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九

    她有时简直忘了口袋里的这封信，有时却又会想起来。有一次，由于她看到了阿尔杰米耶夫，她整整一天都没法摆脱这些念头。当时，她同伤员坐在一辆空卡车的车厢里一起返回后方，而阿尔杰米耶夫坐着吉普车迎面一闪而过。

    一看到阿尔杰米耶夫，塔尼雅就想到：不仅在辛佐夫面前，而且在他面前，她都成了一个无辜的罪人。她记得去年冬天在莫斯科时，阿尔杰米耶夫去看她，她给他讲了他妹妹牺牲的事。他当时紧握拳头，跛着腿，在厨房间里来回地走着。后来，当她离开莫斯科时，他到火车站来送行，送给她一包玛莎的衣服，让她在塔什干的旧货市场里换些吃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想起阿尔杰米耶夫当时带到火车站送给她的这些衣服，她就感到特别难受。

    这些天来，她在医院里遇到负伤的妇女，已经有两回了。一个是女报务员，她是从游击队医院转送到集团军医院来的。她身上有一块弹片，在第一次动手术时没有取出，现在又要开刀把它取出来，不然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还有一个妇女是从森林回自己村子去的路上碰到地雷被炸伤的。她自己说，她不是一个游击队员，而是一个普通的居民。不过，后来从谈话中知道，原来她给游击队员送过饭，当过联络员。换了别人的话，是会说自己是个游击队员的，可她说不是，因为她没有参加游击队，只不过帮助他们做些事情而已。

    女报务员讲到，有许多辆列车，装着被德国人掳去做苦工的人，驶过他们那儿的铁路线。德国人故意把火车时刻表搞乱了。在军用列车行驶的时间算他们让装着被掳走的人的列车开过铁路的危险地段，而军用列车却在平常的时间行驶。这样一来，有一次游击队搞错了。当装着被拘走的人的列车开过时，他们把前面的一段铁路炸坏了。结果，头三节加温车厢出了轨，死掉了几个妇女。但是，在这场车祸中幸免于难的和仅仅负了伤的妇女，跟着游击队员撤退到森林中去的时候，全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样反倒好，死去的人反正是救不活了，可活下来的人就不用去受那份罪了。要不然，到了德国，可怎么过日子啊！难道那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们当时心里比她们还要难受得多呢，”女报务员在讲述时想起了那时候的情景，眼眶里噙着泪水，不知道是由于回忆而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又要与外科医生打交道而引起的。她虽然已经到了大后方，但又害怕再一次躺在手术台上……

    塔尼雅一边听她讲，一边却痛苦地想到另一个妇女，她也是被赶到德国去做苦工的，也许，在某个时候，她也曾乘着列车经过这个地区，而现在呢，在战争结束之前，恐怕谁也不能告诉你，她是否还活着……

    要是你每天都在医院和卫生营之间来回跑的话，这样的事情真是听也听不完的！

    昨天在一个医院里，塔尼雅为了公事需要找外科主治医生谈话，可是谈话谈到一半就被打断了，因为主治医生突然被叫去施行紧急手术，于是塔尼雅也跟着她走进了手术室。手术台上躺着一个腹部受重伤的炮兵营营长，他很年轻，据手术室的护士说，还没有结婚哩。在给他进行麻醉之前，他满头大汗，长着鬈发的漂亮的脑袋不断地摆来摆去。他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一再请求送他到医院来的中尉带信回去，让团里的同志不要忘了照顾他的母亲。他老是重复着一句话：“我请求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直等上了麻药昏睡过去为止。

    这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伤心起来。这次手术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给他动手术的女医生哭了起来，护士们也都哭了……他就这样没有醒过来——死在手术台上了。

    塔尼雅却突然被一种强烈的、近乎绝望的心情楼住了，她打心眼里羡慕死者。

    “但愿我在最后一分钟也只想到母亲，别的什么人也不想。但愿我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人可想。”

    战争进行到了第十一天——在长期的沉寂之后，前线的人们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似地把这个战役当作战争的重新开始，因此就这样来计算时间。早晨，塔尼雅第十一次动身到前沿去。昨天早晨我军强渡了别列津纳河，现在前沿已经在河对岸了。昨天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部队勇往直前地追击着德军，现在已经有几个卫生营到了别列津纳河的对岸，今天一早，还有两个前线医院也必须在那儿铺开摊子。塔尼雅的浓眉毛首长和寸步不离前线医院的罗斯里亚科夫都提出要求说，在这猛攻的日子里，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比如说，森林里还有三五成群的德军残兵，医疗工作决不能落在后面，必须紧紧跟上部队；不能让伤员躺着，等待轮到给自己治疗，必须及时地把他们送到手术台上。昨天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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