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苦心支撑，力避嫌猜

却反复狐疑，终于联合朱泚反对朝廷，前后折腾了三年，德宗最后逃到梁州，依靠李晟才收复京师。

    在这危难的时刻，德宗想到他儿时老师李泌，“急诏征”(184)。此后，德宗事事顾问李泌，李泌事事为之尽心谋划。他是兴元元年（784）到贞元五年（789）时期德宗统治集团的主要谋划者，协调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挽救颓势，也保全了自己。

    韩滉曾任苏州刺史、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等职。在泾原兵变后，“关中多难”，韩滉在所管辖的地方“闭关梁，筑石头五城”，“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185)扬威武。人多以为韩滉趁德宗在难中“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德宗就此问李泌，李泌回答说，韩滉“公忠清俭”，自陛下从京师出走，他“贡献不绝”。之所以有“修石头城”的事，是因为他看到“中原板荡”，准备迎銮驾渡江，“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外面“谤毁”那么多，也是因为韩滉“性刚严，不附权贵”的缘故，希望陛下明察，“臣敢保其无他”。德宗说，“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没有听到吗？李泌说，臣是听到了，韩滉的儿子韩臬就是因为这个缘由而不敢回南方省亲。德宗说，韩滉儿子尚且如此畏惧，“卿奈何保之”？李泌说：韩滉的用心，“臣知之至熟”。臣愿“上章”证明韩滉“无他”，使朝廷百官都知道。德宗说，朕刚刚起用卿，人不是那么容易保的，“慎勿违众”，恐怕会因此连累了卿。后李泌果然“上章”，以自己身家性命保韩滉。德宗看了奏章后对李泌说，卿的奏章朕已留下未发，朕知卿与韩滉有旧交情，但是不能不爱护自己的身家性命。李泌说，“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而是因为韩滉“实无异心”，臣“上章”是为了朝廷，顾不得自身。德宗问，怎么是为了朝廷呢？李泌说：今天下遭旱、蝗灾，“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收。希望陛下早点公开宣布臣章，“以解朝众之惑”，亲自召见韩皋命他回去省亲，令韩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这不是“为朝廷”(186)吗？当时京师饥荒异常严重，朝廷连军粮都发不出，“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187)德宗为此非常担忧发生兵变。在这种情况下，李泌这一番话打动了德宗，同意按李泌意见行。韩滉见儿子归来，“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由于韩滉的带动，其他诸道也“争入贡”(188)。当韩滉的米运到关中，德宗得知，马上赶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之军得知，“皆呼万岁”，宫中人沽酒“为乐”。(189)

    李泌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符合实际而有策略的主张。所谓众议是属捕风捉影的流言，德宗可以根据流言判韩滉谋叛罪，这就叫流言杀人。当时，德宗要杀韩滉不是那么顺手，即使杀不着韩滉，若是韩滉与朝廷弄翻，会比杀韩滉个人带来更大祸害，北方已经紊乱不堪，南方又闹开了，断绝了朝廷的财源，使得朝廷的日子更加难熬。根据捕风捉影的流言判处一个人的死罪，是独裁皇帝的权力，也是专制统治下经常发生的，李泌知人善断，凭着个人与德宗的关系，以身家性命担保，说服了德宗，真是费尽苦心。

    在德宗正式任李泌为宰相时，李泌当着朝臣的面对德宗说，臣今日愿与陛下“为约”，不杀功臣李晟、马燧。现在有谗言者，陛下虽然不听，当着李晟、马燧面说清楚，“欲不自疑耳”。万一陛下杀害了他们，朝廷的“宿卫”，地方的“方镇”，“无不愤惋而反仄”，那又要大乱了，人主爱护臣下不在于给他多大的官位，而在于“坦然待之”。过去臣在灵武，未有正式官职，而将相皆受臣指画；“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怀光愈惧，遂至于叛。”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例子。“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190)

    德宗的统治是异常脆弱的，经不起任何风浪，皇帝与功臣之间最易引起风浪，李泌就这样做堵塞和预防工作。还有皇位继承人问题也最容易生是非，李泌对此特别敏感，曾有人向德宗密告李升私自出入郜国大长公主第事，李泌即指出：“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191)事情刚刚萌芽，他就指出，并加以妥善处理，避免祸患。后来，德宗确实想废太子，李泌对德宗说：“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过去建宁王被杀，臣“竟不敢言建宁之冤”，深以为憾，因此，臣“固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今日为陛下相，又发生了这样的事，“臣老矣，余年不足惜”，“不敢不尽言”。(192)在李泌的苦谏之下，德宗才放弃了废太子的打算。

    李泌回到家中，对子弟说：“吾本不乐富贵，而命与愿违，今累汝曹矣。”(193)李泌“本不乐富贵”，这是真的，在肃宗的儿孙危难之际，帮他们一把，是为了报知遇之恩。谁知李泌陷得太深，最后走不开了，这姑且叫命运的驱使吧！晚年以死谏德宗，李泌以为自己难于幸免。对子弟这番话表达了他心底的凄凉，结果，李泌善终了。这也不是偶然的。

    德宗曾将他的几位宰相做比较说，朕好与宰相们争长较短：崔祐甫性褊躁，朕一追问，就应对失错，朕常知其能力低而又爱护短。杨炎论事有不少可取的地方，但“气色粗傲”，向其提出不同的看法，就“辄勃然怒”，有失“君臣之礼”，所以每每见面，“令人忿发”，除朕外，其他的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谨慎，凡朕所言无所不从，但无学识，不能与朕往复议论，故经常不能使朕言而尽意，惟卿与“彼三人”不同，朕说得妥当，“卿有喜色”；说得不妥当，“常有忧色”。卿虽有时讲“逆耳”的话，也是尽力讲明道理，如何才“理安”？如何才“危乱”？言辞“深切”，“气色和顺”，没有杨炎的“陵傲”。朕反复“问难”，卿既不像卢杞那样“理屈”无辞，又不像杨炎那样逞强“好胜”，而是尽释朕心中疑难，“不能不从”，这就是“朕所以私喜于得卿”(194)的原因。从而这也就是李泌能善保其身的原因。

    《新唐书》评价李泌说：“泌之为人也，异哉！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195)可以说李泌是“苦心支撑，力避嫌猜”的典型，他“力避嫌猜”的办法是使皇帝感到他是尊重皇帝的威严的；使皇帝感到他的存在对皇帝有益而没有任何威胁。假如这两点达不到，他就坚决引退。李泌向“以王佐自负”，确实有王佐之才，这不仅表现在他善于判断谋划，而且还表现在他善于避嫌猜。在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力避猜嫌占用了他多少精力，无从统计，估计不会少于50%吧！让人的精力无谓地耗费，这是专制统治不可避免的。为了“立功立名”必须付出这份代价。

    与李泌同时的还有武将郭子仪，他“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又“富贵寿考，哀荣终始”。(196)他与李泌同属一个类型，他的典型性不亚于李泌，一文一武辅佐皇帝挽救危局，因为篇幅关系，仅附录《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关于郭子仪的评论，以飨读者：

    子仪事上诚，御下恕，赏罚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愿望，故谗间不行。破吐蕃灵州，而朝恩使人发其父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中外惧有变，及入见，帝喭（同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197)，元载使人告以军容（指鱼朝恩）将不利公。其下衷甲(198)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告以所闻。朝恩泣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乎？”田承嗣傲很不轨，子仪尝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久矣，今为公拜。”李灵耀据汴州，公私财赋一皆遏绝，子仪封币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卫送。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其取士得才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