用“天下思汉”，刘氏宗室在一部分人中还有一定号召力的机会，冒充汉武帝之曾孙。这一伪造的身份不仅使部分汉族地主甘心追随他，也使匈奴奴隶主贵族乐于利用他。[267]二是靠匈奴。因为东汉政权当时尚无力彻底击败匈奴，所以也不可能消灭卢芳。

    建武十二年（36年），卢芳又与贾览等率兵攻云中，此时东汉政权已臻于稳定，边境日益巩固，卢芳进攻云中久未得逞，其留守九原的随昱见势要胁迫芳降汉。卢芳见羽翼外附，众叛亲离，割据难以维持，遂弃辎重，与十余骑投奔匈奴，投靠了外族势力。

    建武十六年（40年），逃入匈奴的卢芳向汉请降，光武帝不咎既往，立芳为代王，并赐缯二万匹，令其“和集匈奴”。但不久卢芳又叛变，与妻子逃往匈奴，十余年后，死于塞外。阻碍统一的最后一支割据势力至此终被消灭。

    从公元25年开始，刘秀在农民起义的火光中开始称帝，此后就连年作战，镇压农民军，扫除割据势力，经过十余年的战争，终于将所有足以与东汉政权对抗的军事集团和割据势力一一消灭。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血与火中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专制主义的强化

    东汉封建政权的巍峨大厦，在刀光火影中建立起来，它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统治秩序恢复。重新建立的这一代封建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又有进一步的强化。

    一　东汉王朝的阶级基础

    东汉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所以强化，与其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有直接关系。东汉政权是由豪强地主阶级创建、依靠大地主支持而出现的。所以政权建设的最终目标无不与大地主利益有直接关系。

    创建东汉政权的大地主分子　与以中小地主为核心的西汉政权开创者不同，东汉政权的开创者几乎都是大地主阶级分子。这些地主阶级分子，以地区划分，主要是南阳和河北两地，而以南阳的地主为骨干；以类别划分，主要是宗法地主和商人地主两部分，而以商人地主为骨干。

    刘秀本人就是南阳大地主。尽管他是“高祖九世之孙”，为宗室贵族的后裔，但这个身份除在政治上有一些影响外，在经济上是毫无作用的。据载：刘秀“九岁而孤”。而使其得以维持剥削生活的并非贵族的身份，而是经营土地和商业。据记载：刘秀“性勤于稼穑”。当地皇三年（22年），“天下连岁灾蝗”（《后汉书·光武帝纪》），“南阳旱饥”，惟独刘秀的田庄能得到丰收，而且还与大商人兼地主的邓晨往返于宛，经营粮食生意。可见是个商人地主。自幼养育他的叔父舂陵侯刘敞，就是一个大地主。有一年刘秀曾为他打官司至官府告状，其原因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为“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藁若干万”。仅追租就如此之多，可以推知其土地之广！刘秀之兄刘，也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家不仅蓄养着众多的宾客，而且还纵容“宾客劫人”（《后汉书·光武帝纪》引《续汉书》）。刘秀的母舅樊宏，更是南阳有名的大地主“为乡里著姓”，田地多至“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同时还经商“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又是一个商人兼地主。刘秀的姐夫邓晨，乃是“世吏二千石”（《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的南阳大地主，其曾祖父隆曾任扬州刺史，祖父勋任交州刺史，父宏任豫章都尉“家自富足”（《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刘秀的妹婿李通，也是南阳的大商人兼地主“世以货殖著姓”，其族人多仕于王莽者。当李通参加刘秀反莽起事后，王莽曾将李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可见创建东汉政权的领导集团是以商人地主为主的。

    随同刘秀一起创建东汉政权的骨干，也多系南阳、颍川和河北一带的大地主贵族。如祭遵，为颍川颍阳人“家富给”（《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寇恂为“上谷昌平人”（在今河北境内）“世为著姓”，（《后汉书·邓寇列传》）；卓茂，南阳宛人“父祖皆至郡守”（《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耿弇，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境内）“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巨鹿徙焉”，其父况“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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