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

殷周一视同仁，段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于周室之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手？” 以阳货章》。又同章，佛胜召，子欲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平？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话直然要继衰周而造四代。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公羊家义所谓“故宋”者，证以《论语》，当是儒家之本原主义。然则孔子之请讨臧君，只是欲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之称管仲，只是称他曾经救了文明，免其沉沦，所有“丕显文武”一类精神的话语不曾说过一句，而明说“其或继周者”（曾国藩一辈人传檄讨太平天国，只是护持儒教与传统之文明，无一句护持满洲，额与此类）。又孔子但是自比于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称师挚，亦殷人，称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样，直日“书曰：“称殷三六，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此皆出于最可信的关于孔子之史料，而这些史料统计起来是这样，则孔子儒家与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可以晓然。

    尤有可以证成此说者， 即三年之丧之制。 如谓此制为周之通制，则《左传》《国语》所记周人之制毫无此痕迹。孟子鼓动胜文公行三年之丧，而腾国卿大夫说： “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这话清清楚楚证明三年之丧非周礼。然而《论语》上记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怎讲？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伪证。然若如“改制托古’诸之论，此话非删之便须讳之，实在不是办法。惟一可以解释此困难者，即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股人。而“君幕，百官总己以听于家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久之记载。说到这里，有《论语》一章，向来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语作何解？汉宋治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辩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克尤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债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度， 乞食于野人。 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 “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天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野人之尧与音文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京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批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做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井卫井来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承书。来为商之宗邑，韦自场以来为商属。宋之立国始于微子，固是商之于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井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日，‘薄姑、商奄，吾东上也。”’又昭二十，曼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利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云：“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以齐宗教为证。 王静安日：“日‘贞方帝卯一牛之南D’，曰“‘贞姹资于东’，曰‘己已卜王贵于东’，日‘更于西’，曰‘贞资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万帝之把矣。”（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好六十页。）然则苟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日黄飞虎，黄飞虎之把，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把同样普遍。太公之相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土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毫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席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放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亚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范围中。造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人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德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两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的伦理化，理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漠” 一类君臣度歌的文学。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