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志第四

散大夫徐广撰《毛诗背隐义》二卷，奉朝请孙畅之撰《毛诗引辨》一卷、《毛诗序义》七卷，金紫光禄大夫何偃撰《毛诗释》一卷，通直郎雷次宗撰《毛诗序义》二卷、《毛诗义》一卷，交州刺史阮珍之撰《毛诗序注》一卷，齐有处士刘撰《毛诗序义疏》四卷、《毛诗编次义》一卷，顾欢撰《毛诗集解叙义》一卷，梁有武帝撰《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简文帝撰《毛诗十五国风义》二十卷，桂州刺史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四卷，给事郎谢昙济撰《毛诗检漏义》二卷，处士陶弘景《毛诗序注》一卷，何胤撰《毛诗隐义》十卷，舒援撰《毛诗义疏》二十卷，具见《隋书·经籍志》，皆谨守毛公而为之笺明疏证其义尔。独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凡二十卷，谓之《业诗》，虽世所不行，然于《毛诗》极盛之后，卓然别自名家，而不欲为毛公之舆台，亦可谓畸士也。北学宗毛，无殊南朝，其著有成书者，则有魏之安丰王元延明撰《毛诗谊府》二十八卷，太常卿刘芳撰《毛诗笺音证》十卷，萧岿散骑常侍沈重撰《毛诗义疏》二十八卷。隋有太学博士景城刘炫光伯撰《毛诗述义》四十卷、《毛诗集小序》一卷，信都刘焯士元撰《毛诗义疏》二十九卷，国子助教余杭鲁世达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毛诗并注音》八卷。其间聪颖特达，曰焯、曰炫，并称二刘，笺毛疏义，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称为无双者也。所惜者，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至唐贞观十六年，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因郑玄之笺，撰定《毛诗正义》四十卷，而郑学日章，王注以熸。其书以刘焯《义疏》、刘炫《述义》为稿本，删其所繁，增其所简，而草木虫鱼则取裁陆玑之《疏》，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集毛学之大成。终唐之世，人无异辞。惟颖达《正义》之于《诗序》，引旧说云：“起‘《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公足成之。”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仲所作。”具列两说，而不为论定，盖其慎也。独成伯玙撰《毛诗指说》一卷，乃据郑《诗谱》意而定小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谓“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雁》，美宣王也’，如此之类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云尔。”虽佐证未备，而决别疑似，于说《诗》者亦足以裨参证焉。然自孔颖达而后，说《诗》者莫敢疑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端于庐陵欧阳修永叔。修文章名一世，而经术亦复湛深，撰《毛诗本义》十六卷。其书先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然后断以己见。凡为说一百有四篇，统解十篇，《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于后。然修之言曰：“后之学者，因述先世之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是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虽不曲徇毛、郑，而亦未尝轻议毛、郑。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抒独得，甚者删窜《二南》，则变本加厉之过，固不得以滥觞之始归咎于修矣。修之门下士眉山苏辙子由乃撰《诗集传》二十卷，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辞，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而不取子夏之说，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余文悉删。然辙于毛公之说，曰“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是辙于毛公之学，亦未一笔抹杀，而务持其平，犹之修之用心也。临川王安石介甫与苏辙同辈，而神宗倚畀作相，置经义局，以安石提举，修定其《新经诗义》三十卷，大指依据毛公，安石训其义，而训其辞者则其子元泽。盖亦王氏《新经》三书之一也。安石又撰《字说》二十卷，以相辅翼，与《三经》并颁学官，于是宋之学风一变。然多袭其义理，而传安石名物训诂之学者，曰山阴陆佃农师、仙游蔡卞元度。佃，安石客；卞，安石婿也。佃作《埤雅》，卞作《毛诗名物解》，大指皆以《字说》为宗。而卞之书二十卷，凡十一类，曰《释天》、《释百谷》、《释草》、《释木》、《释鸟》、《释[10]兽》、《释虫》、《释鱼》、《释马》、《杂释》、《杂解》。论者或诋其议论穿凿，征引琐碎，无裨于经义。然征引发明，有出于陆玑[11]《草木虫鱼疏》、孔颖达《正义》外者。安石之《新经诗义》不传，而卞之学出于安石，此可以考见安石《新经诗义》之一斑焉。然安石《新经诗义》于毛公尚少诃辞，而诋毛公，废《诗》序，毅然力持，昌言不忌者，其自南宋莆田郑樵渔仲始乎？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师心自是，撰《夹漈诗传辨妄》二十六卷，大指以为：“《毛诗》自郑、毛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书专行，齐、鲁、韩三家遂废，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极言《毛序》之不可偏信也。然设以听讼为喻，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于他书中间见一二，而真伪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徒得之风闻道听以为其说如此者也。今舍《毛诗》而求证于齐、鲁、韩，犹听讼者以亲身到官所供案牍为不可信，乃采之于旁人传说而欲以断其事，论者不以为允也。既朱子撰《诗集传》二十卷，而殿以《诗序辨说》，以大小序自为一编而辨其是非，盖用郑樵之说也。然考朱子注《诗》，盖两易稿，其初稿全宗小序，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小序，盖犹初稿之序。金华吕祖谦伯恭撰《吕氏家塾读诗记》，中引朱子曰者，即采朱子注《诗》初稿说也。朱子与祖谦交最契，其初论《诗》亦最合，顾朱子晚年改从郑樵而自变前说，而祖谦仍坚主毛、郑。故祖谦没，朱子作《家塾读诗记》序，称“少时浅陋之说，伯恭父误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说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盖深不平于祖谦之故见自封。然迄后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不能以偏废，嗜祖谦书者终不绝也。祖谦书三十二卷，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翦截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蕲以阐发诗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旨，盖宋儒《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祖谦者也。惟《公刘》以后，编纂已备而条例未竟，学者惜焉。崇德辅广汉卿者，初从吕祖谦游，后复从朱子讲学，即世所称庆元辅氏也。顾辅氏撰《诗童子问》十卷，大指主于掊击《诗》序，羽翼《诗集传》，与祖谦说《诗》之宗序者不同。而庆元王应麟伯厚旁采诸书所引齐、鲁、韩三家《诗》逸文，撰《诗考》一卷，中采《韩诗》较夥，齐、鲁二家仅寥寥数条。盖《韩诗》最后亡，唐以来注书之家，引其说者多也。后之辑三家《诗》者，或訾应麟为未备，然古书散佚，搜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修自易为力，筚路蓝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自序称：“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惟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诗》亡久矣。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多从《韩诗》，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尝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网罗遗佚，傅以《说文》、《尔雅》诸书，萃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亦朱子《集传》之羽翼也。慈溪杨简敬仲撰《慈湖诗传》二十卷，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而据《后汉书》之说，以小序为出自卫宏，不足深信，要与朱子无大殊。其它笺释文义，如以“聊乐我员”之“员”为姓，以“六驳”为“赤驳”之讹，以“天子葵之”之“葵”为有向日之义，间有附会穿凿。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征远引，曲畅其说。其考核六书，则自《说文》、《尔雅》以及史传之音注，无不悉搜；其订正训诂，则自齐、鲁、毛、韩以下以至方言杂说，无不博引，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者。至篇中所论，谓《左传》不可据，谓《尔雅》亦多误，谓郑康成不善作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学》之释《淇澳》为多牵合，而诋子夏为小人儒，斯又大言炎炎，而为朱子之所不敢出者。盖简之学出陆九渊，九渊固谓“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而朱子尚信经传、道问学也。然简之放言自恣，无所畏避，尚不如金华王柏鲁斋之甚也。柏之学，虽渊源于朱子，而撰《诗疑》二卷，则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其以《行露》首章为乱入，据《列女传》为说，犹有所本也；以《小弁》“无逝我梁”四句为汉儒所妄补，犹曰其词与《谷风》相同，似乎移缀；以《下泉》末章为错简，谓与上三章不类，犹著其疑也。至于《召南》删《野有死麇》，《邶风》删《静女》，《鄘风》删《桑中》，《卫风》删《氓》、《有狐》，《王风》删《大车》、《丘中有麻》，《郑风》删《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风》删《晨风》，《齐风》删《东方之日》，《唐风》删《绸缪》、《葛生》，《陈风》删《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凡三十二篇。按：书中所列之目实止三十一篇，疑传刻者脱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杂以怨诽之语，可谓不雅。予今归之《王风》，且使《小雅》粲然整洁。”其所移之篇目虽未具列，其降《雅》为《风》，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当曰《采唐》，《权舆》当曰《夏屋》，《大东》当曰《小东》。”则并篇名改之矣。顾柏亦自知诋斥圣经，或为公论所不许，乃托词于汉儒之窜入。至于谓《硕人》第二章形容庄姜之色太亵，《黄鸟》乃浅识之人所作，则更直排孔子删定之失当，不复托词于汉儒矣。此又杨简之所不敢者也。元儒金华许谦益之称受学于王柏，而于柏《诗疑》所欲删之《国风》三十二篇，则疑而未敢遽信。论者或斥谦存已放之郑声也。见兰溪吴师道正传为谦撰《诗集传名物钞》序。然谦撰《诗集传名物钞》八卷，考订名物音训，咸有依据，信足以补朱子之放阙焉。同时有安福刘瑾公瑾者，其学问渊源亦出朱子。撰《诗传通释》二十卷，发明《集传》，与辅广《诗童子问》相同。惟广书皆循文演义，而瑾兼辨订故实，虽证实蹈虚不同，然义理一也。盖宋以前之说《诗》者，罔不毛、郑是宗。欧阳修、苏辙而后，别解渐生。郑樵、朱子而后，异帜高张。迄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许谦之《诗集传名物钞》、刘瑾之《诗传通释》两书其尤著者也。至仁宗行科举法，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永乐间，行在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诗经大全》二十卷，亦主于阐扬朱《传》，遵宪典也。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刘瑾之《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惟改其中“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又刘书以小序分隶各篇，是书则从朱子旧本合为一篇，小变其例而已。自是宋学昌而汉义绌，朱《传》行而《毛诗》废矣。然明儒《诗》学亦有宏究汉义而不宗朱《传》者。监利李先芳伯承撰《读诗私记》二卷，释义多从毛、郑，毛、郑有所难通，则参之吕祖谦《读诗记》、严粲《诗缉》。其自序曰：“文公谓小序不得《小雅》之说，一举而归之刺。马端临谓文公不得郑、卫之风，一举而归之淫。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间。”盖不专主一家，故议论宏通，绝无区分门户之见。如说《郑风·子衿》，仍从学校之义，则不取宋学；谓《国风》、《小雅》初无变、正之名，则不从汉说；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则小序与《集传》之说并存，不置可否，盖小序皆以为刺幽王，义有难通，而《集传》所云，又于古无考，故阙所疑也。虽援据不广，时有阙略，要其大纲，则与凿空臆撰者殊矣。然犹折衷汉、宋也。明宗室朱谋[12]郁仪撰《诗故》十卷，乃专以《毛诗》小序为主而考证以旧说。其曰《诗故》者，盖《汉书·艺文志》载《诗》类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毛诗故训传》，颜师古注：“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谋是书，盖用汉儒之旧名，故其说《诗》亦多以汉学为主，与朱子《诗集传》多所异同。其间自立新义者，如以《小星》为暬御入直，以《斯干》为成王营洛、周公所赋之类，似失之穿凿。然谋博极群书，学有根柢，要异乎剽窃陈言。盖自胡广等《五经大全》一出，应举穷经，久分两事。谋生长帝室，不借应举为进取，乃得以研究遗文，发挥古义也。经术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迨明之亡也，吴江陈启源长发撰《毛诗稽古编》三十卷。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经，而不载经文，但表篇目，其无所论说，则并篇目亦不载；次为《总诂》五卷，分六子目，曰《举要》，曰《考异》，曰《正字》，曰《辨物》，曰《数典》，曰《稽疑》；末为附录一卷，则统论风、雅、颂之旨。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玑《疏》为主。题曰“毛诗”，明所宗也；曰“稽古编”，明为唐以前专门之学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谦《读诗记》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但广书皆循文演义，故所驳惟训解之辞，而瑾书兼辨订故实，故所驳多考证之语。其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盖明代说经诸儒，喜骋虚辨，迨清儒矫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而启源实先河也。然当启源之世，亦有兼综汉、宋不主一家者，桐城钱澄之饮光、吴江朱鹤龄长孺，其尤著者也。澄之撰《田间诗学》十二卷，大旨以小序首句为主，而非有意于攻朱子《集传》。于汉、唐以来之说，亦不主于一人。所采诸儒论说，自汉唐注疏、朱子《集传》以外，凡二程子、张子、欧阳修、苏辙、王安石、杨时、范祖禹、吕祖谦、陆佃、罗愿、谢枋得、严粲、辅广、真德秀、邵忠允、季本、郝敬、黄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杨、范、谢四家，今无传本，盖采于他书；陆、罗二家，本无《诗》注，盖草木鸟兽之名，引其《埤雅》、《尔雅翼》也。自称毛、郑、孔三家之书，录者十之二，《集传》录者十之三，诸家各本录者[13]十之四，持论颇为精核，而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尝语人曰：“《诗》与《尚书》、《春秋》相为表里，必考之《三礼》以详其制作，征诸《三传》以审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书纪年》、《皇王大纪》以辨其时代之异同与情事之疑信，即今舆记以考古之图经而参以平生所亲历。”亦可见其考证之切实矣。至鹤龄则与陈启源同里，尝序启源之《毛诗稽古编》，而撰《诗经通义》十二卷，则自序称“此书盖与启源商榷而成”，又称“启源《毛诗稽古编》专崇古义，此书则参停于今古之间”。盖其专主小序，而兼综汉、宋，与澄之《田间诗学》同。惟甄采较狭，于汉用毛、郑，唐用孔颖达，宋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并世用陈启源，其释音明用陈第，并世用顾炎武，其凡例九条及考订郑氏《诗谱》，皆具有条理，虽参用今古，与启源之专崇古义者不同，然启源之《毛诗稽古编》屡称焉。惟启源、鹤龄与钱澄之三人者，明之遗老而非清儒也。清儒之传经者，首推长州惠氏，三世以经学著称，而发祥者惠周惕字元龙也。著有《易传》、《春秋》、《三礼问》及《诗说》，而《诗说》三卷最佳，其大旨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上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大抵引据确实，树义深切，而于《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己意考证，则又与钱澄之、朱鹤龄之兼采汉宋、折衷同异者殊科。无锡顾栋高震沧撰《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盖析《毛诗》名物为二十一类而为之释也。惟诸家之释名物者，多泛滥以炫博，而栋高此书则采录旧说，颇为谨严，又往往因以发明经义，与但征故实体同类书者有别，亦庶几抒所自得，能出新意者。然清儒说经之所为别帜于宋、元者，在能宏究汉义，辨明家法。其始也，阐扬毛、郑古文以破宋儒臆测之谈，及其既也，则又旁采今文齐、鲁、韩诸家逸文而驾之晚出毛、郑古文之上。至如惠、戴二氏，抒所得而出新义，非所贵于清儒也。休宁戴震东原之撰《毛郑诗考正》四卷、《考正郑氏诗谱》一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金坛段玉裁懋堂之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诗经小学》一卷，江都焦循理堂之撰《毛诗补疏》五卷，嘉应李黼平绣子之撰《毛诗�r义》二十四卷，桐城马瑞辰元伯之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泾县胡承珙墨庄之撰《毛诗后笺》三十卷，崇明陈奂硕甫之撰《诗毛氏传疏》三十卷、《毛诗说》一卷、《毛诗传义类》十九篇、《释毛诗音》四卷、《郑氏笺考正》一卷。而陈奂师事段玉裁，治《毛诗》、《说文》，以为郑康成习《韩诗》，兼通齐、鲁，最后治《毛诗》，笺《诗》乃在注《礼》之后，以《礼》注《诗》，非墨守一氏，《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因撰《郑氏笺考征》，而后知毛古文、郑用三家从今文之不同术也。析毛、郑之殊旨，明音义之通借，乃放[14]《尔雅》，编作《义类》，于一切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虫鱼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刬除，条例章句，糅成作疏，捃取先秦之旧说，搴择末汉之微言，置郑《笺》而疏《毛传》，署曰《诗毛氏传疏》，盖诸家之尤矜慎者矣。斯则阐扬毛、郑古文以破宋儒臆测之谈者也。它如会稽范家相蘅洲之因宋王应麟《诗考》而辑《三家诗拾遗》十卷，视应麟书为赅备矣，然犹未及侯官陈乔枞朴园也。自后嘉兴冯登府柳东撰《三家诗异文疏证》一卷，邵阳魏源撰《诗古微》十七卷，吴江迮鹤寿青厓撰《齐诗翼氏学》四卷。而陈乔枞秉其家学，以父寿祺撰《三家诗遗说考》未成，次第补缉，成《鲁诗遗说考》六卷、《齐诗遗说考》四卷、《韩诗遗说考》五卷，各述授受源流，而冠以叙录一篇。又撰《诗经四家异文考》四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盖乔枞之考据详博，与魏源之议论宏辨，言今文者骈称二难焉。晚清善化皮锡瑞鹿门撰《诗经通论》，亟称陈《考》搜采之备，魏源驳辨之快，顾有不足于魏源之好创新说，曰：“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也。”然其右今三家而抑《毛传》，实与魏源同指。斯又旁采今文齐、鲁、韩诸家逸文而欲驾之晚出毛、郑古文之上者也。此外又有连江陈第季立之《毛诗古音考》、昆山顾炎武宁人之《诗本音》、曲阜孔广森约之《诗声类》，具详《小学声韵篇》，兹不复赘。纂《诗志》第四。

    注解：

    [1]　满，原作“蒲”，据《汉书·韦贤传》改。

    [2]　君字原脱，据《汉书·儒林传》补。

    [3]　坠，当作“墬”，即“地”之古字。

    [4]　与流，原作“流与”，据《汉书·艺文志》改。

    [5]　辠，原作“辜”。《汉书·儒林传》作“辠”，即“罪”之古字，据改。

    [6]　圈，原作“固”。据《西汉年纪》卷九改。

    [7]　阳，原作“作”，据《汉书·翼奉传》改。

    [8]　韦，原作“韩”，据《隋书·经籍志》改。

    [9]　随，原作“隋”，据《华阳国志·后贤志》，改。

    [10]　释字原脱，据《毛诗名物解》补。

    [11]　玑，原作“机”，据《四库总目考证》当作“玑”。

    [12]　，原作“玮”，误。

    [13]　者，原作“之”，据《四库提要》“田间诗学”条改。

    [14]　放，按文意当作“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