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武帝时期的民族关系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形势，西汉王朝同匈奴族、同西域各族以及同南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节　汉王朝同匈奴关系的根本改变

    西汉王朝建立以来，始终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和侵扰。由于西汉初年经济、军事实力有限，中央朝廷的主要力量用来与诸侯王地方势力作斗争，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自高后、惠帝以下的各代皇帝，基本都采取对匈奴的妥协政策，用和亲、开放关市和两族首领结盟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这种政策虽然换取到暂时的和平，在双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掠夺野心并未因此而被遏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助长了匈奴奴隶主贵族更大的贪欲。汉初的和亲与开关市都是在汉、匈奴之间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西汉王朝无力抵御匈奴入侵，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这种做法不仅使汉王朝统治者处于屈辱地位，也损害了汉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无补于汉匈两族人民的友好。从长远的眼光看，这样的关系是不利于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然而，在汉武帝即位前的几十年，西汉统治者迫于形势只能采取这种有损尊严的、屈辱的和亲政策。到汉武帝统治时代，这种不平等关系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一　汉王朝反击匈奴的准备阶段（前140年至前134年）

    汉武帝即位之后，由建元元年（前140年）至元光元年（前134年），在六七年中西汉王朝与匈奴维持着“和平”的关系。这期间，西汉王朝一方面调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制度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又积极进行反击匈奴的准备活动。

    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　当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的时候，雄踞于北方的匈奴族正是军臣单于统治时代（前161年至前126年）。早在军臣单于的祖父冒顿单于和父亲老上单于统治时代（前209年至前161年），匈奴奴隶制国家就已达到“极盛时期”（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第23页）。在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匈奴族富有极大的侵略性，他们不断向中原侵扰，同时还向北、向西扩展势力，将当地的民族征服或赶走，成为北方草原各民族的凶悍敌人。如匈奴人将原居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月氏国及乌孙国先后赶到伊犁河畔及康居以南的妫水（阿姆河）北岸。又征服楼兰（新疆罗布泊以南），呼揭（北魏时称护骨，隋唐时的回纥）等西域二十几国，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征服者，并向统治下的诸族征收重税。据估计：在军臣单于前，匈奴所掠的汉人至少有十万多口，所掠的西域各族人，丁零人和西羌人约二十五万口，掠走乌桓、鲜卑、楼烦、白羊等族人亦不下二十万口，总共约五十五万人。这些被掠去的人口均被作为奴隶，供匈奴人驱使，而当时匈奴人口总数也不过一百五十万（见吕思勉《燕石札记·匈奴人口》），其中“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所掠的奴隶竟近本族骑士的一倍。这正反映了匈奴奴隶制国家的特点和本质：它既压榨本族人民，也对邻族进行掠夺和侵略，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军臣单于统治匈奴族的时候，在他即位之初仍是匈奴奴隶制国家的“盛世”，匈奴奴隶主贵族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日益繁荣的西汉王朝。虽然在汉景帝时期匈奴只“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汉武帝即位的最初几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但这种“和平”、“亲善”的现象仅仅是表面的，在这一层烟幕后面潜伏着时刻爆发战争的危险。

    这是因为匈奴奴隶制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停止掠夺。正如恩格斯转述塔西佗所说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他的队伍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1页）。匈奴正是这样，“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汉书·匈奴传》）。武帝即位之初的暂时和平，不是没有代价的，而是以“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汉书·匈奴传》）换来的。因此，一旦汉王朝要改变或终止这种屈辱的、不平等的关系，匈奴就会大举进攻。

    其次，在西汉王朝方面，长期的对匈奴“饶给之”，无疑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每年向匈奴单于纳贡进妃，对西汉统治阶级来说，也决非是光彩、体面的事。所以，尽管高后、惠帝以来历代皇帝对匈奴都隐忍、退让，但没有不把匈奴视为世仇的。从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伐匈奴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出汉代统治者胸中郁积着多么强烈的仇恨：“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书·匈奴传》）这封太初四年下的诏书，对高祖、吕后时代遭到匈奴的困辱还耿耿于怀，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年代了。因此，武帝初年同匈奴维持着“和亲”的关系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战争在等待着爆发的时机，汉王朝在武帝的统治下正为迎接这一时机的到来而积极地作着准备。

    汉王朝备战的措施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来向汉请和亲。如前所述：这时的所谓“请和亲”实际是勒索财物和女子。因此，汉朝大臣中有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数为边吏，习知胡事”的大行王恢就提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史记·韩长孺列传》）但大多数朝臣仍不同意与匈奴开战，这主要是汉王朝方面对战争的准备尚未就绪。汉武帝也不主张与匈奴立刻决裂，决定答应匈奴“请和亲”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汉武帝一方面允许与匈奴和亲，同时又为同匈奴交战作准备，早在建元三年（前138年）他就派张骞出使月氏[150]，目的是联合月氏围困匈奴，以断匈奴右臂。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关于张骞出使的情况将在下节详述，仅从汉武帝即位后第三年就派张骞去联络月氏这件事就可看出：汉王朝统治者一直没有放松反击匈奴的准备。为准备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后就鼓励、尊宠主战、习武的臣下，史载“上（指汉武帝）即位，欲事伐匈奴，而（韩）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史记·佞幸列传》）。虽然韩嫣并非真正的武臣勇士，他是为了取宠于皇帝才“习胡兵”的，但从武帝对他赞赏的态度“益尊贵”，可以想见武帝备战的迫切心情。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注意：《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载：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刚刚即位以后，就派六十岁的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显然这也是为了侦察敌情，了解匈奴的情况，是有计划地进行反击匈奴的备战活动。汉武帝还把长期与匈奴作战的、威名远震“天下亡双”的将军李广调任为未央卫尉，把名将程不识调为长乐卫尉。这样安排目的是加强首都和宫廷的保卫，一旦需要则可直接派遣他们率兵出征。果然，当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答应匈奴的“和亲”请求之后，次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年）就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驻守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任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驻守雁门（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在这一时刻将他们调往前线边郡，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种种迹象表明：在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前，西汉王朝虽同匈奴维持着“和亲”关系，但匈奴的威胁并未消失。以汉武帝为首的西汉统治阶级也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现实，所以从汉武帝即位以后，就在悄悄地进行着全面反击匈奴的准备。

    二　拉开全面反击匈奴的序幕（前133年至前127年）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汉武帝下诏开始反击匈奴，边境上响起的战鼓打破了掩盖着杀机的沉寂，从而拉开了汉、匈此后数十年长期战争的序幕。

    马邑之谋　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马邑人（山西朔州）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汉武帝献策：匈奴与汉和亲已久，可趁目前其麻痹无备之机，将马邑做为诱饵，佯赠给匈奴，待其主力来后，汉军则出兵围攻，必能获胜。对这一建议，西汉朝廷中有两派意见：王恢认为可行，御史大夫韩安国等认为不可取。最后，武帝决定采用聂壹此计，王恢的主张取得皇帝的支持。

    当年六月，汉武帝派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率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令聂壹逃入匈奴向单于佯称：我可将马邑令、丞杀死，以城降匈奴。然后又回至城中将死罪囚徒斩首，悬其头于城下，伪称“马邑长吏已死”令匈奴派兵速来。匈奴信以为真，单于率十万骑入武州塞（在今朔州境内，汉属雁门郡）。还未至马邑就见牛羊牲畜布满原野，而无人放牧。这原是汉军为诱敌而设，谁知做得太露骨，引起匈奴怀疑。于是攻城外之亭捉得雁门尉史，怕死的尉史将汉方的计谋向单于招出。单于大惊，急率兵还，庆幸未中计，特封尉史为天王。汉朝的三十万大军空埋伏了一阵，无功而还。武帝一怒之下欲杀王恢，王恢替自己辩解，甚至向丞相田蚡行贿求免一死，终不得武帝宽恕，最后被迫自杀。[151]马邑之谋虽然失败，此后双方仍然“关市不绝”（《汉书·匈奴传》）。但是，从此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同上）。汉朝也加紧筹划公开与匈奴交战。结束了“和亲”的“和平”时期。（以上见《汉书·武帝纪》《汉书·匈奴传》《汉书·窦田灌韩传》）

    卫青首建战功　自与匈奴关系公开破裂以后，汉王朝计划第一步先向河套地区的匈奴进攻。因为这里是距汉最近的所谓“河南”地，秦曾在这里赶走匈奴开辟“新秦”垦区，是为匈奴入侵中原的前沿阵地。为此，元光六年（前129年）春，武帝派公孙贺、公孙敖、李广等各率万骑出击。与这些老将同时率兵击匈奴的还有年轻的车骑将军卫青。卫青字仲卿，父郑季是给事侯家的小吏，母为武帝姊信阳长公主家之女婢卫媪。卫青出身贫贱，曾牧过羊，因是其母之私生子，而受到歧视，“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后因其姊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得幸于武帝，被选入宫中，卫青才得入建章宫，为侍中，子夫为武帝夫人后，卫青擢为太中大夫，成为贵戚。[152]元光六年的这次军事行动，是卫青初次率兵与匈奴作战，但就在这初试锋芒中，卫青就脱颖而出，表现了军事将领的指挥才能。在同时出击的几路大军中：公孙贺出云中，无所获；公孙敖出代郡，被匈奴打败，损失达七千人；名将李广出雁门败得更惨，自己被匈奴生俘，后凭机智、勇敢夺得一匹快马才只身逃回。[153]只有青年将领卫青一路首建战功，他率兵出上谷，直到龙城，斩虏敌人七百名，被赐爵为关内侯。这次战役是汉代名将卫青同匈奴战斗的一生中第一次胜利，也是汉武帝决定反击匈奴侵掠的第一次告捷。这只是一次小胜，更大的战役紧接着就要开始了。

    “河南”的收复　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匈奴继续向上谷、渔阳（今河北怀来与北京密云附近）一带进扰。次年，又向辽西（今河北卢龙至山海关一带）进攻，杀死辽西太守。又由辽西打到渔阳，把驻守在渔阳的大将韩安国打得大败，千余骑几乎全军覆没。匈奴兵又由渔阳进入雁门，杀三千余人，汉王朝的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

    这时，卫青又奉武帝命率三万骑出雁门迎击匈奴，同时率兵迎敌的还有李息出代郡，取得胜利，暂时控制了匈奴的攻势。

    第二年，即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又到上谷、渔阳一带侵扰，杀略吏民千余人。卫青这次率兵由云中郡出击，沿黄河北岸西进，至高阙，又沿黄河南下，击败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的军队，收复了河套地区的“河南地”。后来，汉朝在这里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在原九原郡，今内蒙古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招募内地十万口迁居朔方，又修缮了秦代的长城及沿河要塞，巩固了这一块前沿阵地。河南地是在秦末被匈奴占领的，经过八十余年，至此，终于收回。

    河南地距汉朝首都长安不过千数百里，匈奴骑兵一二日即可到达，汉朝统治者常以此为忧。收复河南地开始改变了西汉王朝同匈奴战争中的不利形势，为长驱深入反击匈奴准备了条件。此后，就进入向匈奴大举进攻的交战阶段。

    三　汉王朝向匈奴全线出击（前126年至前117年）

    汉匈间展开拉锯战　从元朔三年到元狩元年（前122年）汉同匈奴的战争在边界上全线展开，双方互有胜负，出现了拉锯战的形势。

    元朔三年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与军臣单于之子於单争权，结果伊稚斜取胜，自立为单于。於单战败后，投降汉王朝，被封为陟安侯。匈奴内部的政变并未影响他们对汉王朝的侵扰。陟安侯於单降汉后数月即死去。伊稚斜单于在元朔三年夏率万骑侵入代郡，杀死太守共友，掠去千余人。当年秋，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而去。次年，匈奴又从代郡、定襄、上郡入寇，略杀数千人。同时，匈奴右贤王也不甘心丧失河南地，又一次次地向河南地进攻，还侵扰朔方，杀略甚众。

    此时，西汉王朝已有足够的实力进行还击。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十万骑兵由朔方出高阙山口向北进攻，又派李息、张次公出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出兵牵制匈奴主力。卫青所率之十万铁骑飞速出塞长驱七百里，突然出现在匈奴右贤王驻地附近。右贤王根本没有料到汉军能如此迅速杀来，尚在酣醉中，就被汉军包围，全军溃败。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都成了汉军的俘虏，只有几百人随同右贤王及其爱妾仓惶逃走。汉王朝取得一次对匈奴反击的胜利。

    不久，逃走的匈奴右贤王又收拢万骑再次袭击代郡，杀死郡守朱央，掠走千余人。事实证明：上次对匈奴的反击并未能制止匈奴的入侵，若不对其进行更有力的打击，边境将永无宁日。

    元朔六年（前123年）汉武帝又一次部署反击：派卫青率十余万骑兵由定襄（呼和浩特）向匈奴进攻，一直向北推进数百里。这一战役中，有位年轻的将领像颗新星耀然升起，他就是18岁的霍去病。[154]这位青年将领初试锋芒，就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出众的统帅才能。他只率八百轻骑就深入敌阵，竟获大胜，俘虏单于祖父、叔父及许多重要首领。凯旋后，霍去病得到朝廷嘉奖：因功冠全军，故被封为“冠军侯”。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此次战役是他随从舅父第一次出征，初露头角，在以后的年代，卫青、霍去病多次协同作战，屡建奇功，皆成为伐匈奴的名将。但是元朔六年的这次战役，卫青的另外两个部下————苏建和赵信所率的汉军却遭到惨败，苏建突围逃回，赵信则向匈奴投降。

    赵信原来就是匈奴的小王，后来投向汉王朝，被封为翕侯，这一次率兵被匈奴包围又投降匈奴，单于得到赵信后喜出望外，立即封他为自次王，地位仅次于单于，又以单于姐妻之。赵信为单于出谋划策：将匈奴根据地迁到漠北，以避开汉军锋锐，待诱汉军深入后，再聚而歼之。单于采纳赵信之策，将王庭暂时移到漠北，不与汉军正面接战。次年（前122年）匈奴又入上谷骚扰，但汉之正北已很少大战，从此汉、匈战争重点移至西北，在河西走廊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河西走廊的争夺战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青年将领霍去病奉命出兵陇西，过焉耆山（亦名焉支山，删丹山。在今甘肃山丹境）。汉军一路取胜，在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与匈奴血战，深入焉耆山千余里，杀匈奴二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首领，获虏首八千九百余级，还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两个金人。[155]

    霍去病墓及墓前石刻（在陕西兴平）

    同年夏，霍去病又和公孙敖各率万骑出北地，对匈奴进行包剿，目的在于给匈奴右部诸王以打击。为分散敌人兵力，武帝又命李广和张骞自右北平出塞，进击匈奴左贤王。霍去病所率汉军迅速越过居延海，在今张掖一带同匈奴展开激战，结果匈奴大败，单桓王和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七十余人被俘，士卒降者二千五百，战死者达三万之众。不过，出击左贤王的李广部却遭到匈奴的包围，此时李广所率只有四千骑，张骞所率之万骑尚未赶到，而匈奴左贤王则以四万骑将李广所部围住，形势异常危急，只是由于李广镇定勇敢和士兵平时对他的畏服，才避免全军覆没的结果。[156]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王杖诏令书》）

    尽管如此，这一年在前线的战斗对匈奴打击是沉重的，是年秋，匈奴单于因西部首领昆邪王和休屠王屡遭失败，欲召去严惩。休屠王、昆邪王遂商议向汉王朝投降，并得到霍去病的应允，但休屠王突然反悔，于是昆邪王杀休屠王，率所部数万人降汉。[157]昆邪王降汉后，被送往长安：“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对于匈奴士卒，汉王朝也予以妥善安置“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元狩二年的这次胜利具有很大意义，由于休屠王身死及浑邪王降汉，整个河西走廊全部控制在汉王朝势力范围之内“金城，河西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汉书·张骞传》）。汉王朝的西方边郡得到安宁，人民也得到喘息机会。当年武帝就下诏“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徭役”（《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此外，这里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扫清了匈奴势力之后，就为“通西域”，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重要条件。也割断了匈奴同西羌（在今青海境内）的联系，严重地削弱了匈奴势力。后来，汉政府又在此建郡、移民、进行屯垦，对开发边郡经济、发展生产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在这次战役中，霍去病荣立首功，得到汉武帝嘉奖，“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其他有功的将领也都得到不等的赏赐。张骞则因延误军机受到惩处：“后期，当死，赎为庶人。”李广也因功、过相当“亡赏”（《汉书·李广苏建传》）。

    但是，匈奴的势力并未遭到彻底摧毁，更大的战役还在后面。

    “幕南无王庭”————匈奴远遁　元狩三年（前120年）又有匈奴从右北平、定襄侵入，掠去千余人。作为草原民族，匈奴人为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向南境农业地区索取其需要的物资、财富和奴隶，乃是势所必然的。但以农业为基础的西汉王朝，则需要稳定、和平的环境，才能保障生产的正常进行。所以，汉、匈之间一场决战是无法避免的。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十万骑兵击匈奴，加上步兵及辎重运输的部队共数十万人。因匈奴根据地已迁至漠北，所以此次出击也决定深入漠北。卫青、霍去病率军分别出定襄、代郡长驱进击。卫青一路穿过戈壁在沙漠中行进千余里，才与匈奴单于伊稚斜所率主力相遇，一场鏖战就在茫茫大漠中展开，在暮色苍茫中“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卫青以武刚车（兵车的一种）自环为营，以五千兵同匈奴万骑对阵，而以重兵埋伏于两翼。大战一日，汉兵两翼伏兵将匈奴团团围住。汉兵愈战愈勇，“士马尚强”（同上）。匈奴力不能支，“单于自度战不能与汉兵”（《汉书·匈奴传》），遂与数百名亲信卫士向西北突围而逃。卫青率兵追之二百余里，边追边战，俘虏、斩首匈奴达一万九千余。至颜山赵信城（今鄂尔浑河以南，系赵信所建）终未追到单于，而得到匈奴贮存在这里的粮食。汉军在这里留一日，食其积粟后，“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这次对匈奴的打击是沉重的，以至匈奴部众都以为单于伊稚斜已经被杀，其右谷蠡王竟自立为单于。后来，伊稚斜逃回后，才复其故位。

    另一路由霍去病率的军队也取得很大胜利。大军出代二千余里，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今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旗北）大败匈奴左贤王，俘七万余人。霍去病亲自到狼居胥山和姑衍山封禅，祭告天地表示将此地收归汉朝，然后班师回朝。

    这次大战双方损失都不小，匈奴军队损失达八九万；汉朝损伤军队也达一万余，马匹十余万。而由卫青指挥的前将军李广，因所率部队迷路，未能参与战斗，得罪被迫自杀。[158]

    然而，此次战役是汉武帝时期————也是西汉时期对匈奴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从此以后匈奴再不敢贸然进犯，向北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

    百余年的匈奴为患，至此基本得到解决。

    四　双方暂时休战（前116年至前101年）

    沉寂的前线　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汉与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战争，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当然，所谓“沉寂”并非没有一点战斗，只是形势稍有缓和而已。

    这是因为双方都需要休战。

    匈奴自遭到几次打击，特别经过元狩二年（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前119年）河西、漠北两次战役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秦以来同中原王朝的力量对比，其势力范围也不得不大幅度地向西、向北转移。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西汉初，匈奴“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这里说左贤王辖地东界是貉、朝鲜，西界是“直上谷”即今张家口市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而经过河西、漠北战役“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自是后（元封六年），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此时其势力范围已西移至“云中”即今呼和浩特市至包头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而匈奴的王庭更在遥远的北方，可见，匈奴已丧失大片地区，军事实力遭到严重损失。他们暂时已无力单独进攻汉朝边境，只能一面恢复喘息；一面继续压迫、联络其统治下的西域各属国，以便共同进扰汉王朝，所以，匈奴需要暂时的休战。

    在汉王朝这一面，也同样需要休战。首先，因在几次战役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致使国库空虚，“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汉书·食货志》），不得不暂时收缩阵线。而由于匈奴势力向西转移，汉王朝的军事战略部署也不能不随之将重心西移，而西线的战略布置重要的内容即联络西域诸国，但联络西域诸国的前提必须开发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汉书·西域传》）为“断匈奴右臂”，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刻汉王朝政府还要应付其他方面的战事“又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这样，汉朝也需要把同匈奴的正面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双方完全停止了冲突，事实上，边境上的零星战斗仍在不断。汉王朝还准备着继续向匈奴进攻。

    在这段战争低沉时期，两位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和卫青先后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和元封五年（前106年）去世。史载：“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汉书·匈奴传》），看来对伐匈奴也有影响。

    开发河西的措施　为巩固新取得的河西走廊，保卫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以“断匈奴右臂”，汉王朝在此期间大力开发河西。其具体措施有以下几项：

    置郡。收复河西后，汉王朝先后在这里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159]置郡后，河西地区同内地一样，在统一的郡县制行政系统下正式纳入汉王朝统治版图，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统治，从而促进了各族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对生产进步，文化发展和增进各民族团结都具有深远影响。

    汉代烽燧遗址（甘肃安西西部）

    徙民。置郡以后，汉王朝有计划地向这里进行移民：据《汉书·食货志》载：元狩年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资治通鉴》元鼎六年（前111年）中记载：“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族起事，被镇压后，也“分徙酒泉郡”（《汉书·武帝纪》），还有一些罪犯“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师古注）。以后还不断有贫民、刑徒等被迁徙到这里。不断向河西移民的结果，使这里户口数迅速上升，改变了人烟稀少的状况。至西汉末年河西四郡的人口已达二十八万多人（见《汉书·地理志》），有人估计连同戍卒则达“五十万人”（刘光华《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见《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这无疑对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都有重要作用。

    屯垦。开发河西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屯垦。建郡、移民以后在当地垦田生产，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河西地区自然条件良好，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本就宜于农牧生产。移民后，汉政府又给徙民和田卒提供必需的农具，并注意开发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河渠书》）。河西的屯垦在武帝晚年取得成绩最大，将在下章详叙。

    由于上述诸项措施，河西的防务工程建设也大规模地兴建起来，“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书·赵充国传》《史记·大宛列传》）。防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对保障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有直接作用。

    “和亲”的试探　在此期间，匈奴有意回避汉军，无意进行战争。如元鼎六年（前111年）汉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及匈河将军赵破奴分别率兵出九原和令居击匈奴，结果“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汉书·武帝纪》）。显然是匈奴不愿交战。相反，他们不断向汉王朝作“和亲”的试探。

    约在元狩末年，伊稚斜单于“遣使好辞请和亲”。这是赵信出的主意，其目的无非是恢复武帝之前汉与匈奴的不平等关系。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因此，汉朝廷大臣虽有认为可以恢复“和亲”的人，但占上风的意见则是丞相长史任敞所提的“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书·匈奴传》），即应臣服于汉王朝才能通好。这一方案同样也不为匈奴接受。结果，谈判破裂，使于匈奴的任敞亦被扣留。

    元鼎三年（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立。汉、匈双方仍在不断进行通好的试探，但均因各自坚持原来的立场而无结果。如乌维单于初立，武帝即亲自巡狩边郡，三年以后又巡边至朔方，并率兵十八万向匈奴示威，同时派使臣郭吉亲见匈奴单于。郭吉至匈奴虽“卑礼好言”，但口气十分强硬，条件不能动摇，他对乌维单于说：“（今）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汉书·匈奴传》）告诉匈奴：是归服还是决战由其选择。结果匈奴单于大怒，扣留郭吉“迁辱之北海上”（同上）。但仍不扰掠汉边境，并继续不断派使来汉请求和亲。后来，武帝又先后派王乌、杨信出使匈奴，提出令匈奴太子入质方可议和亲，匈奴亦不肯。双方使者往还，也相互扣留使者“必得当乃止”（同上）。总观元鼎至元封十余年间，匈奴不断作和亲的试探，汉朝也有意休战。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其原因在于双方的要求不同：匈奴企图恢复与汉朝大战以前的关系，这在形势早已变化的当时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汉朝则以胜利者自居，要以匈奴为“外臣”，这在一贯以汉王朝为掠夺对象的匈奴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和亲”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和议破裂准备再战　旷日持久的“和亲”试探，终于因无共同基础而破裂，至太初年间（前104年至前101年）双方又开始准备开战。

    元封四年（前107年）武帝派王乌出使匈奴，乌维单于伪称愿亲自入汉，“见天子，面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武帝表示欢迎，专为其在长安建邸。但单于又以种种借口不来，而派匈奴“贵人”入汉。不料这位“贵人”在长安患病而死。汉朝派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持厚币以隆重礼仪还送其丧。但乌维单于仍怀疑“贵人”为汉害死，扣留路充国，此后既不提入汉事，亦不派太子来汉，并开始向汉边境骚扰。汉朝于是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屯守朔方，准备出击匈奴。形势开始紧张起来。

    元封六年（前105）乌维单于死，子詹师庐立。此后和议已陷中断，汉王朝一面加强边防力量，修建工事，如“（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汉朝又加紧分化匈奴力量，因詹师庐初立，年幼，匈奴左大都尉有杀之降汉意，武帝即极力策动，筑受降城迎接，太初二年（前103年）特派浞野侯赵破奴率二万骑出朔方迎接。不过，由于匈奴单于及时发觉，杀左大都尉，出兵击赵破奴，结果破奴所率之军全军覆没。分化匈奴之计划遂告破产。次年詹师庐单于攻受降城，尚未至就死去。

    此后，汉与匈奴的战幕又拉开了。

    五　战局重开及汉军失利（前100年至前87年）

    武帝末年，自天汉（前100年至前97年）经太始（前96年至前93年）、征和（前92年至前89年）至后元（前88年至87年）年间，汉与匈奴重开战局，但汉军已不能保持前一时期的优势，而不断失利。

    苏武出使匈奴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取得很大胜利（见下节），武帝欲以李广利得胜之师制服匈奴。当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假意对汉卑谦，声称“我儿子，安敢望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汉书·匈奴传》）并将以前扣留而并降服的汉使放回。

    武帝见匈奴表示和好，就派中郎将苏武为使，以中郎将张胜和假使常惠为副出使匈奴，送回以前扣留的匈奴使臣，并持厚礼作答。不料，苏武等到匈奴后，单于态度十分傲慢，正巧在匈奴中又有人准备谋劫单于母阏支而降汉，事未成被单于发觉，连及副使张胜。单于怒欲杀死苏武等汉使，经匈奴贵人劝阻，决定召苏武等投降。苏武为杜陵人苏建之子，为人重气节，坚不投降，自称“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决定自杀。经抢救才得脱险。匈奴以威胁利诱的方法劝苏武投降，均遭到苏武义正辞严的拒绝。后来，单于将苏武囚禁于曾装米的空窖中，不供给饮食。天降雨雪，苏武就吃雪，吞旃毛充饥，竟数日不死，这种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使匈奴大惊，就将苏武迁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无人处牧羊，并规定；要公羊产子才得归。这显然是决意将苏武无限期流放下去。

    苏武在北海历尽艰辛，常掘野鼠穴觅食，但所持之汉节，从不离身，表示不辱使命之坚贞意志。后来，丁零人又将苏武所牧之牛羊盗走，使他更加困窘。但任何困苦亦未动摇苏武对汉朝的忠心。

    在苏武使匈奴的次年，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匈奴单于企图利用李陵劝苏武投降，苏武向李陵晓以大义，结果李陵不仅未能使苏武投降反而被苏武的精神所感动。苏武在匈奴被扣19年，至昭帝时才得归还，出使时尚是壮年的苏武，回来时“须发尽白”（《汉书·李广苏建传》）。

    苏武出使匈奴，坚贞不屈，在威胁利诱之下不辱使命，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气节，在历史上留下耀目的光辉。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爱国主义精神。

    李广利失败和李陵投降　就在苏武出使匈奴的次年，即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武帝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李广利是武帝宠后李夫人之兄，曾率兵伐大宛（见下节）。但此次出击匈奴，结果被匈奴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最后随百余壮士突围，才得生还，“汉兵物故什六七”（《汉书·匈奴传》）。尽管李广利打了败仗，归来后仍受到汉武帝的安慰，并拜为中郎将。

    接着，汉武帝又派因禛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涿邪山；共击匈奴，无所得而还。

    同时，武帝又派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字少卿，“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汉书·李广苏建传》）。曾奉武帝命率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里，后在酒泉、张掖统五千精兵备匈奴。当天汉二年武帝派李广利出兵酒泉时，曾令李陵为李广利负责后勤，运输粮饷。李陵请求自率一队，武帝命强弩都尉路博德接应，但路博德不愿为李陵作援兵。最后李陵只好自率五千步兵孤军深入。李陵军出居延行三十余日至浚稽山与单于兵相遇，匈奴兵三万余骑兵将李陵率之五千步兵围住，但李陵布阵严密，千弩俱发，将匈奴兵击退，并追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又召集八万余骑兵包围李陵军。李陵率兵边战边退，退至山谷中，杀匈奴首级数千余，最后，五十万矢皆尽，战士用车辐、尺刀与匈奴拼搏，败局无法挽回。李陵原欲自杀，后来想到若能有幸脱围，归汉也好向武帝报告战况。于是令战士尚能突围者，准备粮和水，相约突围至遮虏鄣会合。夜半，李陵与壮士十余人突围，匈奴数千兵追击，结果被匈奴生俘。李陵被俘后觉得“无面目报陛下”（《汉书·李广苏建传》），遂投降匈奴。

    李陵的失败固然有一定客观原因，在其投降匈奴后也曾长期感到内疚和不安，痛恨自己失节，甚至伺机反正归汉。因此，当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曾上书为李陵辩解，认为李陵之投降“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报任少卿书》）。因而使武帝大怒，至将司马迁处以宫刑。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情辞恳切，是一篇名作。但无论如何李陵之投降却是不能原谅的，这同苏武之坚持不屈服的气节，成为鲜明的对照。

    李陵在匈奴中曾与苏武会面，其对苏武的气节敬佩也反映他本不甘心降敌，只是由于汉武帝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后将其老母及全家杀死，使李陵绝望，从而断绝回归之念。[160]然叛变已成事实，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均改变不了变节之罪名。

    李广利投降匈奴　李陵降匈奴后，武帝于天汉四年（前97年）派李广利、路博德、韩说等率兵分别出朔方及五原，派公孙敖率兵出雁门。李广利与匈奴战十余日，其他各军与匈奴接战，均无所得而还。此后五六年双方无甚冲突。这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在公元前96年死去，狐鹿姑单于立，匈奴内部忙于继位问题，暂时停止进攻。汉王朝方面也因发生“巫蛊之祸”而无暇外顾。

    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狐鹿姑单于多次向上谷、酒泉、五原进攻，杀死吏民甚众。次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派商丘成率二万人出西河、派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匈奴将部众远徙而北，商丘成追至邪径，未遇匈奴。还军时遭到匈奴派来降将李陵率兵袭击。马通军亦一无所获。李广利一军在羊句山，遇到匈奴，大破之，乘胜追至范夫人城。

    正当李广利乘胜追击之时，传来李广利的妻子被汉朝政府逮捕的消息。原来李广利出师之前，曾与丞相刘屈暗中约定，望刘屈

    设法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为太子，李夫人即李广利之妹，而李广利之女又是刘屈儿子之妻。所以二人谋图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为太子。不料，此事被内者令郭穰告发，丞相刘屈以大逆不道罪，在六月被斩于东市，而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妻子亦被捕入狱。正在前线的李广利闻此消息十分忧惧。部属中有人劝李广利降匈奴，广利动摇不定，又欲深入邀功，希冀以此救妻子。于是深入追击匈奴至郅居水上。逢左贤王、左大将率二万骑军与汉军大战一日，李广利部下又有人图谋不轨，被发觉处死。汉军撤至速乌邪燕然山，此时汉军已劳倦，单于亲率五万骑杀来，前后夹击，汉军大乱。早已动摇的李广利终于投降匈奴。

    李广利之为将，本因李夫人之宠，其伐大宛，击匈奴均系武帝有意安排，使其立功得爵。因而不惜授以精兵重权。但李广利贪欲无限，终因妻子被囚而动摇投敌，投敌后妻单于之女。

    李陵、李广利相继投降匈奴，标志着汉王朝同匈奴的战争处于失利时期，这个时期虽然汉王朝也不免有小胜，但总的趋势乃是失败。因此，武帝末年，匈奴对汉朝的态度又傲慢起来，曾遣使致书汉廷，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同时还要求“取汉女为妻，岁给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汉书·匈奴传》）。汉武帝虽未答应这一无理要求，但也可看出匈奴又渐渐凶横起来。不过，终武帝之世，双方未发生大战。

    轮台“罪己诏”[161]由于对匈奴长期战争，消耗了汉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结果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武帝统治末期，国库空虚，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汉武帝忙于镇压人民的反抗，不得不停止对匈奴的用兵。尤其在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汉武帝“悔远征伐”（《汉书·西域传》），对无限制地同匈奴的战争感到得不偿失，正在这时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上书，请遣屯田卒在轮台以东屯田，他们提出：“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他们还为这种军事性屯田设计出较为周密的方案：“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这些校尉、假司马的任务即率领屯田卒“益垦溉田，稍筑列亭”。同时严敕边郡太守、都尉，加强边防烽火。这样以屯田所获供应边境戍卒，当是一种好办法。

    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举两得的办法，汉武帝也表示不同意。他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汉书·西域传》）这时的汉武帝已经感到：连遣卒屯田这样的事，也是疲弱不堪的西汉王朝无能为力的了。国力急需恢复，人民需要休息。而为缓和已经开始激化的阶级矛盾。这个雄心勃勃、北伐西征几十年的最高统治者，对自己过去滥用武力的行为也不能不表示一点悔过：“曩者，朕之不明……兴师遣贰师将军”，“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汉书·西域传》）承认自己“不明”，无非是笼络人心。然而，这毕竟反映汉武帝已认识到：当时已无力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因此，在这个“罪己诏”中，汉武帝一反以往的方针，公开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同上）这表示：从此不再主动向匈奴进攻，而要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于征和四年（前89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并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这标志着汉武帝的政策开始有根本性改变：由崇尚武功，到重视农耕，对匈奴的战争开始告一段落。不过，在下轮台之诏不久，后元二年（前87年）71岁的汉武帝也就去世了。

    如何看待汉与匈奴的战争　总括武帝时代汉与匈奴的战争，总的趋势是汉朝由失败转向胜利，在武帝末年匈奴势力虽又有抬头，但终未能恢复至汉初的形势。当然，对汉王朝说来，匈奴的问题远未能解决，武帝以后一直至西汉末，直至东汉，匈奴才最后不能为患。不过，武帝时代匈奴和汉王朝之间的关系比起以前，则有一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屈辱、妥协变为征服，这是不能忽视的。

    与此有关，历史上匈奴同汉王朝的关系及战争性质问题，曾长期为史学界讨论而不能得出一致看法。近年来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的所谓中国，不只是指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央王朝，同时也包括了那个中央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先后在四面八方所建立的那些割据政权。”（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见1981年12月8日《人民日报》）既然如此，汉朝政府同匈奴乃是中国境内的两个政权，汉人同匈奴人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就不应将他们之间的战争视为“侵略”和“反侵略”性质，而应视为“中国内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民族对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间进行的战争”（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样的战争不存在是非问题。应当遵照列宁所作的分析：“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70页）。根据这一原则，可以看出：汉代的匈奴是在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奴隶制国家，其向中原王朝的侵扰，对中原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地区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汉武帝要不是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话，那历史就要倒退”（见上引谭其骧文）。因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

    第二节　西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关系

    在我国古老的典籍中，记载着一则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传说：周穆王（姬满）曾命御者造父，驾八骏、率六师，放辔西驰，行数万里到西方的瑶池。在这里，他会见西王母国君。1978年在甘肃酒泉丁家闸发掘出土的西凉时期五号墓前室的壁画上，还可看到周穆王和西王母的形象。周穆王是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841年）的第五代君主。西王母国据传就是在西域。从上述流传得很广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西域和中原的交通往来，从很早就开始了。不过，根据可靠史料，“西域”这一名称，始见于汉人的记载[162]，而西汉政府与西域地区的往来，也是从汉武帝时才开始的。所以史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汉书·西域传》），正是指的这种正式的交往（包括战争和友好）关系。

    一　西汉政府与西域诸国的正式接触

    “西域”的范围及汉以前同中原的关系“西域”所指的地区有狭、广两种含义。狭义指葱岭以西和以东的广大地区；广义泛指凡是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的东部和非洲的北部。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西域”的界限也并不是十分精确的。因为从当时的记载中看，“西域”的广、狭两义常常任意使用。如《汉书·西域传》中记述的“西域……南北有大山……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根据这个记载，“西域”的范围基本上就是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地区，即狭义“西域”的界限。但在同书中记载的“西域”诸国及有关事实，又远远超出狭义“西域”的范围。本书所述的“西域”属广义范围。

    在汉武帝即位前后，在广阔的西域有多种民族建立了大小数十个国家。这些国家中在西汉时期与汉王朝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大约在葱岭（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以东的有三十六国，在葱岭以西的还有数十国。能考订出地理位置的有：

    （1）塔里木盆地组。在塔里木盆地，共有十七国：

    楼兰　（后改名鄯善），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一带，王治扜泥城。

    且末　即今车尔成一带（以下不标明者皆在新疆）。王治且末城。

    精绝　即今克里雅之东，尼雅北沙碛中。王治精绝城。

    扜弥　（《史记·大宛列传》作禛罙，《汉书·西域传》作扜弥）在今克里雅一带，扜弥故城在今克里雅河旁。王治扜弥城。

    于阗　即今和田、洛浦、墨玉三地。王治西城，今洛浦北阿克斯比尔一带。

    皮山　即今皮山境。王治皮山城。

    莎车　即今叶尔羌、莎车、叶城一带。王治莎车城。

    以上七国在塔里木盆地之南部，为汉通西域之“南道”（《汉书·西域传》）必经之地。

    疏勒　今喀什噶尔、迦师一带，王治疏勒城。

    温宿　今温宿、乌什境。王治温宿城。

    姑墨　今阿克苏至哈拉玉尔滚一带，王治南城，在温宿东南。

    龟兹　今库车、拜城境。王治延城，今库车城。

    仓头　今轮台南约25公里地有故城遗址。

    乌垒　今轮台策特尔南砂碛中。

    渠犁　今尉犁西境砂碛中。

    尉犁　今阿满沟至紫泥泉子一带。王治尉犁城，今紫泥泉子一带。

    危须　今哈拉沙尔之东曲惠附近有其遗址。王治危须城。

    焉耆　今哈拉沙尔一带，旁博斯腾湖。王治员渠城，今哈拉沙尔北。

    以上十国，皆在塔里木盆地之北，是汉通西域之“北道”（《汉书·西域传》）必经之国。

    （2）昆仑山谷组。散布于昆仑山谷中者有十国：

    婼羌　今青海达不逊淖尔一带，辟在西南不当孔道。

    小宛　今且末南山中。王治扜零城。辟南不当孔道。

    戎　在今克里雅南山谷中。王治卑品城。辟南不当孔道。

    渠勒　今策勒南山谷中。王治鞑都城。辟南不当孔道。

    西夜　今叶城南山谷中，奇盘山一带。王治呼犍谷。

    蒲犁　今叶城西南，王治蒲犁谷，今塔什库尔干。

    依耐　今英吉沙南山谷中。王治卢城。

    乌秅　《皇清通考》云：在今巴达克山地。王治乌秅城。

    难兜　《西域图考》云：今巴达克山西境。

    以上十国多数不当孔道。

    （3）葱岭山谷组。以帕米尔为中心，有一子午山脉，史称“葱岭”。这里有三国：

    捐毒　在疏勒之西，克子尔河上源依克斯塔木一带。王治衍敦谷。

    休循　在今阿赖高原一带，王治鸟飞谷。

    桃槐　地无可考，疑今阿姆河上源小帕米尔一带。

    （4）天山山谷组。分布于天山山谷之间有九国：

    尉头　今乌什吐鲁番西境，迦师之北。王治尉头谷。

    单桓　《西域图考》云，在今乌鲁木齐一带。王治单桓城。

    劫　当在今孚远山谷中。王治天山东丹渠谷。疑在今阿拉癸沟中。

    卑陆　《西域图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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