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清代乡约的宣讲

    乡约制度本来是人民自有的活动，人民自治的胚胎，到了王阳明吕新吾手里，渐渐变成吏治的工具，到了顺治康熙各帝手里，便成为御用的工具了。乡约制度由名臣出来提倡，贤主出来告谕，自然是受宠若惊，不胜荣幸之至。然而乡约制度的实质渐就剥夺，乡约制度的精神渐就消沉，结果提倡愈力，敷衍愈甚，完全成为纸上的空谈。王阳明吕新吾他们虽然是封疆大吏，然而和人民中间只隔守令一层，隔阂尚少，施行亦易。皇帝和人民的中间，正不知有多少层的门户，人民固然无由上达圣听，皇帝也无从下察民隐，一纸告谕，又有什么效力。这和中国普通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的论调，似乎有一点不对，因为上面虽然极力提倡，下面总不实力奉行。不过这并不是说有清一代的封疆大吏，地方守令，没有一个提倡乡约的，《清史》列传的循吏传里面，提倡乡约的官吏，数目颇为不少，列传未载的事实，或是循吏以外的官绅，也许有提倡乡约的。譬如以理学而兼名将的罗罗山（名泽南）先生，便提倡过乡约，罗山的弟子王璞山，也是一位秀才将军————儒将，也曾提倡过乡约，可惜勋名盖世的曾左胡诸人，只知提倡团练，而不提倡乡约，未免乡约含冤，为乡治短气。这个自然也难深怪他们，他们出世在洪杨称雄以后，养生救死之不暇，礼义教化自然又谈不到了。

    明末乡约虽然由名臣主持，朝廷提倡，然而乡约和其他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日益亲密，虽未产生整个的乡治系统，至少已有整个的乡治理论。假使满清不能侵入关中，张李不能横行天下，少假时日，整个乡治或者可以立定基础，成为中国民治张本，谁知将要开放的花芽，遇着疾风暴雨；一阵二阵便扫荡无余，真是乡治的不幸，中国的不幸。顺治康熙的提倡乡约，一方面固然是距离太远，不易达到下层的民众，一方面又是单独提倡，破坏整个的乡治组织。清代的君主虽然是异族，然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提倡，中国制度的推行，其努力或远过其他朝代的君主。他们对于乡约是如此，对于保甲是如此，对于社仓，社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是不提倡，而是提倡不得其法，提倡不得其法，则提倡愈甚，效果愈少，弊端愈多，结果成为乡约的致命伤。我们在上一章里面，已经屡次提到，乡村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乡治是一种整个的事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不中用的。我们要有乡约，一定也要有保甲、社仓、社学，我们要有保甲，一定也要有乡约、社仓、社学……因为乡约代表精神的一面，保甲、社仓、社学代表事功的三面，所谓一纲三目，一虚三实，互为因果，互相关连，决不能单独成功的。清代对于乡治的提倡，就是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提倡，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有主管，不生关系，又怎么能有完美的效果呢！

    关于保甲、社仓、社学普通的情形，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略为叙述一点，关于保甲、社仓、社学的详细情形，因为他们同乡约分门各户，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自然也不便多说了。保甲在户部有户部则例，在刑部有《刑部条例》，《户部则例》注意在组织方面，积极方面，《刑部条例》注意在刑罚方面，消极方面。按照《户部则例》，除了“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第宅”，各会自行查察外，其他一切人户，都要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的组织起来。按照《刑部条例》，失察如何处罚，隐匿如何处罚，豪横借名武断如何处罚，官吏苟且敷衍如何处罚，都是保甲自身的问题，并且多半是纸上空谈，无俾实际。乡约和保甲的关系，只有《刑部条例》后面附带的乡约律，“凡各处人民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不许罢问吏卒，及有过之人充应，违者杖六十，革退，当该官吏笞四十，若受财枉法，从重论”。社仓义仓的设立，也是由户部管辖，皇帝提倡，康熙年间只设本乡，由本乡富民捐助米谷，由本乡诚实之人经营，后来到了雍正二年，才令每社设正副社长。清代各朝对于社仓提倡不减乡约，捐助少的给予花红，多的给予匾额，最多的给予八品顶戴，所以各省成绩倒还不错，譬如乾隆四十年的时候，山西社义两仓本谷达四十八万八千五百余石，息谷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余石，乾隆四十四年的时候，江西社仓本谷达四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一石零，息谷达卅二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零，便可想见一斑。《大清会典》事例卷不过乡约是乡约，社仓是社仓，约正副是约正副，社正副是社正副，一点关系也找不出来。社学的设立，虽然远在顺治九年，社学的提倡，也有相当努力，不过除了宣读圣谕广训以外，和各地的乡约，也是不大发生关系。总而言之，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的提倡，是以单行圣谕，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的主管，又在不同各部，无怪乎乡治系统破碎支离，乡村工作因循敷衍，永久没有进步的希望。

    清初乡约的采用，远在顺治九年（公历一六五二年）。那时清世祖入关不久，戎马仓忙，居然能顾虑到这个缓不济急的乡约，自然是可以赞美的。其实顺治的乡约，并没有什么组织，什么仪式，只将“钦定六谕卧碑文，颁行八旗直隶各省”。既云“钦定六谕卧碑文”，自然应当是清世祖所钦定，清世祖的圣谕，大约天下后世的人士，那样揣想的一定不在少数。不过我们仔细考查六谕碑文，“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和明太祖的圣训六谕一毫不差，我们才了解清初的乡约制度，完全是抄袭明末的成规，连钦定圣谕都弄不出一套新的来。顺治十六年（公历一六五九年）的告谕，才提到约正副的选举，“应会合乡人，公举六十以上，业经告给衣顶，行履无过，德业素著之生员统摄，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以上之平民统摄”，“不应以土豪仆隶奸胥蠹役充数”。乡约的办法，也只有“每遇朔望，申明诫谕，并旌别善恶实行，登记簿册，使之共相鼓舞”，不过十六年的告谕，有“从前履行申饬”字样，是乡约办法的实行，已在顺治十六年以前，顺治十六年的告谕，不过三令五申的公事而已。清代乡约制度最初的采用，应该在顺治九年以后，顺治十六年以前的一个中间时候，因为顺治九年只颁六谕碑文，顺治十六年已经屡次申饬，所以我们可以那样暂为决定。

    这种抄袭的圣谕，自从顺治九年到顺治十六年，又从顺治十六年到康熙九年（公历一六七〇年），都是继续应用，一直到了康熙九年，才产生一个新的圣谕。康熙九年的圣谕，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告，什么“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实，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懋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并没有提到乡约，也并且没有圣谕若干条，去代替明太祖的六谕。不过康熙九年的圣谕，里面包含有下列十六条：

    1.敦孝弟以重人伦

    2.笃宗族以昭雍穆

    3.和乡党以息争讼

    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惜财用

    6.隆学校以端士习

    7.黜异端以崇正学

    8.讲律法以儆愚顽

    9.明礼让以厚风俗

    10.务本业以厚民志

    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良善

    13.诫窝逃以免株连

    14.完钱粮以省催科

    15.联保甲以弭盗贼

    16.解雠忿以重身命

    至于“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官督率举行”，清世祖也没有主意，只教礼部“详察典制，定议具奏”。礼部的定议，是将康熙九年特颁上谕，“通行八旗包衣佐领，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也并没有提到乡约的宣讲，并没有提到从前的六谕。一直到了康熙十八年，浙江巡抚某某将上谕十六条衍说，辑为直解，缮册呈进。这个直解又经礼部通行直省督抚，照依奏进乡约全书刊刻各款，分拨府州县乡村，永远遵行，才和明太祖的六谕，同为乡约宣讲的底本。可惜我们没有找着浙江所进的直解，也没有找着当时的乡约全书，不知道他们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康熙九年的圣谕，并不是专为乡约立法，更不是代替从前六谕，我们从康熙五十二年（公历一七一三年）的圣谕，便可看得十分清楚。康熙五十二年的圣谕。“谕直省老人，帝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事贤为首务，今日之会，特出此意。若孝弟之念少轻，而求移风易俗，其所厚者薄矣。尔等皆是老者，比回乡井，各晓谕邻里，须先孝弟，傥天下皆知孝弟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也……”和康熙九年的圣谕相差不多，也曾通令各直省府州县及各土司地方，照例于每月朔望，同上谕十六条，通行讲解。这两个上谕的差别，一个有具体主张十六条，一个有基本原理先孝弟，不过在乡约里面的地位完全是一样的。一直到了雍正二年，清世宗御制圣谕广训万言，把康熙九年的十六条大加粉饰，这个十六条就永远成为乡约宣讲的正本，吕氏四条固然很少有人知道，洪武六谕也很少有人实用了。不过洪武六谕曾经清世祖的提倡，并且有人以为是清世祖自己钦定的圣谕，所以虽然为康熙十六谕所压倒，然而不敢公然取消，并且还有人继续应用。我们讨论洪武六谕的时候，曾经提到同治十一年出版的《宣讲拾遗》，那时距康熙十六条的颁行，已经有二百〇二年，还有人在那里应用洪武六训，可见洪武六训的势力，虽然不敌康熙十六谕，然而还是继续存在着。

    《宣讲拾遗》是一部解释而兼例证的书，根本原理在蒋序中颇为说得妥当。蒋序以为“古来宣扬圣教，讲解经文，莫非令人达其词，通其义，体其理，察其情，可法者法，可戒者戒也”。这就是现代的宣讲，不过宣讲的经文，词句艰深，一班平民不容易了解，宣讲的地方，礼法森严，一班平民不容易参加。不如采用前人的故事，衍成乡里的俗说，“一宣而人皆乐闻，不讲而人亦必晓，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比起正式的宣讲，恐怕还有效果一点。按照这个理论，似乎从前的集会读约，紧密的礼仪，高尚的约文，都有一点错误。其实也不尽然，因为精神的感化，有间接直接两种，直接方法为正式的感化，间接方法为非正式的感化。基督教的礼拜祈祷讲道，纪念周的静默遗嘱报告，以及乡约的集会行礼读约讲谕，都是直接的感化，正式的感化。吕新吾的小儿语，宗约歌，《宣讲拾遗》的故事，圣谕像解的图画，都是间接的感化，非正式的感化。他们两个各有优点，各有地位，不能硬说直接感化绝对的好，也不能说间接感化绝对的好。至于作者本人的理论，反倒十分平常。他赞成当时已有的《宣讲集要》一书，足以劝善而惩恶，不过为更新听闻，他又拿六谕作根据，另编这本《宣讲拾遗》，并不想和集要比美，尤不敢和集要竞争。他的序文里面，很称赞康熙十六条，他的规则里面，也引用康熙十六条，他又援引礼部所颁康熙上谕，然而他的本文里面，完全是应用洪武六谕，而不是应用康熙十六条。大约是因为当时已有解释十六谕的集要，他又以洪武六谕为“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所以才用洪武六谕而不用康熙十六条。

    其实宣讲圣谕的规则里面，不单有“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圣祖仁皇帝圣谕广训十六条”，还有“文昌帝君蕉窗十则”“武圣帝君十二戒规”“孚佑帝君家规十则”“灶王府君训男子六戒”“灶王府君训女子六戒”“灶王府君新谕十条”“宣讲坛规十条”。虽然每种规条的内容，无非是孝弟忠信，每种规条的目的，无非是劝善规恶，然而已经从礼俗设教的乡约，渐次变成神道设教的宣讲，这个《宣讲拾遗》便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代表。我们现在先将各种规条的内容，引在下面，以便和洪武六谕，康熙十六条比较，然后再讨论宣讲拾遗的内容：

    文昌帝君蕉窗十则

    一　戒淫行 二　戒意恶 三　戒口过

    四　戒旷功 五　戒废字 六　敦人伦

    七　净心地 八　立人品 九　慎交游

    十　广教化

    武圣帝君十二戒规

    一　戒不孝父母，轻慢先灵者同罪。

    二　戒侮慢兄弟，兄不友爱弟者同罪。

    三　戒道人过失，自饰己过者同罪。

    四　戒好勇斗狠，包匿险心，深藏不露者同罪。

    五　戒骄傲满假，固吝良言，不开愚昧者同罪。

    六　戒污秽灶君，不敬天地神明者同罪。

    七　戒嫖，房欲过度，及造淫词者同罪。

    八　戒赌，游手好闲，及作无益事者同罪。

    九　戒打胎溺女，溺爱子女不教者同罪。

    十　戒食牛犬鳅鳝等肉，并好食山禽水族洋烟者同罪。

    十一　戒秽溺字纸，谤圣贤，假刀笔者同罪。

    十二　戒唆人争讼，自好讼者同罪。

    孚佑帝君家规十则

    一　重家长 二　整礼仪 三　理家规

    四　勤执业 五　节费用 六　立内正

    七　教新妇 八　端蒙养 九　睦宗族

    十　正己身

    灶王府君训男子六戒

    一　戒不孝父母 二　戒不和兄弟 三　戒嫖赌溺女

    四　戒斗狠唆讼 五　戒污秽字纸 六　戒好谈闺阃

    灶王府君训女子六戒

    一　戒不孝父母 二　戒不敬丈夫 三　戒不和妯娌

    四　戒打胎溺女 五　戒抛撒五谷 六　戒艳妆废字

    灶王府君新谕十条

    一　顺父母 二　戒淫恶 三　和兄弟

    四　信朋友 五　忍 六　节欲

    七　除骄矜 八　息争讼 九　广施济

    十　培古墓

    上面的许多戒条，大致和洪武六谕，康熙十六谕相差不远，尤其是孝弟思想，差不多成了一种基本的，普遍的思想。不过洪武六谕，康熙十六谕，都是皇帝的命令，人的腔调；文昌帝君蕉窗十则，武圣帝君十二戒规……虽然也是人们作的，然而是鬼神的口气，神道的设教。尤其是武圣帝君第六戒规，“戒污秽灶君，不敬天地神明者同罪”，神道的色彩更为露骨。其实整个《宣讲拾遗》，名虽为解释洪武六谕，实际上还是神道设教的办法。譬如孝顺父母的解释，起初还用伦理纲常的大道理来分析，后来便是“生必遭王法，死必入地狱”“虚空神明，默然护佑，十分灵应”“循环报应，丝毫无差”这样一派的论调。孝顺父母的故事，第一是至孝成仙，第二是堂上活佛，第三爱女嫌媳，第四还阳自说，第五逆伦急报，除了第三例只讲因果报应以外，其余都是神鬼龙蛇，完全不足征信的神话。当时这种神道设教，对于一班“愚夫愚妇”，自然有很大的效果，不过神道设教根本是愚民，骗人，只可一天一天的少，不可一天一天的多。谁知这种神道设教的《宣讲拾遗》，慢慢引起一大套什么《宣讲大全》《宣讲汇编》《宣讲摘要》《宣讲福报》《宣讲金针》《宣讲珠玑》，都是神鬼龙蛇，乌烟瘴气的神道设教，不惟吕氏乡约礼教主张根本推翻，连洪武六谕，康熙十六谕的招牌也完全摘下。伦理的教化变成宗教的教化，生人的世界变成活鬼的世界，真是乡约鼻祖始料所不及的。其实这六种宣讲底稿，并不是编辑创作，而是由五十几种神道读物里面挑选出来的，可见满清的末年，民众教育的黑暗，民众思想衰落。我们虽然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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