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那地方过去是潜水艇基地，现在已经改成停泊游艇的内港了；入口处的那两扇铁门关着；门外，黑沉沉的街上有许多人。那个看门的古巴人奉命不准放任何人进去；人群挤在栅栏上，通过铁条间的空隙望进去，望着被游艇上的灯光照亮的黑黢黢的场地，那些游艇一溜儿系泊在河里的一个个狭长的码头上。人群静得只有基韦斯特的人群才办得到。两个在一艘游艇上的人用手和胳膊肘推推搡搡，挤出一条路来，走到大门前那个看门人身旁。

    “嗨。你们不能进去，”那个看门人说。

    “到底怎么啦？我们是从一艘游艇上下来的。”

    “任何人不准进去，”那个看门人说。“回去。”

    “别犯傻，”其中一个游艇上的人说，把他推开，向那条通往码头的路走去。

    他们后面是那群在大门外面的人；那个小个子看门人戴着帽子，嘴唇上留着两撇长长的小胡子，显出一副权威受挫折的神情，浑身不自在和焦急，巴不得有一把钥匙，把大门锁上。他们两人兴冲冲地迈着大步向那条往上斜的路走去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一群等在海岸警卫队码头上的人，然后在那群人身旁走过。他们没有注意那群人，只是沿着船坞一路走去，走过一个个系泊着其他游艇的码头，一直走到第五号码头前，在泛光灯的照耀下，在码头的外部搁着一条跳板；跳板的一头搁在粗糙的木头码头上，另一头搁在“新埃克苏马二号”的柚木甲板上。他们坐在主船舱中一张长桌旁的皮椅里；桌上乱糟糟地摆着一些杂志。其中有一个人在打铃叫船上的服务员。

    “威士忌苏打，”他说。“你呢，亨利？”

    “也是，”亨利·卡彭特说。

    “刚才在大门口的那个蠢货怎么啦？”

    “我不知道，”亨利·卡彭特说。

    穿着白上衣的服务员送来两杯酒。

    “放那些我在晚饭后取出来的唱片，”游艇主人，他名叫华莱士·约翰斯顿，说。

    “我怕我把它们收好了，先生，”那个服务员说。

    “你真该死，”华莱士·约翰斯顿说。“那么，放那套巴赫[巴赫（Johann Sebestian Bach，1685—1750）：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作品把巴洛克音乐风格发展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新唱片集吧。”

    “是，先生，”那个服务员说。他走到唱片柜前，取出一套唱片，拿着唱片走到唱机前。他开始放《萨拉班德舞曲》。

    “你今天看到汤米·布拉德利吗？”亨利·卡彭特问。“我在飞机进港的时候，看到他的。”

    “我对他受不了，”华莱士说。“对他和对他那个破鞋老婆都受不了。”

    “我喜欢埃莱娜，”亨利·卡彭特说。“她干起来妙极了。”

    “你尝过那滋味吗？”

    “那还用说。妙不可言。”

    “不管怎么着，我对她受不了，”华莱斯·约翰斯顿说。“他们到底干吗要住在这儿？”

    “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住所。”

    “那是个很好的、停游艇的、小小的内港，水里没有障碍物，”华莱士·约翰斯顿说。“汤米·布拉德利真的是阳痿的吗？”

    “我想不是。你听到几乎人人都阳痿。他只是气量大罢了。”

    “气量大是了不起的。她当然是个气量大得跟任何男人都能睡觉的骚娘们儿，要是有这样的娘们儿的话。”

    “她是个好得异乎寻常的女人，”亨利·卡彭特说。“你会喜欢她的，沃利[沃利（Wally）：华莱士的昵称。]。”

    “我不会的。”华莱士说。“她集中反映了我讨厌的女人身上的一切特点；汤米·布拉德利呢，体现了我讨厌的男人身上的一切特点。”

    “你今夜显出你说话冲得吓人。”

    “你从来没有很冲的看法，因为你没有坚定的看法，”华莱士·约翰斯顿说。“你没法打定主意。你甚至不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

    “咱们别谈我，”亨利·卡彭特说。他点了一支烟卷。

    “我干吗要不谈呢？”

    “这个，你可能有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我跟你一起上了你这艘该死的游艇，而且我至少经常干你要干的事儿，这样就免得你去用钱软缠硬逼那些餐厅服务员助手和船员，事情一件接一件，就不免会让人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你的情绪倒真是好极了，”华莱士·约翰斯顿说。“我从来不用钱去软缠硬逼人。”

    “是不。你太小气了，舍不得花钱。除了我，你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嘛。”

    “我没有其他像你这样的朋友。”

    “别花言巧语哄弄我，”亨利说。“今夜，我不想干这事儿。去吧，去放你的巴赫，骂你的服务员，稍微多喝一点儿，然后上床睡觉。”

    “你怎么变得这样子？”另一个人说，站起身来。“你怎么变得他妈的这么别扭。你可不是了不起的好货，你知道。”

    “我知道，”亨利说。“我明天会，哦，快活的。可是今夜是个糟糕的夜晚。难道你从来没有察觉夜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想，你只要钱足够了，那就没有一点儿不一样了。”

    “你讲话像个女学生。”

    “明儿见，”亨利·卡彭特说。“我不是女学生，也不是男学生。我要去睡了。明天早晨，一切都会非常快活的。”

    “你输掉了什么？这是你这么闷闷不乐的原因吗？”

    “我输掉了三百。”

    “是这样吗？我告诉过你，到底出了这种事儿。”

    “你永远知道，对不对？”

    “可是瞧。你输掉了三百。”

    “我输掉不止这个数。”

    “还有多少。”

    “满堂红[满堂红（jackpot）：玩“吃角子老虎”机器时，机器中的硬币全部吐出的名称。]，”亨利·卡彭特说。“永远的满堂红。我现在玩的那架机器不再出现满堂红了。今夜我只是碰巧想到这事儿罢了。通常，我没有去想。我要去睡了，所以我不会叫你厌烦了。”

    “你没有叫我厌烦。不过，不管怎样，千万别这么粗暴。”

    “我怕我是粗暴，叫你厌烦。明儿见。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真他妈的粗暴。”

    “接受或者不接受，由你便，”亨利说。“我这辈子两样都干。”

    “明儿见，”华莱士·约翰斯顿充满希望地说。

    亨利没有回答。他在听巴赫。

    “别这样上床去睡觉，”华莱士·约翰斯顿说。“干吗这么喜怒无常呢？”

    “别说了。”

    “我干吗要别说呢？我以前看到过你摆脱这种情绪。”

    “别说了。”

    “来一杯，振作起精神来。”

    “我不要来一杯，它也振作不起我的精神。”

    “好吧，那么，去睡吧。”

    “我去了，”亨利·卡彭特说。

    这就是那夜在“新埃克苏马二号”上的情景。船上有十二个船员，领头的叫尼尔斯·拉森，船长；乘客有华莱士·约翰斯顿，船主，三十八岁，哈佛大学文科硕士，作曲家，收入来自丝绸厂，未婚，被剥夺在巴黎的居留权，从阿尔及尔[阿尔及尔（Algiers）：阿尔及利亚首都和主要海港。]到比斯克拉[比斯克拉（Biskra）：阿尔及利亚东北部比斯克拉省的省会。]都大名鼎鼎；还有一个客人，亨利·卡彭特，三十六岁，哈佛大学文科硕士，现在从他母亲的信托基金中每月得到两百元，以前是每月四百五十元，直到掌管这笔信托基金的银行把一种良好的证券调换成另一种良好的证券，又调换成另一种不怎么好的证券，最后，调换成一种那家银行承担责任的一幢办公大楼股票，结果，股票一钱不值。亨利·卡彭特在这次收入减少好久以前，就有人谈论过他，说哪怕没有降落伞，他从五千五百英尺的高空掉下的话，会安全地双膝着陆在哪一个有钱人的桌子底下。可是他认为寻乐子就得有好伙伴。尽管他只是在近来，而且次数也极少，有这种想法，或者像今晚那样表示出这种看法，他的朋友们已经有一些时候感觉到他的精神在垮下去。有些人凭本能感觉到他们一伙人中有一个变得不对头后，要是毁不了他的话，就会产生把他撵出去的健康的欲望，这就是有钱人的本性；要不是他被感觉到精神在垮下去的话，他就不会落到接受华莱士·约翰斯顿的友好款待的地步。实际上，那个有相当特殊的癖好的华莱士·约翰斯顿是他的最后一站。他在防卫他的地位，而不是蠢得用献殷勤去结束他们的关系；他接下来就变得说话粗暴，而且老老实实地表明他们不可能长久相处，这样做倒反而迷惑和勾引住另一方，因为考虑到亨利·卡彭特已经年纪不小，华莱士·约翰斯顿对他的百依百顺可能容易感到厌烦。亨利·卡彭特就这样一礼拜一礼拜地，哪怕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话，延迟自杀。

    他不值得为之活下去的那笔钱比三天前去世的捕鱼人艾伯特·特雷西用来养家活口的钱，每月多一百七十元。

    其他的游艇停泊在一个个狭长的码头上，那些游艇上有其他人和其他问题。在一艘最大的游艇——一艘漂亮的、只有前桅有横帆的黑色三桅船——上，一个六十岁的粮食经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在为他收到的那份他的办事处发出来的报告担心，报告上写的是国内收入署的调查员的活动情况。通常，在夜晚这个时候，他会用加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平息他的担心，他的心境会跟海岸地区的任何一个老哥儿们一样狠和不顾后果；事实上，他在性格和行为准则方面，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不过，他的医生不准他在一个月内喝任何烈酒，正确地说是三个月；他们的原话是，要是他不能至少在三个月内滴酒不喝的话，在一年内，酒会要了他的命，所以他不得不戒一个月酒；这会儿，他在担心他离开城里的时候，国内收入署打给他的那个电话，电话偏偏问他要上哪儿去，他是不是打算离开美国近海水域。

    这会儿，他穿着睡衣裤，躺在宽阔的床上，头下面垫着两个枕头，阅读台灯的灯光亮着，可是他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书上，那是一本叙述一次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位于厄瓜多尔西部，即科隆群岛。]旅行的书。从前，他再怎么也不把她们带到这张床上来。他把她们安排在各自的船舱里，而他在完事以后回到这张床上来。这是他自己的特等舱，像他的办公室一样是他个人的。他再怎么也不要一个女人进他的房间。什么时候他需要一个女人，他就上她的房间去；他干完后，就完事了；既然他永远完了，他的脑子里有那种从前在完事以后一直有的影响，那种同样的清醒的冷静。这会儿，他躺着，没有一点儿叫人舒心的模糊感觉，不依赖那种许多年来一直在安慰他的头脑和温暖他的心的酒精引发的勇气；他想要知道署里掌握了什么，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会歪曲些什么呢，哪一些他们会接受是正常的，哪一些他们会坚持说是借口；他可不怕他们，而只是恨他们和他们的权力；他们会非常霸道地运用这种权力，而他自己所有的坚硬、微小、强韧和持久的霸道行为——这是他获得的唯一永久的东西，而且确实管用——将会被攻破，而且要是他居然变得害怕的话，就将会被粉碎。

    他并不想任何抽象的东西，而是想买卖、营业额、转账和贿赂。他想多少股份、多少包粮食、多少千蒲式耳[蒲式耳（bushel）：在美国等于35.238升，在英国等于36.368升。]、多少期权[期权（option）：按规定的价格在规定的期限内买卖股票、货物等的特权。]、多少控股公司、信托公司和子公司；他仔细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知道他们掌握了许多情况，足够使他有多少年不得太平。要是他们不留情面，追根究底的话，那就会很糟糕。从前，他不会担心，可是现在他身子内好勇斗狠的部分跟其他部分一样衰退了；现在，他独自个儿处在这种状态中；他躺在那张又大又宽、年代悠久的床上，既没法看书，又睡不着觉。

    他的妻子同他勉强维持了二十年关系，在十年前离婚了。他从来没有惦记过她，也没有爱过她。他是用她的钱开始干的；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人都像他们的妈，是蠢货。他一直待她很好，直到他赚的钱成为她原先的资金的一倍，那样，他就可以完全不注意她了。他的钱增加到这么多以后，他再也不为她的叫人厌烦的头痛、她的抱怨，或者她的打算感到烦恼过。他不理睬那些玩意儿了。

    他有叫人羡慕的做投机买卖的禀赋，因为他有异乎寻常的性功能，这给了他善于赌博的信心；判断力、了不起的数学头脑、始终不变可是受到控制的怀疑心理；这种怀疑心理对正在逼近的灾难是那么敏感，就像一个精确的膜盒气压计对大气压力那样；有效的时间感使他设法避免遇上涨到顶峰或跌进低谷。凭着这些优点，再加上不讲道德，又有能力使人们喜欢他，而他却从来不拿喜欢或者信任他们作为回报，偏偏使他们热烈和诚挚地相信他的友情；不是一种漠不关心的友情，而是一种对他们的成功那么关心的友情，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为沆瀣一气的同伙；他从不后悔，也从来没有一点同情心；这一切使他待在眼下这个地方。他眼下待在这儿，只是穿着一套条子绸睡衣裤，躺在一张床上，那套睡衣裤盖着他的洼下去的老人的胸脯、他的小小的鼓起的肚子、他从前引以为骄傲的、现在却没有用的、大得不成比例的那活儿，和他那两条小小的、松弛的大腿；他睡不着觉，因为他终于后悔了。

    他后悔的是，想到要是他五年以前别那么精明过头的话，那就好了。当时，他本可以不玩弄手段偷税的；要是他这么办了的话，他现在就没事了。他就这么躺着想这事儿；末了，他睡着了；可是因为反悔一旦找到了裂缝，就开始渗进去了，因为他的脑子像他醒着的时候那样继续在活动，他不知道他睡着了。所以没有休息；在他这个年纪上，用不着多久，他就会受不了的。

    他过去经常说，只有没有见过世面的蠢货才担忧，...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