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经济的翻新

，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银行是工商业的司令部，而中国的票庄则为盐茶丝及皮货瓷器各业的同行所开设，且一直保持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这样繁盛，票庄这样发达，可是货币终不跋扈，唐时“一曲红绡不知数”，宋时“一曲新歌百匹绫”，久久实物与货币并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发生金融资本主义。

    西洋经济一靠对外掠夺，二靠国家财政。中国则外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并不为打经济的主意，虽如汉武帝问大宛要马，唐明皇问交趾要象，亦并非拿它来裨补财政，虽战胜外国，亦从来没有订立要他岁输财物若干的条约，只有突厥辽金元对中国曾经如此，但是中国到底平了他们。对内是朝廷握有盐铁及漕粮，但不以之转化为国家资本，乃至从事大规模的建筑与灌溉工程，亦不是为了消化过剩资本或过剩劳动力。中国从来不靠朝廷的消费来繁荣市场。中国的官吏与军队在比例上是世界上最分量小的，井田虽废，州闾乡党的组织实际仍在，民间凡事自己会得处理，朝廷的官吏就人数少了，而军队是因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封建领主与商人基尔特作梗，早已施行征兵制，所以常备兵可以很少。

    西洋经济的现代化是靠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面商品化，而以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为开始。前此欧洲人是世界上衣着最缺乏的民族，他们不曾养蚕，亦不晓得种棉花。及至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先是毛织，后又是棉织，遂把大众的衣着都包办下来，又因向印度埃及采购棉花，同澳洲采购羊毛，而世界市场乃扩大，不再被限制于前此珍宝香料及高贵的织物这几种商品，且其后又由衣着推广到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面商品化。中国则从《诗经》里“民之蚩蚩，抱布贸丝”，早已有这样的买卖，而且泉布的布还被作为货币，汉唐以来，天子赐群臣仍是绢若干匹，锦若干端，民间亦以棉织物丝织物纳税，衣着如此丰富，而且遍于市场，其他日用品亦如此，却不觉其商品化，一面仍是男耕女织，看起来像家庭自给经济，而那繁华的市场，则有它当然好，没有亦不会万民的生计一时都断绝，此即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的配合仍是井田的传统，其实连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那样的名词，用在中国亦根本是不适宜的。

    井田废后最怕私有财产会像洪水泛滥，但事实是井田时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废后私有亦如公有。中国人是种花在庭院里亦喜欢它开出墙外，给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别墅也都开放给游人，连新娘的嫁奁亦沿途抬过让人看。中国人是房子的建筑也疏朗轩畅，让天光云影可以进来徘徊，而且喜欢楼居，开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铭》：“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轩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有这样洒落的胸襟，与外界连没有一点阻隔，这就不是个斤斤计较私有财产权的人了。中国是朋友有通财之义，连商人亦凭片面的记账可以取信，不必签字为凭。

    中国人是对于物有正常的爱惜，但不把物看成严重，而且人早已高过了生存竞争的阶级。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女主角，因送爱人从军上火车，偷出去了一回儿，并没有耽误排演，就被从剧院开除。剧院的经理是个老妇人，一班歌舞女子受她虐待连没有人觉得不应该，因为她的严厉统统合理，因为生活的真理是这样残酷的。那女主角失业后受生活压迫，沦为妓女，战后她的爱人回来，她在火车站揽生意，回避不及，接着了，仍是当年的笑，当年的爱呀，趁他尚未知情，再得半日也好，再得一刻儿也好，然后她封还了他的订婚指环，自杀了。若是中国人，那女的心仍旧理直气壮，那男的亦必照常敬重她，还更爱惜她，可是美国人不能够，并非因她失了贞操，而是因她在生活上失败了，生存竞争倒下来的人是不可被原谅的。

    中国人也讲勤勉，《尚书》里有《无逸篇》。西洋古时地主贵族可没有说勤劳是道德的。吴季札与孟子皆重夏禹的勤劳，历朝天子亦五更天气必上朝，连后妃亦不敢贪眠失时，这都是西洋所没有的。乃至民间现在爱挂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亦开头即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不但为治事，亦为保持人的清新，不坠于惰意暮气。又说四民各勤其业，皆不因生存竞争的压迫感，而是说的“勤有余闲”。中国是民国以来才有失业这样的新名词，但亦总不觉得严重。一个人失业一年半载，众亲友帮助帮助，也就渡过难关了。

    民间又有摇会，有事有难则纠集亲友出资借给一个人，并无利息的，此后每年抽签轮还，余人续续补足，抽签中者可得一笔总数，各人皆是化零为整，不过次序有先后，这亦是救度了失业。金融这样活泼的在于民间，还比社会组织化的或国家银行化的金融机能更来得意思好。且又中国现代城市的工人亦仍不是无产阶级，乡下他总还有东西，至少亦有茔田。财产在民间这样活泼，亦只是因为人对财产的态度大方。对财产能态度大方，故汉唐乐府写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繁华，明清小说写中产之家有中产之家的热闹兴旺，连小家小户亦有世界的安定清贞。又虽贫如颜回原宪，亦“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是从这样的民间，故出来得汉魏六朝的荡子，而苏轼为官极勤农政工政，他自己却常会衣食狼狈，靠马生帮忙，兄弟资助，也不算为依赖。

    中国人亦且不惯做薪水阶级，商店的伙计总利用公家的便利，同时带做自己的生意，主人并不计较。而亦不因此腐蚀崩溃，向来工商业欣欣向荣时都是这样的作风，若至于腐蚀崩溃，那是少数不识大体的人所为。连官吏亦不专靠俸给。清朝极盛期，袁子才为江宁县令，罢官后就起造得随园，当然不是靠俸给，但他仍是好官，并不伤民，而民间亦不小气，觉得只要是好官，给他享富贵荣华亦是应当的。又以前白居易算得廉洁，亦有家僮十余人，厩马三四匹，中国是民间过节送礼都讲丰厚，并非官场就算是贿赂。汉唐朝廷有道之时亦皆如此，而或至于贪污的程度，则是衰世之故。这种作风仍像井田时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四月里杜鹃啼遍千山，外面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阶沿的寸寸阳光与檐前新竹，特别照映得在堂前做针线的少妇如在水里画里。这时大门口走进一人，那少妇睄见了满心欢喜，和女伴说得一声“啊，他回来了”，就把针插在胸前围身布襕上，一只手执着未做好的鞋面，起身迎接她那才从学校放假回来的丈夫，在无限的世界与无限的世人里见着了这个是她的亲人。我无端在这里写下这一段，是为纪念我的亡妻，却觉得这种私情之美，亦通于汉文明的产业。

    可是中国这样好，为何不发明机器？那是因为不需要。中国史上的天下承平富庶，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衣食器皿宫室很富饶，更何必急急忙忙发明机器？中国历朝有广大层的中产人家的饶足，见之于灯市，划龙船，及其他良辰吉日的排场，此皆为西洋所无。既然饶足，即应讲究产业性情之正，而且要有衣食器皿宫室之美，此即是教之以礼，使人世的无限亦遍在于产业。

    西洋是过去青铜器时代即已埃及巴比仑走在中国前头，但没有到达像殷周的高度就萎缩了。随起的铁器时代亦是罗马抢先，但没有到达像汉朝的高度就萎缩了。其后北欧蛮族又向罗马从头学起，则不过一千年左右，时间不及中国史的四分之一，成绩更不能相比。当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用机器时，全欧洲的总生产量尚不及同时代中国的五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可是他们的手工业已走到尽头了。他们是这样急遽的跳入了机器时代。现代距离蒸汽器的第一次出现还不到二百年，他们又走尽了头，非原子能不能打开窘境了。

    中国的不是慢而是正常，不是因循而是延长。过去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延长，炼铜的讲究亦成为后来炼钢的基础，所以能铸剑甲于天下，而铁制农器的精美及种类之多，亦是从铜器的精美及种类之多转化出来，中国的铸剑术传到日本，手工打就的日本刀远比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用机器制造的军刀犀利。机器理该可以胜过手工，而现代机器制品距离机器可以做到的精华还这样远，这人与机器的可惊的浪费要归咎于西洋已往手工业行程的潦草。而他们这次又发明原子能，则只可用来造造炸弹罢了。这完全是暴殄天物。

    中国史并非循环停滞，秦汉以来一代有一代的声音颜色，如“初日照高林”，一朝有一朝的产业新规模，都大过从前，如马可波罗所记宋元之际的生产力即不仅为同代西洋所不及，而亦非汉唐所曾有。中国只是不堕产业竞争，过去青铜器铁器皆比西洋迟三五百年，机器时代亦不过是迟了一二百年。中国的手工业时代这样长，是在培养可以行于机器的产业与人的性情，到了明清这样的高度，即使无西洋的发明在先，亦下去自然会有一天出现机器时代，依顺序不会太远的。现在西洋虽然抢了先，亦仍要照中国的法子，才能有机器时代的天下清安。

    现代世界显然不是生产力不足的问题，问题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内国外的斗争与战争，因此浪费并阻碍着生产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人与物皆得其性情之正，生产力的事倒是不必慌张追逐，总要做得好，宁可做得慢。

    现在国际形势终不成定，中国只要政治有办法，产业是很快可以现代化的。产业并不能保障西洋，连科学亦不能自保，过去埃及巴比仑皆有高度的生产力与科学而亡，近代英国德国法国亦好景不长在，国际的力量对比不尽取决于生产力，而亦取决于形势，此即我们有着许多机会可以出头。我们能来天下之物，则他国之富可以亦即是我之富，而且依照自己的意思来安排现代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