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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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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一首十四行里有这么一句话:

    We speak the tongue that Shakespeare spoke

    我们用着莎士比亚所用过的文字

    卡莱尔(Carlyle),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 and HeroWorship)一部书的《莎士比亚》一章之内,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可以作得他这国家、民族的喉舌————好像“言为心声”那样。

    近代的这种例子,如同托尔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甫、柴霍甫那个“四人合唱队”,代表了过渡时代的俄国文化;显克微支代表了波兰;易卜生与般生代表了挪威。诗歌上的这种例子,如同荷马的两部史诗是希腊文化的大观;但丁的《神曲》是中古文化的大观;哥德的《浮士德》是近代文化的大观;亚洲的这种例子,如同《天方夜谭》是亚剌伯民族的喉舌;峨默(Omar Khayyam)是波斯民族的喉舌;《圣经》是犹太民族的喉舌;太戈尔是印度民族的喉舌;“诺”剧(No plays)是日本民族的喉舌……这些例子都是由欧洲的立场举的;峨默,在本国,并算不得“国家诗人”,那个荣誉,在本国,是属于哈菲斯(Hafiz)的。

    欧美的人,谈到中国文学,总是拿李白来代表;这是与中国自己通常的传统思想相异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人,确是有眼光,他有过两句诗,

    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这两句诗算是拿历来的李、杜优劣论给一笔抹煞了。唐代文化,中国的第二期灿烂的文化,是固有的文化与印度文化会合以后而产生的;拿李、杜来代表,无可异议。

    《离骚》的想象复活于李白的诗中;《离骚》的情感复活于杜甫的诗中。李白的哲学是老、庄的哲学与出世的“佛学”之融合体;杜甫的哲学是“儒家”的哲学与悲天悯人的“佛学”的融合体。

    唐代的诗,由陈子昂起,是针对了“六朝”而发的一种反动;然而,在技巧上,李、杜并不曾舍了“六朝”而不顾。

    颇学阴何苦用心

    这是杜甫自认其在技巧上受惠于“六朝”的话;

    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阴铿。

    这是杜甫称赞李白能以钵传“六朝”的精细的技巧的话。李白的长短句基源的鲍照,这是杜甫的

    俊逸鲍参军

    一句诗已经说破了的;李白的五绝基源于谢月兆,这是我们就了他的诗中常有赞美谢诗的话这一层上可以归纳出来的。

    李、杜的技巧,来源是如此;这么看来,现在的一般新文学的作者,他们所抱的那种“线装书扔进茅厕里去”的态度,是昧于历史观的……同时,当然,新文学也是并不曾欧化到充分的程度。

    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虽是一句极为陈旧,腐滥的话,它仍然不失为真理。旧文化没有一个正确的清算,新文化的前程又怎么去发展呢?西方的文化可以比为春天的太阳,至于树干与浆汁,它们还是旧有的,或是由旧文化的土地中升上的。当然,张骞在汉代也曾由“西域”移植过葡萄;各种有“胡”字起头的果树,它们也是移植自番邦的。不过,中国的土地上,只是种葡萄,就算了么?只是苜蓿汤,中国人便能以满足食欲了么?美国由中国移植去了各种的植物;他们便拿本国所固有的植物去给毁灭了么,他们的蜜柑,苹果,一直销行到了中国的,正是他们所固有的水果。人工的培植,使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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