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汉

    第一节　发凡

    王莽诛灭，光武中兴，虽承炎统，而文章风轨，与前不同。前汉恢张扬厉，袭战国纵横捭阖之遗，而自出变化。东汉舂容整赡，得儒者俯仰揖让之态，而好为依仿。前汉张而不弛，东汉弛而不张。前汉为周秦纵横之余，东汉开齐梁骈偶之风。由疏而密，由朴而丽，文章之变，此其转关。

    东汉文章，前有班固，后有蔡邕，后先辉映，最为特称，号曰班蔡。而排衍阐缓，冯衍开其前路。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天下兵起，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说以纵横之计，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扞卫并土。既而光武即位，获邑母弟妻子，邑乃遣使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因遣招永、衍。永、衍忿邑背前约，乃遣邑书曰：

    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仇之刃，岂不哀哉！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郕，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之利，而被叛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

    且邾庶其窃邑叛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累之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怨，上不损剖符之质，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恐伯王必怀周赵之忧，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

    虽有纵横捭阖之意，而开阐缓比偶之体。既降光武，遂见摈弃，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体仿《离骚》，辞尚排比，而音采不赡丽，气亦少靡矣！其乡人有杜笃者，字秀雅，博学不修小节；居美阳，美阳令与游。数从请托，不谐，遂相恨，令系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赐笃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诚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乃上奏《论都赋》一篇，其体沿《子虚》、《上林》，辞不甚壮丽，而特和雅可诵，体密思靡，盖班固《两都》之所由昉云。特班固恢张雒邑，而笃则盛称长安耳。

    第二节　班固附崔骃　张衡附傅毅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也。父彪，字叔皮。王莽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以嚣有叛汉之志，乃著《王命论》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改事河西大将军窦融，为从事，画策事汉，草章奏。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知为彪所为，雅闻其才，因召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义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论者以为得实。

    固承其学，遂博贯载籍。父彪卒，固居乡里，而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告固私改作国史者，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固弟超乃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郎，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乃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盖仿《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之名。其文体异于《尚书》，全仿司马迁例也，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惟迁文直而气肆，固辞赡而裁密；迁寄微情妙旨于文辞蹊径之外，而固则情旨尽露于文辞蹊径之中。然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廑乃成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录《公孙弘传赞》曰：

    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殚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世安、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借公孙弘以综叙一代人物，虽不如司马迁之卓荦为杰，而和雅舂容，不大声色而意度宏远，亦非司马迁之好奇负气所有；特意尽于辞，无迁之微情妙旨！为郎后，遂见亲近，会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而序其意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断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宛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其赋分两篇，盖因杜笃《论都赋》而作；《西都》极其眩曜，主于讽刺，所谓抒下情而通讽谕也；《东都》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主客对扬，依仿《子虚》《上林》。然相如体隽而气骏，楮墨殆不任轶荡；固则采富而骨重，藻丽只尽于扬诩；而序特和雅，但即眼前铺叙，更不钩深，却自无不尽；节奏最浑妙，舒徐典润，有自然之顿挫，盖蕴藉深，故气度闲；舂容大雅，无意与相如争能；而志节和平，东京本色，乃转以掩相如之铿訇，而别出一格。盖相如恢张，气溢于彩；而固序淡雅，辞有余妍也。固又撰《典引》，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相如骨气奇高，辞笔生动，有飞舞之势。雄则辞采丽茂，好用奇字，然运而无所积。班固体平词茂，结言端直，气少于长卿，文薄于子云，在扬马间别构一体；尚规矩，不贵绮错。其他词赋多可观。

    涿郡崔骃，字亭伯，博学，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齐名。顾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时人或讥其太玄静。骃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肃宗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辞甚典美。帝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然寻骃所作，旨浮而力缓，气益靡矣，不如固之闳丽也。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东京之有班固、张衡，犹西汉之有司马相如、扬雄，萧规曹随，有意相犯。然扬雄不如司马之雄骏，而辞益瑰丽；张衡不如班固之茂密，而气特恢宏；善用其长而自出变化，后先辉映，尽有独至。班固作《两都》，衡赋《两京》。班固作《幽通》，衡赋《思玄》。班固有《答宾戏》，衡作《应间》。衡少善属文，而从容淡静。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因以讽谏；《西京》全袭班固《西都赋》而语加恢张，参差历落，其文法之变化，亦撷《左氏》之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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