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考之二

顿教法传授，从上以来，至今几代？

    六祖答词，列举七佛以来四十代传法世系。今将敦煌本，惠听此本，及明藏本的传法世系表示如下：

    附唐僧宗

    敦煌本惠听本明藏本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请祖与惠听本全同，所不同者只有两点：

    一、敦煌本的舍那婆斯（引），此本作婆舍斯多。

    二、敦煌本僧伽罗叉（33）与婆须蜜多（34），此本两人的次第互倒。证以宗密所记，敦煌本是误倒的。此本不误。

    此可证此本尚未经契嵩的改窜。（分八祖的改定，已见于《景德传灯录》。我当时主张个本《传灯录》的甘八祖次第与名字，可能都是后人用契嵩来追改道原？《传灯录》无北宋传本，故此问题不易有定论？山西赵城出现的“金藏”《宝林传》的二十八祖已与陆灯录》相同了。很可能的，晚唐时代已有人改订二十八祖了。适之————四九，二，五夜）契嵩作《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及《传法正宗定祖图》，于嘉柏六年（－①六一）进上；次年（一O六二），奉仁宗旨，收入藏经内。他的重要改定，是

    一、改旧世系的第三十三人婆须蜜多为第七祖。

    二、删去旧世系的第三十二人代波掘多，因为他知道优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十二代优婆掬多。

    三。删去旧世系的第三十四人增伽罗叉，因为僧伽罗叉（即僧伽罗刹）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达摩。契嵩自称根据僧访的《出三藏记》所收的萨婆多部世系，而增信所记增伽罗叉在第二十九，而弗若蜜多（契蒿的不若蜜多）在第四十九。所以他不能不删去僧林罗叉了。（僧伽罗叉的年代，我曾考定为西历纪元二世纪的人康《胡适文存江集，又四一二以下。）

    四、他删去了师子下面的四个人，改定为三人：

    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所本改的）

    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邮的弗若蜜多）

    般若多罗（此即《出三藏邮的不若多罗）

    五、敦煌本与惠听本皆无弥遮遮一人，而中唐宗密所传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传世系，或有末田地而无弥迹遍，或有弥遮迫而无末田地，木是契嵩添人的。

    我从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干的事。今见惠听本已这样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信烟三藏记》的萨姿多部世系表里，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优婆掬多之上，正当旧表之商那和修。故惠听本已改为婆舍斯多。此名不见于唐人所传各表中，亦不见于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听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这更可证我上文说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听的二卷十一门本。

    惠析本虽已改换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余各祖都与敦煌本相同，这又可见此本之近古了。

    但用此本与敦煌本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惠听已有很大的改动，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临终的悬记，已可见惠听增添了许多字句。

    惠听自序说：

    古木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

    可见他不满意于古本。但他不曾说明他如何改动。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话，好像他的改定是删繁为简。试比较敦煌本与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后来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还不很多，不过两千字罢了，今试表《坛经》各本的字数，作一个比较：

    一、敦煌本一二，000字（实止有——一120OO字）

    二、惠听本一四，000字（实有一五OO字，多出三千七百字左右）

    三、明藏本二一，

    这可见惠听加了不过二千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九千字了。这个比较表虽是约略的计算，已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

    我们试取一段，用这三本的文字作一个对勘表：

    我们看这种对勘，可知惠听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宝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们不见敦煌古本与惠听本，这种后世增改的痕迹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听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分的决策的地方。

    惠听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删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竭，敦煌本有两首，惠听本删并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临终时，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自达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颂，又续作二颂，共八颂，都是很恶劣的渴颂。惠听本只存达摩一颂，惠能一颂，共删去了六颂。这些地方，虽然都是改变古本面目，在文字技术上却是一进步。

    这种改动，大概是因为惠听添入了“传香”一大段，故移“忏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传香，次忏悔，次发愿，次传无相戒，次说自性三县佛。这个顺序确是稍胜于原来的决第。后来各本都依惠听改本。此又可证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听的改本。

    最后，我们要指出惠听本与敦煌本的跋尾的异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增溪山法兴寺， 见今传授此法。如竹山法，须稳（得）上根知，。C信佛法，立大悲，特此经以为衣（依）承，于今不绝。

    惠听本践尾云：

    油平法海上座无常，以此经付嘱志追，志遗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国会，递代相传付嘱。一切万法不高自性中现也。

    两本的传授如下表：

    （敦煌本）法海

    道际————语真

    （总听本）法海志遗彼岸一悟真国会

    我们看了这两个不同的激尾，可以作怎么样的解释见？我想，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这个组本的最古部分大杨成于种会和尚未死之前。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始攻击神秀门下的大师，宣传慧能的“顿宗”教义，竖立“市宗”宗旨，是在慧能死（七一三）后二十输年内的事。此经内有此事的预言，故其制作至早当在开元（七一三————七四一）晚年，或天宝（七四二————七五五）初年。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动的时代（神会在东京当天宝四年至十二年，七四五————七五三），约当面历七四五年。此经大概是神会做的（详考见柿泽大师神会传》 ，页——八二————二九O），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又说此本由法海传给同学道际，道际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清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这就是说，当此祖本传写时，悟真还活着。法海与道际为同学，为慧能下一代；悟真为第二代。慧能死在七一三年，神会死在七六①年。神会活了九十三岁，他尽可以和他的师侄悟真同时，———— 假定真有法海、道际、悟真三个和尚的话。敦煌本所记此本的传授不过两代三人、可见此本的祖本传写时还在神会的时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听本所记传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还有一个圆会；悟真之上两个传人与敦煌本不同；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惠听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听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维的碑铭，又提到“元和十一年（八一六）诏追溢口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这些事实都不是《坛经》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维作《能禅师碑铭》以全唐文》卷三二七）是神会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犹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证此碑作在神会被御史卢奕弹刻，或已被贬逐的时候（天宝十二年，七五三），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其实并无此碑———— 而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这是一证。王维碑内提起印宗法师讲《涅梁经》，慧能和他辩论，而《坛经》敦煌本不提此事：这是二证。碑文中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微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这是三证。但惠听改本却不但用了王维的碑文，并且提到刘禹锡的碑文了，元和追溢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几年，所以旧本里的两代三个《坛经》传人是不够的了。所以惠听改了这个传经世系，从两代三人改为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几年了。我们可以推断惠听所见的原本，其跋尾的传经人也只是法海、道际、悟真三个，悟真一名还可以保存他当时增改的痕迹。

    总之，惠听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

    二十三·四·五夜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