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五月的清

; 中国的大房子可以有许多间不派用场，人住的少亦不觉其空空落落，却仍旧亲切，因为房间自身亦有生命，它只要在着那里，就使人安心。而虽住的人多，亦画堂悄悄双燕语，而墙外行人亦闻得见墙内佳人笑。又或“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苏州杭州人家女子就喜欢门前小立，因为门前的小巷亦是风景，房子与人是这样的虚虚实实，说静也静，说热闹也热闹。中国房子的天井什么也不陈设，或只摆一只荷花缸，或只种一株桃花李花，但见是一色的石砌地，这种简静也好。日本京都有一禅宗的寺，庭院惟铺细砂，放几块石头，是受宋朝的影响，中国民间家宅的天井并不讲禅理，却亦有这样的意思。而要繁华热闹，那是在后花园。

    西洋房子又只知要光线，中国则还用窗纸来调和光，使之更柔更清，现在还没有一种玻璃能在这一点上代替窗纸。还有明暗亦要相配，厨房与厢房最亮，堂次之，堂后稍暗，闺房的光要很静，所以一宅之内亦有光阴徘徊。

    西洋布置最忌两两对称，中国房子则可不忌，两廊与左右厢房都并列，使人不费心机。是因能并列，所以亦能参差，如经如权。中国的床柜箱笼盒瓶盆，亦形态变化之多为西洋所不及，那本领即在于能用正方正圆亦不呆板。中国东西是有点线的至正极成，故能逍遥，不像西洋的是许多要打架的点线凑在一起，各各是失意的。

    中国的音乐亦是正声。西洋惟以音叉定音阶，但是音的边际有极精密的一线非音叉所能量，例如宫的高半音与商的低半音好像是同的，而其实不同，因为高半音与低半音之间还可以一半又一半的分割至于无穷，要如何才能定出一个边界，界下是低半音，界上是高半音，这在钢琴里即不可能，但唱歌唱得好的人则可以唱准。西洋乐器惟在小提琴里方可以分得清。而中国乐器则如琴瑟笙箫胡琴等，皆能够辨别，因其不像西洋乐器的现成制定音阶，却由人手来决定，而取准于人心。《宋史•乐志》：“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此即深知高半音与低半音的辨别在歌声可以极准，而乐器亦要像歌声的可以自由。

    宇宙原来无凭准，点线皆是人定的，一切机械亦由此而生，故机械亦可喜。但动物亦能有点线方位，且可以精密到惊人的程度，但取准于人则更可以是极准的而且是极美的。好即是准，除此更没有极准的东西，故音阶的极准不能以音叉求得，而歌声乐声的极美则即是极准。中国的乐器不制定音阶，或只制定个大概，乃是留着无尽的余地让人可以出入游嬉，如同围棋的非常简单，却可以变化不测。乐器中如磬如缶，如鼓如筑，皆单纯之极，但是《论语》里的隐君子爱击磬，而秦始皇爱击筑，杨恽喜击缶，唐明皇喜击鼓，如“佛以一音演说法”，有一音的至正极美。

    《史记》里说夏禹“声为律”，真是不错的，音声之美是生于人的美。中国人的歌声是精制过的，生旦净丑各有世景，好像云日迥照里一树的枝条与花叶，而西洋的男中音及女高音等则只是生理的，技能的，所以学校里唱歌的喉咙不可以唱昆曲。西洋音乐又且它的准确与熟练有尽头，中乐则如昆曲永远可以唱得更好。还有昆曲京戏乃至嵊县戏等，皆同一只曲谱而可因配的字句内容不同可唱成各式各样，不像西乐的曲谱不能移作别用。中乐一只谱当十只用，而连各式的戏各式的弹词花鼓，以及种种小调算起来，曲谱之多更使西洋曲谱相形见绌。

    众音阶皆生于一音阶的移动，众颜色亦皆生于一颜色的变化，从来正色最难用，中世纪德国绘画里圣彼得的红袍，圣保罗的绿袍，都使人不乐，并且可怕。现代美国电影五彩歌舞片里的摩登女子仍爱穿白翻领黑衣裙，但这原是天主教修道女的东西，修道女的黑衣裙象征人拖了一身的罪恶行走，而那蝴蝶展翅似的白头巾则象征上帝的光明。这乃是字义，不是颜色。而中国人则能用正红正绿正黄及白黑用得极好，现代西洋人避免用正色，多用鲜艳的复色与浅色，但是没有好的正色即亦不能有好的复色浅色，他们的正色有压制感，而他们的复色浅色则飘忽不可靠。

    中国画的颜料，用西洋颜料总难代替，画家就常叹息现在总难买到这样好的石绿等。中国颜色与西洋的根本不同，西洋人说热色寒色，皆只是感官的，中国的颜色则是人生的，人世的。所以中国人亦最能调色，如同调音与调味，因那颜色是自在的，正色与复色浅色的配合是平等的，并非以一色为另一色的背境，或以之衬托镇压，此即是能没有火气。而西洋人的配色则如美国电影《从军乐》里的，用鼓手的榴红制服来成定一群的复色与浅色，可是看了只觉其凌乱，那强烈的榴红反为更怵目。西洋人对于音乐与图画，皆以为不安与刺激即是生命的强烈。

    西洋绘画因其线条轮廓与颜色皆贫乏而不安定，彼此拼凑了亦不能是个完全，故如未来派的绘画还要注上文字。因为线条本身不具足，故西洋画的素描只能是草稿，不及中国的单是水墨画亦可以表现众色。因为形体贫乏，故西洋画想要变化亦只能成为奇形怪状的漫画，不及中国的可以是写意画。

    西洋画不是太像，即是太不像。西洋的戏剧亦实物的布景与演员的象征动作不调和，科白与舞唱不调和，布景太像，剧意太不像，科白太像日常动作，而舞唱则又太不像。中国戏里则如丫鬟执烛掩门开门的俊俏，都是家常的，而亦皆是戏，不落歌舞剧与话剧的边界。中国戏里的布景亦皆是戏，不像西洋的是实物。现代西洋剧走向歌舞剧与话剧及电影技术的综合，但没有一处是戏。

    中国对音乐绘画与戏，没有提出思想来批评的。民间看戏，大家都说《碧玉簪》里的媳妇贤慧，说那婆好，说那个男人固执不化，都是论的做人的道理。民间看《红楼梦》《水浒》等小说，亦不去注意所谓艺术价值，只是觉得好，要批评亦只是清新俊逸悠扬沉着这些字眼，不带哲学。看中国戏与闲书是陶冶性情。而看西洋戏与所谓文艺作品，则引起许多问题，这其实暮气。人在清晨，或登山观海，是只觉胸中尘埃一扫，超出问题的。

    中国是有人世的美好，所以连艺术这样的名词亦没有。西洋有专为陈列艺术品的地方，中国的好东西则皆在街上陌上及人家里。西洋艺术又受年龄及性别的限制，少年爱诗，中年爱小说戏曲，晚年爱宗教，又有专为男人看的杂志，专为妇人看的及儿童看的杂志。中国则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可以小时看起，到老不厌，而灯市及划龙船等，则男女老小皆爱看，即是解脱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更有高于年龄性别的人格。而且中国东西无论一几一盘，戏或小说，皆不是作者把来都完工了的，却总留有余地，让使用者或观众可以各拿自己的人格参加进去，继续加工至于无穷。

    中国是连商店亦可爱。旧式的大商店，像杭州的胡庆余堂，开在冷静的巷子里，头门进去要绕过曲折的回廊，再进二门才是店堂，竟像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你去街上散步，许多当街的店铺，看店伙吃饭，在灯下算账，及店伙与顾客的攀谈应酬，亦好像是份人家，连那货物的装潢，店伙拿货给顾客，亦像是家里拿出来的。中国人家，一斤丝绵做成了藏进箱子里要包一张红纸，一副新的烛台要缠上一绺红棉，现在上海商店里货品的装潢亦是取的这种家常的吉利之意，南货店水果店包东西的红招头纸，更有一种过年过节的喜气。老式的箱子，里面贴的商标，红纸印的木版字，每次开箱子时看看，便觉有城市里岁月静好。有一种牌子的火柴盒子上，画有采桑的女子，人的衣裳眉目都是民国世界的，笔姿与着色像明清版本里的木刻。

    中国的日历本，薄薄的红纸封面，画有春牛图，民间家家备有一本。记的节气时令，宜耕种建筑，宜会亲友，宜婚丧祭祀沐浴出行。例如立春节，家家要守到那时辰，迎了春才去睡，人与自然界有这样一份情意。而今天天气晴妍，忽然想着去看看谁，这就是“宜会亲友”，亦很好的。西洋人普遍备有日历，则是近代的事，所记不过年月日与星期，单为安排工作，亦记有历史事件，但与节气不相干，他们是无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皆没有佳节良辰。西洋的天文学与人不亲，连温度计湿度计等皆只是可以应用的。

    中国历称阴历，惟是对西洋的阳历而言，其实并非月亮本位，却是综合日月星辰的运动，就整个天体而制定的。中国人古时已知地在天体中如蛋黄在蛋清中，又向来说天体是运动的，天左旋，地右旋。原来科学的事亦可以有一种无因由的悟解力，但在西洋是间接从数学借得，而在中国则为科学所自有。中国不单是诗才可以兴，连科学亦像数学的是组织的而同时亦是流露。

    再说医药。现代西洋的天文学与医药学皆在技术上高过中国的，但在几个根本点上，即科学亦可以像数学的自有其天机性能，而且可以相忘于人事之美，则现代科学正还有待于中国文明。

    中国医药汉唐及明末清初各有一次大进步。前此周朝末年有和缓、扁鹊，或说秦医皆称和缓，是传来的印度医学，齐医皆称扁鹊，是本土医学，到底如何不可知，但受有外来影响是可能的，而且因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接触频繁，各地的医药学亦集积汇合，但是要到汉朝才调和统一。东汉末年，因那次大瘟疫而有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论》与《难经》及《素问》皆成于汉朝，其本领是在于能把外来的及地方的医药学皆消化了，使人只觉其是中国自有的。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受印度医药学的影响极盛，而明末清初的名医，其著述如张氏《医通》，陈修园《医书》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更受有西洋医药学的影响。至清初为止，中国一路是集世界医药学的大成，故有无数的单方与特效药。但是诊断仍有在症状之外，还注重节气的阴晴燥湿，人事的悲欢离合，来讲求对处，因为人的疾病不像动物的只是生理的，而亦是人生的。又且处方重在和合增减，不对单方或特效药过信。而如此医药学乃是活的，同一症状，高手与低手的医法出入甚大，好像同一乐器乐谱，高手与低手的弹奏可以不同。这并非太没有标准，而是中国的无论何种学问皆留有余地让人可以无穷的加工。“医者意也”这句话好像危险，其实医亦可以像诗的妙手偶得之的。现在仍是有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给治好了，以此排拒西医当然不可，但亦是有着个大道理的。

    中药有药香，不像西药的难吃，中药的颜色也好看，这便使病人亦有了好性情，觉得这世界到底是美的，生之意志因之不曾失坠。中国是凡百顾到人事的全面，历朝如此讲究医药与灌溉工程，却不以为这就可恃，而说天下有道则疫疠不生，人人得尽其天年，圣王在上则风调雨顺，水旱不为患。而亦要如此，科学才不被委屈。

    本来衣食住行皆依于科学，但是还要因人而美，若只见其是科学的，那是贫乏。中国衣裳就宽绰，母亲穿过的女儿亦可以穿，不像西服的裁剪要适合身体有这样的难。西服的式样是离人独立的，所以棱棱角角，时时得当心裤脚的一条折痕，而中国衣裳则随人的行坐而生波纹，人的美反而可以完全表现出来。民国以来变为紧窄，好像六朝时受印度影响的窄衫袖，但亦仍是中国的。中国衣裳与人没有斗争，所以经久，而衣料亦向精致结实发展，为西洋所不及。

    又如食，中国是衣不止为御寒，而亦以之成礼，食亦不止为荣养，而还有“酒食以为礼”，不像西洋衣食的如何进步亦止于为了高级的需要。西洋人那种酗酒，在中国就少见，陶潜不过一壶，苏轼不过三杯。中国的庙堂燕会与乡饮酒，皆礼成而退，不像马其顿人或哥萨克人的狼吞虎咽。中国烹饪重色香味，重火候，皆为西餐所不知。鱼翅惟中国人能烧，鱼翅能受众味，好像人君的自己无才无能故无拒，而天下豪杰皆为之用。中国烹饪又敢用油用得很重，因为能加进桂皮香蕈或金针菜木耳来解腻，而且几色肴馔，有用油重的，有用油轻的，有全不用油的，彼此配好。中国烹饪极少用味素，因为讲究火候，一一烧出本味，此即是物物各得效其能，各得尽其性。

    烹饪做到如此，亦即是进于礼乐了。礼亦不过是能相配，乐亦不过是能相和，故调和盐梅通于宰相之才。这本领亦见于建筑，伊东忠太很惊异于中国建筑的色彩调和。他还说到衣裳，说日本衣裳单独看亦显艳，但若众多人在一起，则觉得凌乱，中国衣裳无论是单独的或众多人在一起，在室内或郊野，近看远看，都非常调和。而这亦是因为中国人用色彩，行于繁华而能俭，像中国房子，除了宫殿一概粉墙黑瓦，不杂他色，就很好看。粉墙的白比大理石更是有情的，那黑瓦则带青灰，是一种可以与阳光游戏的颜色，使人只觉得山川闾阎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