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考据

1937年，《天情道理书》、《干王洪仁玕自述》都发现了，由于新史料提出了新证据，使我对各种不同说法得到一种融会贯通的解释，我拿新证据来检验从前的假设，它经不起反证，于是便把它放弃了，而根据《洪仁玕自述》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起义之说另提出了新假设。这一个新假设，到1944年我得看见《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钞本之后初步得到证实。到1954年我修改这篇考据时，又发现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洪秀全做的一首明白说出他生日那天就是“天父天兄开基日”，也就是说是太平天国起义日子的诗，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个假设 [21] 。

    又如我考证天历干支、礼拜较夏历的干支、阳历的礼拜早一日始于何时的问题，1947年我根据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之日，正在广西永安州被困紧急，并且由于制度的新旧交替，特别是夏历大建小建的不易记忆等等情况，提出了太平天国大约是在颁行天历之日，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而无意错前一日的假设。到1954年，我在重写的一部《太平天国史稿》里面提到这个问题，曾次亮先生对我的假设提了意见。他说我的假设不十分合理，他指出《旧约》的安息日本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否原于《旧约》的安息日，值得考虑。我也觉得我的假设站不住，于是我放弃了这一个旧假设，而接受了曾次亮先生的意见另提出新假设去搜寻证据。果然在太平天国自己颁行的文献里得到天历礼拜是守《旧约》以一周的第七日做礼拜的制度的证明，而与阳历以一周的第一日做礼拜的算法不同，所以天历的礼拜就比阳历的礼拜早一天，天历的礼拜、干支也比夏历的星期、干支早一天，从而也就可知天历礼拜、干支比阴历、阳历早一天是在开始颁行天历之日就如此的 [22] 。关于这一个问题，虽然还有其他的可能，今天还未能作为最后的定论，但却是可以说明检查假设的例子。

    有时根据一种材料，可能提出两个假设的，但是，那一个假设是真实的事实，则取决于历史事实的证明。例如苏州忠王府的大门经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教授的调查研究，断定现在的大门为太平天国前建筑物，其大门柱与柱础形制不符，系在旧基础上重建。我们根据陈从周教授的鉴定，可以提出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太平天国利用旧建筑作为忠王府大门建筑；第二个假设，是李鸿章攻陷苏州后，占据忠王府为江苏巡抚衙门，故拆毁了忠王府大门原建筑改建为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建筑，而从别处移来旧大门嵌上。于是我们进行求证，先从现存的忠王府大门与忠王府内部建筑作比较研究，忠王府的正殿、后殿是建筑得十分壮丽的，巍然宫殿的气象，而忠王府现存的大门却是一座卑隘的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在建筑的规模上是绝不相配的。从历史事实来考证，苏州忠王府外部规模是完全照天京王府的规制的，在宏伟的大门外建有两座鼓吹亭，东西两旁又建有两辕门，其上各建有凌空飞展的角楼。所以这一座大建筑，曾经被地主阶级分子一方面不得不赞叹它“极其壮丽”，同时却又要咒诅它“规模僭越”。这又可知现在忠王府大门并不是原来的大门。经过这样地检验之后，第一个假设是被否定了的。我们放弃了第一个假设，根据忠王府现在的大门与忠王府内部建筑的对比，并与历史事实的考据对证，证实了第二个假设是真实的事实，得出苏州忠王府今天这一座清朝衙门式的大门建筑是李鸿章把忠王府原来具有王府规模的宏伟建筑拆毁改建，而从别处移来一副旧大门嵌上去的结论 [23] 。

    四 论考据方法的局限性

    考据用的方法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形式逻辑是人类共同的低级思想方法，它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一种科学。在狭隘的范围里，在研究事物的简单的寻常的关系时，还可以应付的；一超出这个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本质和规律，要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有一段话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道：

    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程度要看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到它们的互相联系；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到它们的产生与消灭；只看到它们的静止状态，而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4]

    这段话正好用来说明旧考据方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旧考据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用“人的常识”可以处理的范围中，也就是说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可以运用的范围中，再加上研究者的详细占有材料和谨慎的工作，那是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的。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某一历史现象是可以被视为已经形成的相对地分离的、稳固的和确定的史实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这里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是可以合用的。但这种方法“迟早的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一超过那一个界限，那时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中”。所以考据方法所能担负的只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要去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发现事物的规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考据方法通常用的都是举例为证的列举式的归纳法，不仅这种列举式的归纳法如此，即使是有原则地选取归纳材料的科学的严格的归纳法，它所能达到的成就和辩证法相比较，也还是不完备的。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经指出：“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 [25] 。可见要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复杂的科学知识，考据所用的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是无能为力的，而必须进一步应用高级的逻辑————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

    对于考据方法这一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检查我过去所做的考据太平天国史的工作中，我得到了深切的体会。1944年我用考据方法进行《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这个专题的研究，目的是探求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可是我所能看见的只是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的互相联系；我所看见的只是一大串纷乱的因素，而抓不住那一个作为太平天国革命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来做研究的中心环节，从而舍本逐末，迷失方向，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罗列为：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隳废、民族思想与会党六个因素，平均对待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分散力量去注意各种支离破碎的孤立的问题。结果，没有考据得出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却一直向着各种支离破碎的问题去钻牛角尖：从人口压迫追溯到明代蕃薯、玉蜀黍的输入及清代乾隆后的传播；从长江水灾追溯到长江水患的起源；从鸦片战争追溯到鸦片的输入与对资本主义国家诬蔑吸食鸦片始自中国人的订谬。这样，就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原因的目的离题十万八千里！当时我在前社会研究所工作，写成这本稿子，送给所长陶孟和先生看。他看了说：“可惜花费了这样大力，得来的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自己也十分迷惘，自叹无能。一直到50年代，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才知道原来是旧考据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给我的局限，给我的束缚。

    虽然我所以造成这种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我那时候错误的观点和客观主义的立场所决定，但是，同时也由于这种考据方法的局限性给我以局限。我这一个陷到困境的往事，充分说明了考据方法的局限性。

    五 论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给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一个结论。

    决定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是由于它所用方法。考据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如上所论，这种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可以处理的范围，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根本没有能力。因此，考据只能做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初步工作，它所担负的任务就是考证史料的真伪，铨释史料的内容，和考证史事等工作，其目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显示史事的真实现象。它的最大的功能，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它只是史学工作中的第一步。至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材料上升到理论的问题，从考据现象，到根据现象去探求本质和规律，那不是它所能担负的。

    在考据所能为力的范围内，运用严谨的考据方法，是会得到一些正确的结果的，如乾嘉学派的王念孙、王引之所著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等书，不出名物训诂校勘等的范围，大都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他们严谨地运用这一个方法，因此就能够做得比较严谨，比较正确的结果。即在今天说来，他们的成绩有许多也还是有用的，值得吸收的。在乾嘉时代的考据家们，他们还知道把考据和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分开，他们还比较知道考据真实作用。他们只是老老实实的做些校勘古书本子、训诂古书文义、考据古书时代等工作，较高级的也只做到考据古代史事和制度，把史事的现象和制度的内容弄清楚。他们把所谓“义理”、“考据”、“词章”分为做学问的三种途径。这说明当时的考据家还比较能知道考据的作用和限度。所以清代考据家的考据著作，虽然基本上还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也就是为经学服务的），可是由于他们在考据中不乱谈义理和词章，他们的考据只是相当单纯的考据，因此，他们的考据成绩，到今天也还有值得采用的地方。

    破坏了考据的严谨方法和以考据代替史学，那是资产阶级里面的一种所谓“史料学就是史学”的学派所给中国古代考据的毒害。这一派强调演绎法的作用，把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应用到它所不能解决的范围去，这就破坏了中国古代考据老老实实的用归纳法的严谨。这一派又以考据代替史学，认为史料学就是史学，把限于整理资料的考据当作史学，因而掩盖了社会科学的阶级斗争的使命，使得许多历史工作者只知有考据，而不知道考据在全部历史科学中应该占的地位。这么的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派，必须狠狠地批判的。它的流毒，必须彻底地肃清的。

    我们只有明确地认识了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才能发挥它的真正作用，为历史科学研究服务。

    六 我的经验说明了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最后我们要说一说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条每一个考据工作者都应该具有的认识。

    考据用的方法是形式逻辑，这一种方法，只有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够正确地发挥它应有效能。因为“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虚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26] 。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于任何科学研究，必须从具体资料入手。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对于资料首先要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夫，这正是考据的任务。这样，考据才得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为历史科学研究而服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的考据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效能。

    在1954年春至1956年秋这两年半里，我有一件工作是把解放前写的和解放后已写及打算要写的考据编为七集。在这件工作当中，我以检查解放前所做考据的缺点、和解放后所做的考据有何不同，以及如何改写旧作和撰写当前新问题的考据为主要任务。我经过这一次全面的检查，并通过自己工作的实践，深切地认识到了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7] 。兹分述于下：

    甲 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

    对历史事实进行考据，如果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指导之下去做，势必陷于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

    例如我于40年代就曾经对《天朝田亩制度》进行考证。《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反封建纲领，包括有废除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土地法、废除私有财产的圣库制度，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工业归国营的诸匠营、百工衙制度，还有人民选举乡官的民主制度，和妇女解放等等，而其中则贯串着一个反封建的纲领。那时候，我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指导下，把其中的土地法、圣库制度、诸匠营与百工衙制度、乡官制度、妇女解放等等割裂开来孤立地去看，结果只能考出一个个孤立的史事，而不可能看出它内部的联系，也就看不出正是从一个纲领出发的一系列的政纲。到解放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初步懂得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才看得出这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从而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作得出是一个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科学说明出来。

    不仅是考证《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大的问题，就是以考证一个人物的问题来说吧，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有没有天德王洪大全这个人物的考据，必须从天地会的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大领袖，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州时领导班子内并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势力的领袖参加，在所谓“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之后，太平天国也完全没有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加入的事等等方面去考察问题，才能够给相信实有“天德王洪大全”的人的论断予以根本的推翻。而我在1935年第一次写《洪大全考》时和1946年第二次写《天德王洪大全考》时，都仅仅是从《洪大全供》的真假上去稽考，直到1954年第三次写《洪大全考》时，我初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才使我懂得这样全面地去考察洪大全问题。

    由此可见，对那些牵涉范围较广的史事，尤其是对那些内容复杂、错综的历史事实进行考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可能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

    乙 对历史事实的考据，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

    从现象看问题，只能够考出浮在表面的事物现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从本质去看问题，探求出史事的真象。

    试举关于太平天国壁画看法的争论为例作说明。在50年代的中期，艺术界曾发生过一次对太平天国壁画问题的争论。著名画家傅抱石、陈之佛和我们对太平天国壁画进行过多次的探讨，我们根据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望楼壁画，望楼高耸，江上战船旌旗飘扬，反映了尖锐的军事斗争现象的一面，同时，大江上民用船只扬帆下驶，又反映了物资交流的一面。这一壁画面，把当时革命首都————天京军事斗争的时代特点和繁荣经济的景象，安排在一块儿，真实地反映出来，作出了是一壁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壁画的看法。我们又从太平天国壁画起宋、元、明、清四代之衰的情况，作出它是由于农民对壁画“喜闻乐见”，所以太平天国才大力提倡，是有群众基础这一看法。我们的论文发表后，艺术界有同志著专文反对：否认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望楼壁画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认为是“一壁山水画”。否认太平天国提倡壁画有群众基础，而认为是壁画发展的结果，只因为壁画比较适宜于宫室装饰，所以壁画才得应运而生。这一次争论，今天回想起来，实是从现象看问题呢还是从本质看问题的问题。

    可见从现象看问题，只能考得出浮在表面的现象形态。考据一些比较复杂的历史事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探求得出掩蔽在现象后面的历史真象。

    丙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才能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

    历史事实往往是复杂错综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矛盾存在的。用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去看问题，是不可能解决此种问题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探寻得出史事的真象。试举浙江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考据为例。

    绍兴市内现在相传有二十多处太平天国绘的壁画。这些壁画，绘有龙、凤、狮、象、虎，绘有战争故事，还绘有神怪故事。龙、凤等壁画，十分残破，但战争故事和神怪故事壁画却保存得完整。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许多方面已经肯定的事实，肯定了龙、凤、狮、象、虎等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而对那些存在着种种疑问的人物神怪壁画，则提出了是由于绍兴地主阶级诬蔑太平天国用人血绘壁画，诬蔑太平天国在房子里杀人埋死尸，所以在太平天国退出绍兴后，有些地主阶级的家，便在太平天国绘过壁画的墙壁上，另绘上与太平天国信仰对立的东西为他们所崇奉并且认为可以“辟邪”的神佛人物故事来加以“厌胜”。因为这些壁画，是当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就在太平天国绘过的壁上绘的，所以一代代传下来便误传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这一个假设性的解释。我们处理这个复杂、矛盾的问题，是把真的肯定它是真的，把假的提出它是假的，而假之所以作真，是由于假的是在真的位置之上绘的，所以才把假的误传为真的。这是必须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才看得出的。可是，我在1953年初研究这问题的时候，还受着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束缚，我那时候看来，认为这些壁画应该全部否定的，完全看不出假中有真，假的还是从真的遗迹上重绘误传下来的这一个事实。后来经过一年多长的时间，极力挣破旧思想方法的束缚，不断地苦思，才在复杂矛盾的问题之中，逐渐地看得出来。在这里，我应该奉告读者，当我提出这一个假设性的解释时，还不曾得到地主阶级这类勾当的例证。后来我读到《水浒全传》，在第一百十九回记平方腊事后，宋朝统治者的措施道：

    御笔改睦州为嚴州，歙州为徽州，因是方腊造反之地，各带反文字体。

    这是真的历史事实，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宋纪》九十四、徽宗宣和三年平方腊后记道：

    改睦州建德军为嚴州遂安军，歙州为徽州。

    绍兴地主阶级于太平天国失败后，在太平天国壁画的旧迹上，另绘上与太平天国信仰对立的神佛故事来加以“厌胜”，正是与宋朝统治者于方腊起义失败后，取“反文字体”改睦州为嚴州，歙州为徽州同一勾当。

    我考证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经验，说明了形而上学“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的无能为力，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才能够在矛盾对立之中探寻得出历史的真象。

    丁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静止地看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静止地看问题，不可能了解史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探求得出史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真象。

    例如研究太平天国思想有两部主要文献，一部是《太平诏书》，另一部是《天条书》。这两部书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版本引用了不少儒家的话；另一种版本把这些话都删去了。萧一山在1933年做《太平诏书》和《天条书》跋，凭他的主观臆断硬说太平天国原来是宗教性很浓厚的，“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后来曾国藩起湘军以名教奇变为号召对抗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积数年之经验，因社会之情形，不得不翻然变计”，就在这两部作为教育宣传的主要的文件上，多“增入中国典训名言”，“故为佐证”，付之重刻，以迁就人心 [28] 。萧一山这一种说法完全是主观臆断。我于40年代从《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两种版本的校勘，从太平天国所行的旧丧礼和新丧礼的制度，再参以太平天国刊刻的《旧遗诏圣书》的初刻本和改正重刊本的校勘，考出萧一山说法的谬误，证实了《太平诏书》和《天条书》授引儒家经典的是初刻本，不引儒家经典的为改正重刻本。但是，当时的考据到此为止，而未能解释其原因。到50年代重写这篇考据时，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懂得了从发展看问题，才能够提得出：“洪秀全虽利用基督教发动革命，但他本是儒生，久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因此，那时候他写的翁育宣传文件就多援引儒家思想与术语，不能出其范围。到癸好三年建都天京后，草创渐定，‘万样更新’，于是乃有删书之举，以谋思想上的统一”这一个解释出来。从这一个例子，可见做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发生的底蕴。

    戊 资产阶级标榜的客观主义是掩盖阶级斗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揭露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标榜的客观主义是掩盖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服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揭露阶级斗争，发掘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看出历史的真象。

    例如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有一件大事，就是天京之所以不能保守，是由于生产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当时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几乎到处都是“村市平毁，农田全荒，白骨荆榛，绝无居人” [29] 的可怖现象。这三省是给谁破坏了呢？地主阶级口口声声说是太平天国破坏。我在1944年写了一篇《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谬》 [30] ，虽然极力在替太平天国辨诬，但是，我那时候由于中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大毒，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理解问题。到1954年重写这篇考证的时候，我再看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 [31] ，才恍然大悟，大杀、大烧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反革命军队进攻太平天国的一个极毒辣的手段。据曾国藩说，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反革命发动进攻以前，太平天国的情况是“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安之若素”。但是，为什么一到反革命进攻之后，就会造成“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呢？不管曾国藩如何地歪曲事实，如何地诬蔑太平天国，而这一种烧杀的罪行都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干的，因为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要使太平天国军队“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 [32] ，太平天国政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 [33] ，所以就用杀光、抢光、烧光的毒辣手段把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生产彻底破坏了。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粉碎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的诬蔑，而且可以明确地断定这一件残民以逞的大罪恶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干的。但是，如果不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可能剥开曾国藩的诬蔑，而从诬蔑的言辞里面看出事实的真象。

    又如王韬，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同情太平天国的人，所以他才向太平天国上书论攻上海事。我在1934年写《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的时候，只考得出“黄畹”就是后来办《申报》的“王韬”为止，至于王韬为什么要向太平天国献策却无法考得出来。到1954年重写《黄畹考》便不同了，我能够初步从阶级斗争观点去看问题，把那些隐蔽的事实看出来了。首先是从王韬向太平天国献策前就在上海吃了英国侵略者的先锋队传教士的饭共十二年之久，他跟英国侵略者有过长期的关系。就在献策那一年，他又跟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Hope）、参赞巴夏礼（H.S.Parkes）做随员到天京去窥探太平天国，又到汉口去与清朝统治者勾结。据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记》说，美国侵略分子华尔（F.T.Ward）统率的洋枪队便是清朝的苏松太道吴煦采纳王韬的建议来建立的。根据王韬这样的历史与行动来分析，他断不会替太平天国打算而向太平天国献策的。又据英国公使卜鲁斯（Bruce）所说，知道王韬所以向太平天国献策是因为当时王韬全家从外国侵略者霸占的上海搬回他的家乡————太平天国治下的苏州去，为了避免太平天国对他的怀疑，故献此策假作与太平天国“同心之论”。而王韬之所以全家从上海搬回苏州，是由于太平天国大军进攻上海，英国侵略军的增援军队还没有赶到，上海情况慌乱，故搬回苏州来。再根据英国增援军到沪后，王韬就返上海，与后来清政府因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要逮捕他时，英国公使对王韬极力保护等事看来，王韬向太平天国献这一个主张用兵上游不攻上海的策略，很可能是受英国侵略者的指使，企图太平天国延缓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争取时间，等候增援的。这一件事，对太平天国反侵略战争是有关系的，应该作为这一篇考证的主要问题。可是，我在1934年考证这一个问题，却不可能接触得到这一个问题的核心，只有懂得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时才能够把事实发掘出来。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是掩盖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揭露阶级斗争，发掘得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看出历史的真象。

    己 唯心史观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

    唯心史观无视或蔑视群众，看不出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难免导引到错误的结论，更不知道走群众路线去解决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人民群众的观点，才知道依靠群众。

    例如人们研究太平天国采用明白易晓的语文的问题，得出来的是洪秀全个人提倡的结论。而我们用群众观点看问题，才看出洪秀全原来是一个深受古典文体束缚的知识分子，他在最初图谋革命的时候写的几篇文章还不曾打破封建古典文体的束缚，特别是《原道救世歌》一篇，更是典故连篇。这些文章，当然不是人民群众所能领会的，但当时洪秀全是关门写作，他没有认识到群众的要求。到了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他到广西桂平县平在山设立拜上帝会机关，分送他所撰的文件到附近各县农村进行宣传之后，他接触到群众的面一天比一天广，一天比一天深了，才深切地认识到他的作品中所用的那些文体不是群众所能领会的，群众所要求的是听得懂看得懂的明白如话的文体。因此，他就打破封建古典文体，写作明白如话的文章以符合群众的要求。洪秀全通过他的革命实践，明确了群众的要求，到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建都天京后，就提出反对封建文学提倡白话体文学的革命政策。这就可知太平天国反对封建文学的主张，并不是洪秀全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反映人民的要求，站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34] 。又如中国古代盛行壁画，宋代以后，由于地主阶级提倡卷轴画，只绘于庙宇寺院的壁上，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在宋、元、明、清四代衰落了的壁画所以还能保存不坠，实由于为劳动人民所爱好。因此，太平天国到建都天京后，就在一些新建筑和广大的旧建筑上普遍地绘制壁画起来，它剔除了与革命斗争抵触的佛道人物画和封建人物画的旧内容，而发扬了有利于革命斗争和美化生活的山水花鸟画和富于斗争性的飞禽走兽画的新内容，从墙壁栋梁以至门扇，无一不绘。天京以外，各地也普遍地绘制壁画，只以天京一地而论，在失陷之后，经过清军的焚烧毁坏，还有一千多处，真可以称为壁画城。当时壁画的盛况可以想见。这就可知，太平天国的提倡壁画，不是主观盲目的，而是反映人民的爱好，站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的，太平天国壁画所以得到蓬勃的发展，就是建筑在这一个群众的基础上。可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群众观点去看问题，才能得出这个正确的结论。

    唯心史观更不知走群众路线，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依靠群众去解决问题。我们所做浙江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调查，南京如意里太平天国壁画的调查等，都是依靠群众解决了问题。而最突出的一件事例，是南京普渡庵的调查。原来南京市民魏伯和在1950年提出一个所谓“天王元妃”————兴义尼出家普渡庵的事件，他自己以兴义尼归依弟子的身份向政府报告，他纠约了几个生存的人作证，他举出了几个过去的实有其人的人或虚捏的人作证，他还举出了一些无可追寻的文件和捏造了一些文件作证。他建议政府在普渡庵建碑纪念，保护革命遗迹，并申请政府照顾他个人的生活和他两个堂妹的就业问题。政府把他的意见交我们研究，我们从历史考证指出他所说的事件的虚假。他不服，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上书，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根据历史事实指出他的虚假。他仍不服，最后一直上书到毛主席。政府为慎重对待革命传说及人民意见起见，交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大家研究这问题，认为魏伯和所提出的事件，是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经过历史的考据完全证实他的虚假的了。但是，魏伯和是生存的人，他捏造这一样事迹被揭穿了，他还可以再捏造另一样事迹；他可以纠约活人作证，他也可以捏造死人作证，他还可以捏造假文件来作证，总之，历史考据可以否定他的种种虚假，但历史考证却遏止不了他一次又一次的作伪。要遏止他再也不敢作伪，必须把他作伪的根由揭穿出来。在这一事件来说，要把他作伪的根由追寻到水落石出，只有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因此，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决定组织人力，深入到当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详细地访问了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的人物，结果，揭穿了魏伯和捏造所谓“天王元妃”的动机的秘密，就是曾经一度给魏伯和作证的果修也不敢再在群众面前再作“假见证”。这一件事，终于依靠群众彻底地解决了问题。

    由此可见，唯心史观无视群众，看不出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难免导引到错误的结论，更不知道走群众路线去解决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人民群众的观点，探求得出历史的真象，才知道依靠群众，去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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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举六项，只是就我个人实践中的体会举出来说的，当然不只这些。但是，只就这六项看来，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是从现象看问题，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是静止地看问题，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是无视或蔑视群众，它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才能够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才会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它具有极大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我从自己的工作中，解放前与解放后两相对比，使我深切认识到了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为历史科学研究服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考据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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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

    [2] 据1983年1月5日《光明日报》副刊《史学》第276期苏双碧《一年来史学理论的探讨》一文。

    [3] 详见拙著《一部太平天国的禁书》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

    [4] 详见拙著《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一文的考证。

    [5] 详见拙著《李大明柴大妹合挥翟合义祝大妹合挥跋》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国文物图录》一书内。

    [6] 详见拙著《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锟北伐报告跋》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

    [7] 详见拙著《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证》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一书内。

    [8] 详见拙著《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9] 关于这个问题，我从前写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观点错误，已在拙著《太平天国史·序论》内予以更正，那篇考证，也预备重写。

    [10] 详见拙著《〈褒忠崇祀图〉无耻地歪曲历史》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

    [11] 请参看拙著《石达开假诗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内。

    [12] 详见拙著《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内。

    [13] 据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14] 案同治二年曾国藩《致彭杏南》述忠王李秀成说他的军队“全不能战”，他自己也低头承认说：“昨夜接庐江吴长庆禀，并钞寄伪忠王文书，……称曾某之兵，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此实忠酋确有所见之言。”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

    [15] 案同治三年曾国藩复他的朋友郭嵩焘信说：“金陵储蓄之奏，措辞诚多未善”（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复郭筠仙中丞》），这就是说他捏报的话不能欺骗清廷。

    [16] 请参看拙著《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一书内。

    [17] 详细考证见拙著《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一书。案此处说的积累五十多条证据，是截至1954年8月写这部书时为止，其后陆续发现新史料，到今天已远远不止此数了。

    [18] 详见《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一文的考证。

    [19] 《庚辛泣杭录》。

    [20] 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七期《关于太平天国文献中“挥”字意义的解释》。

    [21] 详细考证见拙著《金田起义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22] 详见拙著《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一书内。

    [23] 请参看《苏州忠王府小考》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内。

    [24] 恩格斯：《反杜林论》，吴黎平译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页。

    [25]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1页。

    [26]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2页。

    [27] 关于这一次工作，我写了一篇长《跋》，刊于《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七集》）后。在那篇跋文中，我把我从工作实践中得到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强调地告诉读者那是必要的。但对考据作出旧考据方法和新考据方法的提法却不对了。固然，近人利用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来做考据是比乾嘉学派有所发展的，而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进行考据又是与50年代以前的考据大大不同的。但是，考据本身都同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所不同者只是指导思想而已。所以对考据作出新旧两种考据的提法是不对的。特在此对旧作更正。

    [28] 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第一册《太平诏书跋》。

    [29] 见《平定粤匪方略》卷三百七十一李鸿章奏。

    [30] 此文收在1948年出版的拙著《太平天国史考证集》内。

    [31]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32] 都见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

    [33] 同上。

    [34] 请参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编《太平天国文选》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