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与平民

    贵族与平民，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布尔乔亚文学与普罗文学————这些都是甚嚣尘上的名词。

    我们先要来研究一番：中国的贵族在那里？象牙之塔的文学是怎么一种内容？十字街头的文学又是怎么一种内容？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布尔乔亚西？又有一种什么样的普罗利特里亚？

    在民国还没有产生以前，不错，中国是有一个贵族阶级，虽说比起欧洲的贵族阶级来，中国的是范围小得多：是集中的而并非散布各处的，社会的势力也弱小，无所谓，也用不着阶级的意识。

    在以前的中国，与其说是有贵族与平民之分，倒不如说是有识字阶级与不识字阶级之分，还来得妥切些。旧文学便是识字阶级的文学；换一句话说，它便是“士”————士农工商的士————阶级的文学。由赋到词，那是不说自明的。元曲，我们读了以后，自己回想一下看看，对于元代的农阶级，工阶级，商阶级，到底增加了什么认识没有？小说，短篇，如《今古奇观》，长篇，如《红楼梦》，我们读了以后，也可以照样的去想。想完了，大家便可恍然而悟：旧文学内只有考场、花园、青楼、衙门、酒楼等等；农，只有陶渊明式的农；工，只有牵针引线的“红娘”或是谋财害命的船户；商，只有由宦场改行的“陶朱公”；医，只有儒医；简捷一句话，旧文学便是“士”阶级的想象的结晶品，读它的大半是“士”阶级，至于写它的更完全是“士”阶级了……无论题材是否采自“士”阶级的生活方式，读者你不是在黑字上面明显的看见了一个大的“士”字，便是在行间的白纸上面隐约的看见许多小的变形的“士”字在那里跳动。

    便是侠义小说的开山老祖，《水浒》，它也是一个“士”的想象作品。当然，这是一部浪漫事，并不比普通的小说是要描写社会各相的；不过，司考特（Scott）所写的各种《卫弗雷小说》（Waverley Novels），它们又何尝不是浪漫事，然而当代的苏格兰，与它的贵族，平民的各相，各种行业的形相，不是也显现于这些浪漫事的里面了么？

    无论由那一方面看来，无论由作者、读者、题材、态度看来，旧文学只有一种，“士”文学。拿贵族与平民来分开旧文学作两种，显然是不知国情。

    至于民国以来，更谈不上贵族与平民之分了，识字阶级与不识字阶级是可以区分得的……民众教育进化了的国家内，常时有人出来责备一般读者分辨不清真文学与假文学；现在的中国，隔离开那个阶段，还早着呢。便是如今这少量的识字阶级内，还可以分成有闲阶级与无闲阶级。无闲阶级根本就看不了书，即使书中是描写着他们的生活。至于有闲阶级，就中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看书，他们宁可去赌博，抽鸦片，追女人；就中看书的，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看新文学，无论它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这是就读者来讲，新文学分不了贵族与平民。

    就作者来讲，新文学也是不能这样分的。并不曾看见“舞文弄墨阶级”以外的任何界中有过人，在十年的商界生活，工界生活，医界生活，农界生活，以及任何界的生活以后，拿起笔来，用他本界的题材来作一篇诗，作一部小说，作一出戏剧————好像，只就海员来讲，英国的现任“桂冠诗人”，梅斯斐尔德（Masefield）、海上生活的小说作家康拉德（Conrad）、海上生活的戏剧作家奥尼尔（O’Neill）那样。新文学的作者，就中有许多好像是来游历中国的西人，走马看花的，不知居留了有两个月还是三个月，回去了“文化”的时候，便成了家庭中，俱乐部中的“中国问题”权威，甚至于还在报纸、杂志上作文，替书局作书，来讨论“中国问题”。现在的许多作者都是“爱美的”，谈下上出自某行某业，更谈不到出自“贵族”阶级或是“平民”阶级。

    就题材来讲，破落了的以及不曾破落的清代贵族家庭的生活，有谁来替我们这般读者描写过？贫民窟里的生活，不说读者是茫然一无所知，便是我们这般作者，就中又有多少人看见过，更不用说度过，深悉其中的底蕴，拿来作题材，写出一部文学了。至于“平民”，虽说不能拿来与“贵族”对用，却未尝不可拿来与“军政”人员混杂；试问，包括在这个“平民”之内的各种数不清的行业，职业，新文学里又有几本书是取材于其中的某种行业，某种职业的？

    左拉（Zola）的小说，照他自己讲，是“实验小说”；照一般文学批评者讲，它们只是左拉所作出的一些浪漫事，并不能算是实写，与科学的实验距离得更远。在新文学内，便是要找一个并不“自然”的“自然主义”者，左拉，都找不到！

    就态度来讲。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浪漫诗人的领袖，华兹华斯（Wordsworth），他的诗歌的主张总算是“平民”的了————不过，要是拿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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