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北伐

nbsp;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实在也使人惊。当时客观的形势，要统一华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来还未到时机。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黄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矿场与破落的农村很不调和，而且华北被满州产业的重量所牵动，长江流域又是农村继续在凋敝中，纱厂的新景气亦已被舶来品打倒。惟因长江流域到底是中国文明的现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军，作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与华北满州及华南之间在经济变动上如此失调，怎么能够统一？可是北伐军居然直抵北京，连张学良亦举关外来归，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一统天下的传统，更大于一时的变局，而孙先生创发国民革命军的气象亦能比形势还大。

    中央与地方的相处，亦不能一门心思学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皆只是权力关系的规定，原从其封建蜕变而来，依据对内征服的程度及对外御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与地方皆其权力有限制，而各各是个不完全，虽再加上现代产业的国家机关化而益益中央集权，亦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国则过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诸侯的乃至郡守县令的亦皆是朝廷，却又侯国之相与郡守县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论地方权力之大与中央权力之大，皆莫过于此，而作成了大一统，虽有时或藩镇割据，亦只是天下有道则台，无道则离，问题多不在制度，连民国初年的督军团亦如此。

    要说制度，则民国初年的督军团实承历朝的方伯藩镇总督制而来，而北伐之后亦冀察、华中及西南皆有政务委员会，山西云南及关外又皆半独立，这都是很自然的，但能不能号令天下仍与集权或分权是两回事。可是国民政府那时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统一，知识分子又主张要以民主求统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罢，用民主的力量也罢，皆还需有中国政治的好性情，它是传统的，同时它又是新的。其实统一算得什么，西洋那样的也能中央集权，我们是还要能统一得好。

    现在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与文化人相处得不好，那毋宁是由于文化人的无知。政府之所为，大体上都是对的，惟有文化人才是歪曲他们自己的感情。国民党就只在说明上太不够了。一部《尚书》，重在记言，说明行事的理，《旧约》里所以说“太初有言”。国民党的言语应该是像风吹花开的风。

    当然不止是国民党人之责，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责，应于五四之后来一个更高华的思想运动，才配得起北伐与抗战的。五四的是希腊的精神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物理学上的与古文明国史实的发见，一反十九世纪的常识。从来革命的新风，没有像大自然的与文明的发见所卷起的新风那样强烈而显明的。中华民国的革命的言语是要与这个结合起来。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气运都是延续到数十年之久的。北伐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学生为对学校考试制度的反动，与因毕业后没有出路而品气低了。当时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气都比五四时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面，他们又会忽然地跳出这种低级的情绪，而为豁达的求知。

    革命的余势可以到达很远。日本明治维新的余势为西南战役、日清与日俄战役。中国辛亥革命的余势为北伐、抗战，以至于今犹辽辽未央。所以像北伐抗战都有风光，事后令人想念之不尽。革命可以相忘于一个大的行动，尤其是像抗战，那行动就是革命的表现的一切，革命的意思与色相都在这里了。然而也还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