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三

    院长后来又说，他在今天就要为赫里斯托弗芳夫和她申请嘉奖。

    “你已经有一枚‘红旗’勋章了，马上就会有第二枚。你不但保护了伤员，还亲手用自动枪干掉了三个德国兵！连缴获来的武器也掌握了，毫不慌张，拿起来就打！”

    塔尼雅回答说，她是懂得这种自动枪的性能的。这种枪不错，只是后坐力大一点。她本来还想补充说，当年她在游击队时，曾跟这种自动枪打过许多次交道，拆啦，装啦，射击啦，她都会。但后来她终于没有说出这一点，为的是不要显得她好象不单单是在说枪，而是在夸耀自己的过去。而且，就是不说，大家现在已经把她夸个没完啦。

    听到院长说他要给他们申请嘉奖，塔尼雅高兴地想：如果真是这样，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那该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女人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她还没有亲眼看到过。可能女飞行员当中有，但她毕竟没见到过啊。

    手术后。女医生指着那块取出来的弹片对她说，她这次负伤，简直侥幸极了。弹片不小，只要稍微向上一点，就会打穿肺部，向下一点呢，又会打坏肾脏。这弹片就象特意钻到既碰不到肺，也碰不到肾的地方似的。必须说，伤势不很重，本来很可能……

    “用不着我多说，你自己也会明白的，”女大夫说。她又用钳子夹着那块弹片，问道：“要不要留下作个纪念？”

    “谁要它，扔掉算啦，”培尼雅说。

    三天之前给念念不忘自己母亲的炮兵大尉动手术的，就是这位女医生。大尉当时死在手术台上，塔尼雅也是在场的。

    当时女医生曾为那个大尉掉过眼泪，而现在呢，由于塔尼雅这般侥幸，她又为后者感到庆幸。

    当医生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侥幸呢；那时她想起了那个大尉，并且这些天来第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医生给她动了手术，却没有给她包扎头部。她的头在车帮上碰了一下，不过在鬓角下面擦掉了一块皮。医生把创口洗干净，上好药，再在上面贴上硬膏。

    动完手术稍事休息之后，院方就用一辆救护车把她和其他伤员一起送到后方去了。

    下午她同其他伤员一起经过的这条路，她是很熟悉的。她在罗斯里亚科夫手下工作时就已熟悉了。后来她又经常亲自在这条路上进行检查，看伤员是否及时后送。

    事实上，从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以后，她在战争期间所担任的全部工作，几乎就在于保证这条路能畅通无阻。而今天，她作为一个伤员在这条路上经过，感觉到这条路比她当医生时更为漫长。

    到达集团军第二梯队的医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同她很熟悉的那位卫生科长，看过她随身带着的病史后，对她说，根据伤势来看，虽然不完全符合留在前线的条件，但可以设法把她留下来，不出集团军的范围。

    “不要，”出乎他的意料，塔尼雅回答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考虑一下，再过半小时就要把伤员送到飞班车去，到那时候就已经……”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不说也是够清楚的：如果卫生飞班车把她送到方面军医院，再从那里转送到医务人员叫作“内地医疗基地”的话，那么，除非等到完全恢复健康，是不会很快让她回到这儿来的。

    卫生科长知道塔尼雅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因而准备破格对她进行照顾。当塔尼雅如此坚决地拒绝留下来时，他感到很奇怪。他不知道，塔尼雅正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所以才不愿意留下来。

    刚负伤的那会儿，塔尼雅想的是别的事。一方面，她为自己活着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她又为死者感到难受。出事前，她同卡车司机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所以对他的死特别感到难受。她想的是自己和当时发生的一切。直到后来，在动过手术已经上路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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