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点……”

    杜德什金在莱蒙托夫文集第二部分的传记材料里写道：

    “一八四〇年，当莱蒙托夫因决斗被捕，遭到禁闭时，他结识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访问了他，从此以后他们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 。”

    这话说得不对。一八四一年冬天，莱蒙托夫从高加索返回以后，别林斯基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处和奥陀耶夫斯基家里同他见过几次面，但他们之间不仅没有任何友谊关系，就连认真的谈话也未能再次进行……

    直到现在仍然可以听到对莱蒙托夫的一些奇怪而又可笑的评论。“说到他的才能嘛，”人们这样议论道，“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是个空虚的人，而且心术不良。”

    发表这种议论之后往往还要举出几件事————都是他在士官学校和骠骑兵团时的种种可笑的故事————来加以佐证。

    怎样才能把作为普通人的莱蒙托夫和作为作家的莱蒙托夫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呢？

    作为一个作家，莱蒙托夫首先以他那大胆机敏、孜孜进取的才智令人惊讶：他的世界观较之普希金已博大和深刻得多————这一点几乎是公认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显示出他具有远大前程的作品。他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希望，他不会欺骗这种希望，要不是死亡使他过早搁笔，说不定他会在俄国文学史上占居首位……那么，为什么大多数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空虚的人，几乎是个凡夫俗子，而且心术不良呢？初看起来，这一点似乎不可理喻。

    然而大部分认识他的人中有些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用轻率、狭隘和肤浅的观点看待一切，有些是眼光浅薄的道德君子，他们只抓住一些表面现象，便根据这些表面现象和行为对人作出武断的、盖棺定论式的结论。

    莱蒙托夫比他周围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不可能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些人。看来令他特别不快的是后一部分人，即那些头脑迟钝的正人君子，他们摆出一副头头是道、很有理智的架势，实际上却是鼠目寸光。在这些先生面前装扮成一个最空虚的人，甚至装扮成一个顽皮的小学生，这样做可以带来某种精神享受————这是十分清楚的事。对于莱蒙托夫来说，这似乎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享受。他没有到他周围这个圈子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才智和思想与他相当的人，他的禀性过于高傲，不可能那样做，他的全部精神都深深灌注在他自己身上，因而不需要旁人的支持。

    当然，一部分是由于莱蒙托夫在其中长大和受教育的那个圈子的各种偏见，一部分是由于他处在青年时期，由此便产生了一种愿望，想披上一件拜伦式的外衣卖弄一番————这些因素使许多思想真正严肃的人感到很不愉快，也使莱蒙托夫显得矫揉造作、令人厌恶。但是，能因此而苛责莱蒙托夫吗？……他死的时候还那样年轻。死亡迫使他搁笔的时候，他在内心深处正在同自己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其结果他有可能取得胜利，转而用朴实的态度同人们交往，并树立坚定牢固的信仰……

    莱蒙托夫的作品发表在最初几期《祖国纪事》上，这对刊物取得成功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一个刊物，不论它的文学作品专栏办得怎样出色，没有评论栏还是不能发展。我已经说过，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暗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使自己在这一方面得到保障。

    一八三九年初，我因某种原因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家里住了几天……有一天早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二月底），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住宅里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来到大厅里，想看看是谁在按铃。他朝穿堂里望了一眼，突然奔上前去，同一个刚刚脱下大衣的人一下子拥抱在一起，高兴地叫道：

    “瓦西里·斯捷潘内奇！我亲爱的瓦西里·斯捷潘内奇！可把您盼来啦！”

    这是梅热维奇，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写信从莫斯科请来的、盼望已久的批评家……梅热维奇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莫斯科时的老相识，他好像是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母亲主办的那所寄宿学校里当教师。梅热维奇在《望远镜》上发表过几篇有关文学理论的小文章，得到许多人的赏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大约就是根据这些文章得出结论，认为梅热维奇一定具有批评才能。

    他们手拉手走进大厅。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我们互相做了介绍 17 。

    梅热维奇个子不高，头发淡黄，脸庞也不大，一双浑浊的眼睛高度近视，戴着眼镜，他不住地用手扶扶镜框。他的举止似乎显得有点犹豫不决，甚至畏畏缩缩，说起话来不是很有条理，哪怕谈的是最一般的话题。他的动作、言语、目光是那样缺乏自信，甚至令人感到可怜。梅热维奇心肠柔软，黏黏糊糊，性格异常软弱卑微。他对智慧、信仰和一切道德力量都感到畏惧，后来他几乎是偷偷地从《祖国纪事》编辑部溜走，并同布尔加林结成一伙，开始给《北方蜜蜂》写些小文章，埋头致力于浅薄鄙俗的文学，并在《剧目》杂志 18 上带头发表这类作品，最后终于成为《警察报》编辑……到了最后这个栖身之处，他在思想上日趋堕落，同一位用奴才笔法写些文理不通的文章的斯米尔诺夫斯基 19 先生交上了朋友，最后竟至对开设“矿泉水”游乐园的糖果点心商人伊斯列尔大唱赞歌……

    这就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作出的选择，这就是他以自己杂志的评论家专栏相托，并认为胜过别林斯基的那个人！

    我亲眼见过梅热维奇是怎样为《祖国纪事》写出最初几篇评论文章的。

    我和他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住宅的同一个房间里写作：他写的是对一本小书的分析，我写的是中篇小说《官员的女儿》的结尾，都是《祖国纪事》第四期要刊用的。

    梅热维奇写起批评文章来似乎并不轻松：他皱着眉头，咬着鹅羽笔，不住地扶扶眼镜，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揉额头一面冥思苦想，好不容易挤出几行文字来，然后又开始苦苦思索。

    看看他写作时的那幅情景，心里会觉得十分难受。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梅热维奇所寄予的希望很快就要破灭了。然而眼下我们暂时写到这里为止……

    我已经说过，彼得堡的文学界和期刊出版界在我置身局外时曾一度对我很有魅力，但随着我同他们日益接近，这种魅力便日渐消失。当我跻身于文学舞台的幕后时，我看出我一度奉若神明的那些人所怀的动机是些多么卑劣的人类的贪欲————爱慕虚荣、贪图钱财、嫉妒别人……别林斯基发表在《望远镜》和《群言》上的文章、果戈理《密尔戈罗德》一书中的小说和莱蒙托夫的诗篇开始稍稍扩大了我的视野，让我感受到一股新的生活气息，使我的心里预感到会有一些更好的作品出现。别林斯基的文章使我对一些文学权威的盲目信仰和对他们的卑怯之情开始彻底动摇。我已不时地认真思索起以往不会引起我任何思想的那些现象，我开始更加留心地观察人们、观察我周围的现实生活，我开始产生疑虑，心里也感到不安；由于家庭和学校的陈规旧习，我从小就对各种生活事实习以为常，不持异议，然而现在我似乎已经不愿意相信这些生活事实并对它们无条件加以接受。但是，所有这些日益觉醒的意识的征兆在我的思想上还表现得非常模糊、非常微弱……

    艺术应当为它自身服务，艺术乃是一片单独的、独立的天地，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愈是态度冷淡，或者如当时所说的愈是客观，他就愈是高尚————这种思想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最为突出、最为盛行。普希金用他那铿锵和谐的诗篇发展了这种思想，而在《诗人和群氓》一诗中则把它发挥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利己主义程度，然而我们当初朗诵这首诗时无不异常欣喜，认为它几乎可以算是普希金最优秀的抒情诗。继普希金之后，当时所有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和活跃在他们周围的青年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竭诚而热烈的捍卫者。

    库科尔尼克也是这一理论的赞赏者。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普希金去世前几年，尤其是在他死后，还一再宣扬真正的艺术不应当留意于日常的、当代的、庸俗的生活，艺术应当翱翔于云天，它描绘的只能是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和艺术家。由此也就产生了那些冗长而又极其乏味，内部冷如寒冰、表面却热情沸腾的描写艺术家的戏剧和幅面巨大、明暗对比强烈的画幅————而且一出戏愈是冗长乏味，一幅画的底布愈是巨大，人们对诗人或画家就愈是感到惊讶。艺术家不仅成了写剧本，而且成了写小说时爱用的题材。库科尔尼克在自己的五幕剧本中、波列沃伊在他的多卷集长篇小说中都对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倍加颂扬。此外，库科尔尼克还上演了一些言辞空洞夸张的爱国题材的剧本，剧中的人物在最上层楼座观众粗野的叫喊和鼓掌声中把德国人从窗口扔了出去。他通过这些作品助长了一种十分荒唐的自信心，仿佛俄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制服全世界，这种自信心后来使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波列沃伊在表现这种爱国情绪方面同他不相上下，而且还让它披上一层庸俗的、感伤的色彩。两个人竞相从对方手中获得戏剧舞台的桂冠……然而这一切都是那样虚假伪善，根本无法持久……

    彼得堡期刊出版界的境况也颇不美妙。波列沃伊主编的《祖国之子》已变得平淡无奇，毫无趣味，随着每一期杂志的出版而逐渐丧失自己的道德声望；关于先科夫斯基，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布尔加林和其他办杂志的人则不值一提；彼得堡的二流文学家们墨守成规，信手写作，只不过为了消遣，他们模仿一流作家，根本不关心任何问题和理论，连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也不屑一顾。

    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人们不由得充满了苦闷和消极的情绪，文学集会上讲不出一句有生气的话，听不到一点有生气的声音：要么是重弹那些关于艺术的老调，这些调子大家早已听厌，重复起来也是有气无力；要么是传播文学界的种种流言蜚语，让文学家们提提精神，兴奋一阵。

    就连普希金的名字也不像从前那样令我感到激动了。他写的一组俄国童话故事 和《安吉洛》 令为数众多热情崇拜他的人感到不快；对他主办的《现代人》，文学界和公众的反应都相当冷淡 20 。大多数人都说，诗人不该贸然从事杂志出版工作，认为这不是他干的事。人们开始议论（但仍然吞吞吐吐），说普希金渐渐过时、止步不前了，说他的原则和观点对从欧洲传入我国的新动向和新思想表现出敌视态度，这种动向和思想传播得很缓慢，但终究是在不断传入，在年青一代中博得了热烈赞许……尽管随着每一部新作品的问世，普希金在艺术方面日臻完美，但年青的一代却明显地对诗人开始冷淡，只是由于诗人突然悲惨地死去，他才重新赢得普遍而热烈的赞扬……

    社会上已经朦胧地感到需要有一种新的见解，并且已经表现出一种愿望：文学应当脱离孤立的艺术高坛，并接近现实生活，应当或多或少关注社会利益。夸夸其谈的艺术家和主人公使所有人都感到极为厌烦。

    我们想看到的是普通的人，尤其是俄罗斯人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突然出现了果戈理，普希金以其艺术鉴别力最先看出了他的巨大才能，但波列沃伊对他却根本不理解，而在当时大家仍然把波列沃伊看成一个先进人物。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获得极大的成功，然而在开始时，就连果戈理最热烈的崇拜者中也没有什么人充分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也没有预感到这部喜剧的作者将会实现多么重大的变革。库科尔尼克看了《钦差大臣》的演出后仅报以讥讽的一笑，他没有否认果戈理的才华，但同时却又说：“这终究只是一场闹剧，称不上什么艺术。”

    继果戈理之后出现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则以他那犀利大胆的评论文章使那些文学贵族和因循落伍的文学家十分恼怒，但却使新的一代心向神往，

    一股清新的气息已经吹进了文学界……

    我在上文说过，柯尔卓夫在我心里激起了一股无法遏止的愿望：结识别林斯基（我同他已有书信联系）和他的朋友们。

    这种机会很快就来了，由于某些家庭事务，我需要离开彼得堡一段时间……

    我给别林斯基写了一封信，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见到他，并怀着忐忑不安的喜悦之情期待着这次会见的时刻……

    我在一八三九年四月九日离开了彼得堡……

    除别林斯基以外，我在莫斯科还要结识格拉诺夫斯基、阿克萨科夫 21 、霍米亚科夫 22 、库德里亚夫采夫 23 、（叶·费·）科尔什、卡特科夫 24 、巴枯宁、（瓦·彼·）博特金 25 、克柳什尼科夫 26 （他以字母Θ作为署名，在别林斯基的《莫斯科观察家》上、后来又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诗作）……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它同我在上文描述过的那个环境毫无共同之处……我在一切方面都受惠于这个环境，我的思想在这里才开始觉醒和发展，我在这个环境里才获得了人的尊严的意识，才树立了那些使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信仰……除了思想的成长以外，多亏了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我才有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些时刻……

    这些时刻我将留到本书的第二部分去加以讲述……

    我已经逐渐讲到离今天十分接近的一个时期，因此我觉得，继续按时间顺序写这本书已经不可能了。不过，我在第二部分中将提供几个片段，讲一讲格拉诺夫斯基、别林斯基、果戈理、阿克萨科夫父子和扎戈斯金 27 ……

    1 伊·卡·格布哈特（？——1881），俄国教育家，同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文学界有联系。

    2 原文是法语。按：《祖国纪事》第一期发表了一组题为《古代警探故事集》的译文，对这个词组按音迻译，让人理解为是某种职务。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巴纳耶夫本拟在第二部第九章叙述索洛古勃家的文学晚会（见该章开头的内容提要），但这一章未写完他就去世了。

    6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

    7 此语不确。《恶魔》以手抄本形式开始流传的时间不会早于一八三八年，即在《诗人之死》一诗之后。

    8 《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发表在《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一八三八年第十八期上，署名为“————夫”。别林斯基当即在《莫斯科观察家》上撰文给予高度评价。

    9 此人系在决斗中杀死莱蒙托夫的军官。

    10 莱蒙托夫是在一八三六年经他的密友拉耶夫斯基介绍认识克拉耶夫斯基的，克拉耶夫斯基则把莱蒙托夫引荐到《现代人》和普希金密友的圈子里，他克服审查机关的顽固阻力，为发表莱蒙托夫的作品做了大量工作。莱蒙托夫生前很大一部分作品是由克拉耶夫斯基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

    11 诗剧《浮士德》中的博士，系浮士德老博士的弟子。

    12 诗剧《浮士德》中的恶魔。

    13 长诗《司库员的妻子》发表在《现代人》一八三八年第三期上（没有署名）。“未经他的允许”一语与事实不符，莱蒙托夫在一封信中曾经提及，他把《坦波夫司库员的妻子》一诗带给了茹科夫斯基，并说该诗将发表在最近一期《现代人》杂志上，但长诗经过了书刊审查官的歪曲和茹科夫斯基的修改，莱蒙托夫可能是因未经他的允许发表这个修改稿而感到不满。

    14 一八四〇年二月十八日。

    15 克拉耶夫斯基反驳了这句话，据他在一八七七年出版的《莱蒙托夫文集》第一卷一篇文章的校样上的一段批注，别林斯基似乎并未在他那里碰见莱蒙托夫，但他说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决斗后关在禁闭室时去探望他是初次结识莱蒙托夫，这也是不确的。据诗人兼翻译家尼·米·萨京回忆，别林斯基和莱蒙托夫早在一八三七年夏天就在高加索的五山城认识了。

    16 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17 据巴纳耶夫一八三八年十月给别林斯基的一封信来看，他和梅热维奇在此之前就已认识了。

    18 俄国期刊，一八三九至一八五六年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称《俄罗斯剧院剧目》，后改称《名剧选》。

    19 普·斯米尔诺夫斯基，俄国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一个浅薄的小说作家。

    20 只有一篇文章，即《现代人》第一期上发表的果戈理的《论一八三四和一八三五年的期刊文学运动》一文在文学界名噪一时，给公众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作者注

    21 康·谢·阿克萨科夫（1817——1860），俄国诗人、政论家兼历史学家，斯拉夫派思想家之一。

    22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作家、诗人、政论家、宗教哲学家，斯拉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23 彼·尼·库德里亚夫采夫（1816——1858），俄国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撰稿人，后任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

    24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年轻时曾接近别林斯基，为《莫斯科观察家》及《祖国纪事》撰稿，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起编辑出版《俄国通报》和《莫斯科新闻》等刊物，成为反动贵族阶级最大的政论家。

    25 瓦·彼·博特金（1811——1869），俄国作家，西欧派。青年时期曾是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朋友，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极力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论。

    26 伊·比·克柳什尼科夫（1811——1895），俄国诗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一度接近别林斯基，后隐居乡间，脱离文学活动。

    27 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俄国作家，具有保守倾向的历史小说家，莫斯科几家剧院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