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关于《无所不谈合集》、我编《当代汉英词典》

    一九四六年冬，马星野先生来美，约我为中央社专栏撰稿人之一。我自一九三六年辞去《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的编辑责任，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马先生给我这个好机会，复归旧业，不免见猎心喜，欣然答应。自一九六五年春至一九六七年间陆续撰文发表。后因与香港中文大学订约编纂《当代汉英词典》，势难兼顾，乃又中辍。计三年间所作不下一百八十篇，前出一、二集已经售罄，读者向隅。乃与开明书店商量，连同一九六八年所写（本应为三集），汇为合集，复分类排比或略补注篇题，以求详备。甫琴先生毅然首肯，且拟重新用老五号字排印，为重修定本，耳目一新。甫琴先生半世知己之隆情厚意，铭感不忘。’

    书中杂谈古今中外，山川人物，类多小品之作，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中有几篇议论文，是我思想重心所寄。如《戴东原与我们》、《说诚与伪》、《论中外之国民性》诸篇，力斥虚伪之理学，抑程朱，尊孔孟，认为宋儒之以佛入儒，谈心说性，去孔孟之近情哲学甚远，信儒者不禅定亦已半禅定，颜习斋、顾亭林已先我言之。此为儒家由动转入静之大关捩，国人不可不深察其故。《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是我一贯的中心思想，尤详述此议，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我编《当代汉英词典》

    编一部中文词典，以仿《牛津简明字典》，是我数十载的夙愿。一九四四年，书成，共六十余册，由家兄憾庐及海戈先生编成。抗战初发，毁于兵火，仅余带去美国之十三册。三十年来常怀此志，一九六六年，退隐台北，七载辛勤，始偿素愿，受举大旨如下。

    国语必有详确记载国语的词书，这个观念与字书完全不同。中国字书，一概以字为本位，不以语文中之词为本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由现代语言学观点编成的一本中国语文词典的专书。西方的英文、法文“字典”，都是以那些的国语为本体，凡国语中的词的用法及文法词类，及其变化，都记载详尽。我国的词书，如《辞源》、《辞海》，虽然以词为单位，内容却偏于百科全书性质，未能就词论词，研究其在句中之文法地位及变化，也不能于单音组及数音组缀合所成之词，加以整理及分析。中国语言中平常的词，如：“如果”、“倘使”“一下子”就不屑列入。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独具只眼，能辨明词义之孳乳，遂能于六书之“转注”加以新解释，以“长成”之“长”与“家长”之“长”，“命令”之“令”与“县令”之“令”（段氏“假借”之例）认为转注。因为他通达音声之理，所以能注重语言中之音声，通其语音之转变，而超出说文研究字形的范围。

    中国向来无国语，因国语尚未统一。经五十年来国语统一会诸公（如吴稚晖、黎锦熙等）的高瞻远瞩，不断地讨论，始定北平话为国语。一九三二年《国音常用字汇》，一九四七年《中华新韵》颁布出版，而后读音始有统一的标准。又跟着一九一八年颁布的注音字母吝处推行，始有今日普遍承认之国语与读音。又自从文学革命以来，以白活为文学工具，教育部乃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三十年之搜集材料始由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在抗战期间由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册，至一九四五年出版第四册，而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国语有一部详尽准确的词书。对于已往的白话文学（诗、词、曲及明清小说）及现代北平国音所有的材料都已有系统的纪录。这是开山的工作，前人筚路蓝缕之功，我们后学乃受其赐。所以我才敢梦想做一本更合时代的汉英词典。

    （一）范围——本书的范围，凡当代国语中通用的词语，报纸、杂志及书籍可以见到的，一概列入。现在国语基本文法是白话的，但文言中传下来不少丰富的词汇，已经混成一片。所谓文言与白话的区分并无严格的畛域。今日报章所见，文言与白话的成分各不同，但是白话既成了国人的文学工具、必定要吸收古代诗文中丰富的、锻炼过的、多含蓄的意象。如“集思广益”、“欲速则不达”、“飞黄腾达”、“通宵达旦”及“不即不离”，已经为教育界文人所通用的成语，绝非用白话所能达意。如今“而立之年”已成陈迹，士子亦不屑引用，认为炫弄而已，但是“不即不离”，以白话翻译，已经失其传

    裕神之用。文言中许多常用的词语，如“心许其人”、“其貌不扬”，还是通用的文雅词语。因为有了这些三千年锻炼下来的词音，所以今日的语文，传神达意之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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