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果然,显示在白色的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无边的黑暗里。
“来,我们下去看看。”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的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的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着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的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的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兵士激怒地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顶好早早回栈房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一九三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