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秦国奴隶制的衰落

    秦国的奴隶制，到秦穆公统治时期（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发展到了顶点。自穆公以后，就迅速走向衰落阶段。

    秦国奴隶制衰落，是全中国奴隶制迅速崩溃的历史潮流冲击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个历史潮流中的重要部分。

    从西周末年开始的社会大变革，到春秋中叶以后更加急剧起来。铁工具和牛耕在先进地区已经普遍推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奴隶的逃亡、暴动和国人的反抗斗争比前一个时期更加频繁、激烈［1］；井田制瓦解的速度在许多诸侯国中达到高潮［2］；在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新旧势力的斗争即将达到决战的阶段。［3］总之，奴隶制已经走到最后灭亡的时刻。

    在这样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秦国的奴隶制也维持不住了。

    一、奴隶制出现危机

    人殉制受到谴责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走完了他东征西伐的一生，在临死时还用了177个人殉葬，其中包括国人子车氏的三“良人”（奄息、仲行和虎）。当时就有人写诗，用哀悼三“良人”的形式，表达他们对人殉制的不满。诗中这样写道［4］：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入了荆棘丛里。［5］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奄息。

    就是这个奄息，一人能与百夫敌。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都杀死呢？［6］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到了桑树上。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仲行。

    就是这个仲行，一人能把百夫抵挡。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呢？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到了楚木。［7］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虎。

    就是这个虎，一人能抵御百夫。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呢？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反对殉葬制，但从哀怨声中可以听到对殉葬制的不满，而且还大胆地质问“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歼我良人”），这实际是对殉葬制的谴责。秦国自武公（公元前697年至前677年）开始，就实行奴隶社会普遍实行的殉葬制，到穆公死时，就已经有人敢于对这种制度提出谴责了，表明了人们对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开始有怀疑了。

    秦国人对用三“良人”殉葬表示不满，不是偶然的。因为，到春秋中期以后，人殉的现象在各诸侯国普遍地遭到指责，如宋襄公祭社时要杀人，就有人提出反对。［8］晋国的大夫魏武子死时，曾命他的儿子魏颗将他的爱妾殉葬，而魏武子死后，魏颗根本不听他那一套，竟把那个爱妾嫁了，还说魏武子说要殉葬是昏话。（见《左传》宣公十五年）齐国的陈子车死后，其妻和家宰要用人殉葬，其弟子亢极力反对，说如果一定要人殉葬，唯有“妻与宰”最合适，那二人一见不妙，只好作罢。（见《礼记•檀弓下》）这种反对殉葬的行为，反映了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尽管秦国的奴隶制发展得比较晚，但在这种历史趋势之下，到穆公死后，也不能不开始衰落下去。

    当然，反抗殉葬制最坚决的应当是广大奴隶，因为他们是这种残酷制度的直接受害者，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他们愤怒呼声和强烈反抗的资料，但从国人大胆的抗议中，可知广大奴隶的反抗斗争必定是很激烈的。

    穆公死后秦国的内部矛盾　秦穆公死后，康公继位（公元前620年至前609年）。从各种资料来看，康公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昏庸无能的君主。他穷兵黩武，“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诗经•无衣》毛氏传）。康公还穷奢极欲，曾经以三年时间筑台，当时就有人向他指出：“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韩非子•说林》），这样劳民伤财必然引起兵祸。康公以后的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哀公（公元前536年至前501年）、惠公（公元前500年至前491年）、悼公（公元前490年至前477年）的统治时期，秦国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致使秦国内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

    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统治的斗争，常常以“盗”的形式出现。在秦国的历史上，自穆公以后，出现了“盗”的记载：公元前593年（秦桓公十一年）“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左传》宣公十六年），从而证明秦国境内已经有“盗”————也就是反抗奴隶主统治的革命人民。这不仅是因为自公元前593年这一年晋国的“盗”来到秦国，才使秦国有“盗”，更重要的是它证明在此之前秦国就有“盗”。就在《左传》上述记载后面，紧接着就有羊舌氏说的这样一句话：“吾闻之：禹称（举的意思————著者）善人，不善人远。”这就证明了，“盗”之所以逃向秦国，那里必然有“不善”之人，而统治者视为“不善”者，自是不服从统治的劳动人民了。关于“盗”的记载，反映了秦国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日趋激烈。

    统治阶级内部的重重矛盾，在穆公以后也公开暴露出来。有一些人对国君不满意，公开讥讽最高统治者，据说《诗经》中的《权舆》、《无衣》、《晨风》等诗都是“刺康公”的（《诗毛氏传疏》）。他们认为秦国的统治江河日下，是由于后来的国君“忘穆公之业”（《诗经•秦风•晨风》郑笺），所以有的人哀叹：看不到穆公那样好的国君，怎不叫我忧心忡忡，现在的国君啊，简直把我们都忘光了。［9］有的人以怀恋过去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说：从前住的房子多么宽敞高大：“夏屋渠渠”；那时每餐至少有四个菜：“每食四簋”；而如今简直快饿肚子了，“每食无余”，“每食不饱”［10］。从统治阶级中间发出的这些哀鸣，反映了奴隶主阶级有一部分人，已因奴隶制衰落而开始破落。一些奴隶主的生活不那么保险了，说明整个奴隶主的统治已走下坡路，奴隶制发生了动摇。

    至秦景公时，连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也发生了分裂：景公之弟后子，因同景公的矛盾，竟逃往晋国，并在晋国公开咒骂“秦公无道”（《史记•秦本纪》、《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晋语》）。可见，旧的统治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二、奴隶制衰落时期的对外战争

    秦国奴隶制虽然日趋衰落，但对外战争————主要是对晋国的战争，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些战争由于双方国内形势的变化，相互间力量的消长，而互有胜负。不过，随着晋国新兴势力逐渐在国内取得优势，对比之下，秦国的军事实力就一天天显得江河日下了，反映出奴隶制日薄西山的景象。

    令狐之役　秦晋之间的战争往往与晋国内政有直接关系。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的那年，晋襄公也死了。因襄公太子夷皋（后为灵公）年少，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拥立何人继位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以赵盾为首的一部分贵族，主张立晋文公重耳之子、襄公的庶弟雍。以贾季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则主张立公子乐。这时，公子雍在秦，公子乐在陈。晋国内部两派争执不下，赵盾即派先蔑、士会至秦迎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接公子乐。但公子乐在回来途中就被赵盾派人在郫（在晋国境内）杀死。贾季又派续鞫居杀死支持赵盾的大夫阳处父，接着又有人杀死续鞫居，贾季见此情况就逃至狄。这时，晋襄公的夫人穆嬴听到大臣们不立夷皋，而准备立雍，就抱着太子夷皋“啼于朝”，并对掌权的赵盾一面进行威胁，一面又哀告。［11］在穆嬴软硬兼施之下，赵盾只得让步，不顾已派到秦国迎公子雍的先蔑、士会，而在国内立夷皋为君，是为晋灵公。这就种下与秦战争的祸根。

    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已派人将公子雍送往晋国，行至令狐（今山西临猗西），碰到赵盾率领的晋军。赵盾为了麻痹秦军，扬言前来迎公子雍。实际早在未至令狐前，当兵到堇阴（今猗氏东）时，赵盾就作好击秦的准备。所以，遇秦兵以后，趁其毫无准备之时，“秣马蓐食，潜师夜起”，半夜偷袭，把秦军击溃。秦军一直退到刳首（今临猗西），晋国取得胜利。

    就是在“令狐之役”晋国取胜之后，晋国的先蔑和士会因赵盾背约，而毅然投奔秦国。（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晋世家》及《左传》文公七年）

    “令狐之役”以后的几次战争　在秦康公统治的年代里，秦晋也多次交兵，其中较大的有四次：公元前619年（秦康公二年）即“令狐之役”的次年，秦派兵攻晋，攻占了武城（在华县东十七里）；公元前617年（秦康公四年）春，晋伐秦，夺取秦的少梁（在韩城县南二十里）；就在当年夏天，秦实行报复性进攻，占领晋地北征（澄城西）；第四次战役在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这一次战役有必要做一点论述：

    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决定伐晋。在进攻之前，秦先派西乞术到鲁国进聘礼，并将伐晋的计划告诉鲁国，以取得鲁的声援。是年冬，秦攻占了晋的羁马（今山西永济南），晋军由赵盾统率迎击秦军，双方对峙于河曲（黄河自永济折而东入芮城之地）。秦师早有准备，故急于求战。但晋将臾骈向赵盾献策“深垒固军”，以逸待劳，消耗秦军实力，赵盾接受臾骈建议，拒不出战。这时从晋国投向秦的士会向秦康公指出：这样的妙计必是臾骈所出，非去此人不能得胜。晋国有赵盾叔父赵武子之子赵穿，此人不懂军事，又狂妄骄横，只会纸上谈兵，又嫉妒臾骈。若派人去向晋挑战，赵穿必定逞其好勇得宠而出战。康公采纳士会的计谋，十二月，秦军出兵偷袭郤缺和臾骈统率的晋国上军，上军按兵不动，果然只有赵穿受激，出兵追击。但秦军早已远遁，赵穿追之不及，收兵后怒责军士“敌至不击”。旁人劝他要等待时机，赵穿坚持要出击，竟率其私属单独向秦进攻。赵盾闻赵穿单独出战，忙下令出兵接应，结果双方胜负未分而争相退兵。当夜，秦派人向晋师传言：约定明日继续交战。臾骈看出其中有诈，指出：“使者目动而言肆”，神色慌张，语无伦次，说明秦军恐惧，必定要逃跑，若待其渡河之时趁机进攻，秦军必覆灭。但赵穿等反对这样做，愚蠢地提出：“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左传》文公十二年）结果，眼睁睁地看着秦军撤兵。这次战役本来晋国可以取胜，只是因为赵穿采用了错误的战术，而贻误了战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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