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上的广告(1)

sp; 在褚的本身，固然并非没有可批评的地方，但这回的事件，确实是出于张的凶恶卑贱所造成，应当由张负责。我相信：“中国现在即使有极坏的女子，但她终坏不过坏的男子。”这是高山先生一天与我闲谈中的话，我极以为然。

    有几个朋友曾爱读《美的人生观》及《美的社会组织法》的，听到这回事，未免有些惊诧，不相信“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里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我说：先前的张竞生，还从法国带得一道隐身符来，我们所见的不是他本人。自从《新文化》刊后，我们才了然于他的思想、行为，其实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是靠不住的，未必是他自己的思想，恐怕是东凑西合的法国舶来货呢。

    我写这篇东西，不是来替褚女士作声明，更不会拥护女性的嫌疑。事实是这样的，不过最后还有一句话：褚女士并不是跟情人逃走，现在汉口任事，虽然将来有没有情人，我不敢预言。但请大家看看，张竞生现在的行为是怎样。

    叶正亚，于上海

    1927年3月14日

    岂明按：

    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做《美的人生观》时的大胆我也颇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褚女士和他离婚事件本是私事，我们可以不问，不过张先生既然先在《新文化》上大登启事与广告，而其态度又很恶劣，令人想起华林的《情波记》来，（《美的情感》，这个名称又何其与《情波记》近似耶？）也就想批评他几句。叶女士我也是认识的，她寄这封信来叫我们发表，我相信叶女士所说的话一定有她的根据，可以稍供参考，所以就照办了。

    张先生的《美的情感》我们还没有能够拜读到，但看了那几句启事和广告，已经觉得很妙了。我们即使完全不理褚女士的C.P.党及“情人党”的话（此刻本来就还没有看到这两党的文字，只有叶女士的这一封信————我不知道张先生把这归在哪一党？），看张先生自己的辩解，也就尽够引起恶感，证明张先生自己同《情波记》的著者一样，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张先生在攻击褚女士的告白中，四次提到“情人”字样；倘若张先生是言行一致的，便不应这样说。在张先生所主张的“情人制”中，这岂不是没有什么吗？而张先生以为犯了弥天大罪，屡说有情书可证，这岂不是临时又捧礼教为护符，把自己说过的话抛之九霄天外么？张先生又力说“伊与我情感不好”，另有情人，那么这又岂不是证明张先生自己“爱的艺术”之失败，犹如癞蛤蟆之不能治愈本身的疙瘩，更有失信用么？我们再看《广告二》中的这一节话。

    “可怜的无耻妇人，她有何种思想，不过剽窃一二新名词以眩人耳，连C.P.二个字母尚不懂其意见，还敢说我的国民党见与她的C.P.不相合。况且她并非真的C.P.，不过受一二C.P.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惑，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她的程度除国文外，连普通中学学识尚不足，还说什么有正当的主张？我的思想请她好好听尚听不懂，又何能说我是比她不如？……但此等深理，安能使一个中学程度不如而又受了情人诱惑的妇人所能懂……又此妇从发到骨从头到足皆是假的，可说她‘无假不成话’……”（校对无误，但精彩处的密圈是我所加的。）

    我们看了这节横暴的话，会不会想到这是张竞生先生对他三年前恋爱结婚的那位夫人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虽然这大众崇拜金钱的时代不会不受中国青年的欢迎的。

    张先生的反赤，自然同孙联帅(4)有点差别，大约与狮子牌国家主义(5)以及老虎报(6)所称美的所谓张溥泉派国民党是一类的罢，这与军阀接近与否，国内已有定评。而且是别一问题，所以可以不说了。

    1927年3月20日

    * * *

    (1) 本文原载1927年3月25日《语丝》总第124期。

    (2) 周作人的笔名。当时周作人同他人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3) 华林（1889——1981），现代散文家，浙江长兴人。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杭州艺专、新华艺专、武昌艺专教授。有《枯叶集》《求索》等作品，笔名有华林一、林一、林声等。1924年发表《情波记》自述与崔肇华的恋爱结局，被周作人等人撰文批评。

    (4) 指孙传芳，1925年11月，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5) 1924年10月10日由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主办的《醒狮周报》在上海创刊，他们宣扬国家主义，维护北洋军阀统治，时人称之为“狮子牌国家主义”。

    (6) 时人对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月刊的“戏称”。因甲寅年为虎年，该刊封面绘有一虎，故人称“老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