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民权自由

    以上所述者，毕斯麦之帝国统一政略，及外交政略，即间有涉及内治者，亦多置重于国权问题，不足以语内治。今请述毕斯麦内治之政策。

    毕斯麦内治之事，有出世人意料外者。其一为民权自由之伸张，其二为国家社会主义之提倡。前者之事，在于普奥战争之告终，后者之事，发于普法战争之完了。本章于其前者之事实先详焉。

    先是毕斯麦之提增税问题于议院也，以增税议决之权，授之贵族院。贵族院固党政府者，于是否决下议院之总豫算，而赞成政府所提出之案。然依宪法六十二条明文，贵族院但得不认下议院所已决定之豫算案而已。今以未经下议院议决者，提出于贵族院，其为违宪，固无待论。毕斯麦乃悍然不顾，解散议院，利用王权专制。直至普奥战争后，政策为之一变。

    自议院解散之后，普之一战而胜丹麦，再战而胜奥大利，议会未与有分毫之力者也。于是世之为顽固之论者，以为议会无用，适足以阻国家之进步，因盛倡专制政治主义，至欲以王权易立宪政体者。毕斯麦独奋然反对此论，劝普王与下议院和解。于是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王亲临议会席为演说曰：“确定豫算，要经议会之协赞，此固宪法所明定，昭然在人耳目者。虽然两三年以来，以国家危迫，不可终日，内谋统一之大业，外绝强敌之窥伺。因政略之实行，而不得不谋军备之扩张。因军备之扩张，而不得不求增税之承诺。然增税之承诺，非可以得之议院者，故不得已而于此成规，暂省略不用。其为违宪，无可讳矣。虽然，因有此军备扩张，而于奥大利丹麦两役，大获胜利，迈于前古，国旗光辉，照耀天下，人民欢虞，大业底定。于宪法上之过失，殆足以偿之而有余也。”云云。

    德国议院

    演说终，议院内欢声如沸，中有感泣者。盖新胜之后，议院之人，固以为政府必有不可犯之威棱，今乃得此恳挚温和之诏旨，实出意外。然而王之所以能为演说，盖出于毕斯麦之意。然则毕斯麦之成功，不在于外交政略，而在于内治，不在于创非常之业务，而在于循世界之公理，不在于勇于虑始，而在于善于守成。卒之国受其福，民沾其泽，固非卤莽灭裂之夫，所能望其肩背者矣。自是之后，毕斯麦乃一变其从前专制主义，而采自由主义。故其时议会之中，政党林立，议论纷起。又于来布基克，设高等法院，且修正新刑法，以图司法上之革新。其结果遂至国家主义，勃然以兴，而德意志学说，遍于天下矣。自由贸易，盖赴隆盛，而德意志商业，乃渐凌于英吉利之上矣。凡此者，皆不可谓为非毕斯麦之功也。

    然而俊杰者，识时务者也，故时势一变，而俊杰之政策亦随之转移。今请于下章述其所主持之国家社会主义事。

    【批评】

    记有之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观于毕斯麦之忽而专制，忽而立宪，忽排斥自由党，忽主张国家社会主义，非故为是反复，诚以时势大力，虽英雄亦莫敢逆之。靡特不敢而已，倘逆此时势，亦与彼之目的相戾。盖立宪之国，其平和之日，必较专制为多，此历史上不可诬之事实也。独至军事外交等，一日千变，非得取决之舆论者。故各国宪法，于此二事，多属于君主之大权。惟美国宪法，稍为繁重，故政治上生许多不便。毕斯麦盖有见于此，故当决行其政略之时，虽违背宪法，解散议院而不惮，其实有不得不然者也。普自创于法后，国势不振，四邻眈眈，而斯拉夫拉丁民族，日为窥伺军备一弛，敌国乘之，国运之危，无待蓍蔡。当如此危迫之际，而不用权宜，恐德意志至今，犹在人肘腋下耳。读者须知其一番苦心，而非武断者比，苟非处相同之时势，亦不可贸然学他耳。

    世人喜言守旧维新，吾见其能称实者恒少。平日高睨大谈，临事则畏首畏尾，如是之人，靡特无新可维，抑亦无旧可守。观于毕斯麦，解散议院之时，全国忿恨，咸欲剸刃其腹，而彼不为动，此其守旧何如乎？及普奥战役告终，废撤议院之论，骚于都下。而彼独于此时尊自由重民权，再开议会，事事公之舆论，此其维新为何如乎？盖新旧者，固非有一定界限，谋国者但取其适于时而已。

    以上所说的，是毕斯麦建立帝国的统一政略和外交政策，即便中间有涉及国内治理的，也都多侧重于国家政权问题，不能说明这是他的内政方针。现在就来说说毕斯麦治理内政的方针政策。

    毕斯麦治理国政有两件事情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一件是大力主张民主自由，第二件是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第一件事发生在普奥战争结束的时候，第二件事发生在普法战争结束时。这一章节先详细论述第一件事。

    一开始是毕斯麦在议院提出国家增加税收的议题，将增税的讨论决定权授予贵族上议院。上议院的议员原本就是领导政府的政党之人，于是他们往往否决下议院做出的总预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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