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活的智慧

理本身的定义发生了错误。哲学家争论的真理本质是一回事，而当一个乡下人自言自语：“天从西北方向暗下来了，今天晚上吃晚饭之前，我必须耕种完这块马铃薯地。”他眼中的真理本质是另外一回事。如何弥合思想上的这一鸿沟，对于一个想满足自己的事实观和知识上的自豪感的哲学家来说，绝非易事。

    既然我们决定不从事正统哲学研究，我们也许可以借鉴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这两位大家的思想，用几段文字尽快理清哲学体系，然后与他们一起回归生活的充实。詹姆斯和桑塔雅那均背离了哲学家们的职业奥秘。詹姆斯的言辞实际上承认了哲学家们的无知，承认了他们都是主观猜想者，而不具备詹姆斯所谓的虚假的客观性，不具备桑塔雅那所谓的对真理的热爱。威廉·詹姆斯代表一种美国现象，原汁原味、自由散漫、永远好奇、狂傲不羁。当他把自己的美国事实观和成熟的生活观用于欧洲哲学架构的教学时，注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所依赖的证据是真实、客观的，他对此的坚定信念只不过是又一个主观意见而已。人们所宣称的客观证据和绝对事实导致了多少相互矛盾的主观意见啊！这个世界自始至终都是理性的，而它的存在是一个无理性的基本事实；世上存在私人的上帝，而私人的上帝是难以想象的；也有一个独立于思想之外的物质世界，人们很快就会了解它，而思想却只能了解它自己的观念；也存在着一个道德规则，可责任只是各种观念的结果；每个人的心中都存有一个永久性的精神原则，而造成的结果只是不断变化的精神状态；事物的起因不计其数，而总会有一个绝对的起因；如果说外部的必要性，那就是自由；如果说目的，没有目的；如果说存在一个最初的起因，那就会存在许多最初的起因；宇宙具有连续性，而从本质上来说，事物又具有非连续性；如果说事物是无限的，它也是有限的。有这方面，就会有那方面；某个人认为某事完全正确，肯定会有相反的情况。比如，他的邻居会觉得这事完全错误，而这两位绝对主义者中谁也不会这样想：‘麻烦总是难免的。’他了解事物真相所依赖的知识万无一失，即使他直接掌握了真相。”9

    对哲学体系的最后一击是乔治·桑塔雅那完成的。他熟练地挥舞着自己的反语武器，恰似一名技艺高超的斗牛士，把剑径直刺向“某物”的心脏，此处的“某物”代指欧洲斗牛，斗牛随即鲜血迸流。

    “觊觎真理需要独特的热情。每个哲学家都说他在追求真理，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哲学家们往往不能获取真理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往往并不渴望获取真理。真正忙于探索真理的人是科学家、博物学家、历史学家……专业哲学家们通常是只会道歉的人，即他们沉迷于为某些被赋予的假象或者某些有鼓动性的思想而辩解。就像律师或侦探，他们受人雇用，分析案情，以确定他们能搜集多少辩护所需的证据或疑似证据以及能举出多少支持控告的反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为嫌犯辩护，人们怀疑，也许他们自己的良知也怀疑，此人犯有伪造罪。他们并不觊觎真理，只是向往胜利和消除他们的疑虑。他们辩护的是某种体系，即某种关于事物整体的观点，而实际上人类对此一无所知。假如人们只是对了解事情的真相、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兴趣，就不会建立起任何体系。我们的某种流行的或继承的观点恰当而充分，不理会所有有望成功之士而有意坚持这一点，正是形成体系的因素。一个体系可能包含许多事物，其细节真实可靠；但是作为一个体系————此体系包含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的经验和逻辑均无法对此有所影响————它必须是想象力的结晶、人类的独白。它也许表现人类经验，也许富有诗意；然而，真正觊觎真理的人，无论是谁，怎么可能认为这就是真理？”10

    在另外一篇散文《面具》中，桑塔雅那继续犀利地批评专业哲学家们。他说：“一个人在某个事实上无意间犯了一个错误，谁也不会和他生气；但是，当你正在叙述一个事件的时候，他一意孤行坚持跟你捣乱，你就很想一脚把他踢开。这就是每一个哲学家和神学家争吵不休的原因所在。”有人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在墨西哥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有人试图召集神学家和哲学家一起开会，愚蠢地希望他们可能就某些共同的信念达成一致，而没有意识到，要想让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接受基督教浸礼会教义，还不如让帕莫里夫（Palmolive）总统承认象牙牌肥皂的优点呢！

    在看待人类对于哲学付出的努力时，实际上只需注意一个重要区别：相关思维和不相关思维。关注生命的思维是相关的，忽视或摒弃生命的思维是不相关的。人的本能，即使是在思想领域，也是对生命的探索，即使哲学家们频繁地忽视这一点。难道荒芜本身不就是对哲学的强有力的谴责吗？在中世纪，传教士们享受着“神职人员的利益”。在现代社会的大学教授身上，是不是也存在一种消磨意志、腐蚀心灵的利益，可以免除他每日受到自负谎言的折磨？但愿，学者的这种利益会消失！但愿，会建立一个普遍的信念：在普通人生活里有一个世俗法庭，哲学家们不应该免除那里的审判！当然，现代哲学往往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同时，现代哲学极其缺乏适应性；它无法改变牧场，无法从荒芜的土地迁移到富饶的山谷，早期的牛羊生活在这里，显得肥硕无比。

    三、美国人的事实观

    美国思想中最显著、最清楚的事实之一是美国人强烈的事实观。这一理论将愉快地抛弃大量僵化的哲学体系而去热烈地追求生活经历的多变性。它小心翼翼地发展着，直到有确切的把握并且对其颜色、结构、重量、价值进行一定量的实践检验，才可能接受或者崇拜某种理念。从爱默生到詹姆斯、桑塔雅那，再到笛卡儿，其理论发展一脉相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我是否存在”，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最无聊的一个。笛卡儿经过思考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人们也许会问，笛卡儿用初步证据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不真实的，他究竟又是如何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真实的呢？这标志着欧洲哲学黑暗时代的开始。一个欧洲哲学家即使否认自身肉体的存在，也会坚信意识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并且完全从意识出发建立一个宇宙，随后带着某种母性的自豪，认为宇宙是自己的一个孩子。毋庸置疑，其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宇宙存在于我心，而不是我存在于宇宙中。

    对于这种荒谬可笑的德国理想主义，一些美国哲人是如何应对的呢？事实非常令人鼓舞。1820年，托马斯·杰弗逊在信中对约翰·亚当斯说道：“你在5月12日的一封令人困惑的来信中谈了对物质、精神、运动等的看法，请允许我对此谈谈自己的意见。满篇的怀疑论调令我辗转反侧，我读一会儿，放下；再读，又放下，反复多次；为了让大脑放松一下，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回忆起那句熟悉的话安慰自己：‘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对一个注定生活充裕、事业成功的民族来说，这是极大的慰藉。111848年，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在给哈里逊·布莱克（Harrison Blake）的信中说：“我就是现在的我，或者说我开始成为现在的我。我生活在现在。我只是铭记过去展望未来。我热爱生活……我知道我存在。”1854年，沃尔特·惠特曼写道：“我知道我是现实存在的、健全的……我以现在的状态存在着————这就足够了。假如其他人没有意识到，我会满足。假如人人都意识到了，我也会满足。”（《自我之歌》）我认为，这是一些揭示真正的美国精神的重要言论。也许，霍姆斯法官在散文《理想和疑惑》中对这一现状作了最好的总结：“倘若世界如我所想，我就是我所了解的唯一宇宙中的上帝。然而，尽管我不能证明自己十分清醒，我相信我的邻居们像我一样存在于斯。如果我承认这一点，也就会很容易承认，我在宇宙间，而并非宇宙在我心。当我提到某物是真实存在的，我的意思是我忍不住会相信它……但是，由于许多宇宙能做的事情我也忍不住去做，我不敢冒昧地认为我思维方式上的无能就是宇宙的无能。因此，我把真理定义为关于自身局限性的体系，而把绝对真理留给那些真正有准备的人去思考。”这对我来说颇有道理，这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说都颇有道理。另外，霍姆斯在散文《自然法》中表明了对这种状况的满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源自于宇宙，而不是宇宙源自于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在谈论没有理性的物质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为什么我们运用宇宙给予我们的能量公然对抗宇宙，向上天挥舞着拳头？对我来说这显得十分荒唐。”12

    睿智、多思的美国人还在沉思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上述理论的不认同。也许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爱默生其人其事。评论家们认为，爱默生理论不成体系，并以此而闻名。这对于保罗·埃默尔·莫尔（Paul Elmer More）来说，去感受歌德、康德、费希特和谢林（Schelling）的影响的确有点困难。可以想象，如果爱默生能够把他的思想梳理成一种思辨体系————其思想精髓是难以想象的————这只能有助于某个研究生相当轻松、相当精确地撰写一篇博士论文。但是，这对于思想家爱默生又意味着什么呢？爱默生的思想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总是与现实自由的、亲密的接轨，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思想将全部变为“固态”，他的宇宙也变为“固态”，这会让威廉·詹姆斯大为震惊。他们获得了精确的理论纲要，同时却失去了思想的流动性，失去了与新的生活经历不断接触的机会。他对得出最终结论成为一成不变的“固态”理论表示难以忍受、困惑不解并断然拒绝，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桑塔雅那用来描述威廉·詹姆斯的形容词用在爱默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追求多变、时断时续、自我间断”，以免真实的生活擦肩而过，以免我们成为某种体系棺木中的僵尸。爱默生对现状一直表示不满，一直担忧无法获取全部真理，一直怀疑由分类体系支持的真理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某些片段，于是他就中断自己的探求，并因此而闻名遐迩。他一直因为现实生活本身而感到困惑。比如，他看见一个女子在大街上走过，感到不知所措。作为一个新英格兰人，他感觉到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生活片段。在《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一文中，他对此袒露心迹。在文章末尾，他坦言了自己的思想历程：“我们拥有虚无，为虚无而奋争，只是有时候我们转而摧毁虚无。我们极力嘲讽愚昧无知嘲讽感知生命；此时，偶然路过一位漂亮的女子，一个鲜活的生命，她快乐幸福，她神采飞扬，她全神贯注，使最普通的祷文显得完美和谐；目睹这一切，我们钦佩她喜欢她，钦佩并喜欢她的言行举止，我们会说：‘看哪！美丽的地球上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因为书籍、哲学、宗教、社会、关怀而过早成熟抑或香消玉殒！’这，暗示了对我们自己与他人长期以来的所有热求和成就的背叛和蔑视。”13因而，当爱默生走出非国教教徒集会场所或是新教会场，走出喧闹的布道大厅，他就会听到自然界对他窃窃私语：“渺小的先生，为什么如此狂热？”这一句轻轻的耳语成了爱默生得救的福音，也成了随后威廉·詹姆斯得救的福音。

    四、渴求信仰

    有人说美国思想就像黑格尔哲学一样热衷于盲目、抽象的思索。总体来说，我们必须为美国思想做无罪辩护。美国人有一种对事实而非纯粹理念的固有热爱。我意识到，德国人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许多美国教授竭力做到晦涩难懂、过分考究、抽象莫测、对生活漠不关心————他们成功了。他们和欧洲教授一样常常沉迷于学术行话的推敲。语法学家、医生、科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当前的教育学家，都拥有他们的职业用语。当他们和同行业的从业者们谈话的时候，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从拉丁语派生过来的长单词，他们会感到一种自豪、一份惬意。（在帕林顿的职业用语中，甚至会有一种熟悉的舒适感和强烈的节奏感。）然而，对于一个适于研究生活的哲学家来说，如此抽象的谈论会削弱他的主张，会令他的主张毫无说服力。如果考虑到约翰·杰·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的表达有诙谐的一面，他向威廉·詹姆斯谈到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时所说的话语，确实很有道理，代表着典型的美国情感。“我对罗伊斯表示担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在一个晚上会说这么多废话……我知道你会辩解说这只是哲学，对此不要太认真；但是有时候，这些无稽之谈的确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个人————请听清楚，我爱他并敬重他————但他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让人感兴趣了。他的思想中已经难觅生活的影子。他转移自己的思想，他的大脑中除了毁灭别无他物，他的持续的紧张和努力已经开始说明……就让他与生活进行痛苦的接触吧……让他的思想里充满臆想、印象、苦痛、饥饿、对比————生活、生活、生活。”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说道：“假如他（罗伊斯）能抛弃所谓哲学的理念，他会成为一个多么优秀的人。”14

    总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美国人是幸运的。一直以来，美国哲学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写作能手：爱默生、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他们的著作语言非常优美，这表明他们与生活的联系依然紧密，他们的英语语言知识依然丰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典范，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却喜欢用一种非职业手法写作————而且相当优美。约翰·杜威显然是个例外，他是美国作家中最不适合引用的一位哲人。费尽心机字斟句酌，精心描述语词堆砌，绞尽脑汁以使表述精确恰当，除非意识到其全部后果才会使用祈使语气————这是怎么回事？欧文·埃德曼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解释。杜威的学生对他的演讲往往感到厌倦，他们发觉很难理解杜威庞杂乏味的思想。有一天，埃德曼却意识到，他正在聆听一位教授的教诲，这位教授凝望窗外，实际上却在自言自语————的确，目睹一位伟大的哲人的思考过程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他的写作正如他的演讲一样，然而，苦思冥想以捕捉精确的词句，这种精心的求索过程会有什么效果呢？难道这不是一位实验主义哲学家的实验风格吗？

    事实上，这一例外情况证实了这样一个规律。杜威的语言十分抽象，坚持诠释它，是给美国提供一种丰富的民族哲学理念的途径，值得美国人崇尚当今的经验。他对形而上学思考方法的反对，他对人类信仰中的超自然现象的不满，他对知识所下的常识化定义，他认为人的思想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用行动来测试和验证每一个领域的知识。在包罗甚广的哲学理念中，难道这些不是美国事实观的最终表达形式吗？哲学知识的问题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变成了科学知识的问题，变成了运用结果进行实验、学习和测试的最佳程序的问题。杜威具有良好的常识，他诘问道，既然我们通过测试知晓科技中的某些事物，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同样方法了解知识和行为的所有分支？“我们了解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可以通过经验了解清楚”。这一答案如此贴近现实生活，如此实事求是，抽象思想者们会为之发狂，但是美国的思想家中几乎不会有人为之动容。最后，我知道，正当美国展望未来之时，这将是美国人的生活态度。

    约翰·杜威不仅表达了对任何推断式思辨哲学的绝望之情，同时在对信仰的求索中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系统的生活观，而且他把信仰定义为一种“行为倾向”。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最适用的，是人类思想迸发的智慧火花。杰弗逊提出了富有成效的政治观点，而杜威向我们展示了非常开明、卓有成效的社会思想。

    信仰，一种行为倾向……15

    ————约翰·杜威

    当代的主要知识特征体现在人们对所有建设性哲学的绝望————这不仅仅限于哲学的专业范畴，还涉及任何统一的观点和态度。上个世纪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现在意识到了旧观念的动摇和颠覆。但是，人们依然持有一种关于自然与人类的前后连贯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这些事实又与科学和现实社会状况保持一致。我们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似乎就拥有这样的哲学理念。这是希望的哲学、进步的哲学，一切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哲学。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存在，战争又强化了这种意识，这使人们动摇了他们原来的信仰。恢复原来的信仰绝无可能。

    结果是，人们对所有全面而积极的观点的幻灭。只要拥有了建设性的理想，就意味着生活在幻象的王国里。我们失去了对理智的信心，因为我们深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是一种习惯和情感动物。在任何大型的社交场合，习惯和冲动本身被视为智慧的表现形式，人们认为，这一观念只是又一种幻象。因为过去的希望和期待不再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一切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和政策都带上了犬儒主义的成分。某种知识使我们能够洞察过去希望和志向的幻象本质————拥有这些希望和志向的人不具备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也许使我们能够形成具有坚实基础的意向和期待；这一点被忽略了。

    事实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的对照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类型哲学理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去质疑旧观念本质上的有效性。人们承认，新科学要求传统信念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例如，消除超自然力量。但是，从大体上来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是这样想象新的条件的：仿佛这些新条件只是将实现往日理想的有效手段放在我们的手中。具有现代特征的动摇和不确定性标志着下面的一种发现：往日理想本身并未确定下来。我们不仅没有利用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方法实现昔日理想，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动摇了我们对所有宏大、广泛的信念和意向的信心。

    然而，这种现象倏然而逝。新力量的影响暂时是消极的。对西方文明所信赖的杰出作家与神圣权威的信仰，以及继承下来的一系列观念，比如，灵魂及其命运、固定不变的启示、完全稳定的体制、必然的进步；对于西方世界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一切已经成为不可能。随之而来的后果应当是人们对有条理的、指导性的根本性观念的信仰的崩溃，这在心理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怀疑论成为有文化的人的标志，甚至是他们故作的姿态。怀疑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论调针对的不再是这种和那种已有信条，而是对一切深刻观念的偏见，是对按照事物发展的明智方向系统地参与这些观念的否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据科学技术形成的完善的体验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种哲学理念，传统观念的崩溃可谓是一种机遇。在这样的体验中，科学和艺术共同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宗教、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施加压力；而产生这种体验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新事物。我们对此即使作为一种观念也不习惯。但是，对此的信仰既不是一种梦幻，也不是明显的失败。它就是一种信仰。在将来，我们会实现这一信仰，我们的工作因而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已经完成的事情。然而，当这种哲学理念（一系列连贯的观点，不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产生的时候，它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哲学，一种有条理的世界观，一种有条理的阐述和架构。一个哲学信仰，作为一种行为倾向，只能受到行为的检验。据我所知，如今没有哪种哲学理念比上述哲学思想更切实可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