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重塑教育与教学方法

工具和手段。

    现在让我们设想，由于这位科学家所做的独创性研究工作，他被某所大学任命为大学的科学部主席，其任务是利用膜翅目昆虫进一步开展他的独创性工作。让我们假定，在他就任科学部主席之后，有人给他看了一个盖着玻璃盖的盒子，这个盒子里面装着许多美丽的蝴蝶，它们的翅膀张开着，被一些大头针固定成了标本，一动不动。这位科学家会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小孩子的玩意，并不是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仪器。更确切地说，他认为这个盒子里面的蝴蝶标本更像是小孩子游戏的一部分，孩子们追逐蝴蝶，并用网捉住了它们。如果这位实验科学家使用这样的东西进行实验研究，那么他将会一事无成，得不到任何有用的实验结果。

    如果我们把一位已经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了科学培训的教师安置到一所公立学校里，那么他也会遇到类似于我们上面所讲的那位科学家所遇到的情况。因为在公立学校里孩子们受到了严格的约束，不能无拘无束地展示他们的个性特点，被约束的简直如同死人一般。在这样的学校里，孩子们如同盒子里被大头针钉住的蝴蝶标本一样，被固定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课桌旁边，伸展着他们所获得的贫瘠乏味、毫无意义的知识翅膀，而实际上这种翅膀已经失去了振翅高飞的能力。

    使我们的教师们准备好科学的精神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为他们准备好学校，让他们能够进行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如果在学校里诞生了科学教育学，那么学校就必须放松对儿童的约束，允许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展示他们的个性。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

    没有人能够断言，我们现在的学校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科学教育学。有一些教师受到了卢梭教育思想的启迪，他们呼吁还给孩子们自由，并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模糊不清的愿望，这是事实。但是，对教育工作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往往把鼓励人们反抗奴隶制度的那种自由，或者把社会自由与真正的自由等同起来。尽管社会自由是一种更崇高的思想，但它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社会自由”就像是雅各在梦中所看见的天梯中的一级阶梯。换句话说，它只是表明了一种不完整的自由，一种部分解放，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或一种思想的解放。

    然而，鼓励教育学所发展的自由概念要宽泛得多。当19世纪的生物科学为我们提供研究生命的手段时，它就已经向我们显示出了这种自由。因此，如果旧式的教育学预见或模糊地表达了在学生接受教育前要对他们进行研究，要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展示出他自己的个性，这种不明确的和模糊的直觉思想，也只是由于上个世纪实验科学的贡献才变得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辩论或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不过是阐明我们的观点。如果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学中已经具有了自由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会笑他，认为他就像一个小孩子，站在那个装着蝴蝶标本的盒子面前，坚持说蝴蝶还活着、还能飞翔。奴隶制的教育思想一直充斥在教育学中，因此，学校里也同样弥漫着奴隶制的束缚思想。我们只需要给出一个例证——学校固定学生的桌椅，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证来证明，早期的唯物主义科学教育学思想是错误的，这种教育学思想满怀错误的热情和干劲，搬运着科学贫瘠的石头，去修复学校那早已破烂不堪的断壁残垣。最初，学校里只有一些长长的、窄窄的板凳，学生们只好一个个挤坐在这些板凳上。后来，科学的到来改进了这些板凳。在板凳改进这项工作中，最近的人类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校在设计学生的座位时考虑了他们的年龄大小和身体的高矮，把他们的座位安排到了合适的高度。学生的座位和课桌之间的距离经过了精确的计算，使他们坐着听课时保持直立的姿势，以防止他们的脊柱发生弯曲变形。后来，学校把学生的座位彼此隔开，认真仔细地计算了其间的宽度，每个座位上只能勉强坐下一个人，学生根本不能做侧向运动以舒展身体。学校这样设计学生座位的目的是把学生与他的邻桌隔开。这样设计课桌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坐着不动，并且可以被教师看见。把学生隔开的一个目的是防止教室里出现不道德的行为。在教育中只要一谈到性道德准则，就会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耻行为的社会状态，我们又能对学校的这种审慎作法说什么呢？因为我们担心这样会玷污孩子们的纯真心灵。然而，我们却引导科学向这种虚伪的形式发展，使他们变成了“捏造事实的机器”。不仅如此，热心助人的科学还做了更为过分的事情，它以限制学生自由为代价，改进了学生的板凳，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孩子们的自由，让他们坐着不动，这样就约束了孩子们的每一个活动。

    所有一切就是这样安排的，当孩子坐到他的座位上时，课桌和椅子迫使他采取那种直立的坐姿——一种被认为是有利于他身体健康的舒适坐姿。学校精心地安排好了学生的座位、脚凳和课桌的位置，以至于孩子们在学习时不能自由伸展他们的身体，而只能专心于他的功课。他获得的那一点有限空间只能让他挺直了身体坐着。教室里的课桌和板凳就是以那些方式朝着完美化发展的，每一个所谓科学教育学的崇拜者都会设计出一种科学型的模范课桌。很多国家对它们所设计的“民族课桌”极其自豪——在课桌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这些各式各样的课桌还被授予了发明专利。

    毫无疑问，建造这些板凳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人体测量和年龄诊断的时候利用了人类学，在研究人体肌肉的运动时利用了生理学，在考察直觉的反应中利用了心理学。最重要的是，学校在努力防止学生的脊椎骨弯曲时利用了卫生学。这些课桌的确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学校对儿童进行了人类学研究以后才建造的。如上所述，学校所建造的这些桌椅就是我们机械地照搬科学，把它应用到学校的一个例子。

    我相信，不久以后我们将会对学校的这种做法感到极大的震惊。很难理解，人们普遍在关注婴儿卫生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及人类思想的综合进步时，竟然没有及早地发现学生课桌的这种根本性错误。如果我们考虑到，近些年来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流行一种保护儿童的运动，那么我们就更会对这件事情惊奇不已。

    我相信，无需多少年，人们就会不再相信这些关于科学板凳的描述。也许人们就会满心好奇地用他们的手来摸一摸这些防止学生脊椎骨弯曲的桌椅，看看这些令人惊奇的桌椅。

    这些科学板凳的发展意味着学生们受到一种束缚制度的支配，即使他们生来强壮、腰板挺直，学校的这种束缚体制也可能会让他们发生驼背！从生物学观点来看，脊柱被认为是人体骨骼中最主要、最基本和最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身体中最坚韧的一部分骨骼，因为脊柱是生物体中最坚固的部分——当原始人与沙漠雄狮决斗时、当他战胜猛犸象时、当他开采坚硬的岩石以及为了使用方便而塑造铁器时，他与外界的殊死博斗中变得坚忍不拔的强壮脊柱，竟然被学校束缚的沉重枷锁压弯，再也没有抗拒压力的能力。

    很难理解，那种所谓的科学板凳竟然没有受到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丝启迪，竟然还在学校中完善着一种奴隶制下的工具来束缚和抑制学生。科学板凳的年代，也就是劳动阶级要求从不公正的劳动枷锁下获得解放的年代。

    很明显，社会生活中的每一方面都显示出了向社会自由发展的良好趋势。民众领导人把社会自由作为他们的口号，劳苦大众反复地呼吁，要求获得自由，科学出版物和社会主义出版物表达了同样的呼声，我们的报刊杂志中充满了这样的文章。吃不饱饭的工人没有要求得到滋补品，他们要求的是改善经济条件以预防营养不良。由于矿工每天都要弯着腰工作数小时，所以他的腹股沟非常容易破裂，但他们并没有要求给他们配备腹部的支撑物，为了能像其他人那样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他要求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并改善工作条件。

    同样是在这段社会发展时期，当我们发现教室里的孩子们正在不卫生的条件中学习，妨碍了他们正常的发育，甚至他们的脊柱都发生了变形时，我们对这种糟糕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却是，设计一种科学的板凳，以矫正他们脊柱的变形。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简直就像给矿工提供腹部支架或给吃不饱饭的工人提供砒霜一样。

    不久前，有一位女士认为我赞同和支持有关学校的一切科学革新，她自鸣得意地向我展示了一个叫做保护架或者支架的学生用装置。她发明了这个装置，认为这种装置完全可以起到作为学生的板凳所起的作用。

    外科医学还有其他治疗脊椎弯曲的手段。我或许得提一下整形仪器、支架和定期把孩子悬挂起来的“悬挂疗法”。这种方法通过把孩子的头或胳膊定时悬挂起来，以使他的身体重量伸展并拉直他的脊柱。在今天的学校里，这种课桌形状的整形仪器非常受宠爱，一些人甚至建议使用支架进行脊柱支护——这是一种进一步的整形措施。这就意味着，使用悬挂疗法来矫正学生的脊柱变形，这等于给学者们上了一堂系统的课！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把科学方法具体应用到颓废的学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非常明显，真正能防止学生脊柱弯曲变形的合理方法是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不要强迫他们一天到晚长时间地保持那种有害的姿势。学校需要的是给予孩子们自由，而不是改进板凳的结构。

    即使这种固定不动的座位有利于孩子的身体发育，但是由于这些座位没法搬动，所以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很难彻底地把教室打扫干净，那就会使教室变成一处既危险又不卫生的环境。由于孩子们的脚凳被固定不动，他们的小脚白天从大街上带来的灰尘很快就会堆满脚凳。现在，人们家庭中的家具普遍都发生了改变，它们已变得更加轻便、更加简单，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易地挪动它们，打扫它们的灰尘，甚至还可以对它们进行清洗。但是，学校看起来却无视社会大环境的这种转变，依然故步自封，坚持着它们那些错误的做法。

    这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那些在这种人为束缚的环境中成长以至于骨骼都发生了变形的孩子们，他们的精神世界又会怎么样呢？当我们谈起工人的补偿时，人们通常总是认为，要消除诸如贫血或疝气之类的痛苦。其实，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伤口，那就是他们的心灵正在遭受着奴隶般束缚的折磨。当我们说必须给予工人更多的自由来补偿他们时，我们所指的是这种更深层的错误，也就是应当消除他们的心灵所受的折磨。我们非常清楚，当一个人的血已经被耗尽或者他由于长时间工作已变得饥肠辘辘时，黑暗就会压抑他的心灵，他就会变得毫无知觉，甚至他的内心还会被摧毁。奴隶的道德堕落是人类进步的沉重负担，人类要奋力前进，就要甩掉这种包袱，甩掉这种精神负担。所以，我们是在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而呼喊，而不是为拯救人们的肉体而呼喊。

    那么，面对儿童教育的问题，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我们十分清楚教师的窘境。通常在上课的时候，她要向儿童的头脑中强行灌输一些支离破碎、枯燥乏味的知识内容。为了成功地完成这种单调无聊的任务，她发现有必要约束她的学生，让他们坐着不动，并强迫他们注意听讲。教师必须强迫那些去听他课的学生头脑和身体都要保持一定的姿态。对他来说，奖赏和惩罚措施是一种现成、有效的辅助手段。

    如今，就像奖赏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一样，在学校里，有必要正式地废除鞭笞和习惯性的殴打处罚，这被人们认为是合适的举措，这些局部性的改革措施得到了科学的认同。它们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支撑物，支撑着颓废的学校。如果允许我表达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些奖赏和惩罚简直就是灵魂的板凳，是奴隶制压迫人类的精神工具。然而，在学校里，它们并没有被用来减轻学生身体的畸变，而是被用来制造学生身体的畸变。如果使用奖赏和惩罚措施来激励学生努力学习，那么学生的这种努力就被认为是被迫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肯定地说，孩子的自然发展是与奖赏和惩罚有关。职业赛马骑师在跳上马鞍之前会给他的马一块糖果，马车夫打他的马以让它对缰绳发出的信号有所反应。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马都比不里田野上自由飞奔的骏马，没有它们跑得那么雄伟壮观。

    那么，针对教育的情况，人类会给学生套上枷锁吗？

    诚然，我们说社会中的人就是戴着社会枷锁的自然人。但是，如果我们放宽我们的视野，看一下社会中的道德进步，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枷锁正在一点点地放松。换句话说，我们将会看到自然或生命正在逐渐走向成功。奴隶的枷锁被仆人的枷锁取代，而仆人的枷锁又被工人的枷锁替代。

    奴隶制的所有形式——甚至是女性奴隶，都在一点点地日趋削弱和逐渐消失。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进行征服和得到解放的历史。我们应当问一下自己，我们究竟处在文明发展的哪个阶段。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要有奖赏和惩罚的措施吗？如果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发展阶段，却还应用那样一种教育形式，就会把新的一代人拖回到一个较低的文明水平，而没有把他们引领到真正进步的优良传统中去。

    在社会中，存在着非常类似于学校的这种情况。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职员们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感觉到或看到他们工作中的利益——没有得到任何奖赏或酬劳。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政府是通过他们日常的工作来行使它的伟大职责，并且整个国家都会受益于他们的工作。他们得到的直接好处就是职务上的晋升，好像学校里的孩子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一样。一个看不见他工作所具有的真正伟大目标的人，就像学校里一个被降级的小孩，被放到了一个比他的真实水平低的班级中。他作为人的尊严被贬低了，贬低到如同一台只有加油才能运转的机器一样。一切琐事，诸如渴望获得勋章或奖章等，都只不过是一种人工的刺激，它们只能短暂地照亮一个人所走的黑暗而荒芜的小路。

    我们在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奖励学校里的儿童。就像学生由于担心不能升入到高一年级而努力读书一样，职员们则由于担心得不到升迁，迫使他们不想离开他们目前的工作岗位，而把他们束缚在了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职员们的上级对他的指责完全就像老师对学生的斥责一样。对职员糟糕的工作进行斧正修改，完全类似于老师给学生拙劣的作文记一个坏分数一样。二者几乎完全相同。

    但是，如果政府的行政部门没有以那种看起来能使国家强大的方式运行，如果贪污腐败能很容易施行，那么在雇员心中就没有了人所追求的真正伟大的含义，为就把他的视野局限到那些琐碎的小东西——他视为奖赏和惩罚直接依据的小东西身上。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屹立不倒，就在于她有许许多多正直清廉的雇员反对贪污腐败，并且遵循着不可抗拒的正直诚实。就像社会中的生命战胜贫困和死亡并开始征服新的困难一样，自由的本能也会征服所有障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这是一种个人所具有的生命力量，是一种经常潜伏在心灵中的力量，它推动着世界前进的步伐。但是，一个完成了真正的人所做的工作，一个做出了伟大的事情并取得胜利的人，从来不会通过那些被称为“奖赏”的东西来激励他的工作，也不会由于担心“惩罚”而激励他努力工作。在一场战争中，如果一支伟大的军队与一群不期望得到升迁、肩章、奖章或者担心被射杀而战斗的人作战，如果这支由巨人组成的军队与少数充满了爱国精神的矮人作战，那么胜利将属于后者。在一支军队内，当真正的英雄主义消逝的时候，奖赏和惩罚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他们完成颓废的工作，让人走向腐败和怯懦。

    人类的所有胜利和进步都是建立在人的精神动力之上的。

    一个年轻人如果靠他的兴趣来激励他学习，把医学当作真正的天职，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但是，如果他的工作是希望得到遗产或得到合意的婚姻，或者是受到物质利益的驱使而工作，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或一名伟大的医生。这个世界也永远不会因为他的这种工作而前进一步。一个只有受利益驱使才进行工作的人，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内科医生。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脾性、特殊的天职，奖赏制度却可能会使一个人转变他天职的方向，或许会使他选择一条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错误道路，并迫使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类的自然活动或许会被扭曲、减少，甚至会被消除。

    当然，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对人类的外部奖赏。比如，当演讲者看到听众的表情随着他所唤起的感情发生变化时，他就仿佛经历了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此时只有用强烈的快乐感来形容他的这种情感。这使他发现，人们非常喜爱他。我们的欢乐就是感动并征服别人的灵魂，这是一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补偿的奖励。

    有时，在很短的一瞬间，我们会幻想我们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伟人。一个人得到的这些幸福时刻让他感觉到他还可以继续平静地生活。或许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其他人的喜爱，也或许是因为一个孩子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在某些时刻，我们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伟大。在那样的时刻，如果有被别人奉为权威人士的人，站出来给我们颁发奖牌或奖赏，他就成了我们得到的真正奖赏的最大破坏者。

    正常人的心灵会由于心情舒畅而变得完美，惩罚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束缚人的形式。惩罚或许会使那些在邪恶环境中长大的人的性格变得更加低劣，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社会不会受其影响而停止其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能老老实实地遵守法律给我们规定的条条框框，那么刑事法规就会用惩罚来威胁我们。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法律而变得忠诚老实。我们之所以没有去抢劫、没有去杀人，那是因为我们热爱和平，因为我们生命的自然倾向引导我们向前发展，引导我们明确地远离那些低俗而邪恶的行为。

    如果不去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的道德因素和纯哲学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违法者在犯罪之前了解惩罚的存在，那他肯定也已经感觉到了刑事法规对他的威慑力量。他已经知道刑事法规，或者已被引诱而犯了罪，他自欺欺人地认为他能够逃脱法律的惩罚。他的脑海中也出现过犯罪与惩罚之间的斗争。无论刑事法规是否有效地阻止了犯罪的发生，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为极为有限的一类人制定的。也就是说，是为罪犯制定的。绝大多数市民都是忠厚老实的人，他们不会考虑任何法律的威胁。

    对正常人来说，真正的惩罚就是没有意识到个人力量的伟大，这才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经常会对人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让学生进入学校学习，用那些损害他们身心健康的工具——课桌、物质奖赏和惩罚，来限制他们的活动。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坐着不动、保持安静，这会把他们引导到哪里去呢？经常无法把他们引向明确的目标。

    我们对儿童的教育经常是向他们的智力中，灌输学校计划中的知识内容。学校的教育计划经常是官方的教育部门编制的，法律强迫老师和儿童必须使用这些计划。

    唉！孩子们的内心中正在滋生着那种愚钝而无知的无视生活的情绪。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羞愧地掩藏起我们的头，用双手捂住我们内疚的脸！

    塞吉真诚地说：“今天的社会迫切需要重新改造教育和教学方法。那些为了这个事业而奋斗的人，就是为了人类的再生而奋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