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

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把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悬案。所以我很希望《晨报副刊》给大家以充分讨论的机会，更希望给讨论稿件以尽量的发表！万不可虎头蛇尾无结果的收场————停止讨论————而中他人的诡计！

    一九二三，六，十二日，杨剑魂，于海运仓十三号

    七(8)

    记者先生：

    今日（六月十三日）副刊上，“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下面，有“记者附答”的三种办法。

    其中第三种办法————将认为有发表价值的诸作，于三五日内登完————是似乎不可行的。理由是：既名为“讨论”，万不可以“记者”个人的爱憎，为取舍的标准。我看，先生是以“反对张君的爱情定则”和“攻击陈谭的结婚事情”为“旧”，而且“没有价值的”。然则，先生“认为有发表价值的”，一定是“赞成张君的定则”和“同情陈谭的事情”的议论了。今若专挑这一类有价值的发表出来，那不是公开的讨论，而竟成为张君的辩护栏罢了。

    我在这里，有两种主张：

    第一，如嫌讨论者太多则可以限定登载篇数，以收稿先后，为登载之次序，至限满为止。（剩余的，只好割弃。）

    第二，先生定要赞成张君与陈谭的时候，不妨你自己多作几篇，与他人的文章，一同发表就是了。

    记者先生，你想想，我这话是对不对？

    六月十三日，田德普，于达智桥精神哲学社

    八(9)

    记者先生：

    阅昨日及今日————十二、十三两日————《副镌》，知道关于爱情定则讨论，已经使读者感觉疲倦而至于烦恼了！但是感觉到疲倦并且烦恼又岂止写信给先生的钟、侠二君，“打破天窗说亮话罢”，我为爱惜我的时间，已于前一礼拜就不看关于此事的论文了！所以我常对朋友说：“我五月的《晨报》报费，至少是白花了百分之一。”

    固然，公开讨论是极其重要，但讨论岂可满含着谩骂侮辱的口调，只凭感情驱使而不顾理智作用；我请先生不要太相信公开讨论在北京言论界里的价值；因为对于此种公开讨论感到疲倦和烦恼的，也许不止是钟、侠二君；即认为“白花报费百分之一”的，也许不止我一人了。

    先生不是赵匡胤，为什么投稿的先生一把“公开的言论机关”这顶高帽子拿来，你便像“黄袍加身”的一样戴上呢？可怜荒废了许多读者的时光和金钱！金钱时光有知，其不叫冤者几希！

    并且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截至本日止，已经有二十四篇了。先生即使要考一考“五四”后青年的成绩，于此也可见一斑了。并且我们亟盼读一读张竞生先生的答复；所以我赞成从明日起，就停止登载反对或赞成爱情定则的文字，接续把张先生的答复登出来。

    本日《副镌》先生附答的最后一句是：“不知读者的意见怎样。”这当然是征求读者的意见。我对于先生所提办法，当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有发表意见的必要。所以胡乱拉来，写成此信；冒昧之处，统乞原谅！专此即颂

    撰安

    徐绳祖，六，十三，法大

    这五封信中，上三封都是反对钟孟公先生的；但特别对于鲁迅先生的一封，我们须得仔细玩味。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鲁先生是《狂人日记》的著者，《阿Q正传》的著者。他的作品所以能够百读不厌，所以能够令人感得一种极亲切的苦痛中的快乐的趣味，全在他的材料都是这样零零碎碎的从日常生活中搜集得来。钟孟公先生是少年（这自然是极武断的话，我至今还没有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少年），有着少年的脾气，一闻着恶劣的臭味，不是自己即刻逃开，便是想把那恶劣的东西即刻拿掉。鲁迅先生却不然：他好像动物学家对于毒蛇，心理学家对于疯子，医学家对于传染病菌，别人都吓得掩耳却走，他只丝毫不动声色的取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只是很可惜，我把这封私函发表以后，恐怕“有价值”的议论难免要日渐减少了。原来照心理测验的规例，我们决不能以“我们搜集这些是为做研究的材料用的”这句话向被测验者说破的。（记者）

    九(10)

    记者先生足下：

    近来副刊上爱情定则的问题热闹极了。鄙人是一个小学教师，不曾“彻底了解这个问题”，不能“来作武断的评判”，但是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有意义，因为我在这里边看出现在教育界里的两个极重大的问题来。

    一是性教育的需要。我们不能科学地恋爱，————正如我们未尝科学地饮食一般，————但科学地了解恋爱的心理却是可能的。现在看大多数的爱情论者完全缺少性知识，只是说些“玄学”的话，实在是可悲的现象。他们得不到性教育，或者不是自己的错处，但因此愈令人觉得对于下一代的国民的性教育之重要了。

    二是国语教育之必要。有许多讨论者对于别人所写的“白话浅文”还不能完全了解，以致发生误会，也是事实。近来国语运动稍稍兴起，文学革命的“前辈”便很乐观，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其实还差的很远，试看这回讨论的文章，便可以觉悟，非努力的再去改良进行，这国语教育就要完全失败了。

    爱情定则的讨论和通信，能够做这两个问题的材料与证据，所以我相信是极有价值的。希望先生不要加以限制，源源发表，不但可供小说家、医生和心理家的研究，有益于教育界更非浅鲜。这是鄙人写这封信的微意，请赐鉴察为幸。

    六月十五日，曹叔芬，于徐州

    十(11)

    记者先生：

    昨日————十六日————看《副刊》上徐绳祖的信，有发表张竞生的答复的要求。这是徐君的思想自由，而其发表与否，尤在乎记者的职权，旁人均无从干涉的。我写这信，不过表明我的意见，与徐君不同罢了。

    张竞生，是一个对于爱情定则，最先发表意见的人，已受过各方面的赞成和反对，在张君自己的心理，也许宁对那些反对的议论，加以痛快的反驳，以伸自己的主张。但在我们讨论者和读者，并没有这个需要。而在贵刊，亦似乎没有发表的必要了。

    虽然，张君的答复，究竟有没有发表的需要，得先看他所要发表的文章的内容如何为断。

    今且依我的希望说，张君答复的内容，如含有下列二项的性质，则无须发表。

    （一）如系反驳反对者的议论的时候，不必发表。张君没有公断人的资格，是不用说了。（任何头脑公正，知识高明的人，对于这种问题的讨论，是决不会有公断者，只具有讨论者和研究者的资格而已。）其实，他并没有再发议论，反驳反对者的特权（假定张君独有，别人没有而言）了。张君不过为讨论者中的一人，决不能以其先发议论，而有发表答复的义务和优先权。所以他若定要再发议论，反驳反对者的时候以前，反对他第一次议论的人，当然又要反驳他第二次的议论了。若如此循环不已，能够何时了结？那时恐怕贵刊，也不好禁止他人的第二次第三次的发言了。

    （二）若以自己为高明，而以他人为固陋的时候，亦无须发表。因为在张君，则或能以自己的思想，为新鲜而高明，以他人的思想，为陈旧而荒谬，也未可知。但是还说不定他人反以张君为未成熟（太新鲜之故）而更荒谬呢。

    附注：我尚没见张君的答复如何，竟自妄忖他人的心，未免涉于苛刻。但是我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依据。我看记者先生，是一个赞成张君的人。他————记者————时常发露这种口吻，以此推论，可见张君或能如是也。我是很盼望不如是的。

    张君答复的内容，若含有下列二项的性质，我还希望他发表。

    （一）若张君并不是反驳反对者的议论，而只认为他人有误解他的文章之处，可以说明他本意，不教人以辞害意可也。

    （二）若张君听多方面反对的议论，而有所反省与觉悟，要将前次发表的定则，加以更正，或取消的时候，更有可以发表的价值了。

    记者先生！登载文稿的权力，完全是记者的所有，所以我说这些话，是终未免多言多虑的。但是既有人有要求张君的答复的表示，我也凭我的思想，表示我的希望，与他们不同就是了。顺便请

    您的安

    六月十七日，陈同文，于精神哲学社

    十一(12)

    记者先生：

    我是很喜读副刊，尤其是爱读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一类的文章的，以为如此底讨论，爱情的定则自然有归于正确之日。不料正继续读的高兴之际，忽然发生了一些“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底文章：内中有些是要继续讨论终局的；有些是要不必讨论终局或限期截止的。而先生的附答又是要打破天窗说亮话，不肯牺牲篇幅，竟采了一二人的意见“加以别择”于三五日登完，并把张君的答复作为结论。这真是使我十二万分的失望！幸先生附答的末句是“不知读者的意见怎样”，所以不怕献丑来说几句话。

    先生附答第二段说：“……取科学的态度……才当得起称为确切的材料。”先生今既采钟、侠二君的意见，而舍弃多数人的意见于不顾，可以算是取科学的态度吗？并且先生又要把张君的答复作为结论，尤其是不对了。

    张君的答复我虽未见，但可隔山揣想是反驳对方的，对与不对还不一定，总而言之我认为张君的答复不能作此案的结论。因为张君带有替人当辩护士的色彩，头次既牵强附会的替人辩护，这次亦未必有圆满的答复。若硬要以张君的答复作结论认为是对的，以后不许人再讨论了。那末，先生又何不于登载张君的爱情定则的时候，加上几句按语说：张先生的定则是对的，不许任何人弄起怀疑的态度，是要认为金科玉律的，大家要这样实行才对，才不是“代表旧礼教说话……”这么一来，哪里还会牺牲副刊的许多篇幅，白费读者的许多光阴和精神，与一般青年的献丑呢？

    我很希望先生任人把这个讨论的意见发挥净尽之后，再抱定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来作一个结束，或许较张君的答复作为结束要差强点，还要请先生致意于劝告停止讨论或带有使命的讨论者，以后少说些荒谬的话，免得将活泼泼的爱情活作孽的拉入张君的爱情定则的死模型里面去。拉杂写来，冒昧之处，统乞原谅！即颂

    撰祺

    傅尚瀛，六，十七，于平大

    * * *

    (1)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2日《晨报副刊》。

    (2)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2日《晨报副刊》。

    (3)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3日《晨报副刊》。后有记者附答。

    (4)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

    (5) 本文作者为鲁迅。

    (6)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

    (7)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

    (8)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

    (9)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后附记者按语。

    (10) 本文原载1923年6月23日《晨报副刊》。

    (11) 本文原载1923年6月23日《晨报副刊》。

    (12) 本文原载1923年6月25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