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给朋友与同行朗读，但在寻求出版时被拒。大约因为这部作品的气质与当时苏联文坛的大气候格格不入——高尔基曾经看过他的几篇小说，称其对工人阶级毫无价值，更适合19世纪晚期，而不是当代苏联。

    《字母杀手俱乐部》分为七章，第一章为楔子。“我”访问著名作家泽斯（Zez），意外得知其已散尽藏书，摒弃写作。泽斯的讲述中包含科尔扎诺夫斯基的诸多自传性细节（如卖书换取路费赶回基辅参加母亲葬礼），但这一角色更应被视为一种观念的化身。泽斯将“我”引入一个隐秘的小型俱乐部，俱乐部每周六聚会，成员遵循摒弃文字的规则，自称构思者，彼此之间甚至不称呼名字，只使用代号，而代号是极度简单的无意义音节。

    第二章到第六章，每一章均描写了俱乐部的一次聚会，由一个成员讲述自己的构思，其他的成员或辩论，或驳诘，或哂笑，或步步紧逼，或旁逸斜出。章节主题跳跃性极大：第一次聚会的构思是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的同人剧作，其中的一个角色吉尔登斯吞被讲述者“一折两段”，变为两个角色，随后进入角色之国。那是一个非存在的空间，现实剧场中历代演员对剧中人物的每一种扮演都会在其中投下对应物，而角色就要在这个国度里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一剧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皮兰德娄的《寻找剧作家的六个角色》，但抽象性更强。第一个构思随着聚会结束被生生中断。

    第二次聚会的构思者讲述了中世纪法国南部乡村的愚人庆典，一个女人被命运控制的贞洁与淫荡，一个吟游神父的荣辱与生死，一个音乐家对古乐谱的追寻与发现，每个故事都在关键时刻中止。不论是这一章，还是整本小说的拼贴手法，都让人不禁想到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

    第三次聚会的构思最长，也最完整，是一个典型的威尔斯式反乌托邦小说，其叙述风格也让人联想到弗里茨·朗导演的著名电影《大都会》（这部电影1926年在德国上映，不知科尔扎诺夫斯基是否看过或听说过）。科学家发现弧菌属噬菌体可用于解除人脑与身体的联系，这一发现首先被用于精神病患者，随后被少数统治者广泛利用，制造出大量身体不接受大脑命令而被中央控制器发射的以太风操控的形同僵尸的人。这个故事同大多反乌托邦小说一样，在恐怖与绝望中收场，比《大都会》更残酷、更冷峻。

    第四次聚会讲述了中世纪背景下三个浪游者（他们也用颠倒回环的无意义的音节作为名字）的荒诞之旅，其叙述节奏和母题都遵循欧洲民间故事的规则，但更加荒腔走板、唐突无稽。

    第五次聚会讲到一个古罗马的死者，由于种种原因，他被困于冥河之前，处于不生不死的境地。其核心意象“死者口中的欧布”似乎对作家自身的处境有所隐喻。

    第六次聚会没能实现。因为故事已经来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俱乐部的一位重要成员突然自杀，俱乐部暂时关闭，而“我”一方面对俱乐部充满厌恨，另一方面又受到隐秘的吸引。死亡的冲击令“我”突然开始记录，写下这荒诞的一切。整部作品至此戛然而止。

    科尔扎诺夫斯基写作时始终在探索词语、观念的边界，往往把读者带往存在断裂的深渊边缘。而他的命运终局，几乎是他作品的现实投影。

    在多次寻求出版均未获成功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科尔扎诺夫斯基事业跌入低谷。二战中，德军入侵苏联逼近莫斯科时，他拒绝疏散。同其他一些被边缘化的作家类似，战争期间他的文学活动居然获得了较大的认可。例如，他的歌剧剧本《苏沃罗夫》在1943年上演，成为鼓舞战时士气的节目。但随之而来的是二战后苏联文化界的全面压抑。他的作品没能出版，剧本也无法上演。事实上，他逐渐停止了原创性的写作，并从文学团体中退出。根据他的妻子安娜·布夫什克（Anna Bovshek）的说法，他感觉自己是一个“过气的演员、失败者，羞于自己的角色，但同时还没有停止相信自己这些无用的作品，以及自身的创造力”。

    1949年的一天，妻子安娜发现丈夫坐在扶手椅中看报纸，突然露出茫然的表情，面色苍白而恐惧，喃喃自语：“我看不明白……我什么都看不懂了……一只黑色渡鸦，黑色渡鸦……”一场中风袭击了他大脑左半球掌管视知觉的某些区域，剥夺了他辨认字母的能力。

    安娜把丈夫送往医院。“他还能写字，”后来她记录道，“但无法读出自己写的东西，总而言之，他完全无法阅读了。”把他翻译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作校样放到面前，他却认不出那打印出来的文字是一种语言。

    医生得知他是一位作家，询问他：“你爱普希金吗？”

    他结结巴巴：“我……我……普希金。”然后他无助地落泪，像个孩子一样哭泣。

    失去语言能力，这是作家最可怕的命运。生命的最后阶段，作为作家的科尔扎诺夫斯基变成了非存在。

    <em>    是的，这些墨迹犹湿的纸张教给我许多：词语是恶毒的、顽强的——想要杀死它们的人，会被它们更早杀死。

    是的，这就是全部，我的笔墨已经见底。我又没词儿了——永远。这四个夜晚的狂喜已经从我身上取走了一切：我被挖空了。但我还是写下了少数几个瞬间——只因短暂，才得留存——它们摆脱了我的轨道，走出了我的“我”！

    在此——我要归还词语；全部归还，除了那一个：生活。

    </em>

    这是《字母杀手俱乐部》的结尾，包括这整本小说，都是一个可怕的谶语，一个绝望的隐喻。

    “词语是恶毒的、顽强的”，作家科尔扎诺夫斯基也许并没有真正想过要杀死它们，但却被它们提前杀死。在那失语中，作家科尔扎诺夫斯基“归还了全部词语”，他是否给自己留下了“那一个”（生活）？我们不得而知。那必定是来自爱伦·坡的黑色渡鸦，犹如冥神，牵引着作家科尔扎诺夫斯基走出了角色的国度、词语的国度、存在的国度。

    ---方军

    ---201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