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活的智慧

    一、智慧的范围

    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关系我们及我们国民命运的唯一问题，是生存智慧问题。只有搞清其主题和范围，智慧才能称其为智慧，其范围只能是活着的人的生存领域。我就想把问题这么简单化，丝毫不愿意涉及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知识分支————形而上学。活着的人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了解甚少的相当广阔的领域，其中充满了人类情感和希冀；充满了使我们不时地感到羞愧的动物遗产；充满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充满了我们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考虑到我们的来历的确莫名其妙，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充满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结晶；充满了我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对国旗的热爱，铜管乐队带来的激动以及国际战事中并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不息的世界，是一个经常被人谈起的话题，有时候谈论得过多了。难道我们不可以不提不朽的问题吗？这应该是死者的合适话题和领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死了，假如他们没有死，他们将从更好的角度讨论他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只有穿过阴阳界才能对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们处理问题比我们的运气要好。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不朽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对其他任何解决方案都不满意。”这是一句广为引述的名言，它会继续流传下去。证据本身含有消极的成分，依赖于我们思想中的某种主观欲望。但是，由于使用了形容词“众所周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否则，人们也不会引用得如此广泛。然而，一个中国人也许会这样说，说得同样恰如其分：“关于死亡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都跷起了我们的脚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范围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都会死去，但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生命才最有价值呢？

    “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幸福的开端。”乔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说。桑塔雅那只用一句话似乎就为我总结了关于智慧的适当领域，以及美国人的所言所思之精华。我知道，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桑塔雅那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先后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成长和讲学，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个美国人。可实际上他是个游历四方的学者。我想提他是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位人类和自然主义智慧的巨擘，对美国智慧堪称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顶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气虽然稀薄，但依然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但是，了解人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非西方哲学的特征。悠闲地沉思，而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对我来说，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统哲学的全部内容————思考不朽、自由意志、绝对真理、绝对本质、绝对物质、知识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一本正经地说道：“针对知识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发表的言论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哲学家们却在询问知识是否可能。”1也许此后杜威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补充————“他们认为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志问题如何提出来，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闲性。任何一个人，如果侍者问他需要茶还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热的还是冰的，锡兰茶还是中国茶，加柠檬还是牛奶，加一块、两块还是三块糖，那么，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凶手做完周密的计划之后，都清楚最终是否实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于仇恨、妒忌或恐惧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暂的意志麻痹也只会证明正常意志在起作用。然而，在讨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方面已经浪费的笔墨足够一头河马畅游其中。

    在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眼中，知识和意识存在着完全的区分；事实上，过去三百年间，二者之间一直相互猜疑，争执不断。西方哲学家，从他全部思考的证据来看，被认为是对自己的意识不信任。在选用茶或咖啡时，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维过程。也许，只有威廉·詹姆斯曾经十分直白地说到，在坎布里奇结束一次演讲之后，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漫步于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许，把西方哲学家仅仅描绘成一个怀疑自身存在的人过于简单化了；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是西方哲学的愚昧。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美国人强烈的事实感是如何坚持不懈地对抗这一散漫的无用论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鉴一位最睿智的现代美国人————克劳伦斯·戴伊（Clarence Day）的看法，他的话语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说：“太多的道德卫士开始演讲时都轻视事实，轻视他们也包含其中的人。轻视是他们的自由，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作为道德卫士的资格。他们的感觉使他们忽视了作为讲学者应该具备的义务————‘去发掘人类行为中最闪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系列不可能摆在他的面前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解决这些不可能，他就应该受到诅咒’。”2

    智慧主要是一种均衡意识，更是一种对我们人类局限性的把握。一些人绞尽脑汁试图弄清楚精神、本质和物质，哪个代表了最终的绝对性；他们绞尽脑汁只为追求其中的快乐，不会摧毁宇宙。宇宙继续运转，生命不断延续，丝毫不理会他们的存在。有人曾发表言辞巧妙的评论，称伯特兰德·罗素对上帝发怒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存在上帝肯定愿意毁灭他。因此，对我来说，智慧就是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什么身份，比如我们并不是上帝，同时面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换言之，智慧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是对生活和常识的思索。约翰·杜威，美国精神的典范，借助相对简明的方式诠释晦涩难懂、冗长乏味的抽象哲学，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在努力地告诉我们要依靠经验、相信经验，他曾经也将其与人类常识相提并论。3

    很久以前，有一个美国人无须重新积累自己的常识，因为他一直具备着常识。他有非凡的天赋、理想的出身，他的母亲快乐地生活在世上，心满意足。他也心满意足。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闪电爱好者、女性倾慕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者。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世界该干什么，美国该干什么。我们又有谁能够这样说呢！

    因此，我希望从这位最睿智（或许也是最伟大）的美国人身上开始对美国智慧的探索，以便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思索。一切哲学，人类的一切深邃思想，无疑都起源于如何看待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寿命的短暂和虚幻。一旦真诚地去面对，人类常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778年，富兰克林居住在帕西，当时是巴黎的郊区。一天，他在布里昂夫人的陪同下，到两里格（等于三英里）以外的约里磨坊————塞纳河上的一个岛屿，去参加一个文化人的欢乐聚会。在那里，富兰克林观察到一种名叫蜉蝣的昆虫，其寿命还不足一天，于是就写了下面的一则小品文，之后迅速地传开，巴黎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争相传阅。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向布里昂夫人献殷勤，他正在追求布里昂夫人，而后者的丈夫当时还活着。求爱的结果是，富兰克林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即这位法国贵夫人的青睐，他称之为“基督的慈悲”。然而，从此，在布里昂夫人的经常鼓励下，他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成为他最优秀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他成为了一个天才作家。

    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亲爱的朋友，您也许还记得，我们上次在约里磨坊参加欢乐聚会时愉快地度过的那一天。公园里风光秀丽，参与者风雅得体。我们俩常常一起散步，有一次，我停留了一会儿，而其他人都已经往前走了。我们曾经看到过无数蜉蝣的尸体，那是一种两翼昆虫，据说它们在一天之内就会有好几代生死变化。这一次，在一片树叶上我偶然发现一群活着的蜉蝣，它们好像正在谈论什么。你知道，我了解所有低等动物的语言。我大量地研究它们，因此，我才在你的鼓励下取得了一点点进步。我怀着好奇心，想听一听这些小生命的对话。但是它们以其独有的种族活力，三四个同时讲话，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尽管如此，我断断续续地也能听出一些内容，原来它们正在热烈地争论两个外族音乐家谁更优秀，一个是蚋，另外一个是蚊。它们全神贯注地争论着，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好像有把握活到一个月似的。它们真是无忧无虑，我这样想到；统治它们的政府一定是明智的、公正的、温和的，没有牢骚、没有争斗，所以才会有闲情逸致去比较外族音乐家的优劣。我转过头来，看到一只花白头发的老年蜉蝣独自待在另外一片树叶上，正在自言自语。它的独白让我兴致勃勃，于是我把它记录下来，期望也能博得她的嫣然一笑。我对她感激不尽，因为她带给我最大的快乐，和她待在一起，我感到无比和谐和满足。

    老蜉蝣说：“在我们的种族中，学识渊博的古代哲学家们认为，在约里磨坊这片广袤的世界里，我们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八小时，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太阳给天地万物带来生命，可是在运行过程中，它已经明显地向我们地球尽头的海洋倾斜过去。最终它会走完全程，消失在我们周围的海洋里，我们的世界因而陷入一片黑暗和严寒，于是，一切都将死亡、毁灭。在这一行程中，我已经生活了七小时，足足有四百二十分钟，这是一段了不起的时期。我们的种族中有几位能如此长寿！我经历了好几代蜉蝣的出生、成长和死亡。我现在的朋友是我年轻时朋友的子孙，而我原来的朋友，唉，都早已离开此世了！而我不久肯定也要随之而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说我现在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我也不能指望再活上七八分钟了。那么，我在这片树叶上辛苦劳作采集蜜露，而我自己又享受不到，我这是何苦呢！为了这片灌丛中的同胞的利益我参与了一次次政治斗争，为了我们种族的普遍利益我从事哲学研究，我又是何苦呢！在政治运动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又有何用？我们现在的蜉蝣种族将在几分钟内腐败下去，就像其他更古老的蜉蝣种族一样，最终堕落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在哲学上，我们取得的进步多么微不足道！呜呼，哲理无边，生命苦短！朋友们总是安慰我，说我已功成名就，身后留芳；说我品德高尚，一生荣耀。可是，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假如宇宙万物乃至我们的整个约里磨坊天数已尽、行将毁灭，对于十八小时的历史应该作何评论呢？”

    对于我来说，经过孜孜不倦的追求之后，我依然能够享受的真正快乐唯有对如何不虚掷漫长生命的思考，几只优秀的雌性蜉蝣的至理名言，还有布里昂夫人那永远亲切的笑容和话语……

    [《蜉蝣：献给布里昂夫人》]

    蜉蝣（Fuyu），其寿命不到二十四小时，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曾提到过这种昆虫。庄子经常利用鸟兽中的庞然大物和微小生物来说明生命现象的相对性。他曾经通过自己写的故事“蜗牛角上的战争”试图向世人证明战争是无济于事的。

    魏王，就像现代的许多统治者一样，陷入了战争与和平的两难境地：敌人撕毁了和平协议，他想复仇。一位将军建议刺杀撕毁协议的人，另外一位大臣建议带兵攻打敌国，还有一位大臣为耗费大量人力建造的城池将要遭到毁坏而感到痛心。准备战争和不发动战争的决定似乎都欠考虑，魏王为此十分困惑。（我之所以愿意讲中国的这个故事，是因为现代人也处于同样的困境。）一个道教徒（戴晋人）觐见魏王，告诉他在道家学说中可以找到解决方案。魏王向他讨教其中缘由。

    戴晋人问魏王：“您听说过一种叫蜗牛的小动物吗？”

    “听说过。”

    “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王国，叫做触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也有一个王国，叫做蛮氏。两个王国为争夺土地连年战乱，每次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当一方获胜，追扫残兵败将就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土。”

    “唉，”魏王说，“你在给我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吗？”

    “这绝对不是虚构的故事。请问，您认为宇宙空间有止境吗？”

    “没有止境。”魏王回答。

    “那么，假如您展开想象力驰骋于无边无际的宇宙，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是不是觉得您的王国若有若无、微不足道呢？”

    “是这样。”魏王回答。

    “那么，”道教徒说，“在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之中有个魏国，在魏国之中有个大梁都邑，在这大梁都邑中才有了陛下您。您认为，魏王和蛮氏国王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魏王说道。道教徒告退。魏王惘然若失。4

    二、哲学家眼里的盲人的探路棒

    “假若我把主要哲学家们的————这里暂不考虑二流作品和过渡时期的作品安置在四格书柜里，那么，在最上面一格，我摆放的将是印度作家的作品（既然我读不懂这一格作品的语言，我把它们放在我够不到的地方）；第二格，我将摆放希腊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遗憾的是，这类作品数量有限，为了弥补，我将在这一格补充上文艺复兴的自由探究者的作品，一直到斯宾诺莎为止————经过两千年变迁，斯宾诺莎重又回到科学沉思的轨道，另外，本格还包括所有现代科学著作，因此，这一格将成为非普通哲学作品大全之格；在第三格，我将摆放柏拉图派的作品，这类作家包括亚里士多德、早期基督教作家、经院哲学家以及所有诚实的基督教神学家；在最后一格，我将摆上现代哲学或主观哲学的所有著作。出于怀疑，我将把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摆放在桌子上。在这些作家中，有一些充满活力，我喜欢他们关于自我觉悟所做的素描，他们具有反叛性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对术语的热心改革，以及他们赖以清楚地观察事物的某个微小部分的窥孔；他们拥有丰富的智慧，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就像小孩子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居何处，却仍旧激动万分。他们确实生活在普通的自然世界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物威胁他们或吸引他们；为了认识哲学，他们只有设法摆脱哲学束缚。”5

    这是乔治·桑塔雅那从哈佛退休回到欧洲之后发表的关于哲学发展的独白。对一位哲学教授的如此肺腑之言，我们表示感激，只希望这类话语更多地具有同样的爽直魅力、同样的诙谐灵气，以便了解其真正内涵。“我们就好像一群孩子在玩弄盲人的探路棒……兴奋异常却不知身居何处。”对于最近三百年以来的现代主观哲学来说，在哲学探索的乐趣方面，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描述！“极其傲慢的费希特（Fichte）和尼采（Nietzsche）在才思枯竭、轻率多变的贝克莱（Berkeley）和休谟（Hume）面前显得相形见绌。这的确是一幅好景致：众神看见其中的一个大学肄业生把物质从宇宙中驱散，而另外一个肄业生却驱散了精神。”考虑到现代哲学普遍关注对于自我意识的科学审视，桑塔雅那对其要点所作的概述既公正又精确，如今所有学习哲学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6

    毋庸置疑，现代哲学抨击的问题是知识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了解现实的问题。进行了三百年这样的探索，唯一的结论是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对现实无能为力，我们对事物本身无能为力。穿越现代知识漫长昏暗的走廊，人们听见了这些哲学家们恐怖的叫喊声————“我在哪里？”“我还存在吗？”“我是真实的吗？”“我如何知晓自己的存在？”这些叫喊声充满了叠加的愤怒，回响在涂满灰泥的走廊，人们仿佛这才意识到，唯一真实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现代哲学家中有两个人看起来对这一现状很不满意。尽管他们承认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令人兴奋，而当他们对此提出异议并称这一游戏有点不公平————对他们自己不公平、对现实世界不公平、对人类生存不公平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依然妙语连珠。其中一位是威廉·詹姆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红头发的脑袋里面闪烁着爱尔兰人的灵气；另外一位是乔治·桑塔雅那，像美国人一样优秀，却具有欧洲人主要是天主教徒的背景。他们两位悄悄地举起他们的哲学眼镜，偷窥外面的日光、树木和小鸟。他们举起眼镜的习惯备受非议；除非所有人都玩起同样的游戏，都假装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他们才能消除自己的错觉。人们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威廉·詹姆斯，他被描述为“对哲学的突然造访”，即哲学并非他的研究领域。我愿意赞成这种说法。据我所知，威廉·詹姆斯是为了生计，偶然从事了教授哲学的职业。晚年时，他已经非常厌烦这一职业。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对着数百本哲学和心理学书籍，一直来回地踱步，并透过钥匙孔窥视阳光普照的外部世界。他听到一个内心平静的声音：“世界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满足了我的多种需求。”这两位哲人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人们不能就此责怪詹姆斯。桑塔雅那在1918年这样写道，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自然环境中，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物威胁或者诱惑我们”。这个时候，幽灵一般的詹姆斯也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想用一段文字总结上述情况。既然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开始怀疑自身的存在，并进而依靠自己的意识证明自身的存在，那么，一直以来，人类知识的这一分支主要涉及一大问题，即现实是否真实，我们是否可以了解其全部内涵。于是凸显了一个矛盾：物质，而不是精神，如何产生意识？精神，而不是物质，如何运动并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哲学家们依据自己的概念划分，人为地分割精神和物质，他们面临着无法弥合的裂痕，因而，他们无法迸发一些有趣而奇异的思想。直到最近，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怀特海德指出了他们关于精神和物质彼此独立存在的基本构想的谬误所在，并且以一种自鸣得意的口气宣称，意识只是某一事件的作用所致，因而必然是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这只不过是“专门用语上的又一次根本变革”。从游戏规则的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似乎改善了我们的现状，挽救了我们的现实世界。确切地说，这又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是，正如霍伊尔（Hoyle）制定的游戏规则一样，这一变革证据确凿，像我这样对游戏一无所知的观众因此而释然。这一直是关于概念、措辞和定义的一则游戏。最近，耶鲁大学的诺思罗普（Northrop）重新认同了即时产生的本能意念的价值和效用。8这些意念是上帝赐予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法，这也是刚愎自用的人类由于自己的知识傲慢决定忽视的一面。这，标志着思想上的重要进步。

    确切地说，这些令人难忘的思想架构，从康德到黑格尔，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然而，多少年来，这一直是人类的思辨形式。许多善于思考的哲人研究思想、现实和精神的本质和效用，完全沉醉在这些大师为他们编织的五彩缤纷的思想网络里，在沉思中获取极大的乐趣。研究思想的人大都渴望赶超同行，渴望不被认为愚笨，因此，对于光与色的复杂结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观察、尽其所能地探索。他们从不停下来，发出这样的质询，如果哲学的全部内容是知识的不可能性，那么，难道没有出现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吗？如果物质世界在知觉上、道义上、社会上和美学上是真实的，而在逻辑上是不真实的，那么，难道思维方式本身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吗？显而易见，对真理本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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