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一般人在三方面不满于现状中的翻译————重译、不忠实、欧化的译笔。其实，头两层是翻译初期所必有的现象；至于欧化，译文是必然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文学的发现不是一个重要的发动力么？但丁并不通希腊文，《神曲》中关于希腊文化的一部，是他掇拾自拉丁文的译本或节略。裴忒腊克（Petrarca），古典文学运动的先锋，以不通希腊文为一生的憾事。希腊名著因拉丁文的媒介而传播遍了文艺复兴的欧洲。只拿亚里斯多德来讲，他的著作由亚维洛爱司（Averroes）节略的移植入了阿刺伯文之内，后来又由阿刺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但丁，裴忒腊克以及一般初期的文艺复兴期的文人，他们的关于亚里斯多德的认识，便是如此而来的。诺司（North）的“卜陆达克”（Plutarch）英译本，莎士比亚等所诵读、采用的，是由法文的译本重译而成。《十日谈》的最早的英文节译本也是重译自法文。

    佛罗利阿（Florio）在牛津大学教授过意大利文，他译出了孟坦（Montaigne）的文集，莎士比亚所读的孟坦便是他恼怒的佛罗利阿所译出的孟坦的文集，你读过其中的版本吗？也不知印了多少版；在他这种“孟坦”的英译本内，“泊松”（poisson）字他译成了“毒”（poison）字，————只就浅近的法文字内举一个例子。

    草创的时代，这种现象是不免的，————汉高祖初登帝位的时候，诸将交哄于殿上，这件史事不也是一种性质相同的现象么？虽是如此，叔孙通到后来也为汉高祖制定了礼仪；德莱登（Dry-den）也用拉丁文的原本替诺司的“卜陆达克”作了一番校勘的工夫，“孟坦”也有了忠实的英译本。（文笔能与佛罗里阿的相较与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由文学史来观察，拿重译来作为一种供应迫切的需要的过渡办法，中国的新文学本不是发难者，————只看译笔何如，现行的各种重译本的寿限便可以决定。不过，几百年前的成例，到现代还来援用，总嫌自馁了一点，美国的文学不也是新进么？他们的政府派遣了首批的留学生去欧洲，就中有朗弗落（Longfellow），在回国以后，教授“罗曼司”文学于哈佛大学，译出了但丁的《神曲》，其他各国的短篇诗歌，又有狄克诺（Ticknor）由西班牙回来，作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西班牙文学史》，至今仍为这一方面的文献的一个丰富的库藏。（日本的情形如何，希望也有人说给我们听一听。）

    就新文学的现状来看，下列的各种文学内，每种至少应当有一个胜任的人去研究，以翻译名著为研究的目标：————希腊文学、“拉丁”文学、波斯文学、阿刺伯文学、印便文学、（“梵”文是有人通习的，却是并不曾以文学书籍的翻译为目标。）埃及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葡萄牙文学、丹麦文学、挪威文学、瑞典文学、荷兰文学、冰岛文学、芬兰文学、波兰文学、“波希米亚”文学、匈牙利文学：这各种文学之内，有的要研究，翻译，是为着它们所产生的世界名著，欧洲名著；有的是为着它们所供给的欧洲文学史上的文献；有的是为着它们与中国的文学、文化所必有的以及所或有的关系，如上举的三种亚洲文学，又如葡萄牙文学与荷兰文学。这种计划，直接影响于新文学，新文化，间接甚至直接影响于整理中的旧文化（以及过去的世界文化交通史），能以实现与否，便要看政府方面，“文化基金会”方面的眼光与决心了。

    佛学大盛于唐代，是玄奘等的功绩；那些佛经的译本，在中国文化上引起了莫大的变化的，岂不是“佶屈聱牙”，完全的印度化了的么？为了文字的内身的需要，当时的印度化是必然的现象，————欧化，在新文学内，也是一个道理。（西人在服装上的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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