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村里的女孩儿们

己会成为专业厨师。说不定有朝一日她就荣升为厨房女管家。

    有些女孩喜欢在屋里干活。她们会从三四级女佣做起，一点点向上升。那时候大城市和乡间别墅的人家里有成群的男仆女佣。

    在最底层的女佣很少能见到主人。如果能碰见一次，女主人往往会和蔼地问女佣生活怎样，父母身体如何。男主人要是心情好的时候会开几个玩笑。管家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对待新来的佣人像教官对待新兵，言辞苛刻。不过肯吃苦又规矩的姑娘没什么好怕的。

    大宅子里给女佣的食物虽不精致，却充足而健康。有些家吃冷牛肉和羊肉，早上是热乎乎的爱尔兰杂炖，中饭是油腻的牛油布丁和肘子。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女佣的卧室条件很差，要和两三个姑娘共用一个大阁楼。但有各自的床、箱子和洗脸台，对她们而言是不错的了。女佣的房间还有个坐浴的澡盆。和主人家的孩子一样，佣人们晚上不得出门，除非晚上有事需要请假。

    女佣们礼拜天一定要去教堂，不能戴最好的有红玫瑰和鸵鸟毛装饰的帽子。她们要戴滑稽的小软帽。当时丹麦亚历山大王后引领了鬈刘海的潮流，后来人人都开始留鬈刘海。但是女佣不许有刘海，她们只能把头发梳到脑后。这让她们难过极了。

    当时佣人的薪水会让今天的人觉得少得可怜。在“小地方”的女孩一周领一到两先令的工钱。在商人家做活的成年佣人一年的工钱是七磅，农庄的佣人差不多也领这么多。教区长的厨子一年有十六镑，教区长的女佣一年十二镑。大宅子里等级较低的仆人起薪七镑一年，晋升后会涨。女管家一年可以领到三十镑。一个好厨子可以有五十镑，要是他偶尔闹闹脾气要涨工资，可能还会多五镑。

    那时候凡是有点脸面的，家里都雇女佣，比如马夫长的妻子、村里学校校长的妻子、小酒店和杂货铺店老板的妻子。甚至木匠和石匠的妻子会花六便士雇个女孩来擦洗刀具和靴子以及周六领孩子们出去玩。

    只要家里有一个女儿出去做活，母亲身上的担子就能轻些。这样家里少一张嘴吃饭，少双脚穿鞋，狭小的卧室也多出些空间。最重要的是，每当女儿领到月钱，都会有一先令寄到家。工资涨了，寄回家的钱也随着涨。每到圣诞节和生日，女孩给家里寄礼物和主人家给的衣服。成年的女孩子不仅给家里买礼物，有些女孩承担了家里的房租，还有的买一吨煤给家里过冬。

    这些生活捉襟见肘的女孩的无私慷慨让人惊异。村里不少姑娘自己省吃俭用以帮家里减轻负担。

    有一次，女孩克莱穿着她最好的新罩衫回家省亲。那是件浅灰色羊毛罩衫，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蕾丝花边。这件衣裳招来艳羡一片。劳拉说：“克莱，我真喜欢你的新罩衫。”

    克莱漫不经心地说：“哦，那件啊！我把她留给了家里的小妹妹萨利。她没什么衣服。反正我回去穿什么都无所谓。在那也没什么人要见。”后来，克莱就穿着她第二好的藏蓝哔叽布的罩衫回去。萨利礼拜天穿着姐姐的浅灰罩衫去教堂了。

    很多女孩子对自己用钱极为苛刻，这样可以把一半甚至更多的工钱寄回家。劳拉的妈妈曾说，她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愿自己女儿在大宅子里其他女孩中间抬不起头。

    贫困会让女孩子对诱惑没有任何抵抗力。但是村里的母亲们都太穷困，很难让全家吃上饭或还上债。她们用女儿寄回家的钱也是人之常情。有些母亲暗暗地给女儿施加压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奇怪的是，母亲们虽然对女儿做出的牺牲心怀感激，反而住在家的儿子是她们的心头肉。要知道，儿子几乎不补贴家用。要是家里有事，绝对落不到男孩身上；要是东西不够，男孩还是能得到足量的；男孩的好衣服一定是熨平放好；有好吃的会留给他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吃。难怪父亲有时会嫉妒地喊：“孩子他妈要把这小子给宠坏了！”

    一些女孩和家乡的男孩订了婚，因为只有暑假才能回家省亲，两人书信传情上几年。之后他们会结婚，在雀起乡或者旁边的村子安定下来。

    也有女孩嫁到远方的。屠夫和牛奶工是丈夫的热门人选，也许是他们经常在女孩做工的宅子出现的缘故。

    有几个雀起乡的姑娘运气好嫁给了伦敦的牛奶工或是卖肉的。几年后，小两口就能有份自己的生意，家底逐渐殷实。

    还有个姑娘嫁了个管家，然后两人在东海岸有了套房子。

    一个叫苏西的女孩嫁了个店主，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还带了个保姆随行带孩子。邻居请保姆到家做客，还反复问起苏西家里的情况。但是他们对苏西却冷眼相对，因为苏西脱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

    远嫁的女儿恪守着和父母在一起的两周假期，她们努力显示出自己生活的优越，好显得比那些嫁给农民、过着清苦生活的女孩过得更好。

    女孩们去宅子里做活了，村里的男孩们觉得时光冗长无聊。周围也没其他家的姑娘可以聊天解闷。礼拜天的下午，单身的男孩们就穿上最好衣服，靴子锃亮，帽子上插着一朵花，去向周围农场的挤奶女工求爱，有时他们也去找乡村别墅的女佣们。

    订了婚的男孩会在楼上写一周一次的情书，透过窗子能见到桌前的男孩咬着笔杆，忧郁地凝望着远方。

    村里的会堂没有邂逅，也没剧院或者便宜的远足活动来认识人。但偶尔有几个订了婚的小伙子会在爱人不在的时候和别的姑娘散步，这着实让大家震惊。要是有人质问这种行为是不是对未婚妻的不忠，小伙子说这只是友情而已。但未婚妻的妈妈以及小伙子的妈妈会觉得事态严重，对他一顿呵斥，直到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当未婚妻放假回家的时候，这种开小差的插曲就不再提起。于是每个傍晚，邻居从窗帘后偷看这对人儿各自从家出门，走向统一方向。他们还不敢走在一起，怕被人说失礼。一旦邻居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他们就手挽手地在成熟的玉米间卿卿我我。他们还在栅栏边耳语接吻，如胶似漆，直到暮色沉沉，女孩该回家了。

    好姑娘必须在十点前回家。情侣们一年只有两周的幸福甜蜜，其他的时候全是空白和思念。这种煎熬不只有一年，有时要七八年。可怜的情侣们！

    女主人们常说，女佣们从家里放假回来后的几天总是闷闷不乐、心不在焉。

    这是自然，她们的思绪还和爱人在一起，距离下次见面简直遥遥无期。这时候女主人就要多些耐心和同情来帮助女佣们适应。至少有往来的鸿雁传书来寄托思念，年轻姑娘的心会从对过去的怀念转到对未来相聚的期待。

    雀起乡的孩子们见到大人你侬我侬的机会不多。要是他们尾随着情侣，小伙子会举起拳头吓唬他们。孩子们还是乐此不疲。有一对年纪较大的情侣叫丘吉和贝斯，两人已经一起散了十多年的步，估计还要这样五六年后才结婚。贝斯四十岁左右，没法再给人家当女佣了，于是在家帮母亲收拾家务。贝斯的母亲是为数不多的蕾丝花边女工。丘吉是农场的帮工，健硕得可以轻松地拎起一袋小麦，强壮的他实际是个心很软的人。他住在附近的村里，每个周日都会来看贝斯。

    贝斯的母亲终日坐在窗边绣蕾丝枕头，但是收入很少。虽然贝斯父亲的薪水和其他的男人一样，家里也只有一个女儿，可生活还是挺困难。据说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女俩炒火腿片做午餐。母女俩一人吃火腿，一人用面包蘸火腿油，这样轮流了好久。

    母女俩出门的时候，穿的是过时的披肩、软帽、短裙和白袜子，而村里其他人穿的是大衣、礼帽、长裙和黑袜子。旁人见她们周六去镇上买东西都忍不住发笑：母亲带着一把绿色的旧伞，贝斯挽着一个双层盖的篮子。她们都长着苍白的长脸。母亲每走一步脚抬得很高，落步时雨伞先着地，贝斯尾随其后，披肩的一角在她裙子后飘荡。爱开玩笑的人总说她们像“一头白色的老马带着马驹”。

    每个周日傍晚，丘吉和贝斯都会出现。丘吉穿着他最好的浅灰的西装，系着粉红的领带，帽子上插着天竺葵或玫瑰。贝斯披着花呢的披肩，戴着黑色的小软帽，丝绒的帽带在下巴上打了一个蝴蝶结。他们挽着走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在离开邻居们的视线之前，丘吉的一只胳膊就搂过了贝斯的披肩。不过邻居们也懒得去看，因为这场景太熟悉。

    他们总向公路方向走去，然后沿着公路走上一段，最后走回贝斯家。总有一群村里的孩子跟着他们，大约十几步远，随着这对情侣走走停停。“跟着丘吉和贝斯散步”成了周日晚上的最好活动。

    一批孩子长大了，另一批就替补了上去。两人常常走一英里都不说一句话，即使偶尔出了声也是“好像下雨了”或“天真是热啊！”之类的话。究竟孩子们跟着两人有什么乐趣一直是个谜。两人也不讨厌孩子们做跟屁虫。他们有时友善地评论下某个孩子，丘吉出门前关花园门的时候还问周围的孩子“今晚还跟我们走不？”

    他们终于结婚了。贝斯还是戴着花呢的披肩，这回后面跟着的是她的父母。他们一起走过田野和栅栏，走到教堂。新人的婚礼早餐吃的是香肠，之后他们就搬进了茅草屋顶的小房子，门前挂了只养了喜鹊的柳条鸟笼。

    现在的情侣比丘吉和贝斯要求多得多，也比父母那辈要求得多。

    当地有句话说“这世界每死去一个老人，就会诞生一个新生儿”。这句话若是准确的，村里就不会有新家。虽然村里多年没建新房，也没人搬进村，一些老人去世后就留下了空的村舍。

    这些房子不会空置太久，总有小伙子要结婚。然后新娘的雇佣合同一到期，小两口就搬进了小屋。

    这些新成家的夫妇的家展示了村子历史的新阶段。新家的家具虽然不如祖父母辈的坚实好看，其他设施对老一辈来说却是个进步。

    村里的风俗是新娘用在外做活的积蓄买家具，新郎负责房子的室内装修、拾掇好菜园、再给猪圈里添几头猪。新娘买家具的时候会尽量买和主人家相似的家具。她们会买小的客厅椅，圆形的靠背，座椅垫是马毛或是美国产的备料。

    小时候用的硬木温莎椅被丢到一边。理想的餐桌上铺着鲜艳的棉桌布，上面放着食物和餐具。餐具柜上陈列着主人和一起干活的人送的结婚礼物：一套精美的茶具、一个台灯、一盒银茶勺和一对猫头鹰样式的胡椒瓶。

    房里还摆着几本书和一两个插着花的花瓶。炉边的两张柳条扶手椅上放着新娘自己做的靠垫和椅套。

    那些刚结婚不久就有孩子出生的家庭越来越少，不断生孩子的家庭就更少了。

    一般新人结婚一年后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每四五年家里添个新成员。家里人数开始从十几个变成五六个。

    新一代的家庭主妇对家务活都训练有素。她们对生活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一个年轻妇人用宴会的规格来摆放一顿简单的晚餐的刀叉、勺子和玻璃杯。一个平时只烧家常杂炖的妇人准会想起以前在宅子里做的七道菜的大餐。

    但事实上，除了周日在火炉前烤的肘子以及一周一次的爱尔兰炖菜，主妇们还是用家常的方法烧村里的老菜式：把熏肉切好，杂炖烧好，黑色的锅在四点悬在火炉上。

    因为她们意识到只有用母亲的那套办法才能用一周十先令的预算养活一家人。

    在装饰自己家以及做家务的时候，主妇们用上了想象力。她们喜欢用从前村里没见过的花哨装饰：旧箱子和印花棉布做成了屋里舒适的一角；壁炉前的烤架上缠上了粉红的羊毛和彩条；相框上挂着日本扇；窗帘用丝带扎起。装饰里大量用到蓝色或粉红的丝带。窗帘上有蝴蝶结、靠垫上有蝴蝶结、餐具柜上的桌布有蝴蝶结，甚至相框上也有。

    听说有个新娘把精致做到极致，在卧室所有的把手上系上了蝴蝶结。还有笑话说有个媳妇把花瓶摆在餐桌上。

    婆婆公公去她家喝茶，公公惊呼：“从没听说过花也能吃呢！”婆婆把花瓶递给儿子说：“乔治，来吃点甜豌豆花。”对他们的无知媳妇只是一笑而过。年轻的一代见过世面，是他们的时代了。

    观念的转变还体现在夫妻间的关系。婚姻更像是合伙关系。男人不再是领回工资后家里一切事都甩手不干了，他们开始觉得对家务和抚养孩子有分担的责任。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丈夫开始在付完房租、置办过鞋、买完猪食后的余钱里留一些给自己。丈夫要砍柴火、扫地和从井里打水。

    老人会戏谑地说：“你都开始干女人的活了？”年纪大的男人脾气好的开始做些家里的零碎活。一开始妻子们让他们别插手，因为她们如果自己做只需花一半的时间。但很快女人们就开始赏识甚至期待男人做家务。

    年轻的妻子们不习惯自己没有一点收入，开始想办法增加家庭收入。一个主妇用积蓄买了几只鸡和鸡舍，把鸡蛋卖给镇上的菜商；有个针线做得好的主妇给附近农场的仆人做罩衫；还有个主妇把孩子丢给妈妈带，自己在教区一周烧两次碳。农村里自助的风气还在。虽然有些用钱紧张，而且家里的孩子也少，收入还是少得可怜。每家的主妇都抱怨：“要是多有些钱就好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情况好转，周薪涨到十五先令。但飞涨的物价和需求抵消了增长的工钱。直到战后才有了完整的社会福利作为贫穷人生活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