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

解所谓，纷纷来函询问，应请高明详晰见复，以释群疑，是所切祷。此致上海总商会。

    （三）赵锡恩致总商会函总商会主任干事暨诸君大鉴：所贵乎商会者，以法定之机关，为商人之保障，谋利源之发展，助国家之富强，事至繁，任至重也。今我中国大势亟矣，外侮纷乘，其目的在夺我商人之生活。内乱蜂起，其结果亦以我商人为牺牲。商人于此更宜如何竭智代谋，翼护同类。..乃我观于我上海之总商会，则有惭骇谏惧大惑不解者，如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在欧参预和议之成败，亦即关系我商业前途之存亡。失此不争，转瞬为高丽之绩。我商人生计行见剥夺以尽。北京学生集合奋兴，共击误国之官。全国学生，闻风继起。商业团体联合会已于青岛问题，学生风潮有所建议。实力能及之举动，亦已沉毅进行。独我总商会徘徊瞻顾，若恐一经表示，即致开罪于强邻者。报纸宣传总商会重要分子，多欲顾全与日本人之私交，雅不愿其手掌中之商会，有违日本人之片面亲善主义。其言虽未可尽信，要之国人多数认我商会为麻木不仁之形式机关，益证以此次之态度，固已无可讳饰者也。鄙人亦商会一分子，诚欲渝雪此耻，敢求诸公振作精神，速图自白。今日报载我商会上政府电，主张派使赴日争回青岛，是不啻与虎谋皮。外人仍疑我商会暗助日本，贯彻其中、日自决之主张，脱离欧洲和会公理之拘束。是虽勉发一电，仍未足厌人望。愚见以为我商会当此谴诟丛集之时，宜速召集全体大会，共同研究挽回主权稳保商业之策。或电恳我国驻欧议和代表，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如不得请，则拂袖径归，以示公理之不可屈伏。义愤所激，或能感动和会中人之良心，力持正义，保全中国。或更分电欧、美各国大商会，表示我国商人之意思，痛陈中、日交涉之不平。欧、美各国商人不乏爱慕公道之士，度能出一言以为声援。此外更须警告日本商会，晓以利害，使知两国人民恶感愈深，日本商人将不能立足于中国。彼等怵于生计之丧失，当必苦劝政府收拾野心，改变政策。一面由我商会提倡相当御侮之法，以促野心家之反省。苟能同心戮力，持久不懈，而谓毫无效果可收者，吾不信也。惟事机万急，稍纵即逝。..鄙人本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切望于我商会者至重。..急不择育，诸希望鉴察。

    （四）沈卓吾致总商会函顷见报纸载贵会对于青岛问题所发之佳电，言人所不忍言。此种独得之见解，究出谁人之主张？且佳电之责任，抑仅贵会会长负之耶？抑此外有无代为负责之人也？事关国家，不得不有以奉询，务祈明示为祷。

    （四）提交和会与中、日自决的利害

    山东交涉问题，中国人主张在巴黎和平会议交涉，日本人原来希望不提交和会，由中、日两国直接自决：这两种不同的办法，和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将来山东的利害关系极大。日本希望直接交涉有三种意思：（一）是青岛问题若不提出和会公决，由中、日私自议决，这便造成中、日两国在和会里不能列在国际平等地位，这便造成日本代表东亚诸国立在盟主地位，这便造成日本在亚洲的蒙罗主义。同一交还青岛，由和会议决与中、日自决，关系两国的国际地位很大。所以十四日《顺天时报》明白说道：“关于山东问题最可注意之点，即日本力争由日本将青岛交还中国者果为何故是也。日本所争者，非区区之青岛，非区区之山东，实为维持东洋唯一强国之体面。而所谓维持体面者，又非徒在虚荣，实为东洋百年之安宁计也。”（二）是由和会议决，精神上还是中、德的交涉。由中、日自决，精神上形式上都是中日交涉。青岛问题完全归到中、日交涉，便根本上已经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了。（三）是由中、日直接交涉，日本便可以用兵力和贿赂对待中国政府，藉口交还名义上的青岛，又可以取得一大批德国权利以外的济顺、高徐铁路和许多矿山的权利。为日本利益打算，自然是中、日直接交涉的好，所以曹汝霖也说日本必将青岛交还中国，倘不交还，他也出来反对。上海总商会这样糊涂的主张（其实用不着他们主张，已经到了这不幸的地位了），一定说他们暗助日本，或者有点冤枉。但是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知识，不明白世界潮流大势，随便妄谈国事，实在是万分危险呵！

    一九一九，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