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关东之殇（七）

    每到饭点，“松鹤丸”里面就面就热闹起来，北一辉赶在这个时候掀开门帘走进“松鹤丸”的店里。

    这也怪不得学生。陈克是很敢嘲笑外国的，例如干校就引用过陈克嘲笑外国“只有经济学，没有政治经济学”。这种嘲笑在日本的确找到了明证，学生们对经济或许有点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则是一窍不通。即便是商学院出身的大学生，专业知识也不过是如何为商业部门服务。把日本大学课程与人民党党校以及各级学校的政治课程一比，北一辉明显感到日本大学就是在培育高级劳工，而不是人民党那种以教育来培育未来统治阶级的思路。

    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象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几位吃着混了大米的豆子饭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儿吞咽，一边儿说话，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拉包月的就好过吗？！我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银座到樱田门——嗝！——我已经三个来回了！把屁|眼都他妈的累炸了，一劲的放气！”转圈看了大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往嘴里塞了一口豆子饭。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北一辉忍不住想起了《狂人日记》里面的话。

    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般都拥有超出普通人见识与能力的水平，当统治阶级的能力与组织力弱于民间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1923年，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闲暇的学生，出身都不低。穷困学生此时都在努力帮助家里面干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搞什么不赚钱还得倒贴钱的社会调查。

    从中国回来，特别在人民党根据地待了这么久，北一辉发现日本人与中国人饮酒的习惯不太一样。日本人大多数是为了喝酒而喝酒，菜不多，追求的就是喝的醉醺醺的感觉。中国人也喝酒，却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把酒当了调味剂，先是猛吃些饭菜，接着喝口酒润润。按照中国的俗话则是“吃香喝辣”。

    骂政府与反政府根本不是一码事，根据人民党党校干校中明晰的划分标准，反政府是反体制，骂政府是因为觉得政府可以干的更好，由于感到失望而大骂。以人民党的标准来判断，这些人其实是日本政府的坚定支持者。

    想拥有见识，不考虑个人资质的话，就只能靠钱财与先天继承的社会环境。垦殖大学是一所“新学校”，1900年创校的时候甚至没有自己的校舍，干脆借用东京政法大学的校舍。在校学生很多是没有考上东大、早稻田、庆应大学的家伙。年轻人在暑假期间自然是到处串联，逐渐的，北一辉领导的社会调查团队中出现了这几所著名学校的在校生。

    例如今天来的好几个军人，他们痛骂经济形势的恶化，痛骂政府的无能与政党政治的腐败，还偶尔抨击陆军部现在的弱势。不过接下来的话就完全展现出他们的态度。

    在现在的日本统治阶级看来，这些人无疑在“反政府”。如果是以前，北一辉也会持这种观点，然而现在他已经不这么想了。

    此时店里面一半的位置上已经坐了顾客。几乎人人面前都有酒。与其他酒肆相比，不管“松鹤丸”的老板往酒里面掺了多少水，好歹维持了带酒精的饮料的基本低价，这就能格外的招揽客人。

    “的确如此！驻屯军不仅要花钱，还要维持当地治安。朝鲜地区反抗的极为强烈，与其把兵力与军费用来防守，还不如用来消灭朝鲜人。没有任何必要留下朝鲜人！”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对于这些“谋略”，北一辉并不认为有深刻可借鉴的价值。对内压迫，对外掠夺，国内矛盾外部解决，这种态度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年轻军官感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压迫，感受到了被压迫的痛苦。然而他们依旧是日本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即便是这些年轻军人或许有勇气去打倒现在的政府，不过他们想建立的不过是一个“更有效执行现任政府帝国主义本质”的新政府。他们反对的是自己被压迫，而不是反对压迫。

    这酒一下肚，气氛就热闹起来。几乎每个人都说话，或者是天气，或者是最近的新闻。当然也不乏抱怨。那位边喝酒边放气的是位拉黄包车的。由于放气声音太大，引发了别人的瞩目。看众人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那位就绷着脸向大家抱怨，他怎么在大太阳底下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

    学习人民党的经验，北一辉很清楚直接向人民宣传什么《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行，想领着日本人民起来革命，就必须有适合日本的革命方式。更直白的说，就是得有基层。而这个基层既不是那些大学生，也不是眼前的这帮劳动者。在日本想获取基层的控制权，就一定得得到一部分人的合作。这家“松鹤丸”酒肆是羽田圣向北一辉推荐的“反政府沙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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