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却说黄种人迁入黄河流域，分先后几起，走在先头的一起是三苗。迁徙时总是游牧带头，他们只贪写意，只顾往前走，却把农业掉了队，又把商业与手工业的离群活动加强了。他们一走是到黄河下游海边，见贝便用，得铁便铸，而铜则是早已晓得用的。但他们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的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因其商业及手工业多只是和游牧的关系，不靠在土地私占上，土地私占要有农业的相当基础，三苗的农业基础还不够。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个个铜头铁额，只是部落。

    而掉在后面的及新来的队伍，则是传说里伏羲氏神农氏这一支，他们到得黄河中下游，被前头的三苗阻住了，只好稍为停下来多做畜牧与耕稼，而且利用三苗的进步纺织及炼钢冶铁术来结新的网罟，制新的耒耜。这一来，他们产业的配合倒远比三苗的好，而且有了都市。中国的这最古都市与埃及巴比伦的不同，并非商业资本的据点，而是在农业地面上自然形成的核心。彼时游牧与渔猎是受了前面三苗的约制，而单为畜牧与耕稼用的地面则有的是，如此游牧与耕稼的发展乃渐成平衡，且连游牧亦多变成畜牧，又因不发生土地霸占，农牧及手工业商业皆一体不分，这里就已出现了后世井田的雏型。

    伏羲都陈，在今河南，神农都曲阜，在今山东，他们长期与三苗相处倒也相安。三苗的游行经济与伏羲神农这边的定居经济有个自然配合，三苗的手工业与商业，好像蝴蝶的可以飞来这边的经济园地上停停又飞去，又具游牧在大平原里仍可游行无碍，而若是要找有人烟的去处，亦随处可以就近找到汉族的田宅男女。

    但这两边的经济相配，应是可以作成一体的，所以三苗要来统一这边了，这就是“蚩尤作乱”，而汉族这边的炎帝亦要“侵凌诸侯”。彼时汉族是要对内统一诸侯，对外统一三苗，但这是后来由黄帝才做到。

    黄帝这一支汉人是最后迁来的，看见前面已经有人，就到如今的山西地方停下来，国于有熊，再向河北发展，而邑涿鹿。他们亦和伏羲氏神农氏一样前面要上去被阻止，把众产业来看齐了，可是比伏羲氏神农氏更有阔大的游牧，因为此地距离黄河北岸很远，为三苗他们所忽略，黄帝的一支人不但有足够的农地，且有足够的游牧地，而如此乃作成了更广大的众业相配合。

    凡产业各有它的德性，农业使人平实，工业使人聪明，商业使人活泼，渔猎使人强健，而游牧则有爽朗壮阔。但从来游牧与别的产业结合容易，而能与农业亦结合得这样好，则世界史上只有中国，不是波斯或后来的大西域所能及。黄帝以步兵与车战打败蚩尤，步兵是农业的，车战则是游牧的马与手工业的车的综合，而同生在农业的地面上。前此神农氏拿蚩尤无法，即因缺少游牧来配合，不能发挥行动的大力。

    彼时黄帝这边若讲财富，是还不及神农氏或三苗那边的，可是比他们健康，所以能胜利。黄帝与炎帝战，“三战始得志”，可见也不是容易，其后与蚩尤战更是打个得天崩地裂。经过这场打，神农氏一支人就与黄帝一支人同化，但亦有一部分返到江淮，与三苗间杂，成为后来的东夷。而三苗则继续退，返到南方去了。

    黄帝之世是当公元前二千六百年，迟埃及的出现金字塔王朝八九百年，迟巴比仑的吾珥王朝二三百年，却比他们的都大，比他们的都好。那大，是大在中国文明有运动的魄力，黄帝巡行天下，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管卫，真是人的能行走在月山川里。那好，是好在中国文明的平等和谐，黄帝之时华夏地面上的产业起了如海水的波涛，以山西一带发祥地为王畿，而正式开始井田，连那神农氏与三苗遗下的产业亦皆有了安顿着落，出现天子之朝廷与诸侯万邦。

    是在这样壮阔活泼的风景里，四面八方新得来的知识与技巧才皆有了可施展，筑城起宫室，做更好的衣裳，大规模的造舟车，医药亦有了新发明，文字亦有了新增加，又置史官，又作兵车，又讲究弓箭，遂晓得养蚕，然后作咸池之乐，“咸池备矣”，奏起来舞起来看看，真真的热闹非凡，并且规模都齐备了。

    从此一直到周朝，皆是这井田的演绎，生产力继续提高与经济地域继续扩大，而引起田亩单位的改变与邦国关系的移动。这生产力的提高分三次，黄帝时一次，夏时一次，周时一次，而中国古代亦自黄帝至唐虞是一大成，自夏殷至周又是一大成，而且夏朝可以自成历史上一丰碑，故孟子时时称述夏禹，过于称述商汤。

    这三次生产力的提高，皆以农业为界碑，因井田的农业是与别的产业丝丝入扣，那众业的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即是个春天，风吹吹随处会生出新的生产力的波浪，都要汇流到稻田里，才综合而为划时代的新开始。这新的生产力需要相当时间才普遍到众产业的角角落落，而为全面的提高，并且随着产业圈的伸展，而引致经济地域如波痕浪纹一圈圈一层层的扩大。要等众产业的生产力都看齐了，经济地域的扩大亦到头了，有新的人世风景的熠熠，然后才又来一次生产力的再提高。这种生产力的如风吹花开及其全面的如波浪推进完全是中国的，与西洋资本经济偏颇凸出的发展不同。

    唐虞之世是集黄帝以来的大成，从产业的齐全里还有了人事的齐全，“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真像是竹枝词里的“山上层层桃李花”。并且为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有工官农官，这才像个朝廷，不比西洋古国的惟有法典祭司战神及税吏。西洋是到了现代国家，才有农业部这些政府机关，但亦只是产业的组织，生不出人事的文彩，而唐虞之世，则是产业皆生在文明里。

    井田从敦睦九族推广到平章百姓，又推广到协和万邦，如此便作成“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天下世界。唐虞之世，是连早先三苗之地亦建起了产业的新秩序，与汉人的结合，铸成一个华夏经济，出现了堂堂中原，而其中井田的本部所在地则是王畿。王畿在继续推广，外面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亦跟着一圈圈展开去，《尧典》里分命羲和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昧谷，和叔宅朔方，即是华夏的向四面八方推进。及至虞舜，更南巡到了苍梧之野，比黄帝的南至于江更远而又远了。

    而即在这产业与政治的图案里生出了人世的礼，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礼，柴望巡狩之礼，朝觐会同之礼。而这人世风景的熠熠乃亦是乐。彼时真真的是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迢迢千余年后，吴季札见了舞《韶》《箾》，犹觉浩浩阴阳移，只是个大明终始。《史记》里描写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而舜则有《卿云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及八伯的和歌：

    明明上天，星辰是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是有这样的大自然界与人间为一的浩浩荡荡的光阴，而人乃是天人。

    于是来了夏禹治洪水。那次洪水世界上各地皆有，却惟中国人能治。巴比仑埃及人则《旧约》里记载着，他们除了坐船逃难，等洪水自己退落，并无别法，当时他们真不知毁了多少财产，死了多少人畜。在希伯来人的传说里是大地上只剩诺亚一家，在北欧人的记忆里是惟剩一男一女，后来靠神指示，掷石变人，才又繁殖起来的。照时期推算，亦许那次洪水与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巴比仑吾珥王朝的覆亡有关。但中国这边则尧舜之世并不因洪水而倾动，且举出禹来治平了它，从泛滥开始到治平，头尾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与西洋那次在大自然界面前，即显出了高低，中国是有井田经济及政治，所以发动得伟大的人工，并且井田即是文明，治洪水是要大自然界亦即人间，而人亦如日月山川，才能不受水火无情的威吓的。

    后世吴季札见舞《大夏》说：“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夏禹是个极上心做事的人，《诗经》及《孟子》皆以禹为天人，《史记》亦说禹“身为度，声为律”，天人是不与天斗争，西洋人若做得这样的大事，乃是征服自然界，而禹之治水却是疏导，连自然界亦皆是人的德性与力量，和它有理可说的，故能行于所无事，而使天地清安。

    夏禹治好水，疆理九州岛作《禹贡》，且鐻九州岛之金而作九鼎。《周礼》的井田与王制追记到夏时，即因夏时是个新出发，九州岛各以其出产综合成一个更高的生产力，便来改动授田的单位，“夏后氏五十而助”，正是生产力增进了，才可以集约到五十亩。授田的单位这样缩小了，经济活动却比早先更活泼，早先从四井为邑到四邑为都，现在则又从小都发展为大都，而政治的单位扩大到从子男之邦五十里，再小只能算附庸，不得列于天子之朝了。

    《王制》：“天子之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一，五十里之国六十二。”孙诒让注：“夏时如此。”前此诸侯的单位还要小，数目还要多，经黄帝时一次调整，才是大国渐增，小国渐减了，而夏时则又是一次大调整。这其间亦有经过战争，但大体是自然的形成新秩序，单看它有这样整齐，即非武力兼并所作成，又且朝觐会同是宾主之礼，若武力征服，亦不能有这平等。

    又若是武力兼并，则一定激烈，不能至夏时乃至春秋时还有许多小国。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小而多的领主单位保持得相当久，那是因为无力统一，其商业资本对地域经济的支配体系正陷于割裂之故，中国却早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能发动天下的财力征蚩尤治洪水，但不用来兼并集权。中国史上政治平等，是因没有商业资本为祟，看来像是被兼并了的许多小国其实仍旧存在，不过不合于大国之会，不列于天子之朝罢了，他们并不丧失政治的自由，亦不影响井田。王制，王畿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等等，乃是由小到大的展开层次，不是吃尽了小的只剩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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