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女校教职员书

    玉笙、秩庸暨列位先生同鉴：

    阔别经年，未闻近况，想职业女校艰难困苦，赖诸公努力撑持，总须留此基础以为发展地步，且感且祝。

    前闻有黄本操君在我校为厚生纱厂招女工五十名赴沪工作，嗣见湖南《大公报》有怀疑之论文；因此女学生中函询沪上情形，各同乡处均有此事实。弟接家缄，小女云珊亦在考取之列，准阴历正月初四齐集首途，乃不能不为详密之调查，以为我女同胞告。

    厚生纱厂为江苏穆藕初君所办，此君经营实业历有年所，纱厂成绩至优；现又在河南郑县开办豫丰；盖本一留学美国生，对于中国实业前途，具有宏旨。昨特访此君询其于湖南招女工之意旨；渠谓各处女子生活都艰，贵省尤甚；且湖南纱厂问题亦有所闻，然将来开办，骤招五六百名之有经验女工，事有所难，渠实对于纱厂之营业，应尽互助之担；只于本厂（谓厚主）经济无所损失，未有不慨然为之者。此可见穆君确有社会心理，实业眼光，不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

    至于工作诸问题，特请其介绍亲赴该厂参观。今日会同工场稍有经验之友人同往，察看该工场之建筑，俱照西式（厂在杨树浦兰路，距离上海繁盛市场二十余里），空气流通，宏厂阔大；所使用者均系电机，略分清棉，粗纺，细纺，织布四大部。其清棉各机，均用男工，使力较重，与我调查之旨无涉。其余三部，均系女工，略杂有十二岁以下之小童；其余则男女工头负管理之责者。每女工一名，照拂一百二十支纱锭，无非脱纱接纱，纱完换筒诸工作，手脚须轻且快。据云愈细纱手愈需灵，弟见各女工于其最粗摇纱工作时，需略用腕力外，绝无痛苦之运动，行坐自由。惟机声以外，不闻人语。织布机每女子一名，照拂两机，较之我校人力机，不惟事省功倍，其活动甚有兴味。工作十二时者以昼夜分为二班，其办事人云：渠等初来工厂，夜班亦有所苦，迨习久亦觉甚自然。且星期停工，原有休息之候。至于疾病，另有工场医院，惟上海女子多数不以西医为然，遇有疾病必请假归自医，亦无不准者。此次对于湖南之女工五十名，另于附近租有房屋，可省小车之往还。惟伙食一节，必须女工自为组织，厂中难负此责任。来往盘川，系为特别优待，而于工资中已扣除之（厂内女工本每日三角，以月计应得九元；招工章程订为八元。川资业已除去）。其来年已另筑房屋，将来女工概可住厂中寄宿舍（房屋建筑弟亦亲见，惟阴历二三月方可完工）。

    此调查该厂实在之情形也。就我湘女同胞言之，其在高小以上之学堂，有志向上，无须练习此项工作。如家庭经济不能再施教育，或为劳工神圣之学刺激刺脑筋，与其他之有志于工场作苦规模者，则此为极有秩序，极有计划与发展之工厂，可无疑虑，无负此次招工者之希望。

    再有一言为我同胞告，湘人数十年前兵幕官三项，寄食他省，动以万计，今则何如？若不改变方针，从事工商，其以经济自杀，不待国亡种灭之日。

    此五十名女工须抱有绝大牺牲之愿望，为各省女工树其模范，庶湘人勤苦耐劳与自重人格之名誉，日驰千里；则不独穆君现在在河南仍招湘工之说，而各处之纱厂丝厂蚕业需用女工者甚多，无使过绝生机，此其大有望于诸姑姊妹者。若以到上海耍玩与学习时妆为目的，则为挡驾，必不能坚决久留，而为我女界留一污点，甚无谓也。

    至于我校染织班与缝纫科，报名考取者诸公可敦促上道，凡为弟负责之调查报告，应否登诸公报，诸公酌之。

    两日来调查该厂营业情形，极为欣慕；而该厂机器不过容得一万锭，回思湘人之纱厂能容四万锭，彼中人亦称道不置；而厂业何如，机锭安在，令人不禁潸然泪下耳！

    黄本操君，穆公见我时，犹汲汲称道渠，谓为湘人之最可信任者，彼有令妹尚在纱厂工作，此次顾念桑梓，诚为道德。并闻何雨农君护送女工，甚善甚善。此请道安。惟照不具。

    叶之乔顿首二月二十日

    （十二）柏荣诸君复厚生纱厂穆藕初君书————招募湖南女工问题

    二月二十三日之《时事新报》，长沙之《大公报》《湖南日报》，均载有《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业经阅悉。穆君为我国实业界有希望之人，对于实业前途，抱有宏愿，毋任佩仰。吾辈（柏荣、亚文、黄醒、未醒、畅吾、佛兰克、负庵）对于贵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所起疑虑，亦多经解释，良谢良谢。但尚有不能已于言者，特为穆君申详之：

    （1）吾辈所当先声明者

    贵厂派黄本操君来湖南招募女工五十名，吾辈提出此事于《大公报》《湖南日报》，互相讨论，原为研究问题，并非对于（一）提倡实业，（二）创办纱厂，（三）招募女工，（四）招募湖南女工，四项有所反对，特对于待女工之办法有所怀疑。虽《湖南日报》先有樵仲君与黄君一篇问答，又黄君曾邀吾辈至。大公报馆当面解释；然黄君之言，究未解释明了。《湖南日报》之杨积荪君，亦谓黄君所答异常含混，是以吾辈继续提出论文；不意黄君始终无一详明之书面答复，故吾辈中有“书生文章，黄君或可掉头不顾。..书生文章，真不值价”。及“湖南人对于上海为亡国奴”一类之忿语。若早知黄君与贵厂接近之原因与关系，渠不过贵厂一不能负责之办事人或工头，则深悔未先向留美学生之穆君请教。总之，吾辈所研究者，为招女工“办法”，非有他意，此当先声明者。

    （2）吾辈为女工请愿者

    湖南连年兵燹，生活艰难，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吾辈身历其境，不待穆君言之，已知非拯救不可。今穆君以一部分工额，让诸哀哀无告之湖南人，“拯斯民于衽席”，大实业家之穆君，有此抱负，宁非甚善？“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诚堪嘉许；但工制改革，已成世界问题，东西各国之劳动家，知识较高，自能与资本家协商，以谋改进；若资本家绝不容纳，始有罢工之举。年来东西各国，罢工风潮，层出叠见，即工制不良之反响；吾国劳动家暂时固不至有此，而资本家为免将来罢工起见，则改良工制，当不容缓，并当先出诸资本家，毋待劳动家之要求也。纵不然，资本家为怜恤劳动起见，工制亦当酌量改革。此次贵厂招募湖南女工，美意固不可掩，然若能适用每日八小时之工作，减去夜工，并改良其他工制，岂非更美乎？

    （3）吾辈对于答复不满意者

    （一）人格问题 穆君谓“此次招女工，比店号行铺就事须有荐保者更宜仔细，故请具愿书，并请家长署名及铺保，所以杜流弊而免清议”。今请问穆君：流弊云何？清议又云何？岂欲借此工人自行承认之单方契约，以杜工人不服从之流弊欤？又欲借此契约以间执人之口，一任资本家压迫劳动家，而人不能议其非欤？且就事于店号行铺所以须有荐保者，不过恐遭银钱货物之损失耳；岂此五十名女工，将恐为祸于贵厂，更有甚于此者，而必须更加仔细乎？吾辈之所谓仔细者：在工作时间之长短，是否有害于身体；在所获工资之多寡，能否维持其生活；在疾病或死亡之特别情形，将否另给补助费：此三者，《大公报》之兼公君代表女工所请愿于贵厂者，亦即吾辈研究问题所应当仔细者也。岂料穆君之所谓更宜仔细者，在彼而不在此乎？且即以招工办法论，每月工资八元，限制三年工作，并须自具愿书；自具愿书之不足，而必须家长署名；家长署名之犹不足，而更益以铺保；女工对于贵厂之单方契约，如是其严；而贵厂之对于女工，不过因其工作，月给工资八元而已，此外更对于其本身其家长负有责任乎？否则此五十名女工，不犹卖与工厂作工乎？似此不平，直以人为物；况所谓杜流弊免清议者，将不知若何待遇，而犹得谓女工有丝毫做人之权利耶？吾辈只知职业界习惯法之成立与遵守，必有其理由；若不合理，则虽为习惯法，吾辈亦必加以批评；若不论习惯法之良不良，惟仿而行之，固有知识者之所羞为也。

    （二）工资问题 穆君谓“工资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固属不错，以上海十年前五年前之纱厂女工相例，现在每日三角左右，固视前有加；但每月工食银八元，必三年后方能出厂，能保此三年内上海生活程度不至增高乎？纵生活程度增高，而在此三年内之工食银，亦不能增加乎？据招募女工简章云：“每月工食八元，依工作能力得增减之”。若贵厂谓女工工作能力不高，不将每月八元之工食银亦不能得乎？前黄君云：“有增无减”。今穆君又云：“量工作情形增加”。姑无论有减无减，即今日有增加，亦系“按件给值”之办法，岂不知“按件给值”为工制不良之点乎？穆君又谓“工资随工作能力及责任心而增加”。试问工作能力有何标准？岂每人每日作工十二时，月仅值八元乎？岂非工作能力得由贵厂任意认为高低乎？至于责任心，固与工资为正比例者也。金钱万能，世界劳动家固赖资本家以为生活；贵厂对于工人之生活不能有明确之保证，而先斤斤于工作能力及责任心之有无，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

    （三）工作时间问题 穆君以阿制柏氏之所云，不适用于纱机之工作；殆谓纱机之工作，即可日作十二时也。吾辈前在《湖南日报》，列举东西各国工作时间，日本纺织工厂，依工务局所定，每日工作十一时，英国纺织工厂为十时，德国古刺德巴纺织工厂为九时四十五分，美国纺织工厂，有每周少至五十八时，多亦止六十六时者。今更列举，幸毋与各国机械工厂之劳动八九时者相混视，而谓机械工厂不能不八九时，纺织工厂虽多至十二时亦无损也。况此次国际劳动会议，议决各国劳工制，欧、美各国日作八时，日本九时，中国十时。纵令中国经济生活习惯之不同，以特殊国自解，不能如东西各国；而每日十时之工作，则应遵循之者。此次国际劳动会议，我国劳工未能完全觉悟，致未遣派代表；即资本家亦无代表出席，致劳他人代谋，几欲侪我于暹罗、波斯之列，不亦羞乎？我国劳动家固未能完全觉悟，而资本家则应当觉悟者；穆君尚不知自行改革乎？至谓“我国全国纱业工作时间，大都十二小时至三十小时半，间有更长于此者。”在彼辈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不以劳动家当人，而以劳动家当牛马者，原不足责，穆君自谓非资本家，开口即以留学美国相夸示，以留美学生，自应识世界潮流，自应对于此种不人道之工制，具有改造之宏愿。若人之如此，我亦如此，则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之留学生，有何分别耶？穆君又谓“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所得工资愈多故也”。以此而论，益证“按件给值”工作制之不善。何则？工厂剋扣工资，工人不能生活，不得不舍身工作，以求多得工资；而工厂即以此法强迫工人为牛马。若何厂剋扣愈甚，则工人要求工作时间必愈长，岂仅日作工十二时乎？又岂仅十三时半乎？工人仰赖于资本家，为维持一时生活计，即欲其日工作二十四时，固亦资本家之所能也。穆君引女工要求工作十三小时半以作证，将谁欺乎？我国纺纱锭数，不及外人之多，言之诚为可叹；而我国实业家尚能办有锭子八十万枚；增进国家之实业，以与外人相颉颃，固亦吾辈所祷祝者也；然如穆君之意，现有锭子仅八十万枚，则工人不得不日作工十二时；若仅有锭子四十万枚，不须日作工作二十四时乎？穆君自云：“甚愿不开夜工，而苦于无术。”吾辈因知锭数太少，不能夜间停止进行；敢进一解曰：何不增加纺纱锭数？若一时赶办不及，又何不增加工人，作三班日夜轮替？纵开夜工，而工作时间则减少矣。穆君固以行胜者，甚望起而行之。

    （四）卫生问题 吾辈前在《大公报》及《湖南日报》讨论卫生一项，无非根于工作时间太长所起之问题。贵厂在构造上，据云“已具有充分之研究”。此办工厂者所应有之事，穆君特出此语，殆欲借卫生问题以自矜其工厂构造之佳乎！究之佳与不佳，吾辈未尝参观，亦不得而知也。穆君谓“工厂中之卫生，使之适宜而已”。试问十二小时之工作，适宜否乎？又谓“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而停办纺织业”。试问欧、美先进国之纺织业，有十二小时之工作乎？又谓“煤矿极不卫生，欧、美各国未曾封闭”。亦知英国煤矿劳工，要求坑内六时坑外七时之工作乎？若贵厂先将工作时间问题解决，则卫生不成问题矣。

    （五）医药问题 吾辈对于此问题认为必要，苟于招工简章中略一见及，当然不至提出讨论。然先后既有黄、穆二君之明白答复：工人疾病有医药，死亡有抚恤，则此已不成问题，然此固工厂中所不可忽者也。

    以上五问题，除医药问题有美满答复外，其余吾辈皆视为不满意者。岂仅吾辈不满意乎，今日之研究劳工问题者，皆必不以为然也。此外尚有限制工作三年一节，不仅吾辈认为最关重要，即《大公报》之兼公君亦认为最夫重要。兼公君曰：“一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至于要受三年的拘束，这和有期徒刑的罪犯作工，有何区别？你怕他们作工不满三年，厂中要受招工和旅费的损失，他们既有有力的铺保，难道和他们订一个半途辞工赔偿损失的预约，就不行吗？”请问穆君，对此问题，如何不置一词？以此推论，女工既与有期徒刑之罪犯作工无别，则“取消做人的权利”一语，不更显明乎？女工之人格尚可问乎？且既有有力之铺保，而不许半途辞工赔偿损失，是则专借铺保以杜女工不服从之患，得恣意压迫之，不又显然可见乎？

    且也，黄本操君云：“此次招募女工五十名赴申，资斧皆由工厂预备，

    每人并赠皮箱一只，面盆网篮各一只；工厂所费实属不货。”证之叶之乔君为厚主纱厂事致自治女校教职员书，何其不相符也！叶君曰：“来往盘川，系为特别优待，而于工资中已扣除之。厂内女工，本每日三角，以月计应得九元，招工章程，订为八元，川资业已除去。”川资既于工本中扣除，黄君何必作此欺人之语？更进而论之，女工月应得九元，今招工章程订为八元，以三年计算，则扣除三十六元，岂湖南、上海间之川资，需如许用费欤！然多寡之主权，固在贵厂，即欲更少给若干，女工为愿书家长及铺保所束缚，敢有所要求乎？穆君云：“内地民生窘迫，工人无虑缺乏。”岂吾辈研究此问题，乃故与穆君为难，使招工不足乎？抑穆君幸内地民生窘迫，以工人无虑缺乏，为得意乎？以穆君之资本势力，无虑五十名女工，即五百名五千名以至五万名，皆可满载而去也。此问题已经研究明白，自可听国人批评，资本家能否改良工制，亦惟视其有无良心与能否觉悟。

    （4）吾辈所期望于穆君者

    穆君固留美六载之学生也，吾辈对于留美六载之一学生，敢进最后之一言：

    现代之劳动家，固恃资本家而得食，资本家亦赖劳动家以为生；资本家与劳动家立于对待之地位，此种粗义，穆君嗣后应知之。今日劳农政府之势力如何，主义如何，受人欢迎之程度如何，穆君嗣后应知之。劳工神圣之真理，资本掠夺之罪恶，穆君嗣后应知之。毋谓工人无责任心也，资本家之待遇适当，工作责任心自随之而增，否则岂仅无责任心已乎。要求不获，继以罢工；罢工不能，则以“萨波达举”相对付；此工人自卫之方法，穆君嗣后亦应知之。欧、美迩年因大资本家及大地主之专横，极端压抑劳动者，遂酿成阶级间之大决斗，致罢工之举，几日有所闻，此世界之大变动也。我国贫富之差，虽不及东西各国之甚，然物质文明日益发达，将见富益富，而贫益贫，劳动家受经济之压迫及世界潮流之影响，难保其不演东西各国今日之现象（上海三星纱厂近已发端）。此岂研究劳动者之咎，又岂劳动者之咎，乃资本家估恶不悛，不知改良工作制度，过事抑压所制出之罪恶也。毋谓我国劳工现在知识未开，即可任意压迫。毋徒利已，取快一时，致将来不可收抬。更以人道论，亦当改革工制，为劳工谋幸福。若不及早觉悟，终自有解决之一日。“今日学子，大都尚空谈，不务实际”，诚有如穆君所云。如穆君者，既曾游美六年，且能自办工厂，应识世界趋势，对于工制问题，应担改革之责，不应再劳吾辈“书生及书呆子”（此穆君语）为之忧虑；而今竟劳吾辈“书生及书呆子”为之忧虑，不亦大羞新世界之留学生也乎？穆君又云：“摭拾泰西之糟粕。”然则须如穆君所主张之工作十二小时制，乃得谓为泰西之精华耶？吾辈固非留学美国者，而犹想趋向于人类进步之方面；虽云“糟粕”，犹二十世纪之糟粕也；较之连二十世纪之糟粕未曾梦及之留美学生为何如乎？挂游新世界六载之留学生招牌，不谋采取人类进步之新理，贡献祖国，而劳国内“书生及书呆子”代为采取糟粕，如此等之留学生，是亦大可哀矣！穆君又云：“发挥不负责任之言论。..盛倡自杀主义。”然则须如穆君招工要铺保，要家长签字，要本人填具愿书，方得谓之负责任耶？须赞成平民任资本家虐待，方得谓之非自杀主义耶？凡此荒谬之处，不值吾辈“书生及书呆子”一笑，亦不值有识者之一笑。吾辈兹奉劝一言，“收起罢”，慎毋再以“留美六年”四字相夸耀，贻留学界之羞。盖留美六年四字，只能夸示于床第间，吾辈虽是“书生及书呆子”，而“曾经留学某国”数字，久已羞道。更望穆君从学问上着手，“一旦大功告成，述其经历，著为巨帙，海内外自然争先快睹”（皆穆君语），勉之勉之，他日再见君之以“行胜”也。

    （十三）长沙《大公报》真心君《读穆藕初君答复讨论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

    去年上海厚生纱厂，派人在湖南招募女工的时候，我有许多朋友，对于那纱厂的招工条件，详加讨论，大都认为苛酷，当时我默无一言。何以故？因为我们要改变劳动条件，须向资本家下总攻击故。现在厚生纱厂的主人————资本家————穆藕初已有答复书来了，我读了一遍，觉得他所讲的是“似是而非”，若再置而不论，则恍惚的中国社会，或者信以为真，那就为害不浅了。穆君原文第一段与女工问题无关，可以不论。第二段所讲纺织案与民生之关系，倒还不错；不过我们讨论劳动问题的人，这点知识总有了，可以不劳穆先生费心。第三段讲招募湘省女工之动机，确是番好意，我愿代表湖南女工道一句谢。第四段讲商业习惯法一层，已被朱执信驳了。（见《星期评论》第三十九号）至于第五第六两段，讲工资及工作时间等问题，就更不成话了。特分别论之如下：

    第一，工资问题原文说：“工值之级增，固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一视乎大势之所趋，不能以一部分之意思，故作低昂也”。这话虽是不错，然而你们当资本家的总得要想想，你们每年的净赢利，不是几万几十万吗？这几万几十万，不是许多工人拿劳力替你们换得来的吗？为什么你们总不愿意多给他们几个钱呢？再进一层说，现在资本家的生活状况，和工人的生活状况，是不是天来划分应该如此的呢？你们若认定这个区别是命令的，是天经地义，我也没得话说了；不然，我就要请问你们，你们在上海每月拿八块钱，能够生活吗？能够有余钱养家吗？你们若是“不能”，为什么他们“能”呢？他们既不“能”，你们要强他们“能”，于是他们的生活，不能不变为极悲惨的极痛苦的生活了。这就是“罢工”“穿木靴”的大原因。原文又引西谚“世界不知汝为谁，但问汝能作何事”两句话，而推论到“湖南女工工作能力如何，责任心如何，其果能胜任愉快与否，尚未可必，而诸君子先斤斤于工资之多寡，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增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若徒唱道多给工资，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留美六载的穆藕初先生，你这种话，是从前店东对徒弟说的话，不是“留美六载”的实业家应该向我们说的话。你既是一个“留美六载”的人，应该知道“穿木靴”（萨波达举）是什么。那么，我要请问你，工资只有八元，为什么“先斤斤于工作能力和责任心之增加”呢？至于“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国家社会亦间接蒙其害”的话，又怎么讲呢？“实业界中”谅必是指资本家罢。资本家少赚几个钱，又何害于实业的发展？难道造福于国家社会的实业家，是专以谋私利为目的吗？老实说一句，只有利于少数资本家无益于一般劳动者的实业，不是二十世纪所应有的；中国的实业不发达则已，中国的实业若发达，只利少数而不利多数，那就是制造“布尔塞维克”的大原因呵！现在我们虽不高谈劳动者支配工场问题，到那时，劳动者支配工场的事，恐怕会要发现了。穆先生，你何必只把眼睛望着鼻子啊！

    第二，工作时间问题穆君原文说：“摇纱女工虽工作十二小时，然此系按件给值，勤敏之人出数较多，则得工资亦较多，其中休息时间之多少，亦视乎其人工作勤敏之程度而分之。”穆君既定了每月八元工资，每日十二小时工作时间，复定按件给值之制，是“按时”“按件”两种劳银支给法，兼而有之；不料穆君留美六载，仅学了这种剥削工人血汗的本领，未免可叹！定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已经是冒“大不韪”了；还要说，“出数较多工资亦较多。”象这样以工资之增加，引诱工人之拚命，是不是救国救民的实业家应有的态度呢？至于拿“休息时间的多少定工作勤敏的程度”，也是很笼统的话。每日只有二十四小时，工人既要做额定十二小时的工作，精神上自然有来不及的地方。假使一个人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中间不休息一分钟，希望多拿几个钱，如此继续一月，能保其不害病吗？到那时病死了，实业家的钱，是不是变成杀人的器具？唉，我不愿中国有这样的实业家，我更不愿留美六载的学生，做这样的实业家。穆君又说：“我国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我国女工————其实不仅女工如此，————没有受过教育，为生活所逼，要求工作时间加长，确有这种事实；然而这种情形，何等可怜，不料号称救国救民的实业家，竟利用这种弱点，以饰其长时间工作之非。“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两句话，更亏他说得出来。工作时间愈多，所得工资亦愈多，似乎不错；但工人是不是“人”呢？凡“人”是不是应该有“休息”“娱乐”“睡眠”等时间呢？照穆君这种说法，假使有工人每日要求作二十四小时的工，恐怕也会要允许他的。何以故？工资愈多故。我还要请问穆君：各国的法律，为什么对于妇孺工作时间，特别加以限制呢？为什么各文明国，都定了“每日八小时工作”之制呢？留美六载的人，对于这种道理，总应该明白，为什么还要说“工作时间愈多工人所得工资亦愈多”的欺人话呢？唉！这就是中国实业界的态度呵！

    （十四）上海《时事新报》侯可九君《告穆藕初先生》

    藕初先生：

    我同你是不相识的；但我早已晓得你是实业界的巨子，对于中国的振兴实业，和发展经济，都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久已要想写一封信给你，一向懒懒的，总不上劲。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时事新报》上，看见先生对于湖南招募女工问题，有一篇文章，说得很详细；我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写这封信给你，谅先生明达，不以“书生之见”见弃罢！我今天同先生谈的，并不单是女工问题；那女工问题，自有湖南的《大公报》和《湖南日报》的言论，和先生的答辩；我要同先生谈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所公认为最恐慌最重要的劳动问题。

    先生是美国的留学生，且曾译过美国戴乐尔的大著；对于工业，对于现在的劳动潮流，和以前的沿革，一定是有过研究的；那么，那轰动一世的欧洲和会所通过的劳动待遇条例怎样，国际劳动会议和中国的代表问题怎样，英国的三角同盟怎样，美国的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I.W.W.）和法国的劳动总联合会（C.ey.t.）怎样，先生都应该晓得的。但是先生自己所组织的工厂，和现在的潮流，能够适应吗？先生是受过新教育的，不比那些陈腐苛刻的资本家；我要同先生谈论，也为着这个意思。不过我以上的话，太笼统太含糊了，现在可以照先生的话，拿几段出来讨论：

    人格问题 商业习惯上所沿用的荐保手续，在现在是不适用了。工厂和劳动家，并不是“拿金钱去换劳力”的关系，工厂不过是一种互助的组织，在没有到共产境界的说法，就是说：资本家出钱，劳动者出力；工厂里的生产品和组织法，应当由资本家和劳动者两方面的意志去支配他。这样，才算是互助，才算不辱没劳动者的人格。假使拿了生活最低额的八元大洋一月的工资，去做每天十二小时的牛马工作，还要写一张卖身式的志愿书，束缚得他紧紧的，难道不是把他们的做人权利取消吗？

    工资问题 最低额的每天三角左右的工资，你想他们怎样生活呢？但是先生还要说：十年以前，还不过是一角七八分左右哩！一个人家，算他是一个妻子，二个子女，————老年和多子女的还不在内————总共有四个人，你想这三角工资，在他们的生活上（膳宿、教育、交际、娱乐、衣服..）怎样支配？他们既然做了个人，尽了“人类劳动”的责任，难道这些生活上的必需品，还不应该给他们吗？还是我替他们的预算，是浪费的吗？

    先生又说：“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先生抱定了“金钱换劳力”的主义，所以要说这种话。但是这样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吗？劳动党对于这个手段，有没有消极的抵制方法呢？现在流行的“萨波达举”（Sabotage），就是一个例，也是劳动问题里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要说劳动党除了同盟罢工，再没有第二个抵制方法，这个萨波达举，就是一个较利害的抵制方法。所以这个手段，非但不能达到你们的目的，而且还有萨波达举的恐慌，我劝先生快快抛弃以前的老法子罢！

    工作时间问题 阿制柏氏所说的活，就事的一方面说，或者不宜于纱厂，但是就质的一方面说，未必不宜乎纱厂。纱厂工人在纱机上的工作，虽然简单，但是要这样长的时间去注意他，一个人的体力，那里能够胜任呢？体力既有所不济，工作也自然要草率；在质的一方面，比较那短时间的出品，未免要有精粗高下之别了。但这样还不是有意的“萨波达举”，不过是长时间工作的天然效果罢了。

    先生又说：“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十三小时半；因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照先生的话，好象我国的女工，生就的奴隶性，一天不做牛马生活，就不能过日子的。那么，现在工厂里的十二小时工制，还是先生辈大发慈悲。要知道他们所以要求这样长时间工作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不足应付他们的生活需要。你们一方面压低他们的工资，一方面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叫他们不得不入这个圈套；还藉口说，长时间工作，正是答应劳动家的要求，这算合人道吗？

    先生又说：“我国地大物博，而纺纱锭子，不及百万枚，似乎不得不加添夜工，以供需要。”这种论调，好象极有道理；我要请问一声，难道除了夜工，没有别的法子使出品增加吗？难道不好多设纱厂，添办锭子吗？

    卫生和医药问题 先生对于这两件事，说得象煞有介事；其实缺点正多，现在将我在《青年进步》杂志（念九册）里一篇疲劳文章，摘几句出来：

    工厂内关于卫生方面，当有盥洗室，浴室，疗病房，体育场，..的设置。

    工厂内关于娱乐方面，当有小食间，散步室，游戏场，..的设置。

    工厂对于劳动者，当有疾病补助金，养老金，寿险金，..的补助。

    从这样看来，你们对于卫生和医药两件事的辩护，真可不攻自破了。我要向先生说的就此完了。

    （十五）上海《星期评论》执信君底《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

    穆藕初君为招湖南女工的事，在《时事新报》发表一篇东西；我看他里头再三注意聂云台的恒丰纱织新局的工作时间，和“聂君的感想”，很象是专向聂氏辩护的样子。本来互相攻讦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管的；但是我也不愿意过于立入他的心理内容，先就他表面上看来，可以算得一个代表的错误。

    他说：“人家徒倡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工作能力大小，责任心有无。..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受其害焉。”这是向来做生意的人不敢讲的大帽子话。如果没有把“留美六载”的金字招牌，随时挂在嘴边笔上的大实业家，我们简直听不到如此妙论！

    从前将本求利的生意人家，自己看着比那上京求名的，还低了若干倍，这真可以不必。然而如果说刻薄求富，一定比钻营做官高许多，那更没有道理了。富贵本来相差不远，求富，求贵，一样是古来奴才的名称。但是从来做官的，总爱说忧国忧民，做生意的却老实不客气，说句“但觉眼前有生意，不知门外是何人”。如果要在求富求贵这一大堆号称为人的动物里头，勉强说出哪一个比较好，我也不能不推奖这个老实的。可怜这老实一层，都给近来的时髦企业家糟蹋了。“商战”、“抵制外货”、“振兴工业”，这都是近来新出的好题目。讲起这个是提倡实业的人，就象已经有大功德于民，不肯同那一班做官发财的来相提并论。把做生意的话完全不提，似乎提倡实业，是牺牲了自己来利益社会的一样，不许人家问他一问。先假定了提倡实业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一概反对，都拿实业蒙害的题目来压住。我试问一问，他们的提倡实业，是有利益于他没有呢？现在尽有办了没有利益的事业，他们并没提倡；提倡来提倡去，还是他自己有利的实业。老实说，还便是拣最做好的生意来做。既然做最好的生意，又要说是“救中国贫弱”、“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不许人反对，这样便宜的事情，恐怕没有罢！

    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趱钱，中国就不穷了么？现在中国果然工艺没有发达，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但是如果照他这种办法得来的结果，中国可以算做富么？就算说是富，这种富于中国人民有何益处？本来讲国家富不富，不应该只看总额若干，还要看每人所能受的分配额若干。所以就有天然利源开发了，实业勃兴了，提倡实业的人，个个都在那里面团团得意；而一般工人，求荐觅保，仍旧是做每月八元的工，中国并不算是富了。况且物价跟着采矿冶金术的进步来腾贵，是现在货币制度里头免不了的趋向；将来这些工人恐怕实际上比现在更苦，就是中国一般国民比现在更穷。他不肯多出一点工钱的提倡实业者，能够救中国贫的地方在哪里？

    说到救中国弱，就更远了。如果他们纺纱织布等等一概有利的生意，都是养成良好军人的机关；只要由工厂拔进营盘，就立刻可以成一支劲旅；那就南北军阀，都免不了得三薰三沐，请他把留美六年的经验教给他。可惜从统计上来讲，农业劳动者变做工业劳动者之后，他的征兵成绩，实在坏了许多。如果象穆氏所说的“做工做到十五点，污秽几非人类”的工人，尤其不适合于兵役。所以要救中国弱，正要把他这种工业的组织来大改良。如果不许人主张改良，那完全是致中国弱的实业，不是救中国弱的。

    我们且把他这门面上说的话揭开，试看提倡实业有什么真正价值呢？我决不做无条件的反对提倡实业。却是我批评提倡实业，要注重在分配一层。从分配上来看，如果认外货占市场为比国货占市场更不好，自然要主张提倡，但是这要有比较的。

    为什么外货占市场有不好的结果呢？普通都叫他作漏卮，以为金钱因此漏出去了，这是大错的。因为金钱本是无用的东西，我们能够将他换有用的货物是毫无妨碍的；没有现钱，就用纸币也好，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些人觉得这个错误了，就改一句说，外国买我的生货，卖给我熟货，他趱了我的钱（这个实际是货物不是货币）；所以我们多做许多产出生货的工作，才能够换他用很少的工作做成的熟货。这个说话，精透得多，有点知识的人，听了都点头了。但是这层只把全国合在一起来说，全国是吃了亏了。如果改用国货，这个亏就不用吃了，岂不是应该提倡国货么？

    然而这后头却有一个误谬，看不见的，就是分配的问题。我们假想他全国出口的生货，是要一千万人，每人每天做十二个钟头的工夫，才做得成的，换来的东西，就是人家用八百万人，每人每天做八个钟头工夫做出来的？这是大吃亏了。如果我们提倡实业，外国八百万人所做的熟货不进来了，一千万人所做的生货也不出去了，立刻便有一千万人没有工做。如果实业家做国货的时候，仍旧招了一千万工人，叫他做每天六个半钟头的工夫，或者因为不熟练的缘故，做到八点钟，究竟还是一千万人，没有一个失业，工却做少了，工钱也不见少去，那是可以赞成的。如果提倡的人说，这些工人尽可以做十二点钟的工，所以只要招六百七十万人做工就够了，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这六百七十万人，本来做生货的工，是在家乡的，有家族的乐趣的；现在因为提倡实业的缘故，他那老营生干不成了，离乡背井来做一工人。做工时间是一样的，工钱也还公道，没有比从前减少，他们还有歌颂实业家的恩泽。然而这三百三十万人无端失了生活，坐着等死么？不能够的呀！所以就成了流氓，成了土匪，成了兵队，成了督长的附属物，来敲诈这提倡实业的大财主分他的钱去用。虽然有些算做抢骗，有些算做保镖，究竟没有这一批失业的人，是不会有这些事的。他们虽然不晓得实业家的钱也是一千万个工人身上出的；他们总晓得你这种实业家，是可以出钱的。我们冷眼看他，这种国货占市场的情形，恐怕比外货占市场的时候，还是一样。有眼光的人，一定要痛恨这些令工人做十二点钟的工，来榨取余剩价值的人，既愚且妄，自贻伊戚。然而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已经决采八点钟制，关于中国，也决定采十点钟工制的时候，中国的留美六年实业家，还要主张十五点钟的工，还说是使地方进于治安轨道！大概还嫌中国的流氓土匪兵队少，多制造他一点，要等他们做出一个治安轨道么？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的主张了。就是提倡实业，能够令得工做的人比较失业的人更多，就应该赞成。如果能够令失业的人比新得工做的多，就应该反对。而失业的多少，就看要求工人工作的时间长短。象他这十二小时工作工厂，就不能说是有益的。

    最奇怪的，是穆氏说人反对招工的家长署名铺保，是未明职业界习惯法。如果说习惯有铺保，我们可以不管他，但是从来也没有由湖南招女工到上海的习惯。讲到法么，最少总要社会上承认他的强制力，可以适用来裁判才可以当得起。光是社会上所容许的，只可叫做习惯，不能叫做习惯法。美国也是有习惯法的国家，有人敢把普通的习惯，当做习惯法么？留美六年的大实业家，连习惯和习惯法，都分不清，那“置身局内实地考察”的本领，只好对他的同业聂云台君互相标榜了。

    而且是真法律也有讨论改革的余地，是习惯法便怎样呢？野蛮的人生第一个儿子，要宰了来吃，叫做宜弟，这是他的习惯法。哥哥死了，要拿嫂嫂当老婆，也是犹太人的古代习惯法。不是不可以改革的。在穆氏的意思，以为人人都如此，你为什么不许我如此？我的意思，是人人没有知识，已经不应该如此，你既然稍有知识，何以还要如此？

    尤其不可恕的，就是篇中屡次用“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停办纺织业”，“亦未曾芟除而封闭之”的话。人家不封闭，不是不理。要整理的时候，除了封闭以外，还有许多手段。第一就是工作和休息的时间。第二就是工场改良的强制。第三就是工人住宅问题。第四就是疾病保险废疾年金及其他等等。这几层藏起来不讲，似乎除了封闭之外，只可同厚生、恒丰一样，没有方法。你以为上海看报的人的了解力判断力，都是和你这留美六年的人一样么？或者你以为还有人再比你笨的呢？

    穆氏又举出河南招工溢额，工人无虑缺乏，较之穷无所归为愈，几乎要以万家生佛自任。但是我们所注意的，不止在受雇的几个人，要在失业者的全体。这种最长时间工作最低工银的结果，一定发生社会上的危险。危险在雇主自己终归是不能免的。他叫人“宁以行胜，勿以言胜”。大概所有改良的批评忠告，都是他所厌闻。如果他有力量，不难还要要求张敬尧命令报馆，不许再登出反对的议论；但是我替他想，还希望他的理论到底是一个空言。如果说对于这个“工银制度资本掠夺”来以行胜，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怠业，利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宁以行胜，这句话是不容易讲的呀！

    附记：万国劳动会议的结果，或者穆氏可以说：我留美六年不曾有这事情，现在报纸上说的话，哪里可以相信。”但是美国自一九零八年，阿力根州女子十时劳动法，被美国高等法院判决为不违宪法以后，大概的州，对于女工，都采用一礼拜六十时间以内的制限。并且有限定一天九时间或八时间的。穆君在美国工厂的时候，难道不晓得时间和法律么？或者他蒙厂主特别优待，叫女工多做两点钟来表示敬意吗？不然或者是买了一个特别走得快的时辰表，看见女子做十点钟，他掏出表一看，已经是走了十二点了；所以到现在不曾晓得，以为美国如果不叫做十二点钟，只有封闭工场一个方法。然而可惜这个表，没有放在厚生、德大厂里，做时间计算的标准！

    （十六）我的意见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活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的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犯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兔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底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和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底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三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教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稣的牺牲精神，莫学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很；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糊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又说：“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知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趱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藉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底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

    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底官利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得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存在银行底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底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煦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

    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象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什么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已都用在消费上，失去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问题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CooperativeSociety 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中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冶，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听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Co-operativeSociety 制度，或者可以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来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着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一九二○，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