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命的许多美丽与可能。无论他们多么伟大，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他们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生存问题。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之间关于宗教、哲学、衰老和死亡的愉快的书信往来如今看来令人耳目一新。美国民族拥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先人，他们崇拜自己的先人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很遗憾，他们并不崇拜先人。了解一个人拥有出色的先人，这是一种有助于积聚力量和自豪感的模糊意识。美国民族还很年轻，但是他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仍然令人钦佩。我不是指对印第安人的屠戮和与墨西哥人打仗；我的意思是，美国涌现了一批令人钦佩的人，他们果敢、坚强、乐观。一些现代人倾心研究他们内心并由此敬重他们。

    谁是美国伟大的先人？什么是美国精神？一个民族拥有许许多多的先人，一些令人称赞，一些令人汗颜。一个人拥有一个做海盗船长的曾祖父、一个卖弄学问的祖母、一个苏格兰曾祖母，那么，他就是个混血儿。船长热爱冒险，苏格兰人处世谨慎，二者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即使杰弗逊也承认：“至于商业，的确，我们有强烈的预感。”爱默生谈及找见“尼罗河的源头”，发现“个人的无限范围”；马克·吐温（Mark Twain）想到金钱；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嘲笑声名；霍桑（Hawthorne）冥思苦想；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建议人人之间都存在“兄弟般的亲吻”，从而建立模糊性征的民主。可是，富兰克林说教起来仿佛美国的孔子，具有良好的理性意识，闪烁着智慧和想象力；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漫谈风格宛如美国的蒙田（Montaigne）。

    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再发现。一个人需要的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记忆。有时，当年高德劭的人先于我们思考时，我们静静地坐着，认真地聆听就足够了。曾经领悟的真理不断地被遗忘，可谓是人类思维的魔力；人类思想的历史正是这些“遗忘——记忆——再遗忘”的过程。雄鸡尚未啼叫三遍，我们已多次背弃真理。

    有一点不言而喻。在写这本关于美国智慧的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一些博学之士的出版文选，也搜集了许多信件和日记。我坚定地摒弃了正统哲学。我认为，本书包含的思想应当是民间的而不是正统的，清楚地表述出来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未定型可以改变的但却是自发的温情的，它传达了一种忍耐、刚强、十分个性化的气质。宇宙和生命激发了这些作家的灵感并在他们的脑海中激起共鸣，于是产生了某些思想，我就立刻把它们记录在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些思想可能是远见卓识，简单明了，而当上述作家开始向公众提出一个观点并深陷其中时，他们表现的并非这类思想。在收集这些自发产生的思想时，我就像一名聆听演讲的观众，主要关注的并非演讲的层次结构，而是试图捕捉演讲者稍纵即逝的微笑和没有充分显露的情感，尤其是演讲者放下讲稿，突然即兴发挥而左右逢源的精彩片段。我喜欢看见一名演讲者丢掉讲稿的情形，我喜欢偶然听到————只要可能————演讲者与主持人的窃窃私语。

    就我而言，我只能承诺态度真诚而并非郑重其事，尽我所能地做到像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爱默生曾经说到，写作者“投身于广袤的时空，修建通往混沌世界和茫茫黑夜的大道，他的身后是那些带着野性的、创造性的快乐心情聆听他讲道的人们”。但愿我也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很少得到类似的宽慰。常常，我觉得自己倒像爱默生夫人一样，对厨房里的女佣发出一道新的指令，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扔一块石头，然后就跑开。

    再多说一句，当谈论中国思想和美国思想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分担着现代人的诸多问题，分享着发现的快乐。我只要讲“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我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东方文化底蕴，可由于本书谈的是美国智慧，我不能倾向于运用中国式的写作手法。我确信，我的所有观点、我所阅读的中国书籍以及从中汲取的营养，将以本书的重点内容和中心话题的方式一一反映出来。中国人一直热衷于（也可以说感动于）某些事情，尤其是日常生活问题。你不能要求他们不做什么，但我认为，那也就是他们的全部优点了。当克利斯朵夫·毛利（Christopher Morley）谈论“最后一支雪茄”的时候，当戴维·格雷森（David Grayson）谈论多福饼的黏着力，谈论其味浓、棕色、撒一点白糖就可享用的时候，抑或谈论又宽又厚、金黄色的南瓜饼烘烤于棕色的陶盘，同时大喊道：“多棒的馅饼！”每当此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促进民族团结的并非信仰、希望和慈善事业，而是多福饼、热松饼和南瓜饼，这是比目前联合国还更加真实的团结。

    最后，我必须感谢老理查德·J.沃什（Richard J.Walsh, Sr.）先生，他在本书付梓之前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我也要感谢安·J.史密斯（Anne J.Smith）女士，她在美国为我提供了不少我需要的书籍，这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