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里甲结构的变式

    要描述清帝国各地里甲体系令人头昏的所有变式，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对其中一些较重要或有意义的变式进行勾画，则非常有益；因为，这样的描述不但能让我们对实际存在的里甲体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同时也能对帝国行政特点本身做一些说明。

    我在附表1-1中对不同形式的里甲组织（包括主要的变式和常规形式）进行了分类和描绘。为了便于对比，将变式的层级置于相应的常规层级下方。而对于那些精确的对应关系难以确定的事例，则将其变式放在看起来比较合理的地方。

    我们的讨论就从里甲的常规形式开始。《朝邑县乡土志》和《城固县乡土志》（均属陕西省）详细记载了两县的税收组织。前者提到在朝邑县，“大约……十甲为里。光绪十六年（1890年）……共编三十三里”。[1]后者强调：“里有十甲……花户多少不等。”[2]这些情况同官方所规定的常规形式非常接近。根据《贺县志》（广西，1890）的记载，该县有18个里，每里分为10甲。[3]江苏兴化县的情况几乎与此相同。[4]不过遗憾的是，这些地方志都没告诉我们一甲等于多少户。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在遵照官方规定的组织框架进行编组的地区，各甲的户数也不是一致的。

    附表1-1：里甲层级及其变式

    《兴国州志》（湖北，1889）印证了这个推断。据修纂者所说，该州2个坊和38个里依法分为10甲。但是，各甲户数，不但在这些基层组织里互有不同，而且远远超过官方所定的数额，每甲平均有383户。[5]

    在其他事例中，各里的甲数也不一致。比如在直隶涿州，40个里中，每里有10甲的只有13个。[6]四川绵竹县的安排与官方的定制不同，每里5甲而不是10甲，故而整个乡村4个里共20甲。[7]

    在我们所考察的变式中，一些地区偏离常规组织形式，是在“里——甲——户”模式之外增加一两个层级，另一些是减少一个或多个层级，还有一些用其他名称替代官方规定的名称。对这些变式，笔者分别称为：增式、减式和代式。

    * * *

    [1] 《朝邑县乡土志》（年代不详），36b。

    [2] 《城固县乡土志》（年代不详），18b。

    [3] 《贺县志》（1934），2/16b，引1890年旧志。

    [4] 《兴化县志》（1852），2/6b-8b。

    [5] 《兴国州志》（1889），2/6b和5/2a-7a。

    [6] 《涿县志》（1936），四之四，16b-17a，关于历史上里甲组织的评论。

    [7] 《绵竹县乡土志》（1908），“历史丙”，15b。

    增式

    在一些事例中，乡和村，就像“保——甲”一样，显然为了方便而并入税收体系；比如在云南、贵州和山东，村常常插入甲和户之间，这样甲所包括的户数，比官方规定的要多。《仁怀厅志》（贵州，1895）记载，该厅地区总共有3个里，其中1个辖5甲，另外2个各辖4甲；每甲下辖数目不等的村落。[1]《镇雄州志》（云南，1887）列出了该州的10个里，并载明每里有多少甲、村、户。除了1个里外，其他各里各有5甲；下辖村子则从十数个到30个不等，甚至更多。[2]同省的另一州19世纪的情况与此类似，10个里所辖的甲数和村数稍微多些。[3]山东莘县的情况与上述事例不同，里之上设有乡，而每甲的村数平均不到4个。[4]把乡与村引入里甲组织中，或许是为了方便。由于这一理由，17世纪云南昆阳州的一位地方官就把村整合到里甲体系中来了。据说，“里甲归村，民便输纳”。[5]

    在其他事例中，乡和村以外的其他层级也引入里甲体系之中。根据《泉州府志》（福建，1870）的记载，安溪县为了方便征税而划分为18个里（分属3组），每里6图，每图10甲。[6]“图”并不是官方规定的层级。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不仅是增加一个新的层级这么简单。由于每图辖10甲，所以“图”实际上取代了官方所规定的“里”。另外，安溪县18个里各划分为6图，这种“里”（辖60甲）比官方规定的“里”（辖10甲）要大得多。最后，由于该县18个里组成6个“组”〔编者按：应为3个组〕，因而在各个里之上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层级，一个或多或少和其他地区的“乡”类似的层级；在那些地区，乡被纳入里甲体系中。

    “图”作为税收组织单位，其起源如何呢？下面是《泉州府志》的修纂者对惠安县的情况介绍：

    宋初分三乡，领十六里。庆历间改为十八里。……元贞元年间更为……四乡，仍十八里，统三十二图，图各十甲。国朝顺治年间……图甲稍减原额。康熙十九年乃复旧。[7]

    由此看来，“图”显然是元朝遗留下来的。由于某种原因，当地居民保留了它，而政府也未加以干涉。

    * * *

    [1] 《仁怀厅志》（1895），1/20a-21a。

    [2] 《镇雄州志》（1887），1/41a-51b。

    [3] 《寻甸州志》（1828），1/6b-7a。

    [4] 《莘县志》（1887），1/14a-27b。

    [5] 《昆阳州志》（1839），6/12a-b。

    [6] 《泉州府志》（1870），5/15b-16a。

    [7] 《泉州府志》（1870），5/13a-b。吴荣光（1773——1843），《吾学录》初编，2/1a-b，以为“图”的含义有多种，各不相同。他引用《大清会典》：“直省各府州县编赋役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

    减式

    笔者手中有更多关于减式的事例。根据《华州乡土志》《岐山县乡土志》和《宜川县乡土志》等的记载，这些州县（均属陕西）的税收体系都没有甲这个层级。华州共有41个里，平均分配在乡村地区的4个乡之中。[1]岐山县也有4乡29里，但每乡的里数分配不均匀。里并没有划分为甲，而是各“统”一些村，29个里共“统”610个村。每里的村数，少则6个，多的达46个。[2]宜川县与华州和岐山不同的是，它的甲并没有完全消失。《宜川县乡土志》记载说，该县旧分4乡24个里；康熙年间，并为4里；到修志时，复分为17里，其中4个“地狭户少，不分甲”。[3]这表明，其余13个里保留了甲。

    类似的情况普遍出现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湖北、湖南和浙江。在湖北省，许多州县都没有甲组织；在其中一些地区，只保留了乡和里（比如武昌县、蕲州、黄梅县、随州、襄阳县、归州、保康县和建始县）；[4]在另外一些州县（比如汉阳县和恩施县），[5]村作为税收单位。在湖南省的道州和靖州，也可以看到里甲体系被简化的情况。在道州，共有8个乡，每乡划分为若干里。[6]在靖州，有1个坊和7个乡，共19里；每坊或乡的里数不一。[7]“坊”在官方术语中本来是城区划分单位，相当于乡村中的“里”；但在靖州，则被当做“里”的上一层级，其地位相当于“乡”。同样的简化版也见于19世纪的浙江仁和县。[8]

    如果省略“甲”，同时将“里”并入“乡”；或反过来将“乡”合并到“里”中，里甲就进一步简化为一级组织。关于前者情况的事例，见之于四川一些地区。附表1-2根据《泸州直隶州志》（1882）制成，可以清楚地显示这种变异[9]：

    附表1-2：四川的里甲编组

    江苏一些州县的情况同泸州等地的完全相同。1810年版《扬州府志》提供了下列资料[10]：

    乡并入里的事例，直隶、河南、浙江和湖北都有。《蔚州志》（直隶，1877）就强调说，该地区的人户被编入15个里中；各里名称到该志修纂时尚有案可查。[11]《睢州志》（河南，1892）记载说，该地税收是以里为单位征收的；原本40个里，不知何时增加到72个。[12]《杭州府志》（浙江，1898）透露，杭州府所属某些县（如於潜县）以“里”作为唯一的税收单位。该地方志继续解释说：

    元只二十四里……明成化〔1465——1487〕后，尽革裁诸里名，但以每一乡编为一里，得里十一。……国朝因之。[13]

    湖北省一些地区，乡也被里取代。《湖北通志》（1921）指出，巴东县将本地人户编为8个里，并说：

    案嘉庆〔18世纪初〕志……光绪《湖北舆地记》均不言乡。案宋时原有乡名，不知何时没去。[14]

    《归州志》（1900）提供了一条关于乡失踪的线索。该地方志记载说，归州最初在宋朝时期划分为10乡，随后划分为17乡；到明朝时，为里所取代。[15]以此可以推断，在“里”作为唯一税收单位的其他地区，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

    不过，这种变式并不普遍。在一些地区，这种变化只进行了一半，因而出现了“乡”“里”并存的局面；湖北长阳县的情况就是如此。该县在清朝时期有3乡，户口被编为3个里；“即以乡名为里名”。[16]

    还有几个奇特的事例表明整个税收组织体系被简化到甲的层级。根据《延安府志》（1802），[17]陕西省一些县区演变情况为：

    * * *

    [1] 《华州乡土志》（年代不详），59b-61b。

    [2] 《岐山县乡土志》（年代不详），3/3b-4a。

    [3] 《宜川县乡土志》（年代不详），7b-8b。

    [4] 《湖北通志》（1921），33/1020，引《武昌县志》；33/1029，引《蕲州志》；33/1030，引嘉庆年间刊本《黄梅县志》；33/1033、34/1039和34/1047，引《舆地志》；34/1054，引光绪年间修纂但未刊印的《归州志》；34/1058，引《建始县志》。

    [5] 《湖北通志》（1921），33/1023-1024，引《汉阳县志》；34/1056，引《恩施县志》。

    [6] 《道州志》（1878），3/23a-b。

    [7] 《靖州乡土志》（1908），2/22a-b。

    [8] 《衡州府志》（1895），5/22b-23a。

    [9] 《泸州直隶州志》（1882），1/2a。

    [10] 《扬州府志》（1810），16/1a，引《太平寰宇记》。〔编者按：广陵县乡数应为26。〕

    [11] 《蔚州志》（1877），3/25a。该州总共有49，839户。

    [12] 《睢州志》（1892），3/2a-3a。

    [13] 《杭州府志》（1895），5/31a。

    [14] 《湖北通志》，34/1055，引嘉庆《巴东县志》〔编者按：应为“嘉庆《湖北通志》”，参见志首凡例〕。《湖北通志》34/1056“宣恩县”条下“嘉庆志、府志、县志、光绪《湖北舆地记》均无乡名，盖县未设乡”。

    [15] 《归州志》（1900），8/1a-3b。

    [16] 《湖北通志》，34/1055。

    [17] 《延安府志》（1802），28/3b-15a。

    代式

    接下来是“代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形式五花八门。略过一些看起来没有多大影响的小差别，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规则来。替代最常出现在官方架构中“里”这个层级，常被“都”或“图”所取代。偶尔，“乡”为“渠”所取代。在其他一些地方，通常也没有甲，而是各种各样法律规定之外的组织单位，如“村”“保”“铺”和“院”，虽然我们并不能断定它们实际上取代了“甲”。我们的确应该承认，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地方志经常没有指出它们的精确地位，因此，即使官方单位中有一两个被放弃，我们也难以确定它们是某个法定单位的替代物，抑或是整个体系中的增加物。

    四级模式

    许多事例显示，地方对官方架构的偏离，不但表现为常规单位被各种单位取代，还表现为一些额外单位的增加。以下四级模式就值得注意：

    （一）广东南海县的“都——堡——图——甲”模式。根据《佛山忠义乡志》（1923）的记载，[1]其情况如下：

    吾邑……以都统堡，其堡多少不等；以堡统图，堡有大小，故图之多少亦不等；以图统甲，每图分为十甲……以甲统户，户多少不等。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说法同《南海县志》（1910）所述该县通行的三级模式并不一致。因此，这种四级模式可能只存在于南海县一些特殊地区。

    （二）另一种四级组织模式，出现在江苏无锡县。《泰伯梅里乡志》（1908）记载，泰伯乡（无锡县的一个乡）为了方便税收而被划分为3个都：第55都，统10图；第56都，统10图；第57都，统9图。每图所辖甲数各不相同。[2]如果把乡作为其中一个层级，就可以得出“乡——都——图——甲”的组织模式。广东东莞县的情况也与此类似。[3]

    （三）福建惠安县是另一个例子。《泉州府志》（1870）记载：

    宋初分三乡，领十六里。……元贞元间更为……四乡，仍十八里，统三十二图，图各十甲。……乾隆二年，因里长侵粮，革去里班名色，改为六十七铺。[4]

    这段资料提到了不太常见的“铺”的起源；“铺”也出现在清帝国的其他地区。

    （四）无锡县还有一种四级制的变式，即“区——都——图——甲”模式。1881年左右，该县的税收组织体系为“区摄都，都摄图，图摄甲”。[5]记载此种模式的志书解释说，明朝时期实行这种模式，“目前袭之”。不过由于该志没有详细说明各层级相关的单位数，因此无法确定“区”和“都”是否就是用来替代“乡”和“里”的。

    （五）下面的四级变式出现在湖北。根据《沔阳州志》（1894）的记载，该州乡村组织的部分情况如下[6]：

    宝城乡（五乡之一）4图17里：

    这个地区实行的四级模式是“乡——图——里——院”。它有两个新奇之处：其一，它将“图”置于“里”之上；其二，它所设置的“院”组织在其他地区是很难见到的。根据州志编纂的说法，“院”的起源如下：

    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曰院。如是者百余区。[7]

    因此，在那些村庄并入税收体系的地区，“院”取代了“村”的地位。

    （六）浙江一些地区实行“乡——都——图——里”模式，其中又以建德县的例子最为典型。下列资料取自于《严州府志》（1883）[8]：

    在白鸠乡，图数与里数相同；在芝川乡，里数与都数相同。府志的修纂者无疑表明这些单位处于不同层级上。

    （七）《通州直隶州志》（江苏，1875）所记载的资料，反映了泰兴县的税收组织情况如下，是“乡——都——里——村”模式[9]：

    据该志，每个里辖若干村，因此“里”和“都”一定都是规模超过官方所规定的里的大单位。类似的“乡——都——里——村”编组盛行于通州直隶州其他地区[10]、扬州府一些地区[11]，可能还有浙江杭州府昌化县[12]。

    浙江省一些地区提供了这种四级制的变式。奉化县所属剡源乡有类似的编组，不同之处在于“里”为“图”所取代；而“图”是南方常见的层级。根据《剡源乡志》（1901）[13]，情况如下：

    该地方志中还配有一些略图，说明剡源乡都和图的设置情况（遗憾的是，没有显示村的配置情况）。此处引用其中一幅图，可以让我们对这个情况有些概念（图见次页）。这些单位的形状不规则，可能是由于地形因素，或者是因逃税而“不公正地操作”造成的————一种把税率较高的土地，划分到低税的单位中去的欺诈手法。我们将会对这种手法作更详细的解释。

    （八）最后一个四级组织模式事例是“乡——里——都——图”，有趣的是，它是连续几个朝代加入新的层级而创造出来的。根据《福州府志》（1756）的记载，福建古田县的税收组织在宋代为4乡13里；元代将“里”再分为48个都；明代又增加59个图。[14]每个“图”都包括一些村，不过这些村是自然出现的，而不是为了征税而设置的行政单位。

    （九）此处我们可以指出一个五级税收组织的罕见事例。根据《厦门志》（1838）[15]的记载，同安县乡间在宋朝早期被划分为4乡27里；元代重新安排为44个都；明朝减少到37个都，共辖53个图。1775年，里组织经过一次洗牌；随后不知在哪个时候，设置了45个保，置于“图”之下。该志修纂者的记述并不完全清楚。他所记述的体系大概包含5个层级：乡、里、都、图和保。

    “都”与“图”编组

    * * *

    [1] 《佛山忠义乡志》（1924），4/2a-3a。

    [2] 《泰伯梅里乡志》（1897），1/4a-6b。

    [3] 《东莞县志》（1911），卷三，各页。

    [4] 《泉州府志》（1870），5/13a-b。〔译者按：“领十六里”误为“六里”，“乾隆二年”误为“十三年”，今据府志径改。〕

    [5] 《无锡金匮县志》（1881），11/3a。

    [6] 《沔阳州志》（1894），卷四，《食货》，15a-34a。

    [7] 《沔阳州志》，卷三《建置》，“堤防”，11a。

    [8] 《严州府志》（1883），4/1a-3a。

    [9] 《通州直隶州志》（1875），1/33b-34b。

    [10] 参见《通州直隶州志》在1/32a和1/34b-35a中关于通州直隶州和如皋县的组织设置情况记载。

    [11] 《扬州府志》（1810），16/21a。

    [12] 《杭州府志》，5/33a-b。

    [13] 《剡源乡志》（1916），1/2b-4b。

    [14] 《福州府志》（1756），8/9b-12a。

    [15] 《厦门志》（1839），2/20a-22a。

    三级模式

    （一）首先要指出的就是“乡——图——甲”模式；其中图取代了里。广东南海县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下表是南海县最富庶的儒林乡1880年左右的情况，每甲的户数极不相同[1]：

    附表1-3：儒林乡每图的户数

    该地方志的修纂者没有说明“图”的性质，不过，由于5个图恰好都下辖10个甲，因此可以推断“甲”一定是当地用来取代官方所规定的“里”的组织单位。这一推断得到《湖北通志》（1921）的证实。嘉庆《广济县志》的修纂者写道：

    旧额三十里，后废灵东四图。康熙五年知县黄玉铉设太西三图足旧额。三十五年增安乐七图。由是广济七乡有三十七图，三百七十甲。案图即里也[2]。

    如果《扬州府志》（1810）提供的资料可靠的话，《湖北通志》所提到的“旧”里，可能就是明代里甲体系的组成部分。根据《扬州府志》的记载（引万历《宝应县志》），江苏宝应县的税收体系在明朝和清朝间发生的变化如下表所示[3]：

    续表

    图在这里明确取代了里。不过在其他地方，图最初似乎是插入里和甲之间的新增单位，但后来就取代了里。举例来说，根据《淮安府志》（1884）[4]的记载，江苏桃源县的情况如附表1-4：

    附表1-4：桃源县的里数和图数

    有时，里和图共存在地方的名称中。根据《续修庐州府志》（1885）[5]的记载，安徽蒙城县的税收组织体系如下：

    在城乡，分2图：在一里，下辖10甲；在二里，下辖10甲。

    惠安乡，分2图：惠一里，下辖10甲；惠二里，下辖10甲。

    （二）不过，里的名称存在于一些图和甲都不存在的地区（后者甲被村所取代了）。在山西翼城县和陕西同官县，乡分为数里，每里又划分为数村，形成一个“乡——里——村”的模式。[6]

    （三）都取代了里，形成的“乡——都——村”模式，是（二）模式在南方的一种变形，见于福建闽清县和江西泰和县。在闽清县，1660年由知县设置的组织层级如下[7]：

    旌良乡：三都，村七；四都，村十；五都，村十一；七都，村九；八都，村十四；九都，村九……

    在泰和县，据县志记载，“坊乡里巷立名自宋淳熙始，初坊改为厢，乡分为都，都后为图，图即里之谓也。”[8]在19世纪70年代，该县的税收组织情况部分如下：

    仁善乡：一都，村三；二都，村四；三都，村六……

    （四）“乡——都——图”模式，存在于江苏省一些地区。根据《泰伯梅里乡志》（1897）[9]的记载，无锡县的情况如下：

    江西南昌县的情况与此类似。据说，该县5乡之名最初出现在1850年编纂的登记册上时，共辖68都和589图，不平均分配于各乡之下。[10]与前一个事例一样，该文献也没有提到“都”的性质。

    不过，《福州府志》（1756）对“都”的情况作了一些说明。据修纂者说，福建长乐县乡村地区部分设置情况如下[11]：

    明显地，“都”与“里”同时用于这个地区，这或许就像上面提到的南昌县或无锡县泰伯乡中的情况一样，意味着“都”在一些地方取代了“里”。

    （五）“乡——图——村”模式，见于广西省一些地区。根据《南宁府志》（1909）[12]，宣化县乡村地区划分为数个乡，每乡划分为1到8个图，每图又分为数目不同的村。广东和浙江两省也有这种情况，“都”看起来就完全等同于“乡”。根据《香山县志》（1873）[13]的记载，这个地区的部分编组列表如下：

    （六）一种奇特的变形见于福建省。在罗源县乡村地区，采行的是“路——里——铺”模式，而不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乡”“都”和“图”的结构[14]：

    至于“路”和“铺”两词的含义及起源，修纂者并没有说明。

    （七）另一种关于乡一级组织的变形情况，见之于福建晋江县。根据《泉州府志》（1870）的记载，[15]该县乡间地区在宋朝划分为5乡23里。元时重新加以编组，“变乡与里为四十三个都”；加上城厢的3个圩，总统135图。“图”与官方所规定的“里”一样，各辖10甲。明清延用不变。这种“都——图——甲”模式也见于同省的同安县和南安县。[16]

    （八）广东南海县和花县的三级组织模式，与上述的不同。由于“都”为“堡”所取代，因而出现了如下的“堡——图——甲”模式[17]：

    这表面上与福建晋江县的“都——图——甲”组织模式相似。但是据《南海县志》（1910）的修纂者的说法，“或文言之曰里，俗称之为堡欤”。[18]该修纂者指出，在清初，“堡”的人数平均不到1，000人，因此，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组织单位。另一方面，晋江县的“都”则是一种“乡”和“里”都融入其中的组织单位；这个论点得到了《佛山忠义乡志》（1923）修纂者的支持。在讨论广东佛山县的组织体系时，该修纂者认为“堡”一词起源于明代，并认为“里长”就是当时堡的管理人员。[19]

    （九）在湖南省一些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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