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极端公道与极端自由的组织法

公道与自由是并进不是矛盾的了。

    以上所说的三端，一从法律，一从经济，一从政治，皆使我们觉得求社会公共上的极端公道，即是求得个人极端的自由。但尚有第四项一层的公道与自由的妙用比上三端更重要，这是我们在下所说的。

    四、共情与专智

    这个问题确实比上三端更重要。可以说，有共情，然后有共法、共需与共权的可能。也可以说，共情乃是共法、共需和共权的母。情不能共，则法与需和权，统统不能共。这个有凭据可以证明：若干年来法治国的不能使法为公，与古今社会上的不能共需与共权，就是由于无公共情感为根基的缘故。故今后要使法律经济与政治皆得有真正公道的组织，须从情感的公道组织起。

    怎样能使情感公道呢？这不是如宗教家的请出天神来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哲学家、人道家，讲些慈善话就能做得到的。情感的发生，由于爱与美，故凡能把爱与美从公道上去分配，则就能得到公共的情感了。今先说怎样把爱从公道上去分配的方法，我以为当从博爱上入手。博爱的养成，应从消极做起，这是使社会的法律与需要及权力皆有公道平均的分配，使人人免至因法律、经济与政治的不平互相仇视。但它的紧要处，当然在积极一方面，即“情人制”的实施。自来宗教也曾竭力提倡博爱，但他们的博爱，乃是一种枯燥不情的玄名，故宗教的博爱终至于有名无实。可是，如能从情人制去着力，则社会自然而然能够彼此互相亲爱了。由这个情人制的推广，必能使家人的相待，朋友的相交，不相识的相视，皆有一种情人状态的表现。我预拟一个情人式的社会，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以至路人，皆有一种亲爱的团结，彼此皆如好朋友一样的热诚相对待。这个是什么缘故？乃因男女，或叫做夫妻的既以情人而结合，则其所生的子女，朝夕所观感者为其最情爱的父母的举动，他们也就不知不觉中变成为情爱的人了。由这样有情爱的子女组织为社会，自然社会上的人：或互相认识的朋友，或不相识的路人，也皆有情爱的表示了。反之，如以我国说，由无情爱的男女所结合的家庭，则其子女也冷淡凶横，而由这班人所组织的社会，无怪就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群众了。故要使社会得到真正的博爱，当应从情人制做起，因为情人制的社会，人人的情感皆用得出与收得入，这是情感分配上最公道的。

    但别一面，要使人人得到情感公道的分配与享用，则当从美入手。美也有消极积极二方面，从消极上说则当使一切丑的不存在，始免使人讨厌。从积极上说，则凡生活及艺术与精神上皆当求得种种美的表现，这个最好也当从情人制着手始能得到。唯美派及艺术家的美皆是狭义的，因为他们不知美的根源在于情人制的发挥。他们不能知一个社会如实行情人制，自然而然地能使生活艺术化了，艺术上再加色彩了，精神上更加美丽了。由情人制而得到广义的美，而使人人皆得了美的欣赏与受用，而愈因共同欣赏与受用，而愈使美上加美。譬如从前的美妇人关在门内，涂粉抹脂，仅为伊丈夫一人的玩弄，有时连丈夫因玩弄惯了也并不觉得伊的美丽。究竟，这个美妇人的美完全等于无用。今若使伊变为社会的情人，则其美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试使伊坐车游遍一城，则满城的人通通领略到艳福了，至于一班想象亲其芳泽，拜倒裙边，则其艳福更愈大了。美不是占有的，一被占有，则其价值完全消灭。所以美是最适宜于普遍的欣赏。由此可以明白我们上所说的公共情感，于博爱外，更需要于“兼美”了。博爱与兼美皆由于情人制的发展，而合成了为情感。故要求共同的情感，须从情人制上用功夫。不必再说，我们在此书上所要求的，就在怎样求得一个情人制的社会，以达到社会的人彼此皆得到一个公共的情感，若能如此，就不怕不能得到公共的法律，与公共的需用和政权了。

    可是，情感固然贵于公共，而理智上则贵在各人自由的创造。所以自来有识之人皆主张思想与言论应任各人的自由，因为不如是，则人类变成为奴隶，社会的文化也就不能长进了。

    我以为情感必要公共的，然后各人的情感才能扩张为无穷大。理智需要私有的，然后各人的理智才能达到于无穷深。情感贵在横的四方八达。理智贵在纵的上天入地。我又发现人类心理确实喜欢这二个极端性的：它欢喜情感与人愈共通愈好，它又喜欢理智与人愈差异愈妙。我更觉得社会确要有这二个极端性的冲突与调和然后才有兴趣与进化。

    同一社会的人，如同具有一个公共的情感，自然是痛痒相关，休戚与共，自然是同哭同笑，同恨同爱。自然，这样笑得何等痛快，哭得何等精彩，恨则恨得有力量，也如爱则爱得透彻了。这样社会公共上好似有一个“大同情心”，各人均分了这个心的跳搏，这样的大同情心自然与各人的心共鸣共和，这是何等的兴趣与生动呢。但社会别有一方面与此极端不相同的表现，即是就理智说，则要人人的思想不相同，使思想上得了五光十彩鬼怪离奇的大观。人人立异，日日创新，无一抄袭，无一重复，这样社会当然极呈其文化的长进了。

    凡情感相暌违的社会，其人民的思想则互相雷同，平淡无奇，如自战国以后，我国的情感极其惨淡与理智则极其枯燥的一样。至于欧洲现在的社会适与我们相反。他们的情感则趋于共通，而理智则趋于别异，故其结果，同在一个社会的情感极其融洽，而思想也日新而月异。

    由上二证，可以见出能使情感相交通者，同时就能使其人民的思想呈出瑰奇的光彩。就别一面说，任凭各人思想的自由，则彼此不相压迫，自然免至于互相仇视，这是一种助长公共情感的方法。此外由思想的切磋，自然能使人互相了解，这也是助长社会的情感的别一种好方法。总之，使个人思想与言论自由，同时就能使社会生出了许多好情感。反之，由情感的共通去努力，即能得到各人思想的自由。这些都是可以证出公道与自由是互相帮助的，不是互相反抗了。

    在本章上所要说的，乃在陈明由公道与自由的互相协调，而能生出一个美的社会，与证明凡愈能使公道得到极端的组织，愈能使个人得到极端的自由，同时愈能得到社会极端的美象。这样社会是美的，极端美的，因为法律至此变成为礼节化的温和，经济变成互助，唯有能力才是权威，而情感能够充分的发展与共通。

    总上说来，凡一个社会上，如仅从法律一方面，或经济一方面，或政权一方面去求公道，这样公道是不极端的，必要法律，经济、政权与情感统统从公道组织起，这样社会才能得到极端的公道。别一面说，一个社会仅任个人自由订立契约，或自由生产，或自由发展其才能，这尚未能算得个人就此得到极端的自由，必至于立约、生产与用能三种自由之外，尚能得到理智充分发展的自由，然后才能说为个人得了极端的自由。照此看去，今日各先进国于公道与自由二面的组织有些是假饰的，有些不过得了几分之几而已，故凡要求极端的公道与极端的自由者对此当然表示不足，势不能不向我们的组织法一方面去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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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是张竞生在20世纪初期介绍社会主义流派时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建国以后，张竞生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认识到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故此处删去四段文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