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战国初期的秦国

明显的颓势，在一定时期尚能保持军事上的优势。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秦国奴隶制本身的实力尚未耗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秦国还没有“死”，所以在军事上保持着相当的“余威”。另一方面由于秦的主要敌国————晋，这时正在进行封建制革命，新的封建割据诸侯国韩、赵、魏已经基本形成，但内部斗争仍在继续激烈地进行着。这就显得秦国似乎很强大。尽管其社会经济实际是处于落后状态，但在军事上却仍能处于优势。

    这个时期，南方的楚和西南方的蜀，都主动地与秦国表示友好。在公元前475年（秦厉公二年）、前472年（秦厉公五年）、前463年（秦厉公十四年），都曾有楚人或蜀人前来朝贡献礼（见《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表明秦在这些国家中尚有威力。公元前471年（秦厉公六年），义渠之戎也“来赂”，亦即献礼之意。同时另一个戎族繇诸也来“乞援”（见《史记•六国年表》），证明秦国在周围诸国和部落中尚属强大。公元前461年（秦厉公十六年），秦又出兵伐另一个戎族————大荔，结果占领大荔的王城。公元前444年（秦厉公三十三年），秦又伐义渠，并俘虏了义渠王。公元前451年（秦厉公二十六年），秦取得楚国的南郑，并在这里筑城。（见《史记•六国年表》）

    同东方的晋国（后来是魏）的战争。公元前467年（秦厉公十年），秦国庶长曾攻占了魏城。（见《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56年（秦厉公二十一年），晋曾攻取秦的武城。这时，秦本来已无力敌晋。不过晋也在这期间发生长期内乱，公元前453年，智伯被杀，韩、赵、魏三家分晋，封建主在晋国忙于夺权斗争，无力与秦争锋。因此，秦、晋之间还处于势均力敌的地步，晋国被打倒的奴隶主纷纷逃往秦国，以求得保护，就证明了秦还能够与晋国较量。

    厉公以后秦国屡败　自秦厉公以后，即躁公（公元前442年至前429年）、怀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和简公（公元前414年至公元前400年）、惠公（公元前399年至前387年）、出子（公元前386年至前385年）几代国君统治时期，秦国日趋削弱，不断遭到外部打击，军事上屡次失败。这就是后来秦孝公说的“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史记•秦本纪》）。

    “不宁”首先从秦国的侧面和后面开始。公元前441年（躁公二年），刚刚在那里筑过城不久的南郑叛乱。戎族也向秦国进攻，原来主动献礼修好的义渠戎，在公元前430年（躁公十三年）向秦进攻，一直打到渭水。［2］

    但这仅仅是开始，随后更大的威胁在秦国东方出现了：

    公元前453年，秦国东方的晋国发生内乱：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虽然至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列为诸侯以前，晋国的名义还存在，但实际上与秦为敌的就已经是魏和韩了，而在韩、魏两国中，尤以魏国对秦的威胁最为严重。

    正当秦国奴隶制江河日下之时，魏的封建制已经得到初步的发展。自公元前455年魏文侯即位以后，就在国内实行变法，进行封建改革。他先后任用翟璜（名触）、李悝（又作李克）、魏成子（文侯弟，名成）为相，取得很大成绩。如李悝为魏创建了许多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的制度，实行“尽地力之教”，使魏迅速富强起来。他还著有《法经》，内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法典，不论对当时还是以后，都有深刻影响。魏文侯时，著名的军事家吴起也在魏国，他首先在魏推行征兵制，并训练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称为“武卒”。这些武卒能够“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戟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汉书•刑法志》引孙卿语）。成为当时最强的武装力量。吴起还根据不同的敌国，制定不同的战略战术。对于秦国，他认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针对这一特点，吴起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吴子•料敌》）以后的事实证明：吴起制定的战略、战术是成功的，有效的。

    面对这样一个壮大起来的敌国，秦国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公元前413年（秦简公二年）起，秦国就受到魏的攻击。这一年魏大举进攻秦国，一直打到郑（陕西华县）。次年，魏国军队又占领秦的繁庞（陕西韩城东南）。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到前408年（秦简公七年），魏将吴起率兵攻取秦国的临晋（陕西大荔东）、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郃阳（陕西郃阳东南）等城。［3］在这些战斗中，吴起身先士卒，与战士同甘苦，甚至亲自给负创的士兵吮脓，使一些士兵甘心“不旋踵而死”（《说苑•恩复》），因此而取得一系列胜利。

    魏国取得河西数城后，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原来，秦和魏本以黄河为界，在河西，魏只有少梁（陕西韩城县西少梁村）一城。但魏国取得上述一系列胜利后，河西之地就全部归魏占有了。魏在这里设河西郡并筑城，派吴起为河西守，成为插入秦国领土内的一把利剑。据记载：吴起“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图国》）。在这种形势下，秦国只能退守洛水，沿河修筑防御工程，建重泉城（陕西蒲城县东南之重泉村）固守，与魏军对峙。

    秦国对于魏据河西，始终视为心腹之患，但由于魏国军事实力蒸蒸日上，秦亦无可奈何。对于韩国，秦还能取得小胜，如公元前391年（秦惠公九年），秦从韩国夺取了六邑。但在魏国军队面前，秦则显得十分虚弱，不堪一击。吴起曾使用各种办法鼓励魏国人民杀敌立功，如他告诉魏武侯：要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必须“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魏武侯按照吴起说的办法，就在庙廷上举行隆重的宴会，有大功的士大夫坐在前席，享用着头等的美味和餐具；次一等的居中间，食具和馔肴稍次；无功者坐后行，待遇又次。同时又使这些士大夫的父母、妻子立于门外，以其功劳大小给予赏赐。这样一来，使人人以杀敌立功为荣。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十一年），秦国出兵进攻魏国的阴晋（《史记•六国年表》），魏国战士主动进行抵抗：“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吴子•励士》）。于是，吴起专门挑选原来未曾立过功的战士五万人前去迎击秦军。这些战士受到刺激和鼓舞，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结果仅以五万之众“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吴子•励士》），秦国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4］

    厉公以后，秦国屡遭失败，决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秦国旧制度已经衰落，而新制度又未出现。所以，面对着新兴的魏国，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三、秦国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外部斗争失败的同时，秦国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加剧起来。

    这个时期，秦国内部矛盾斗争，可分为剥削阶级内部即剥削阶级中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两种。前者斗争的性质，是进步与落后，后者斗争性质，是剥削和反剥削。这两种性质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使秦国出现动荡的政治局面。

    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　秦国统治阶级中，新旧两种势力一直在进行着明争暗斗。不过，这种斗争在战国初期尚未公开激化，到秦献公（公元前384年至前362年）即位以前，终于以废立国君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公元前428年，秦躁公死，这时，秦国的大权操在以庶长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手中。守旧派的贵族们立躁公之弟怀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为君，但是不到三年，大庶长竈和其他贵族们一起逼死怀公，于公元前424年，立怀公之孙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为君。这时，由于秦国国内封建因素的增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部分主张改革旧制度的进步势力，这一部分势力是以灵公之子公子连为其代表的。正因为这样，在灵公死后，控制政权的守旧势力坚决反对立公子连为君，却从遥远的晋国接回灵公的叔父悼子，立为国君，这就是秦简公（公元前414年至前400年）。

    秦简公时代，秦国内部反对封建改革的守旧势力仍占统治地位，而主张进行封建改革的进步势力则被排斥打击，不久，公子连就从秦国出走，流亡到其他诸侯国。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秦国的封建因素也缓慢地增长起来，代表这种因素的新兴地主阶级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不过，由于旧势力太大，新兴的地主阶级在长时期内仍得不到掌权的机会。简公在位十余年，国内政治形势和制度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公元前400年简公死后，秦惠公（公元前399年至前387年）又在守旧势力扶植下即位。秦惠公统治的年代中，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所以当惠公一死，长期酝酿中的斗争，也就公开激化了。

    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去世。为易于控制，秦国守旧势力把年仅两三岁的惠公之子————出子推上君位。出子当上国君后，其母小主夫人当政，小主夫人代表旧的奴隶制维护者，反对任何一点改革，她的做法引起国内新兴势力的反对。代表新势力的大臣和不满旧制度的“百姓”，公开攻击小主夫人的统治，文献记载说：“群贤不说（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吕氏春秋•当赏》）反映了当时小主夫人统治的不稳定。

    正当国内开始骚动之际，一部分反对小主夫人的新兴势力，拥戴着流亡在魏国的公子连，准备奔回秦国夺权。他们开始从郑所之塞（陕西华县东）进入秦国，但被守塞官吏阻住，不能入境。这时，国内的一部分新兴势力作了一系列准备之后，从翟地进入焉氏塞（宁夏固原东南），将公子连接入秦国。小主夫人得到公子连入境消息后，慌忙发兵并宣布要在国境上讨“寇”。但是，由于秦国的新兴封建势力的强大，连讨“寇”的部队也不满当时的统治，在进军途中，秦军的部队竟决定与“寇”联合，于是讨“寇”的队伍变成拥护“寇”的力量。浩浩荡荡的部队将公子连迎回秦国的首都雍。小主夫人见众叛亲离，旧势力已不堪一击，遂绝望而自杀，公子连就这样取得君位。他就是开始在秦国实行封建改革的秦献公。

    秦国自怀公至献公间数十年的纷争，反映了维持奴隶制的旧势力同主张进行封建改革的新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公元前384年公子连取得君位，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斗争　当新旧势力在秦国正在进行紧张、激烈的夺权斗争之际，秦国内部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也在十分剧烈地进行着。

    秦国的劳动人民，包括奴隶、由奴隶转化而来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他们的斗争一般是逃亡反抗，最高形式则是武装斗争。在战国时期曾经发生过长期的、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这场起义的领袖是后来人们传颂的跖。关于跖的起义，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而不可得知其详细过程，留下来的只是一些传说式的记载。但从这些记载中，也可看出它同秦国的密切关系。从各种记载来推断：跖的起义发生在墨子之后，而在《孟子》成书之前［5］，这正是秦献公统治前后。跖与秦国的关系，可以从古代文献中说他是“秦之大盗”（《汉书•贾谊传》注引李奇解）这一重要线索中窥得一点蛛丝马迹。这一记载至少说明秦国曾经出现过引起统治者惶恐的武装斗争，所以才把他们诬为“大盗”。也正是由于跖的起义同秦国的关系如此密切，才产生了以后有关跖在秦国境内活动的种种传说［6］，虽然传说不能视为信史，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的一定情况，却是毫无疑问的。

    进入战国时期，正是这种剧烈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也推动着秦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缓慢地过渡。

    注释

    ［1］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在汉代人们就已弄不太清楚了。司马迁说：墨子“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得含含糊糊。近人梁启超的《墨子年代考》认为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公元前468年至前459年），卒于周安王中叶（公元前390年至前382年）。侯外庐教授酌定其生年为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卒年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即是说，墨子与曾子（公元前505年至前436年）、子夏（公元前507年至前420年）等所谓孔门后辈弟子，相差约十岁至二十岁，大体与孔门的再传弟子同时”（《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2～193页）。这些说法虽有分歧，但都同下列记载相吻合：《汉书•艺文志》：墨翟“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

    但其生卒年代究竟以何时较为可靠，笔者以为墨子生年不会晚于孔子卒后十年，即周元王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前469年），其卒年不出孟子生前十年，即周安王十年（公元前392年）左右。其理由如下：

    （一）战国之初，儒、墨并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可见，墨家兴盛时儒家尚未衰，其他如法、道、名、兵等各家尚无儒、墨两家那样大的影响。

    （二）《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是说墨子初年，正当孔门盛时，故墨子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从这里可看出：墨子虽非亲受业于孔子，但距孔子在世时必不甚远。

    （三）《墨子•耕柱》：“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对曰……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这里虽记载墨子得之传闻，但距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之当时必不甚远。

    （四）考证墨子生卒年代最可靠的根据是墨子止楚攻宋之事。据现在公认之看法，止楚攻宋一事约发生于楚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后至五十年（公元前439年）前，当时的墨子有三十余岁。由此上推，可知其生于周元王之时，墨子年寿超过八十，则其卒年正当周安王十年左右。

    总之，墨子生活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故其所说的当世情况，可反映战国初期的社会实际。

    ［2］《史记•秦本纪》：“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南。”这里记载为渭南，但《史记•六国年表》却记为“渭阳”，按：水北为阳。究竟至渭南还是渭北，这里的两处记载不一致。但到达渭水则是肯定的。

    ［3］吴起攻取秦临晋等城的时间，《史记》记载有误：“（魏文侯）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十七年……西攻秦，至郑而还，筑洛阴、合阳”（《史记•魏世家》）。这里记的是魏文侯十六年、十七年，相当于秦躁公十三年、十四年，即公元前430年、前429年。但《史记•六国年表》却将魏文侯十六年、十七年，列为与秦简公六年、七年同年。而秦简公六年、七年，则为公元前409年、前408年。显然，《史记•六国年表》是有错误的。但吴起取秦临晋等数城应在秦简公六年、七年呢，还是在魏文侯十六年、十七年？笔者考证应在秦简公六年、七年，即公元前409年、前408年，其证据是：《说苑•复恩》云：“吴起为魏将，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子自吮其脓，其母泣之，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注水之战，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之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这里说的“注水之战”当系上述战役，因洛阴、郃阳等城均在注水附近。《史记正义》：“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阳，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里，雒阴在同州西也。”考其地望，正当注水附近。而《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又迳郃阳城东，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郑，还筑汾阴、郃阳，即此城也。”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周威烈王之十七年”，而周威烈王十七年则相当于公元前409年，是年恰为秦简公六年。可见，吴起取秦数城，应以秦简公六年、七年之记载为准，而《史记•魏世家》及《六国年表》记载之魏文侯十六年、十七年，显然是周威烈王十七年之误。

    ［4］《史记•六国年表》在秦惠公十一年下《魏表》中记有“秦侵阴晋”（《魏表》将此年记为文侯三十六年，误。应为魏武侯七年。这是《六国年表》排列的错误，以下不再说明），但“侵”的结果如何？《表》上没有说明。《吴子•励士》中记吴起建议武侯赏军功事，有“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等语。考吴起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死于楚，其在楚曾为令尹一年。（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及《韩非子•和氏》）任令尹之前又为宛守一年以上。（见《说苑•指武》）依此推算，吴起离魏至楚，当在楚悼王十七年、十八年左右。即魏武侯十一年、十二年。而《吴子•励士》记吴起大战秦军事之前，有“行之三年”等语。可见，此事至少发生在魏武侯三年以后。查魏武侯四年至十年（即公元前392年至前386年），秦国侵魏的记载，只有公元前389年（魏武侯七年）这一次。因此，《吴子•励士》的记载，即可视为《史记•六国年表》“秦侵阴晋”的补充。这次大战，秦国以失败而告终是可以肯定的。

    ［5］《孟子》是战国中期作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似乎《孟子》一书乃孟轲自著。但实际上，《孟子》成于孟轲死后，乃其门人所著，崔述指出：《孟子》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可见写于孟轲之后，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称“子”（表示尊敬），而于万章、公孙丑则不称“子”，二人问答之言也很多。由此崔述断定《孟子》是其门人公孙丑、万章等追述孟轲言行的著作。这种看法是比较可靠的。据多数学者考证：孟轲生年大约在公元前389年（周安王十三年、秦简公十一年），他享年甚高，估计有八十余岁，这样推算《孟子》一书可能作于公元前300年前后。

    ［6］关于跖的传说很多，后来发展成为各种文艺题材的也不少，如元人杂剧中有《临潼斗宝》，内容是讲跖在临潼奋战十八国诸侯大军。从这些文艺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古代民间必定流传着不少关于跖在秦国境内活动的传说，可惜它们都没有能够被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