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读书管见

圣人二字深思其义，必无过量之语。

    莫载莫破。

    莫载莫破，虽分大小看，然却是一个道理。正以其大而无外，所以其中纤毫无漏，则言其小，正以言其大也。如优优大哉节，虽言道之入于至小而无间，然所以赞其优优者，反称其大，可以悟小莫能破之说。

    君子之道四：

    君子之道，即五达道也。不言夫妇，非轻而略之也，以其难措笔也。盖笔法同上三句则不通，笔法同下一句则语复，是故不如阙之也。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谓不言出奔，难之也，亦谓难于措笔耳。坊本多误解。

    鬼神章

    中庸最重诚字，独借鬼神发端，见幽明合一之意。通章只是一个鬼神，并无第二个鬼神。首节虚冒起，其所以盛处，即在不见不闻、体物不遗上见。第三节使天下之人紧承上二节，一气贯到末节时解。独将承祭节作祭祀之鬼神，其余则每节一样，将圣贤之书支离曲说。止因首节注内以鬼神为天地之功用，说到承祭，不便谓受享者即天地之功用，洋洋如在者亦天地之功用，是故迁就其词耳。然欲枉屈孔子之言，曲就考亭之注，不免驱经从传矣。

    诚者，自成成字。

    自成，成字疑是诚字。惟诚为自己之诚，故道亦为自己当行之道。看来直截，不惟本句之意明，通章之意亦醒。

    道并行而不相悖。

    注谓此节言天地之道，以见上文取辟之意，故将此句道字，看作四时日月。但细思子思意中，此节却不是说天地，所谓道字，却不是四时日月。盖中庸一书，专为发明仲尼之道，虽有三十三章，然其明言以推崇者，止有祖述尧舜一章，乃一部中庸精神结聚处。通章以仲尼二字领起，以下一气贯注三节，句句说仲尼，并不曾说天地。末句不过借天地以形仲尼，初非呆赞天地，犹之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句，不过借至诚以形其次，初非呆赞至诚也。观后聪明睿知两章，皆言至圣至诚，其所谓小德大德，合之仲尼，则说得去，合之天地四时日月，便说不去，可见第三节小德大德，俱言仲尼，而非言天地矣。首节历叙仲尼一生之本领，末节借言仲尼学问之极功，次节辟如只须带过，不必发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者，言仲尼一身，既合古今上下之全，自然立之斯立，动之斯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暨鸟兽鱼鳖咸若也，何相害之有？道并行而不相悖者，言仲尼一身，既合古今上下之全，自然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凡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无不泛应曲当，何相悸之有？由是就其分著者言之，则为小德，如乡党中之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者皆是矣。就其会归者言之，则为大德，如夫子所云吾道一贯，老安少怀者皆是矣。此惟天地乃能如是。今仲尼之大，一如天地之大矣。一部中庸，惟道字足以槩之。一部中庸道字，独此章道字足以统之。盖别章道字，皆大槩说。此章道字，专就仲尼说耳。别章所言之道，止就一事一理言。独此章揭出并行不悖之旨，则是将全部中庸之血脉，通前彻后之义理，一以贯之矣。大哉斯言，真一书中点睛之妙句也。奈何仅指为四时日月乎？孟子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即并行不悖之说也。伊尹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又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亦并行不悖之说也。惟并行不悖，故举直错枉，能使枉直仁智，适以相成也。惟并行不悖，故有时患难所不避，有时发肤不敢伤，忠孝原无二致也。惟并行不悖，故唐虞之揖让，不碍汤武之征诛。尚父之鹰扬，不碍夷齐之叩马。可以八年三过，即可以陋巷箪瓢，无入而不自得也。然则并行不悖之说，岂特中庸要旨，直是千古圣圣相传之血脉，儒者所当奉为学道之真传者也。

    仲尼至圣至诚

    仲尼小德大德，即至圣至诚也。聪明睿知章，考亭原知承上小德；经纶大经章，承上大德。独不思两章说至圣至诚，其言止可合之仲尼，不可合之天地四时日月。即此可悟小德大德帖仲尼说，至圣至诚着仲尼讲矣。

    孟子志在用齐

    孟子游梁时，梁国新遭丧败，地方削弱，惠王父子又不足有为，[孟子在梁二十七年。]所以复至青、齐。当时山东诸国，富强莫过于齐，孟子自谓抱此奇才，必有旷代知遇，所以初次相见，即以保民之说倾怀告之，娓娓至一千三百余言，后见听之藐藐，所以谠论虽陈，无复曩时兴会，然犹因事纳忠，不遗余力。而王志气昏惰，襃如充耳，孟子甚为不满，草芥寇仇之语，未必非有激而云然也。至问卿一对，不悦之意见于词色，已伏驱马悠悠之兆，然熟思审处，毕竟不忍舍置青、齐，更求遇合，止因前此着意在齐非一日耳。夫好勇、好货、好色，君德之累也，然孟子未尝面折之，反从而奖劝之，亦不欲轻拂其情耳。至于临财之际，尤属介介，如季任之币，储子之币，宋、薛之馈，孟子无一不受，独至富强之齐，所馈反不受，即其居客卿时应得之禄亦不受：斯其厚自植品，欲以结齐王之心者深矣。又岂惟为一身计，如此耿介；即当公事所在，如齐国两遭洊饥，其劝王发棠者不过初、次、后即引嫌以谢绝，诚恐尽欢竭忠于将来之行道有碍耳。迨留既久，始终一暴十寒，不得不思变计，故致为臣而归。其言归也，非真归也，盖欲激之也；谁料彼昏不知，遽尔送别哉！然犹迟迟未行，所以齐王复有中国授室之说，隐然置之闲散之地；是以不得已而宿于昼，裵回三宿而始出也。即出昼而后，用齐之心犹然未已；故方曰浩然、随曰虽然，睠睠于王之庶几改也。迨至出境既久，行旌及于休地，乃曰久于齐，非我志；夫岂由衷之论哉！聊自解嘲耳。嗟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贵士无名。尼山大圣犹空老，何况其它门下人！

    万章欲以不见诸侯推尊孟子

    孟子一生，游于齐、梁、宋、薛、邹、膝，所见诸侯多矣，究竟一无所遇，与不见同。其在梁也二十七年，在齐又七年，三十四年中，得见梁王者不过数次，见齐王者不下二十次，志趣皆不相合。其言听计从者，惟一膝世子。然而井田之法制未施，叔绣之遗封已丧，此系孟子所目击，当时必有叹息痛恨于无如何者。迨至白发皤皤，讫无成就，然后言归故里，此时何等凄凉！万章辈尊重其师，欲令垂声名于没世，故仍以不见诸侯之高节，焜耀孟子于千秋，是以有答陈代之不可枉己，答公孙丑之不为臣不见，答万章之往见不义，答陈子之所就所去等章，此著书者不言之微意也。曾谓读孟子者而可不知乎？膝世子亡时，同于黎侯失国，谁复有人追而谥之？文公之称，孟子没后，万章辈之私谥也。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乃考亭一人之解，古来从无此说。考亭谓周正建子较夏正当差两月，故谓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谓改年即改月也。不知商、周虽有建丑、建子之典，而年月从未变更，不过建子即用子月，建丑即用丑月耳。国家大事，莫如新君即位，太甲初立时。商书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见厥祖。伊尹归政时，则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此年月不改之证也。至若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非周诗乎？若依考亭之说，则建子之年已增出二月，从前建丑又增一月，共多三月节气，周诗当云正月维夏，三月徂暑矣。后来秦以十月为岁首，不将寒暑倒行乎？蔡文定公沈乃考亭之壻，又为入室之徒，然力辨改年、改月之谬，可谓能发后学之蒙。至于孟子所谓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与梁成，恰是农隙之候，考亭又注作九月、十月。夫九月、十月正筑场纳稼之秋，农夫刻无宁晷，先王偏乘此极忙之时，迫以建造桥梁，谓非不谙世务，残民以逞乎？

    管仲是王佐之才。

    王伯之辨，存乎心术之公私，故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管仲所为，大半近于王道，以为专用霸术，过矣。管仲初相桓时，尚有高、国二卿，未尝专任管仲。桓初入国，即欲修兵，仲谏不从。二年，仲谏伐宋，公又不从，果败于宋。公欲以勇授禄，仲谏不从。明年，仲谏伐鲁，公不从，果为鲁败。四年，公欲以兵十万围鲁，仲谏不从，鲁公乃去围五十里为关请盟，仲又谏，公仍不从，既而鲁果劫盟。五年，公欲伐宋以救杞，仲力谏为不可，于是始用其谋，不伐宋而城缘陵以封杞。明年秋，狄伐邢，又用其谋，城夷仪以封邢。又明年，狄伐卫，又用其谋，城楚邱以封卫。初，桓公志在用武，因仲力争，故兵不轻试。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不其然乎？桓既尊信仲，仲遂劝公捐地，以存三亡国而四邻睦。又劝公轻诸侯之币，捐关市之征，远近悦服。乃令四民各务其业，不得杂处，讲尊君亲上、孝友睦婣之务。其言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谓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后狄人不量力而伐之，诸侯救齐伐狄，仲以获于狄者尽散诸侯，使各正其君臣父子之位，由是齐之恩威四达于天下。故孔子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甚至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则当时治齐功绩，岂子路所能及？向使得遇汤、武，必为伊、傅、周、召之流。向使在齐宣之世，沈同问以伐燕，必劝其韬戈息甲，决不使两国俱败，杀及数十万生灵。乃曾西于子路则以为先子之所畏，于管仲则艴然不悦，惟恐玷辱。曾西岂实有此言哉？后人读孟子者多，读三传、古史及牧民、大匡通鉴者少，不免习于见闻，随声附和耳。

    沈同。问伐燕

    沈同以其私问，则非奉王命可知。然私问在伐燕，亦必王授之意可知。孟子不枓及此，所以将可伐之故大畅其说。王闻此语，正中本怀，而伐燕之计遂决。迨五旬而举后，孟子即万语千言，其肯听乎！卒致燕人报怨，大败齐师，向来八百年之蓄积尽收入于燕，使居移气养以体之王子仅以身免，皆因沈同一问使然也。向使孟子当日想到沈同是王臣，告以一齐之不可服八，则伐燕之计未必不惕于此而中止也。惟其必欲沈同再问，故致后来数番血战，使百万生民肝脑涂于白刃，筋骨暴于黄沙也。所可疑者，沈同问孟子时决不自言非奉王命，若不言非奉王命，何以定其为私？细思其故，想燕人畔后有人归咎孟子，故将此章反置在燕人畔之前。章首先伏以其私三字，以其私者，有心之笔也。

    许行不足与辨

    许行一章，叙在问井地后，以为彼之远来，将欲扰乱滕国，阴坏分别君子野人之法，孟子不得不与辨论。故反复开导，滔滔写至一千一百余言，而后异端之徒，不敢肆其邪说，孟子大有功于名教。及至细按许行来历，不过负贩自活、一字不识之乡农，与之言尧、舜、周、孔，彼不知为何物，并非孟子敌手，并不成其为异端。纵彼日叩首于君前，劝之并耕，诸侯王决不信从。所以极其伎俩，不过骗信得一个陈相，触恼得一位孟夫子，安在其能乱政哉？况君子野人，本天然两途，固非孟子所能分，亦非许行可以坏。孟子闻此迂谈，止应付之一笑，不必与之交谈。譬诸穿窬小窃，一吏足以捕之，何劳兴师动众相烦？诸葛孔明谓之好辩良信，事之有无，不必论也。

    什一而税，古今不同。

    人知三代时皆什一而税，不知三代时之什一非后世之什一也。当时阡陌未开，余地多于田亩、岸塍、池沼、室庐、丘墓，槩不起租，故名虽什一，实则四五十分中取及一分。暴秦开阡陌后，此种余地尽入版图，故曰秦人收大半之赋，非谓十分中反取五六分也。后世尺土必粮，正赋而外，耗赠甚多，官长胥吏之所资，一石之粮，民间或费至二三石，若什一而税，已民不聊生矣。西汉文、景之世，有唐代、德之朝，皆三十而税一，岂三代时之薄敛反不及汉、唐乎？后儒未加深考，不以十分取一为虐政，反以十分取一为善政，使三代薄敛之风不复行于后世，皆万章辈大貉、小貉之言误之也。一语讹传，万年流毒，其斯之谓与？

    寓兵于农

    寓兵于农，先王之政，然宜古不宜今也。后世行之，必致大乱。人惟各专一事，则彼此俱精。业在田间，何暇披坚执锐？身居行伍，安知水耨火耕？若一身两用，则农家耒耜钱铸外，尚当兼备弓箭戈矛，无论力有所不及，即使勉强为之，必致兵不成兵，农不成农，器械不成器械，处处田地抛荒，在在军情懈误矣。况后世人情叵测，若田野小民授以杀人之器，教以杀人之事，则兵刑之祸中于人心，攘夺之谋沿为风俗，穷乡僻壤之中皆有为盗作奸之具，当其无事，惟有纵犬擎鹰、椎牛发家，一旦有急，不致四散逋逃，相聚走险不止。若必师其遗意，止可用其法于屯田，但使为兵者乘隙而耕，以宽小民之赋，勿使为民者藏戈于室，以作祸乱之阶。

    孟子吊滕心事

    孟子每见齐王，必因事纳忠，告以治道。齐王从无一件大事与之商榷，独遣其出吊于绝无关系之小国，其所偕行者又是话不投机之人，孟子必有大不慊于怀者。然而不拒王命，卒以长往，何也？夫固为后此行道计，以故重违其志也。盖此章与公行子章截然两意。公行子章独恶右师，此章所恶重在齐王，意中深恨吊滕之举，所以绝口不谈其事。章内明明说未尝与之言行事，又云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则孟子之情昭然吐露矣。注谓孟子待小人不恶而严，正因不曾窥见隐曲耳。

    乐正子从子敖二章

    两章止一事，据情而论，似宜合为一章。乐正子本高弟，彼偕子敖，不过无心之失，餔啜二字，聊为一哂，非切责也。况以孟子视子敖，或同冰炭，若旁人观之，何关得失？阳货之恶，十倍子敖，然夫子见之，随问随答，略不介意，正所谓座中有妓心无妓也。分作两章，似少余地。

    济人溱洧。

    子产之治郑也，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其于桥梁制度，极有经纬。乘舆济人，不过偶然一事，决非不设桥梁，专靠一车两马。此章不过欲发明为政之大体，不是专意讥毁子产。况溱、洧二水，考之水经，相去甚远，济人止可一处。今混言溱、洧，亦莫须有之事。

    陈仲子

    孟子七篇，两度诋斥仲子，以为无人道之大伦。及至按其罪状，不过不食母之食，不居兄之室，此外并无他过。因思食母之食，居兄之室，乃世人最易之事，亦尽人乐为之事。仲子当日只消居兄之室，分母之羹，备员齐廷之内，便是有亲戚君臣上下，奈何舍此易为之事，而博此难受之名？向者犹疑其避兄离母，用情太矫，及观兄戴待弟情形，仲子亦未可轻议。古人云：父母所爱亦爱之，何况手足？仲子穷饿经年，偶侍亲侧，母氏方藉一脔之味，稍展平日百转之肠，乃必使探喉出之而后快，岂非上伤慈母之心，下绝友于之爱乎？即此一端，可见母之食必不可食，兄之室必不可居矣。然则无人道之大伦者，乃兄戴，非仲子也。仲子本具硁硁之操，又目击如此情形，犹肯低首下心，托其宇下，以就嗟来之食乎？宜其超然高举，自食其力也。竟以灭伦，罪之甚矣。至赵威后对使之言，亦属附会，不足为据。

    三、自反章

    孟子一生议论，皆英气蓬勃，精光射人。独到三自反章，句句返求诸己，火气消除殆尽。一篇以存心作主，从仁礼二字转出忠字，几几乎有洙泗家风，此必是孟子晚年文字。细玩此章书理，益知贵戚易位，草芥寇仇诸说之不可为训。

    班爵禄之制

    此章所谓尝闻其略，大意本于武成公一位四旬即列爵惟五也，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即分土惟三也。公侯伯子男各自一位，天子不在其中，盖爵为天子所班，岂有自班之而自居其首者乎？譬之试官校士，决不自列其名于榜首而以诸生续于其后，只因首句先说天子一位，以后算到子男便少一位，所以归并两项而曰子男同一位耳。此亦考校未细，故与王制不符。

    封建非久安之道

    封建之制，始于虞、夏，盛于成周，坏于战国。秦废封建法，改为郡县，实自私自利之心。要其杜绝纷争，消弭祸乱，其功正复不小。战国时，东征西讨，杀伤动以万计，丁壮毙于锋镝，父老困于转输，慈父孝子之痛悼，孤儿寡妇之哭声，徧于天下。苍苍生民，下罹此荼毒者，不过始于封建之各君其国，各聚其民，可以任我争夺也。故虽起尧、舜、周、孔于当日，亦必以封建为不可行，而卒改为郡县也。贾生治安策谓：天下之势，大抵强者先反。其说甚当。但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则亦权宜之论，非久安长治之道也。

    仁义不可独言在内

    告子主义外之说，公都子以行吾敬三字指出义之在内，儒者遂以为千古定论，谬矣。告子固一无所知，公都子亦见之未确，所以一经驳问，其说遂穷。惜乎孟季子亦见得一边，不能再驳耳。向使当时闻冬日夏日之说，即以其言还驳之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果在外，非由内也。吾不知公都子更有何词以答之乎？所以然者，止因告子所知者，不过外面一边，但见得义之用；公都子所知者，不过根上一边，但说得义之体。有用无体，义从何来？有体无用，义于何施？故不执则两说皆是，内固义也，外亦义也；执之则两说皆非，外义固谬，内义亦谬。譬如夫妇共生一子，若心平气和，不执我见，则夫亦可言是我所生，妻亦可言是我所生。傥各立门户，攘臂争夺，以为此我所生，非汝所生，则两位痴人聚在一处矣。孟子初闻外义之说，急欲救正其语，不觉说出内字，所谓从井救人，忘乎自湿其衣矣。若子思所见，则又高出数层，故其论仁智，则曰：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后世学者识得合外内三字，则公都子与告子不过微分高下，彼善于此耳。

    仁义并无内外之可言。

    子思合外内之说，较诸义内之说，固已高出数层，然犹不得已而言之也。若孔、颜二夫子，则并无此语矣。何则？仁义不可以内外言也。盖内外二字，必有着落。譬之门内门外，是以门为界限也；城内城外，是以城为界限也。惟其中间先有一物以为之界，而后生出内外之名。天下固未有空旷无物之处，一无所指，而凭空生一内外之名者也。然则仁义之在内，试问以何者为界限？若以身为界限，则身以内皆五脏六腑、血肉骨筋，安得有仁义？若以心为界限，则心无边际，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界限当在何处？若以理为界限，谓理所当为者是内，理所不当为者是外，则理之所在，即义之所在，一义之中，不得复言内外。譬如一告子身上，不应又分内告子、外告子。如此一想，则内外二字，毫无着落。论语二十篇中，孔、颜从不说此种无根字面，二千年来，亦无人想着此种道理，总由心不细耳。

    血气便是小体

    孟子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此言直截了当。可见口贪味，眼悦色，身慕轻暖，皆从其小体也。孔子论三戒，必归之于血气，则知世之任其所好，血气用事，亦从其小体之类也。

    更有大小之别。

    大人小人，更有快捷方式分别。但观其立心制行，存乎斯世斯民者，大人也；止谋一身一家者，小人也。

    尧服桀服

    此节服字当作事字解，即尚书缵禹旧服服字。服尧之服，犹言事尧之事。下文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正是服尧之服处，犹中庸三重章之动字包下言行也。若作衣服之服，则尧所服者乃日月星辰之十二章，曹交如何服得？傥云尧所制之法服，则衣冠服色随代变更，曹交生于周末，教其服千八百年前之古服，岂不怪诞？桀虽无道，其所服者亦必天子之服，决不曰我是无道之主，别作无道之衣冠以传后世，曹交何自仿其遗制而服之耶？况曹交求之于形体，孟子尚谓奚有于是？若求之衣服，并形体之不若矣。每见作此题者，辄以象服、法服字面支离曲说，陋甚！按：曹之亡在鲁哀公八年，交不过曹姓耳，当时安得有曹君？注误。

    伊尹放太甲

    伊尹放太甲，人皆误解放字。若辨之不明，不惟使千古之圣哲含寃，且能令万世之纲常倒置。盖放字有四义：一为放逐之放，谓驱而远之，不令复返，此成汤放桀之放也；一为放荡之放，谓不知拘束，侈然放纵，如放心、放诞之类是也。若夫舒放，放字大抵谓无情之物，如花放、竹放是也。独放太甲，放字乃安放之放，其中并无驱逐之义。犹之世俗收藏对象，但曰安放在某处，岂曰驱逐在某处耶？然则舜之封象有庳，是安放象于有庳，初非放逐其弟；伊尹放太甲于桐，是安放太甲于桐，亦非放逐其君。孟子谓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故谓之放。则安放之义，孟子固释之详矣。至于太甲，则曰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较诸舜之待象更加恭谨，其中岂有放逐之义？世俗心粗气浮，动云伊尹放太甲，致使有商元老枉蒙篡逐之名，后代奸雄借口伊、霍之事，岂非识字之未精乎？

    扩充之说，最宜详味。

    孟子七篇中，其引进后学深切着明者，莫如扩充二字。如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皆明白晓畅，使人易于入手。此即致曲之说，所谓因其善端发见而悉推致之也。

    儒门不可无诤士

    朝廷之上，贵有诤臣；家庭之内，贵有诤子。然则名教之中，岂可独无诤士乎？宫墙无诤士，则谄谀逢迎之弊，中于学术矣。盖世间唯兵奴于主帅，贱婢于主母，乃唯诺惟谨，不敢自参一说。若束发受书，为孔、颜弟子，则诗、书中事，乃本分中事，虽不敢放言高论，亦何妨彼此发明。悠悠天下，求其卓然自立，不屑以顺为正者，盖亦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