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

古著作至今尚正争持中。有许多人以为粗笨的铁器比铜器更古，因为铁矿在摄氏七○○度即可熔化，而铜矿要到摄氏一一○○度才能熔化，所谓“铸铜既难，求铁甚易”，确是实情。不过中国是由铜器时代而转入铁器时代巳有什物和历史证明，用不着争论了。还有一层，铜虽较铁更难铸，而铁的功用远非铜所能及。如战国时燕，赵，秦各国因北方的山险，筑长城以备胡戎，至秦始皇，更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将此项长城首尾联缀起来，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又“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并“穿治郦山，……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见《史记》）————像这样伟大的建筑工程，如果没有铁器，如果没有极进步的手工业，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美国有名的《古代社会》（Ancient Eociety）的作者摩尔根（La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说，铁的生产在人类经验上是一切转变点中的转变点；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

    春秋战国时既因铁器的应用而农工两业大为发展，出产品的种类也日见增加。《史记·货殖传》说：

    “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

    “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以上不过是略引数节以见一般。农工业的生产品这样发达的结果，商业自然要跟着兴盛。周初所谓城市不过是封建诸侯的堡垒，不过是农业城市，至春秋时，逐渐发展为工商集中地，到了战国多变为商业的重镇，如临淄，邯郸，咸阳，洛阳，南阳，大梁，寿春，番禺等等是其中最著的。

    商业一经发达，富商大贾便应运而生。据《货殖传》所载：

    陶朱公“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后年衰……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

    “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相守，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这一大批例子表现春秋战国时商业的利润是怎样丰厚，商人的势力是怎样伟大。此外，如郑弦高的犒秦师，吕不韦的“移绅鼎”，竟以商人而操纵政治了。这种新兴的商人变成了时代的骄儿，他们的资本（这是货币，晚周有蚁鼻钱，又《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峪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就是铜钱）和商业的发达“使到处呈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倾向，增加这种生产的容量，并加以垄断。……所以商业对于生产的组织到处总是发生一种解体的影响。（引卡尔语）

    可是“这种解体的进程将向何方展进，换言之，那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起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这不以商业为转移，而以旧生产方法自身的特质为转移。在古代世界，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常产生奴隶经济；否则随转变点之所至，结果只是由一种生产直接生活品的家长式奴隶制（Ap. Triarebasiave syhsytem）而变为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家长式奴隶制。然到了近世，它便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引卡尔语）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对于封建制度的生产组织确发生了一种解体的影响，而新起来生产方法一直到前清咸丰年间为止（即一八六一年为止，自此以后，中国发生机器工业，才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不是奴隶制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中是商业统制工业。”（引卡尔语）中国当先秦时代，正是如此，所以太史公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现在总括起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由铜器时代而转变为铁器时代，农业和手工业因技术的进步，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如苏秦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就是一例。）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自此以后，封建残余虽保存得不少，但封建制度却因秦始皇确立郡县制，受着最终的制命的打击，商人资本在产业的发展中便取得优越的地位了。不过萨微阿里（Joseph Salvioli）在他的“《古代资本主义》”（Der Kapitliasmus im Altertum）中说得对：

    “近代与古代不同之点，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资本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以及生产工具的垄断所给予现今历史的程途是古代不能达到的。古人从没有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阶段。亚里士多德以为商业构成财富最重要的基础，这句话可适用于整个的古代。商业在当时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工业在现代所占的一样。”

    我们既经知道，无中无外，古代没有现今的资本主义，也就可以断定古代的争斗不在胡博士所谓“那时代的资本家”及其“雇用”的“掺掺女手”的“女工”之间，而是在地主与无土地的农民，商人与工农，富人与贫民，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此事是非常重要的，要懂得这一点，才能够明了先秦时代争斗的内容，才算是找着当时哲学的渊源了。

    我为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做了这样详细的经济史的考证，胡博士恐怕要笑我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实则这个先决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则先秦哲学的发生，发达和消灭都无从说明。大家如不相信此话，就请看下面各条的批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