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上帝

    一、绝对隐私

    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中，性和宗教，因为二者在个人信仰与公众宗教之间的差异，被视为人类信仰中最为私密的事情。如果某人有了一件风流韵事，那属于他自己的隐私；如果某人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他的宗教，那就是他的私事。信仰自由是指：只要你不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让他人知晓你的个人信仰，你就可以拥有任何形式的信仰。因而，“私密”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性或宗教是你个人的绝对隐私，除非你的这种个人信仰非法侵犯了公众的本能或倾向于威胁公共的风俗习惯，即教会或婚姻。社会也有本能，一种从根本上来讲健全的本能，它能够自觉意识到对自身有益的事情以及公共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带有明显保守性的本能，其目的是维持事物的现状和事物的本来面目，它对于批判性思想的运用有害无益。就宗教而言，对旧有道路的任何偏离都被视为公共威胁，以自己个人的途径寻求上帝的人会被众人讥为“无神论者！”这简直是胡说，因为我发现，思想家中很少有人，确实只有极个别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神论的意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反对我所信奉的一神论”（against-my-kind-of-theism），而且每门教派都将自己视为上帝正统观点的神圣监护人。

    例如，爱默生在三十五岁时，曾接到哈佛神学院毕业班的邀请去作一个演讲。他接受了邀请，在那儿发表了著名的“神学院演讲”，演讲的主旨是：“上帝现在存在，并非过去存在；他现在教导世人，并非过去教导世人。”“人们一直在谈论他很久以前讲过或做过的启示，好像上帝已经死了一样。”他鼓励新牧师“走自己的路”，脱离传统，通过对人的道德本性的探索去寻求上帝的存在，并且有勇气说：“我也是个人。”除此之外，爱默生以下的温情劝诫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一时代已经来临，所有人都将看到，上帝赐予灵魂的礼物并不是夸张、超强、独一无二的神圣，而是一种温馨、自然的美德，像你我拥有的美德一样，并且与你我所拥有的美德一起存在、发展”。这些言论使整个波士顿陷入恐慌，哈佛当然也陷入了恐慌。神学院院长公开声明，爱默生不是受神学院院方的邀请，而是受学生的邀请来发表演讲的。于是，他的观点就和一个老妇人，约翰·杰伊·查普曼祖母的邻居的说法基本上一样了，波士顿第二教堂的传教士疯了。此后的二十七年间，爱默生再也没有被哈佛邀请作过演讲。啊，可爱的哈佛，为什么它非要离波士顿那么近呢？正是在这座城市，洛威尔校长后来曾参与了对萨柯和万泽蒂的谴责事件。我想波士顿并不比其他任何城市更糟糕；同样的事会在任何山地人的城镇发生。为什么哈佛不能挣脱死亡的镣铐，与任何城市都没有一丝瓜葛，而只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在纯净的空气中，并恢复其精神的自由呢？接下来要说的是，演讲风波过后，我在爱默生的《日记》里发现了下述记录。演讲的日期是1838年7月15日；10月19日，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很明显，在争吵声中可以断定，一定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无神论，可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谁是无神论者呢？”

    这就是美国的社会难题，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权力，却又有不将其告知他人的社会责任。正确的做法是，在公共场合可以谈论上帝，但如果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最好别说出来。早在六年前，爱默生就已经辞去了牧师的职务，他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好牧师就有必要摘掉牧师的头衔。这只是一个关乎形式的问题。他逐渐意识到，最后的晚餐从不意味着永久的庆祝，经过与自己的良知多次斗争后，他感到必须辞职，因为他不能再带着罪恶去接受圣餐。爱默生已经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更伟大的真理，即个人的无限性。41他宣称，在我们中间就存在着神，这是一条如同《圣经》和《奥义书》一样古老的教义。爱默生的言论不仅震惊了布雷特街和波士顿，还震惊了整个新英格兰。除了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以外，我不知道新约还教了我们什么。这些言论极大地震惊了他在剑桥和波士顿的同代人，让他们无法接受。布雷特街和斯忒特街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愤怒地高喊：“你是不是想说《圣经》上说的是错的？你这个异教徒，无神论者！”

    自由的教会！我们何时才能拥有？什么时候美国才能敲碎宗教信条的外壳？什么时候信仰的花园才能被独立探索的自由精神之泉灌溉？什么时候人们再一次怀着追求带来的越来越强的喜悦感，在圣贤的帮助下，为发现神的真理的新鲜、生动之美而努力？如果神职人员能够拿出修复他的别克或斯杜德贝克轿车的十分之一的热情，努力使宗教发展下去并永葆新鲜气息，那么，宗教就可以再次充满生机，当然现在不是这样，神职人员很清楚这一点。但是这种革新的前景很暗淡。自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下那篇要求国会通过美国宪法的讲话以来，情况就没有什么改观。“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越发容易怀疑自己对别人的评价。的确，大部分人，以及大部分宗教派别，都认为他们拥有全部的真理，无论别人持有什么观点，只要与他们不一致，肯定就是错的。新教徒斯替尔在献词中告诉教皇，我们两个教会在有关教义的确定性这一观点上的唯一区别是，天主教会是不会错的，英格兰教会是从来不会错的。但是，尽管许多人像认为他们自己绝对无错误一样高度认为他们的教义绝对无错误，但很少有人像某个法国女士在与她的姐妹争吵时那样，如此自然地表露出来，她说：‘我只认为我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我认为只有我是永远正确的。’”

    于是，信仰自由成了一件滑稽的事情。它几乎变成了一个定式：我相信我所想的，你也有自由相信你所想的，但是，你不曾让我知道你所想的，或者我会视你为信仰与共和国的敌人。因此，现代教会的两难处境必将继续下去，并将永远存在。难道还没有人发现，上帝被过度保护了？

    二、我们对上帝卑下的看法

    在有关信仰的所有不和谐声音中，或者说在私人信仰和公共宗教之间的不和谐声音中，有关上帝的论调是最悲哀的，它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不适感。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有时忌妒异教世界的原因，在异教世界里，人的内在信仰与公众崇拜的外在形式是一致的。批判性思维是不大可能支持这一论调的。我想这沉默的僵局，即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个人信仰并尊重别人的信仰，将会持续下去。到底什么地方错了？毫无疑问，对加尔文教义的反抗一定是整个事情中最重要的部分。完全堕落的加尔文教义过去和现在均与现代人对身体的尊敬和了解之间存在很大分歧，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说，与现代肉欲的过分炫耀有着分歧，并由此产生了外在信仰和内心罪恶的冲突。因此，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奇妙的“单马车”，这“助祭的杰作”才没有损坏到分崩离析的地步；在加尔文宏伟的逻辑结构的装置中，其零件神奇的鸠尾榫是如此完美，每个零件都是一样的结实，但是在1855年11月的一天，像那首诗告诉我们的那样，它整个地融化了————被岁月损毁了。沉默中唯一令人感到不适的事情是，人们会认为那幽灵般的单马车将永远地走下去，没有人会公开宣称它已经消失了，融化了，蒸发了。

    星期天的早上，在纽约的公寓里，我打开收音机，非常想听一听空中传道的节目。收音机中正播放着贝多芬歌颂上帝荣耀的交响乐，从这个台转开，我听到一个愤怒、伪善的鼻音，颤抖着，指责着，痛骂着罪恶，像比利·森戴（Billy Sunday）重生。那是加尔文本人在传道。可是我并不喜欢加尔文，也不喜欢柯立芝的思想，只是自言自语道：“啊，他在反对它。”然后调回到贝多芬的频道。我想我并不孤单，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感。在礼拜时存在着太多对罪恶特有的冥想，以至于如某人所说，每个从教堂里出来的人都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对我说：“和我去教堂吧，你会觉得自己是个更优秀的人。”我就会和他去。但如果我知道当我从教堂出来的时候，会感觉比以前更邪恶并因此而鄙视自己，那我就不会去。是的，那种在乡村集市上出售专利药品时颤声叫喊的腔调是不会有用的。今天，你不能靠拿地狱与毁灭吓唬人而推销宗教；那需要一种更温和、客观的态度。再者，我们的四周已经围满了现代心理学家提出的众多情结，缺少传道者额外兜售的有罪情结，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毫无疑问，传道者在无法提供一个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的情形下，肯定不会在你的心里建立原罪的有罪情结。显而易见的真理是，你不能恐吓人们去热爱愤怒的加尔文上帝。

    也许，事情发生的时间比加尔文时代更久远一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大约两千年以前人们所拥有并传给我们的相当卑下的看法。在我们某些最坚定的公众信仰里存在着返祖现象。人类继续发展着，但是年代久远的信仰仍然未被放弃，还很有生命力。当人类还在吃生肉时，上帝最初也被认为是喜欢鲜血的味道。但是，在人类发现火已经很久以后，上帝还是被认为喜欢茹毛饮血。人们过去认为，现在有时也这样认为，取悦上帝的最佳方式就是给上帝敬奉某人的鲜血；上帝被想象成吃人的野人，像人类自己一样。当人类开始产生新的想法，即上帝也许和人一样也喜欢烤肉时，成百上千年已经过去了。对于类人猿为它们自己创造的众神，克劳伦斯·戴伊的史前先知再次进行思考。对此，还是超然一点为好。

    猿族的众神42

    克劳伦斯·戴伊

    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群猿猴在森林里玩耍。它们时而十分勇敢、自大自夸，时而又充满恐惧，是所有智慧种群中情感最脆弱的一群，它们一直努力吸引某种更大动物的注意，只有被注意了它们才会真正高兴起来————当你注视着它们并了解到它们的这些习性时，难道你还不明白他们的明显意图？它们一定要去发明被称为神的东西。此时，不要去想是否有众神的存在，而是想一下这些生命是多么殷切地要去发明他们。（不是等着去发现他们。）由于自信不足，它们无法忍受单独面对生活的困境。由于无法自我满足，它们必须寻求其他形式的支持。正是这些急迫的需要催促着这些灵长类动物，借助每个能够用来拼凑它们目的的真理碎片，借助那些因为形象庞大而影响它们的意象，不断地建造众神，以支撑它们的灵魂。

    在那个时代，众神会成为怎样的群体呢！他们一个个都是脸上长满胡须的老猿，开始在虚幻的时空中建造宇宙，犹如魔术师从帽子中抓出兔子一样（正如虚幻的时空，帽子并不存在）。在创造了巨大的恒星和行星，并将最遥远的天空装满星星之后，一个神会转过身来并渴望享受烤肉的香味，另一个神会召集沙漠部落进行“圣”战，而第三个神将为离婚或舞蹈而伤心。

    任何一群猿曾经想象出来的众神，从森林里的小木头偶像到最强大的精灵，不管他们有多大的不同，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时刻准备着暂时放下所有的宇宙事物，将他们的思想集中于遥远的称为地球的小球上，对任何个人崇拜者的痛苦或渴望立即表示全部的、永远的、全神贯注的关切——时刻准备着去关注那个将要睡觉的家伙。这将为猿的心灵带来无法形容的慰藉；而疏忽了这一责任的神将不会持续很久，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是多么胜任。

    但凡事都必须讲究回报。因为，宇宙的创造者，当它们注视他时，也需要关注；他喜欢猿们对他的恭顺和注意，否则，他自然会变得愤怒起来；如果不发怒的话，他是最宽宏大量的了。从而产生了祈祷和赞美诗，产生了与这个高贵亲属沟通的古怪、茫然的企图。

    渴望与众神沟通是一个高尚的愿望，但是这一渴望却很难通过不明确的宗教信条实现。与高高在上、沉默寡言的生命状态交往，猿们试图将他们设想为物质形式。它们将会产生信仰，比如，它们会对天堂内的室内陈设和居所产生信仰。这是为什么呢？嗨，在它们自己不是先知的情况下帮助人类拥有宗教观念————从任何“宗教的”真实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可能实施的计划……

    这个种族在建立宗教时会遇到什么障碍呢？最大的障碍是：它们拥有如此微弱的心灵力量。它们思想的过度活跃会阻碍这种力量的产生，或使这种力量变得迟钝。某一天，这个种族与自然的接触将会比它们的狗还少。它们会用罗盘替换它们曾经拥有的先天的方向感。因为，鼓励对它们头脑不停的廉价使用，它们将会失去天然直觉、预感和安宁等诸多天赋。

    这种心灵力量的缺乏对它们的洞察力与内心安宁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处于活跃状态的头脑不易接受新思想，很少能够或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温情与安宁。

    然而，这些永不停息的思想会有一个用途：它们最终会通过自己发明的宗教去观察世界。

    可是，岁月将在这一过程的重复中逝去。

    猿的信条不是那么难以看破。当创建宗教的时候，它们会非常忙乱，以至于对它们圣人产生的幻象无法从容地进行严格的测试。而且，它们自己的想象力相当贫乏，以至于任何一种幻象都会使它们感到敬畏；因此，自然而然，它们会认为任何幻象都是有效的。于是，它们迅捷而丰富的创造力将开始发挥作用，从它们曾经梦想出来的幻象里杜撰出最原始的信条。

    接下来，它们会期望每个人都去相信少数人看到的任何事物，其脆弱的根据就是，如果你只是试着相信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它是真实的。这些宗教是代理性的；只有它们的先知自己可以看见上帝，其他人则应当由先知们引见给上帝。这些“信仰者”将缺乏任何属于自己的见解。

    现在，一名间接的信仰者隔着一段距离被神灵的气息激起一股热情——如果有一点热情的话——他想要了解他所接受信仰的精确定义。没有任何幻象去遵循，他需要清楚的戒律。他会一直努力使信条具体化，而这很明显是致命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新的、更深远的层面会被发现，而它们很少会或从不会适合不变的信条。

    一次又一次，这将成为一个程序：一个神圣的重要人物将会诞生；他将会发现新的真理；然后被杀死。他的新真理不仅不会适合死板的信条，而且会坚决否定其中任何错误的结论。于是，这位先知将被杀死。

    然而，他的真理具有强大的力量，也会扼杀掉刻板的信条。

    于是，人们所能信仰的唯有那死去的先知。

    于是，他会被几代人通情达理地膜拜。但是，他的祭司会觉得这还不够；他必须被不加评判地膜拜：不加入任何评判，来自他的无论什么启示，都是全部的真理。对于他的某些启示，人们自己将会断章取义；从最乐观的角度看，他的启示不是最终结论；然而它还是会被当做固定的信条并被赋予他的名字。但凡真理总会被赋予他的名字。从此之后，所有寻求真理的人所发现的必定只会是他名下的真理，否则将不会成为他的“追随者”。（作为他的共同探求者也不行。）祭司将永远仇视任何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新先知。他们的看法是，他们的先知发现了真理，因而便终结了发现真理的过程。相信他说的就行了，事情就此结束，不需要再寻找更多的真理了。

    相信对宇宙的探索已经有了完美的结局，这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于是，这一探索真理的模式将会越来越稳定。因而，新的真理一旦产生，就只能将其打破。然后，人们会感到困惑与幻灭，而文明将会随之倾覆。

    如此这般，每个循环周而复始。只要人们将谬误与每个先知产生的幻象混杂在一起，二者就将消亡，而任何建立其上的文明必将随之消亡。

    [《人猿世界》（第16、17章）]

    三、关于黑色的随笔

    不言而喻，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就是，现代基督教经常被描绘成某种黑色（邪恶）的东西，而现代人并不喜欢黑色。在你向人们宣传认罪的意识之前，是不能先向人们说教救赎的，好比要推销你的药，必须使人们承认身患疾病。完全出于本能，传教士一直在非洲、亚洲和南太平洋群岛做着这样的事情；对赤裸的意识越强，印花棉布的销路就越好，于是塔希提岛的裙子越来越长，而纽约的裙子却越来越短。随之，罪恶的意识在纽约变得越来越弱，而在塔希提岛越来越强烈，如果传教士没有错，塔希提岛终有一天会成为宗教的堡垒。我不会像经济历史学家走得那样远，将其解释为印花棉布的自然运动。然而，“比基尼”泳装还是以迅猛之势回到了纽约。

    我们满脑子装的全是现代意识的难题。这里，我指的是普通人对宗教或教会的态度问题。这正是神职人员必须探讨的问题，假如他具有一点实验精神的话。就教义的条文等方面，对人们的个人信仰进行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信件和日记中研究过去的男人和女人们信仰的是什么。因而，对我来说，搞清楚爱默生太太的想法比了解她丈夫的想法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私下里她对她的丈夫就她的家庭私事随便而又坦率地说了什么。此时此地的利迪安·爱默生并不仅仅是利迪安·爱默生；我认为，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有着本能的宗教感，愿意去信仰，但很困惑。爱默生在他的《日记》里曾写下短短的一行文字，也许会让所有的神职人员胆战心惊，“利迪安说，星期天去教堂是邪恶的”。43如果利迪安说的只是她自己的感觉，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她说的是其他许多妇女当时或现在的感受，那就意义重大了。如果真的意义重大，那么问题是，是什么使得利迪安·爱默生和其他许多人用她的方式去感受？这种一致性似乎只有一种解释————某种黑色（邪恶）的东西。根据风趣诙谐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那正是一个白人教堂中的布道留给一个印第安人的印象，那个印第安人偶然进入正在做礼拜的教堂，根本听不懂用英语进行的布道。那个印第安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穿着黑衣的人”开始“非常生气”地向人们讲话。我们还是让富兰克林讲这个故事吧，它选自富兰克林最好的讽刺作品之一。康拉德·威斯（Conrad Weiser），一个印第安翻译，向富兰克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是怎么和卡那萨提哥谈的，卡那萨提哥丝毫弄不明白听到的星期天布道，只是猜测布道的目的是要在河狸皮的价格上蒙骗他。

    卡那萨提哥对白人布道的印象

    本杰明·富兰克林

    康拉德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当讲道声开始变弱时，那个印第安人接着问：“康拉德，你和白人一起生活了很久，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我有时也会到奥尔巴尼待上一段时间，并注意到，每过七天，他们就关了他们的商店，然后聚集在大房子里；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只是聚在一起，”康拉德说，“聆听和学习好的东西。”“我不怀疑，”印第安人说，“他们就是这么告诉你的；他们告诉过我同样的事情；可是我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会告诉你我的理由。最近，我去奥尔巴尼卖毛皮，同时购买毛毯、刀、火药、罗姆酒等。你知道，一般我都会和汉斯·汉森交易；这次我想试试其他的商人。但是，我最先找的还是汉斯，问他河狸皮毛是怎么个价儿。他说他不会给我超过四先令一磅；‘但是，’他说，‘我现在不能谈生意；今天是我们聚在一起学习好东西的日子，我要去参加这次聚会。’于是，我自言自语：‘既然今天我们什么生意也做不成，我也可以去参加那个聚会。’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去了。那里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人，开始非常生气地对人们讲话。我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我感觉到他老看我和汉森，我猜他一定不高兴看到我在那里；于是我就出去了，在房子旁边坐着，打着火，点燃我的烟斗，等着聚会结束。我想，那个人在讲话时提到了河狸皮毛的事，而且我怀疑这可能就是他们聚会的主题。于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我走向我的商人。‘那么，汉斯，’我说，‘我希望你已经同意给我超过每磅四先令的价钱。’‘不，’他说，‘我不能给你那么多；我最多给你三先令六便士。’我于是去问其他几个经销商，可他们都以一个腔调说话————三先令六便士————三先令六便士。对我来说，这再清楚不过了，我的怀疑是对的；而且，不管他们装成什么，说什么聚会是学好东西，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商量如何在河狸皮毛价格上欺骗印第安人。只要稍微想一下，康拉德，你就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他们如此经常聚集起来学习好东西，他们当然在这次之前就已经学了一些。可他们还是这么愚昧无知。你知道我们的做法。如果一个白人从我们乡下经过，来到我们的屋里，我们都像我对待你一样对待他；如果他身上湿了，我们会给他弄干，如果他觉得冷，我们会给他温暖，我们给他肉吃给他水喝，这样可以缓解他的饥渴；然后，我们会铺上柔软的皮毛让他休息、睡觉；我们不要求任何回报。但是，如果我在奥尔巴尼进入一个白人的家，向他们要吃的喝的，他们会说：‘钱呢？’如果我没有钱，他们就说：‘滚出去，你这条印第安狗。’你瞧，他们连一点好东西都没有学到，我们不需要聚会让别人讲课，因为我们的母亲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教育我们；所以，他们的聚会不可能像他们所宣扬的那样，是为了那个目的，也不会有那样的效果；他们只是在琢磨着怎样在河狸皮毛的价格上欺骗印第安人。”

    [《有关北美原始人的评论》]

    富兰克林的这篇作品出版于1784年，我听收音机布道是在1947年，这么多年来，尽管文字表达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好像讲道风格上的黑色基调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我的观点是，如果在你连一个字都弄不懂的情形下，一次布道听起来很糟糕，那么，即使你听懂了，对这次布道的感觉也不会有什么好转。

    为什么它显得那么悲观，我指的是本应“快乐的消息”？梭罗也在《日记》里记录了很小的时候“在学校礼堂里对神膜拜”的经历：“在阴暗的地方或地牢里，那些话也许可能生根并生长，但在光天化日里讲，他们的喊叫声明显地变得嘶哑了。通过这个窗口，我可以将书面表达与布道用词进行一下比较：灵魂深处，在哭泣，呜咽，咬牙切齿；而表面上，庄稼地和蚱蜢，直接揭露了那些谎言。”44

    这段话透露出明显的“邪恶”思想。它一定会给人一种同样的封闭感觉，一种温室与人工栽培的感觉，因此，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解释说：“我不是教会的人————我不相信在花盆里可以种出橡树来……你可以随便讲，讲多少都行————一个人的成长主要是受到宗教的影响。”45听听林肯夫人怎么说的吧。在有信仰和去教堂之间暗含的差别是微弱的。玛丽·托德自己也去教堂，她的社会本能是强烈的。她这样谈论她的丈夫：“林肯先生没有普通字义上的信仰和希望。他从不参加教会；但我仍然相信，他天生是一个宗教信仰者。他初次思考这个问题大概是在我们的儿子威利去世的时候，他去葛底斯堡那段时间里他思考的更多；但那只是他本性里的某种诗意的东西，他从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46如今，似乎再也不可能通过去数教堂里的人头来确定今天这个时代到底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无宗教信仰的。对我来说，通过数去教堂的人数来确定这是个无宗教信仰的时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星期天不去教堂，我的许多信教的朋友，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抱着对生活、上帝和同胞的虔敬的态度真实地活着，而他们也不去教堂。

    但是从艺术角度来看，教堂地位的最佳图画是由戴维·格雷森在《友谊之路》中描绘的。我之所以说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因为那个身披黑斗篷、戴着黑帽子、系着黑领结、穿着黑裤子黑鞋、拿着黑色的书的幽灵，以那么强烈的冲击力，在如此美丽、无与伦比、欢欣鼓舞的春光中出现。同时，它也是一幅画和一种写照，我将它摆放在这里，是因为它反映出格雷森典型的、充满魅力的世界。

    春日里的星期天

    戴维·格雷森

    远足中最主要的快乐之一就是，没有哪两天存在哪怕一丁点的相同之处————甚至每两小时都不一样；有时，一天以平静的方式开始，在结束时却充满最激动人心的事件。

    那确实是一个完美的春日里的星期天，我告别了我的朋友，威德尔夫妇，再次走向开阔的田野。它像我生命中任何一个安息日的早晨那样平静地开始了，可它又是怎样结束的呀！那天的路上，在不经意间，我有了一次丰富的探险经历，我迅速地把它记录了下来；那是我行走上千英里的路程才可能碰到的一次经历。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实在给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但是，春日里星期天的早晨————至少在我们这里的乡下————好似穿上了安息日的服装，有一种神圣的安详的气氛。温暖、轻柔、清澈，特别是，那无限的宁静。

    这就是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刚一走出门来，马上就折服于那醉人心脾的氛围。通常，我走起路来步履匆匆，我喜欢快速运动的感觉以及快速运动给我的身体和思想带来的刺激；可那个早上，我发现自己在懒散地闲逛，向四周瞭望着，欣赏着大自然中不重要的、静悄悄的景致。这是一片树林密布的乡野，在那里我发现了自我，我很快走向踩踏出来的小路，走向森林和田地。那里的地面上几乎长满了唐松草，像山坡上绿色的影子，虽没有长籽，但已繁茂成荫。在草场上生长的高高的绿草中，显露着黄色的七瓣莲，菖蒲沿着池塘湿软的岸边开放着。紫罗兰花已经凋谢了，但野天竺葵花和成排的野豌豆花则相继绽放……

    在这个星期天的午前时分，我在田野和树林里闲逛了很久，丝毫也没有察觉到，我身边已然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而且还有更大的事情即将发生。我当然知道，必须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了，这在星期天也许是很困难的事，我已经花了整个午前的时间，恰似一个人花掉他不朽的青春————带着对未来极度的漠视。

    午后时分————太阳升得很高，天气变得更温暖了————我离开小路，爬上一座迷人的小山，我选了一片被苹果树树荫笼罩的草地，躺在那里看着上面枝丫斑驳的影子。柔和的风儿吹在我的脸上；草丛里野花中传出蜜蜂的嗡嗡声，稍稍转一下头，就可以看见朵朵白云，高高地、缓慢地飘过纤尘不染的蓝天。还有那春天田野的气味！————已经体验过它的人，哪怕只有一次，确实可以死而无憾了。

    人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崇拜上帝：在安息日的中午，当我静静地躺在温暖的日光里，我觉得自己真正在崇拜着上帝。那个星期天的上午，说不清为什么，我周围的所有事物好像都成了奇迹————一种只有在上帝露面时才能令人感激地接受和理解的奇迹。那个上午，我还有另一个奇妙、深刻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生命中其他几次宝贵的体验中曾经有过————当我试图记录下人类心灵中那深深、深深的东西时，我总是犹豫不决————一种无限真实的感觉，那就是，如果我很快地转一下头，我会真的看见那个无所不在的上帝……

    我所认识的少数几种鸟中，有一种鸟儿叫绿鹃，在那个长长的中午，它不停地歌唱。安静的树林里，只有绿鹃的歌声在回荡。你看不到它；你发现不了它；可你知道它就在那里。它的歌声充满野性，又有些害羞和神秘。不时地，它萦绕着你，宛若一些往昔欢乐的回忆。那一天，我听到了绿鹃的歌唱……

    我不知道在树下的草地上躺了多久，但不久我听到，从不太远的地方传来教堂的钟声。这是为这一带的农夫做下午的礼拜敲响的钟声；在夏天，礼拜经常在下午举行，替代早上和晚上的礼拜。

    “我觉得我会去看看。”我说。我承认，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可能在那里遇到的有趣的人。

    但是，当我坐起来向四下看时，那种渴望又消退了。我从袋子里翻出了我的锡质哨子，马上就开始练习吹奏一首叫做《甜蜜的阿夫顿》的曲子，那是我在小时候学的；当我吹奏时，我的情绪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我开始嘲笑自己是一个可悲的严肃的人，并且开始思考合适的话语去描述我吹哨子的可恶企图。我应该找个人陪我逗逗乐，解解闷。

    很久以前，我说过一句箴言，是关于男孩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寻找一个男孩为伴。当你摇一棵樱桃树时，如果有一个小男孩掉下来，千万不要吃惊；当你一个人静心沉思时，如果发现有个男孩正从栅栏的角落看着你，千万不要感到不安。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吹口哨了，这时，我看到两个男孩正从路边的灌木丛里看我；一会儿，又有两个男孩出现了。

    很快，我奏起了《向佐治亚进军》，并且开始用最生动的方式点着头，敲打着脚趾。不一会儿，一个男孩爬上了栅栏，然后是另一个，然后是第三个。我继续演奏。第四个男孩，是个小家伙，冒险爬上了栅栏。

    这些少年都有着天真烂漫的面容，长着亚麻色的头发，都穿着星期天做礼拜的衣服。

    “真是不幸，”我将哨子从嘴唇上拿开说，“这么暖和的星期天还得穿着鞋和长袜子。”

    “你敢打赌是这样吗！”胆大的头儿说。

    “既然这样，”我说，“我就奏一首《扬基歌》吧。”

    我演奏着。所有的少年，包括那个小家伙都围了上来，其中的两个十分熟练地坐到草地上。我从来没有过如此专心的听众。我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那个坐得最近的胆大的头儿，开始连珠炮似的问起了问题，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被穿着黑衣的幽灵打断的话，我真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当我们正在演奏《扬基歌》的时候，它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在下午明媚的阳光下。最初，我看到黑帽子的圆顶从小丘的边缘升起。接着，很快是黑色的领结，然后是长长的黑外衣、黑裤子，最后是黑色的鞋子。我承认我确实感到震惊，但是作为一个有着钢铁般神经的人，面对这种情形，我继续演奏《扬基歌》。尽管由于这种反吸引力的出现，所有四个孩子都向它投去不安的一瞥，我还是抓住了我的听众。那个黑色的幽灵，胳膊下夹着一本黑色的书，走得更近了。我仍然继续演奏着，点着头，敲打着脚趾。我觉得像一名现代的花衣魔笛手将孩子们从这些现代的山中吹走————将他们从不了解他们的大人身边吹走。

    在幽灵的脸上，我可以看出责备的表情。我不清楚我为何记得这种表情；而且，我刚一开口就为我的轻率而感到歉意。然而，那个在如此无与伦比而又欢欣鼓舞的春日里穿着阴郁服装的人，以一种古怪强烈的急躁情绪影响着我。什么人有权力在这个单纯、快乐的日子和场合如此忧郁地张望呢？于是，我从嘴唇上拿开哨子，问道：

    “上帝死了吗？”

    我将永远无法忘记掠过这个年轻人脸庞的那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惊愕的表情。

    “你什么意思，先生？”他用一种严厉的、权威的口吻问道，这使我有些吃惊。他此刻的叫喊声将他的位置提升到超过他本人的高度：那是教会在说话。

    我马上站了起来，对我给他带来的痛苦表示遗憾；可是，既然我无意中讲了不该讲的话，我应当向他坦诚地说出心里的想法，而且此时看来值得这样做。这样做有时会救人于危难。

    “我没有要冒犯您的意思，先生，”我说，“我为我刚才的胡言乱语向您表示道歉；但是，当我看到您爬上山的时候，看到您在这么明媚的日子里，显得如此郁郁不乐，好像您不赞成上帝的世界似的，那个问题就不知不觉地溜出来了。”

    我的话显然触及他内心深处不安的感受，因为他问道————他的话好像也是未加思索就说了出来：

    “我给你这种印象吗？”

    我发觉我对他产生了极强的同情心。我自言自语道：“这是一个有烦恼的人。”

    我长久地注视着他。他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尽管显得很老————很忧郁，我现在看他，倒不如说是忧愁————他长着敏感的嘴唇和脱俗的面容，像人们有时看到的圣人的脸。他的黑色外衣非常整洁，可那破旧的纽扣盖边和闪亮的翻领有力地诉说着沧桑岁月里发生的故事。啊，我似乎对他非常熟悉，就好像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明显地写在他高高的、苍白的前额上！我已经在邻近的乡下生活了很久，我认识他————这个乡下教堂里可怜的苦修者————我知道他是怎样地呻吟在社区的罪恶下，这片社区太想舒舒服服地将它所有的重负都抛给主，或抛给主所委派的地方代表。我还推断他来自一个普通的大家庭，挣着很低的薪水（甚至可悲地拿不到任何薪水），并且频繁地从一地迁到另一地。

    那个年轻人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轻轻转了转身，以一种低沉、温和的口气对我说：

    “你把我的孩子们从教堂引到这里来了。”

    “非常抱歉，”我说，“我不会再留他们在这里了。”我将哨子放到一边，拿起我的袋子和他们一起向山下走去。

    “事实上，”我说，“当我听到您敲响钟声的时候，我自己本来想去教堂的。”

    “真的？”他急切地问，“真的吗？”

    显然，我要去教堂的提议马上影响了他的情绪。于是，他突然犹豫起来，斜视着我的袋子和我破旧的衣裳。我可以清楚地看出闪过他大脑的想法。

    “不，”我微笑着说，好像在回答一个口头的问题，“我确实不是您所谓的流浪汉。”

    他脸红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希望你来。教堂就是干这个的。假如我想————”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想什么；尽管他在我的身旁安静地走着，很明显他有着深深的困扰。我甚至隐隐感觉到使他气馁的原因，并且在那一刻，我觉得在我的一生里，我对此人的歉意超过了对任何人的歉意。谈谈罪人的痛苦！我真想知道，如果把这些痛苦与圣人们的考验相比，会怎样呢？

    就这样，我们走进那座白色的小教堂，我敢肯定，我们的到来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只有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机构————教堂里，非同寻常的不速之客才会引起如此的骚动。

    我将袋子放在前庭，我确信它是一个引人好奇、可疑得必须予以监视的物品。我在一张合适的教堂长椅上坐下。这是一座小教堂，有一种古怪的家庭气氛；令人悲哀的是，在听众中，老年妇女和儿童所占的比例相当大。作为一个面色红润、充满活力、喜爱野外活动的人，身上带着生命的风尘，我觉得和这里明显地格格不入。

    我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助祭、带来花束的老妇人、妇女缝纫小组的主席，尤其是那个坐在高高座位上的法利赛人首领。那个法利赛人首领————我听说他的名字是纳什，J.H.纳什先生（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会很快认识他）————那个法利赛人首领是个看起来冷酷无情的家伙，是一个中年人，长着硬硬的白色的胡须，又小又圆的敏锐的眼睛和一个好斗的下巴。

    “那个人，”我对自己说，“统治着这座教堂。”很快，我发现我把他看成某种烦恼的化身，这种烦恼我曾在牧师的眼睛里看到过。

    我不想详细描述那次礼拜的情形。颤抖的歌声里传出一种令人泄气的消沉意味，那个传过募捐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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