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程演生（国学与国文）

及唐、宋诸儒，其必目所期，未尝不以继道统者自命，独惜所得为孔道之一部而非全体，所见为孔子之雅言而非微言。是故谓唐、宋诸儒所学与孔道之一部适相吻合可也，谓孔道之一部与帝制有关亦犹可也，遂谓孔道即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是以分概全，未为可也。若谓汉、唐诸儒独依孔道，遂谓孔道即帝制之证，则张道陵未尝不依托老子，摩门教未尝不依托耶稣，将谓老子、耶稣亦尝言符咒之术，善多妻之风耶？若谓孔子尝称帝制，与二氏之凭空依托不同，则孔子又尝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矣。今使有人衣狐貉之衣，食必姜酱，自以为是孔子之道，又以是教人焉，则亦遂谓孔子为口腹之鄙夫，可乎？

    窃见孔子虽尝言专制，而未尝不言大同。如《礼运》所载“大道之行”一节，或有非今日共和政体所能跻及者。孔子生未开化之世，一言一动，胥以救时为亟，故不得不常言专制。如《诗》《书》与《礼》皆所雅言，而《诗》《书》与《礼》则皆专制之法，不可行于后世者也。（礼运一节，虽首称大同之美，而其究归于小康。盖亦对证发药之言也。）宋儒学行，诚有卓绝者。仆谓不第宋儒，即如韩昌黎者，吾人虽不是其《原道》之说，而其品行文章，亦实非后人之所及。特是品行自品行，学术自学术，不能以持躬之正，遂许其见道之笃，亦犹不能见道之笃，遂许其持躬之正。此理至明，无足赘也。

    孔子生于二千年之前，其思想言论，不能以后世眼光论之，吾人固不必强为装点，如近世儒者所为，甚至有以周、召共和为今之共和，以唐、虞禅让为今之民选者。惟孔子未尝专以君主专制为是，则证据凿然，未可抹杀也。昔孟子以继孔自命，迹其言行诚不必尽似孔子，独其谓孔子为圣之时，则可谓深得孔子之奥。孔子之道可推行于后世者，一时字而已。其他一切则皆是枝枝叶叶，适于古者未必遂适于今也。

    仆见本期论文中，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篇。其中所言，仆几无一语不五体投地。尝谓今之尊孔者，其病在明知孔子非宗教家，又既知孔子之道，未必全适于后世，然因误认今日社会道德之堕落，为亡弃旧学之故，思以孔道为补偏救敝之方，故不得不曲为之说，而以孔子为宗教，以孔教为国教之议遂兴。此其数皆不明道德之真相，不通论理之思辩有以致之。故先生谓孔子不必尊，仆亦谓孔子不必尊。然谓孔子不必尊则可，谓孔学为纯然专制之学，则犹未敢以为信也。

    至于众人专制一语，不过沿用俗称。其实一人为暴，不过专制；众人为暴，乃成乱治。专制之暴，为力尚微；乱治之暴，遂不可救。得失之数，盖较然也。必谓一人可以为暴，众人即不可为暴，窃谓所谓众人者，不过较一人为众而已，持较群氓，犹是少数。以少制多，虽谓非专制焉不可也。矧孔子所值之时，乃是众人各自于其势力范围之中，而施其专制。此则确然为专制而非乱治也。

    先生谓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此言蕴理至精，仆宁取妄有訾议？惟是国之施政，不第当问其欲不欲，尤当问其能不能。使国情而适于共和也，则从吾所欲，取共和可也；使国情而不足语此，吾人虽甚欲，其如不能何？（仆此言颇与筹安会人表面所持理由相同。然彼辈谓中国不能行共和，仆则谓吾民既能有辛亥倒清室之战，复能有去岁争人格之战，则吾民非不能行共和者也。至开国艰屯，何国能免？要在吾民有以自奋而已。）

    抑又闻之，共和民政无乱也。（真正之共和民政，亦未尝无乱。其乱在挟多数之意以临少数。穆勒“群己权界论”论之详矣。然今日所谓共和民政云者，既不足以语于真正大多数之民意，则为治为乱，固无系乎此耳。故可以不论。）其所谓乱者，必其邻于专制者也。盖今所谓共和民政之乱者，有二端焉耳。其一则蒙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如近世民贼大盗之所为，其为专制易见也。又其一则势均力敌，莫能相下，或树党以互攻，或恣戮以快意，驯至如法国大革命后之恐怖时代，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虞，此固世俗所尝目为共和民政之乱者。虽然，苟即其事而一审之，则知此皮相之见，未可据以为共和民政之罪符也。盖其恣睢暴戾之现于外者，固若以大多数之民意行之，而其实则内幕之中发纵指示者，别有人焉。杀人者一人，被杀者又一人，此亦变象之专制耳。其所谓乱，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夫共和民政，固足以导吾人于能力发展之途，而共和民政之出乎轨道以外者，其不足以语此，抑亦明甚。

    是故苟以共和与王政较，则去取之间，固人情所同；而以共和之乱，与王政之治相较，则仆宁取其治者以苟安旦夕耳。何则？既同有专制之实，同非自动之制，则除以治乱判去取外，尚有何法以轩轻于其间乎？此则愚见所及不敢苟为从同者山。为是为否，尚祈有以教之为幸。

    即颂撰安。

    常乃悳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