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统一中国的最后胜利

    秦昭襄王死后，统一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自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元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秦国就消灭了其他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战争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

    随着封建统一战争的胜利进军，在秦国内部，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阶级各派之间也在进行着剧烈的搏斗。兼并战争、劳动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这三个方面错综交织同时进行，构成了战国末期秦国出现的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画面。

    一、战国末期的阶级斗争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但封建制依然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阶级斗争不可能停止。尤其是战国末期，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愈来愈深重的苦难，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自然也就愈来愈加激烈。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的连年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从历史记载上看，当时几乎每年都有战争，有时一年竟有几次大战，有的大战持续长达数年之久。正是因为战争频仍，那时的人竟把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几个大国直呼为“战国”。例如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战国策•燕策一》）；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赵策三》）；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战国策•秦策四》）。［1］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为“战国”。各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孟子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墨子》书中，描写战争景况更为具体：那些大国一旦攻入别国，就焚烧宗庙，割去庄稼，砍光树木，拆毁城墙，赶走牲畜，将敌国人民杀死或者绳捆索绑而掠做奴隶。这种情况到战国末期更加严重，《吕氏春秋》说：“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人民）之苦不可以加矣”（《振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

    战争不仅使大批人遭到屠杀，家园被毁，财物被劫，而且普遍增加了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十分沉重的经济负担。战争中，农民要被迫编入军队，而且自备军甲，一切要由自己负担。《战国纵横家书》中明确记载：参加作战的农民，都要自备粮食，如“宦二万甲自食以攻宋，二万甲自食以攻秦”（《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沉重的负担使出征的农民经济破产，田园荒芜。一场大战之后，仅仅就经济上来说，十年的辛勤耕作也不能补偿：“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

    秦是战国末期对外战争最频繁的一个国家，不仅秦军自己“死伤者众”（《战国策•秦策二》），而且被秦战败的国家，常常是“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战国策•秦策四》）；如韩、魏两国被秦打得“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赵国在长平之役，被秦“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战国策•秦策三》）。自秦孝公以后，秦国同各国战争，仅见于史籍记载的杀人数目就超过一百几十万人。［2］秦国本国人民死伤数虽无明文记载，当也不会太少。

    战争给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如黄河就被用来作为反对敌国的手段：齐、赵、魏、周等这些国家，常常决堤放水，让大水冲向其他国家。公元前281年，赵攻魏，赵惠文王就曾亲自指挥决黄河堤，用大水冲魏，像这类事实是很多的。每一场水灾都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失，使生产遭到破坏。这种“以邻为壑”的情况，使许多河流不仅不能用来灌溉，而且成为灾害的根源。

    秦国地处函谷以西，后方较为稳固，又招徕三晋之民以补充其劳动力之不足，农业生产受战争影响较小，但对其他国家说来，战争给生产带来的破坏，则愈来愈严重。

    各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对一些经常侵扰的游牧民族的抵抗能力。春秋时的戎、狄，有些部落被消灭，有些迁徙，有些经过融合成为另一种民族。至战国末期，逐渐强大起来的，在北方有匈奴、林胡、楼烦、东胡等民族。他们在燕、赵、秦边境上骚扰，使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虽然这些国的边境都筑起长城，并派兵防守，但由于各国之间的纷争，常常留给边境民族进入中原烧杀掠夺的机会。在秦国境内，义渠等戎人趁秦与别国交战之际，不断地“起兵袭秦”（《史记•张仪列传》）。这一切，无疑都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因而使割据战争愈来愈不得人心。

    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　由于封建割据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战国后期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如公元前314年，燕国的人民在统治阶级发生内乱时，趁机进行武装斗争，后来齐国军队入燕，燕国人民又以更激烈的斗争，反抗齐国统治阶级的残暴压迫。楚国是当时政治最腐败的国家，那里的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的斗争也最激烈。楚王常常为“楚国多盗”、“盗贼公行而弗能禁”（《战国策•韩策二》）大伤脑筋。公元前300年，在楚国爆发了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使楚国官吏束手无策；这就是有名的庄起义。“庄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韩非子•喻老》）。起义的武装曾打到楚国国都郢：“庄之暴郢”（《吕氏春秋•介立》）。这次农民战争的规模同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役————“长平之战”，可以相提并论。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史书记载“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在昭襄王时，荀子入秦后，也说：秦国的社会比较稳定，百姓“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与各大国相比，这里阶级斗争比较缓和。但是，劳动人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在秦国内部绝没有停止。从秦国制定的专门用来镇压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残酷刑律中，就可看到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斗争方式是逃亡和“盗”。如云梦秦简中有“士五（伍）”“不识日去亡”（《治狱程式》七）、“士五（伍）丙”“盗千钱”（《治狱程式》十九）、“盗牛”（《治狱程式》十一）、“盗马”（《治狱程式》十五）等案例，表明这类事件在当时是很多的。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货币使用的广泛，劳动人民还以私铸货币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治狱程式》中有这样的案例：“爰书：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镕）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镕），来诣之。”还有许多“盗”集聚在一起成为“群盗”。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到：有些“群盗”拥有弓弩等武器，他们“白昼居某山”，聚众抢劫富家的财物，并且同收捕他们的官兵进行英勇斗争。（见《治狱程式•群盗》）在官府做工的手工业工匠也起来斗争，他们被称为“工盗”（《法律答问》二十三）。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时就出现了破坏、反对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斗争，有人竟把标志着私有土地的田界加以移动，即所谓“盗徙封”（《法律答问》六十四）。一切都表明，秦国至战国末期，劳动人民采取着各种方式同地主阶级展开斗争，而秦国在当时还是各大国中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的一个国家，其他国家的内部阶级斗争，较秦国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可以肯定的。

    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走向统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战国时期的人民群众不仅推动了当时刚刚产生的封建经济向前发展，而且推动了分裂割据的各诸侯国家走向统一，促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早日诞生。

    割据战争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广大劳动人民是渴望统一的，他们用实际斗争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凡是政治稳定的国家，那里的阶级斗争就比较缓和；凡是政治腐败、内乱迭起、四分五裂的地方，那里的阶级斗争就比较尖锐，而这些国家则往往在阶级矛盾激化之际被战败或灭亡。自昭襄王以后，在秦的本土内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政治上比较稳定，生产发展有一定保证，因此阶级矛盾较为缓和。虽然零星的、小规模的人民反抗斗争不断出现，“盗”、“群盗”屡见于《秦律》，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没有出现。这就使秦国在对外战争中有了较为稳固的后方。相反，在另外一些诸侯国，如燕国，人民憎恨本国的统治者，在公元前314年齐国进攻燕国之时，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欢迎齐国军队，后来燕国人民发现齐国的统治者较燕国统治者更坏，又起来反抗齐国的统治，结果使齐国的军队不得不撤回本国。（见《史记•齐世家》、《史记•燕世家》及《战国策•燕策一》）

    楚在春秋时是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到战国末期，统治者“厚赋敛诸百姓”（《战国策•楚策三》），“恃其国大，不恤其政”（《古史》引《战国策》）。人民群众就用武装斗争来回答统治者：在庄起义的时候，齐、韩、魏三国在垂沙大败楚军，并杀死大将唐蔑。不久，秦国又打败楚国，杀大将景缺，楚国就是在这种内外夹击下一步步削弱的。秦国则多是趁各国阶级矛盾尖锐化时，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

    趋向统一的客观现实，使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凡有远见的思想家都积极鼓吹统一，如孟子［3］在回答天下怎样才能安定这个问题时，就十分明确地说：“定于一”，即要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什么人才能统一呢？“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这反映了长期的分裂战争是不得人心的。秦国的相国吕不韦知道“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吕氏春秋•功名》），提出了一整套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方针（详下节）。这正是阶级斗争客观现实在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头脑中的反映。

    总之，阶级斗争促成了战国末期统一趋势的出现，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二、吕不韦和秦王嬴政

    全国统一前夕，秦国同东方各诸侯国激战方酣之际，秦国内部统治阶级中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地主阶级内部争夺对劳动人民统治权力的厮杀，而且它关系到统一后，采用什么方针、策略对全国实行统治的问题。斗争的结局，对秦统一全国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吕不韦怎样当上秦国的丞相　秦昭襄王死后，由太子柱继位，是为孝文王。昭襄王统治达五十六年之久，所以当孝文王登上王位的时候，已经是五十三岁的人了。早在继位以前，孝文王就已奄奄一息，登上国王宝座刚刚三天，就离开了人世。［4］孝文王死后，太子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

    庄襄王（公元前249年至前247年）在位时，秦国军政大权均操在丞相（又称相国）吕不韦手中。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河南濮阳西南）人，后在韩国经商，是“家累千金”的大商人。（见《战国策•秦策五》）这样一个人是怎样在秦国当上相国的呢？

    原来，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左右，当吕不韦经商来至赵国首都邯郸的时候，遇到了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昭襄王之孙，当时为安国君的秦太子柱（即后来的孝文王）之子。异人的兄弟有二十几个，他自己又非长子，其亲生母夏姬并不受宠，所以被秦王送至赵国来为“质”。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送的人质，他们虽系各国的公子、王孙，但其安危吉凶，则“托于不可知之国”，若本国一旦背约，质就立刻“身为粪土”（《战国策•秦策五》）。所以，异人在赵境遇不佳：“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个落难王孙，归国的希望非常渺茫，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只有客死他乡的前途在等着他。正在这时，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遇到公子异人，立刻看出“此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用他可以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于是决定在异人身上搞一次政治投机。

    吕不韦决定这样做，是从对秦国的内部形势分析出发的：在秦国，当时即将登上王位的太子柱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之弟被封为阳泉君，他们在秦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华阳夫人虽位尊势隆，但自己却无子，在当时，“有承国之业”（《战国策•秦策五》）希望的，乃是太子柱的另一儿子子傒。而傒子既不是华阳夫人所生之子，又不受她的宠爱。这样，在太子柱以后，王位究由谁来继承，在秦国王室内部，还大有争夺的余地。此时，正值战国末期，秦国最终消灭各国、统一中国的形势业已形成。因此，秦国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实质上也是争夺未来的全国最高统治地位的一场斗争。

    正当公子异人郁郁不得志的时刻，吕不韦来了。吕不韦对异人分析了秦国王室内部矛盾形势，并表示愿帮异人争取适嗣的地位。异人听后当然求之不得，对吕不韦感激涕零，顿首许诺：若能取得秦国王位，“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一场政治交易拍板成交。

    吕不韦先送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在邯郸广为结交，又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己携这些物品去秦进行活动。至秦后，他找到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5］，对他说：你们（指阳泉君和华阳夫人）已经犯下死罪难道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家现在均居高位，而子的门下却无贵者；你们家藏有无数珍宝、美女、骏马，这些都靠华阳夫人受宠，才保得住。然而，华阳夫人无子，子傒为适嗣，将来一旦子傒登上王位，恐怕你们的地位和生命都要发生危险了。阳泉君听后，忙向吕不韦请教办法。吕不韦告诉他：现在有异人在赵为质，“贤”且极想归秦，并愿为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若能将其认为己子，并设法立为适嗣，将来由他来继承王位，这样“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指华阳夫人）无子而有子”（《战国策•秦策五》）。对于华阳夫人来说，这样做就能永保权势：“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的游说果然打动阳泉君，阳泉君“入说王后（指华阳夫人）”（《战国策•秦策五》），华阳夫人听从吕不韦之计，愿认异人为子，并劝安国君以异人代替子傒为适嗣。在此前后，异人在邯郸结交的宾客，都纷纷称赞异人。这样，安国君终于同意将异人立为适嗣，异人从赵归秦。［6］当孝文王（即安国君、太子柱）死后，就由异人继承了王位，是为庄襄王。［7］

    庄襄王上台后，按照原来的约定，就让吕不韦担任相国。这样，秦国内外大权就操在吕不韦手中了。

    吕不韦当政时秦国的成就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文信侯”，以蓝田（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其食邑（见《战国策•秦策》），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雒阳（洛阳附近）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接着便由庄襄王之子政继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但刚继位的秦始皇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所以一直到始皇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二十二岁亲自执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操在吕不韦的手中。他在秦国实际执政达十二年之久。

    在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对外发展方面取得很重要的成就：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君。原来，自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掉周王赧以后，挂名的周天子虽然不存在了，但还遗留下一个东周君。这个东周君又称周公。此周公并非周公旦之后，乃是周王室的另外一支：考烈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洛阳西宫）。是为周桓公，子威公，孙惠公，惠公徙居于巩（河南巩县），惠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咎，称为东周君。这时咎虽然在巩不称“天子”，但总是周王室的残余。在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便亲自率兵消灭了它，将其地并入秦国，令东周君迁往阳人（河南临安西）。从此，周王室最后的一支也被清除了。

    同年，秦国派大将蒙骜率兵伐韩，取得通向东方的重要城市：成皋和荥阳，建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并设郡管理，不论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秦的国界已接近魏的国都大梁。

    公元前248年（秦庄襄王二年），秦国的蒙骜继续率兵向东进攻，先后取得魏国的高都、波，以及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公元前247年，秦又派大将王龁攻韩之上党，同时，蒙骜又率兵攻晋阳，并以狼孟等三十七城和太原、晋阳等地建立太原郡。太原郡最初为赵国所建，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秦将司马梗曾攻取太原。次年，秦被魏、楚联军所败，太原复归赵。这一次秦在这里重建太原郡，表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地已牢固为秦所控制。

    秦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魏、赵等国感到极大威胁，公元前247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军队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进攻。秦军出兵迎击，大战于河外。由于秦军寡不敌众被联军打败，秦将蒙骜逃走，五国联军取得一次胜利。

    庄襄王死后至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以前的这段时间内，秦的主攻目标仍是韩、赵、魏三国：公元前245年，秦攻取魏国的卷（河南原武城北）（见《编年纪》），公元前244年又取得魏的、有诡。同年，秦将蒙骜率兵攻占韩国十三座城，在秦军进攻面前，三晋已无力抵抗，公元前242年，秦又攻占魏的酸枣、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城，并在这里设立东郡。次年（公元前241年），秦攻占魏的朝歌。魏有一个附庸小国————卫，也已被灭掉。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河南沁阳）［8］，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秦国对卫君和东周君的处理方法，实际是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同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略有不同。

    在秦国节节进逼的形势下，赵、楚、魏、韩、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公元前241年，五国之师在赵将庞煖的统率下，向秦国的蕞地进攻。但此时五国联军已经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只好移师东向，攻秦之举毫无所获，反而向齐进攻。秦国趁各国自相残杀之际，继续向三晋进攻，公元前240年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和魏国的汲。公元前238年，秦将杨端和又占领魏的首垣、蒲和衍氏。至此，秦国取得的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以上，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9］更重要的是：在秦国的打击下，东方诸国被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再也联合不起来，只有在那里等待着被秦一个个地消灭了。

    《吕氏春秋》的编纂　面临着全国即将统一的新形势，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封建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当时正在韩国的韩非，已经对前代的法家思想进行系统总结，开始撰写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的著作————《韩非子》。作为秦相国的吕不韦，更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自他执政以后，就从东方各国招揽各派学者、文人来秦国，效法魏的信陵君、楚的春申君、赵的平原君、齐的孟尝君，将大批宾客养在门下。并“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养士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著书立说，为统一中国作理论准备。在吕不韦的领导下，宾客们“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人著所闻，集论”（《史记•吕不韦列传》），于公元前239年编成了一部著作————《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实际是一部集体编撰的论集，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组织编写的，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十二纪”即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五篇文章；“八览”即《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共有八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六篇文章，加上《序意》（即序言），共应有161篇论文。但因后来夺佚错落，现在《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7篇，《序意》篇也仅余残文，故全书现共存160篇文章（见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十五卷，407～408页）。这样的体裁，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出的文集。

    当然，为照顾体裁形式的整齐，和各篇的长短大约相等，在内容上不免受到影响，例如有些篇目是勉强凑成，有的则将一篇文章强割为两篇，或同一内容改换标题写成两篇，像《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宥》就是十分明显的几篇。

    《吕氏春秋》编制的形式虽然整齐，但其内容却相当复杂。这里不仅同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一样，论述了哲学、政治和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而且包含了不少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如“十二纪”中各“纪”的第一篇，就分别记载了一年十二个月中星辰的位置，以及各个季节的物候，是我国古代天文、历象方面的重要资料；又如《士容论》中最后的四篇文章：《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记载了农业生产有关的科学知识。可见《吕氏春秋》的内容很“杂”，它是类似于后来的百科全书式的丛书。

    在理论观点上，《吕氏春秋》对先秦的儒、法、道、墨、阴阳五行各派，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它“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先秦各主要学派的理论，几乎都可从《吕氏春秋》中找到。正因为这样，它才被称为“杂”家的代表作。

    《吕氏春秋》虽包容了各个学派的理论观点，而全书又以阴阳五行构成的体系贯串起来，这就形成了《吕氏春秋》一书的特点。

    《吕氏春秋》这一特点，正是战国末期经济、政治趋向统一，从而要求思想统一的产物。从“杂”中反映出百家开始汇合，而这种统一和汇合，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提倡、编纂的，所以它所反映的观点，就是吕不韦的观点。下面就根据《吕氏春秋》的材料，初步剖析吕不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中的哲学观点　在哲学方面，本书中充分表现了“杂”的特点。这里，有一些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一套阴阳五行的理论，使之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在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源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吕氏春秋》提出了“太一”、“道”，或者叫“精气”，表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

    或者十分明确地说：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仲夏纪•大乐》）

    天道圜，地道方。（《季春纪•圜道》）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善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良）。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敻明。（《季春纪•尽数》）

    这里提出的“太一”、“道”、“精气”等范畴，都是从儒家、道家那里借用来的。它们是指精神，还是指物质？在这里虽看不太清楚，但综观《吕氏春秋》全书，有些地方表现出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否认精神是世界的本源，如以“气”来解释人的疾病和祸福：指出人因形体不动，精气积，就易得病；不知保养身体，只去求鬼神，则疾病更重，“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季春纪•尽数》）。又根据“类同相召，气同则合”（《有始览•名类》）的现象，论述了祸福皆由人所召，从而否定天命。它说：“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有始览•名类》）它把“精”同鬼神对立起来：“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不苟论•博志》）这些都强调了人为的作用，反对了天鬼迷信，闪烁着无神论的光辉。既然否认神的存在，《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太一”、“精气”、“道”等并不是虚幻的精神，不是神、上帝。可见这是一种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但《吕氏春秋》的唯物主义观点，却包含在一套阴阳五行神秘的神学体系之中，所以又成为唯物与唯心的混杂。如《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就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配合春、夏、秋、冬四时作为体系的。这不仅是本书的体系，也是作者提出来的统治图式，要求统治者在一年十二月内能顺应五行四时之气来进行统治，以求得福；反之，则要得祸。（见《吕氏春秋•季冬纪》）这正是邹衍创始的五行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后来汉代董仲舒的神学理论基础。

    在认识论方面，《吕氏春秋》也表达了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如强调“学问”的重要性（见《孟夏纪•劝学》、《有始览•谨听》等），反对“不知而自以为知”（《不苟论•博志》），主张认识事物必“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慎行论•察传》）。反对主观成见，妄想臆断，强调“人必别宥然后知”（《先识览•去宥》），即去掉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吕氏春秋》否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圣人”所以先知，“非神非幸”，而在于“审征表”，即能详细观察客观事物反映出的征候和表现。“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恃君览•观表》）。这些提法反映了作者在认识论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

    但由于其唯心主义体系，《吕氏春秋》在认识论方面也不能摆脱唯心论的束缚，如作者认为：“学”的最终归宿不是别的，“达天性”而已，说什么：“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孟夏纪•尊师》），“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先识览•去宥》），“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孟夏纪•尊师》），这就堕入了唯心论的泥坑，窒息了它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正因作者不能摆脱这种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所以，面对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客观世界，《吕氏春秋》哀叹人无法认识它：“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数固有不及也”（《似顺论•别类》），从而走入不可知论，它认为：“知与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调近之，犹未可必。”（《孝行览•必己》）“和调”就是“顺应外界，与世沉浮”的意思，然而仍然不能免祸得福，所以又走向命定论，作者提出：“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恃君览•知分》）。这种“命定论”、“不可知论”，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又同在一本书中出现，充分显示出其“杂”的特点。

    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　《吕氏春秋》反映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也是很“杂”的，它表现在许多方面。

    《吕氏春秋》承认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作者认为“太古”时代是没有君主、帝王的：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恃君览•恃君》）

    显然，这里描绘了一幅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图景。后来由于“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于是“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恃君览•恃君》）。这才产生了君主，出现国家。这里，《吕氏春秋》肯定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进步，国家最初是没有的。这种历史观是进步的，但它又认为“天子”是“圣人”“置”的，又与“天生民而立之君”的观点相一致，具有消极的一面。

    《吕氏春秋》反映的政治主张包括什么内容呢？

    首先，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有始览•谨听》）

    这种看法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要求。在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上，《吕氏春秋》赞成、支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孟秋纪•禁塞》）

    这里所说的“义兵”，就是封建的统一战争。用封建统一战争结束割据状态，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消灭割据状态以后，《吕氏春秋》设计的是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审分览•不二》）

    这种实行封建统一的主张，是新兴地主阶级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提出过的，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后，如何进行统治？在这个问题上《吕氏春秋》更多地摄取儒家和道家的主张：

    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民贵君轻的说法，是孟子以后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地主阶级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不得不对“民”加以重视。在《吕氏春秋》中，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方面的发挥：

    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季秋纪•顺民》）

    宗庙之本在于民。（《有始览•务本》）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季秋纪•精通》）

    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开春论•爱类》）

    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恃君览•行论》）

    类似的言论还可以举出许多条。从这里出发，《吕氏春秋》主张实行儒家说的“德政”：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离俗览•上德》）

    当然，儒家所谓“德政”，并非废弃刑罚，仅仅是反对法家那种单纯用刑罚的统治办法，而是主张刑、德并用。实际就是欺骗和暴力镇压两手都用。《吕氏春秋》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清楚：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离俗览•用民》）

    两手要用得恰当，哪一面也不要过分，这样才能保持统治的稳定：

    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离俗览•适威》）

    《吕氏春秋》还提倡君主要“无为”而治。“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帛书《经法》有“柔节先定，善予不争”等言论，代表黄老思想的重要方面。《吕氏春秋》认为君主应当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进行统治：

    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似顺论•分职》）

    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是与实行“德政”相一致的：

    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审分览•勿躬》）

    作为一种统治策略，道家的“无为”而治，并非真正什么也不“为”，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吕氏春秋》所说的也是如此，它只要求君主“无为”，而要臣下放手去干：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

    君主只是在用人上下工夫，别的事就可“无为”：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这些言论正是对道家思想的发展和运用。

    当然，在《吕氏春秋》中还包括其他各派的思想学说，故而称为“杂家”的著作。但它更多地摄取儒、道两家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正是吕不韦思想的反映。

    “杂家”的出现与战国末期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即将出现，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结束，原来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各家学派也开始由逐步接近到互相融合。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单纯用过去法家的措施进行统治，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兼采各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政治策略，才更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吕不韦正是这部分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先秦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吕不韦同秦王政的矛盾　虽然在公元前229年以公布《吕氏春秋》的方式，吕不韦才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公之于众，但在此之前，他在秦国施政，就已“杂”用各家的主张了。如这一时期秦国继续鼓励耕战，实行严刑酷法，而有时又“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史记•秦本纪》），还第一次给一个亡国的国君————东周君赐以阳人地，以“不绝其祀”（《史记•秦本纪》），拔卫后，又将卫君角安置于野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10］这种“刑”、“德”并用的作法，很难说是“儒”还是“法”家的主张，它们正是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的结果。而“怀柔”和“镇压”两手并用政策，正是以后历代统治者认为最妥善的统治术。它虽然与秦国历来的传统有矛盾，但是在秦国统治阶级内部并无根本分歧。所以在庄襄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49年至前247年），吕不韦能顺利地推行他的主张，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庄襄王死后，由他的儿子嬴政（又称赵政）继位。公元前246年，嬴政即王位时年仅十三岁，不能亲政，吕不韦则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实际上，秦国的大权皆操在吕不韦一人手中，这时他的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是秦王政一天天长大起来，他那种专权、独断和不愿倾听别人劝谏的性格当然也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而长期以来习惯于独揽秦国政事的吕不韦却不愿改变这种状况。总之，统治阶级中间固有的权势欲，埋下了吕不韦同秦王政势不两立冲突的种子。

    公元前239年，秦王嬴政二十一岁。次年，在举行加冕礼以后他就要开始亲政。这时，吕不韦可能察觉出了秦王嬴政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因此在这一年将《吕氏春秋》这部早已开始编纂的著作，公布于咸阳市门，并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据说当时竟“无能增损者”（高诱：《吕氏春秋序》），观《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和文字并非上乘，绝非无可增损，其所以当时无人改动，其真实原因前人早就指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高诱：《吕氏春秋序》）因害怕吕不韦而无人敢改动《吕氏春秋》。而这也正是吕不韦在此时公布此书的目的：他不过是借此机会向秦王政示威，要他看看相国的势力究竟有多大。不仅如此，他公布《吕氏春秋》还为了要秦王嬴政从行动上到思想上都接受他的控制，在《吕氏春秋》全书的总序《序意》篇中，把这个意思说得十分清楚：“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这里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同黄帝教导颛顼联系在一起，无异于明确告诉秦王政要像颛顼对待黄帝那样［11］，接受吕不韦的教导。为此，吕不韦甚至还可能有意散布出舆论，说秦王政是他亲生的儿子，他才是嬴政真正的父亲。［12］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嬴政亲政以后，依旧接受他的控制。

    但是，秦王嬴政恰恰不是吕不韦希望的那样的君主，从他以后的作为来看，秦王政专断而骄横的性格，是决不愿受制于人的。他不仅不能接受吕不韦的摆布，而且要“独制其民”，不能“与人共治之”（曹元首：《六代论》）。他不仅不能容忍像吕不韦这样热衷权势、以“仲父”自居的人，而且同儒家宣扬的“重民”思想根本格格不入，所以他对于《吕氏春秋》宣扬的观点，有很大一部分是抵触的；虽然他并不一定反对儒生————这从统一后秦始皇左右还有不少“皆诵法孔子”的“诸生”、“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可以证明————但无论是谁妨碍他独断专行，都是他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一点上，法家绝对的君主极权的主张，倒是颇合他的口味。这样，秦王政二十二岁亲政以后，同吕不韦的矛盾公开爆发，乃是势所必然的了。

    但这一冲突的爆发，其表面原因和导火线却是从“宫闱秽事”开始的。

    据文献记载：吕不韦早就和秦王政的母亲，即庄襄王的夫人私通。后来，秦王政年纪稍长，但太后仍“淫不止”，吕不韦怕被秦王政发觉，而另外找来“大阴人”嫪毐代替自己，“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嫪毐因此而得宠，“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史记•吕不韦列传》）。后嫪毐在秦国的权势竟发展到与吕不韦不相上下，以致国内人们常嫪氏、吕氏并提：“与嫪氏乎？与吕氏乎？”（《战国策•魏策四》）“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当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九年），秦始皇二十二岁，在雍蕲年宫举行加冕礼时，嫪毐“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秦王政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结果，嫪毐兵败，参与叛乱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嫪毐家的舍人，轻者罚为鬼薪，并有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而嫪毐自己则流放至蜀。因嫪毐事连吕不韦，次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后又令其迁蜀，吕不韦惧，饮毒酒自杀。吕不韦死后，有些门客为其送葬，秦王政又下令：凡临丧者，原是三晋来秦之人一律逐出国；原为秦人者，禄至六百石以上免爵流放，五百石以下者，可不免爵，但不临丧者也要迁走。并申明：以后若有人做类似于嫪毐、吕不韦这样事的“籍其门”，并和此次事件作同样处理。秋天，又下令“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事件的真实原因决不是什么“宫闱秽事”。秦王政所镇压的，以及参加嫪、吕一派活动的牵涉到数千人，说明这次斗争乃是以秦王政为首的一派势力，同嫪、吕为首的一派势力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结果是以嬴政的胜利而告终。从此，秦国就在嬴政“独治其民”的方式统治之下，而《吕氏春秋》所设计的统治方案，则付诸东流。

    三、秦国的最后胜利

    封建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造成前提，人民群众的斗争又推动统一的实现，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封建统一的条件。到庄襄王统治时代，秦国已经积蓄起足够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到秦始皇亲政时，又消灭了吕不韦和嫪毐集团，使政权严格地控制于秦始皇一人手中，封建中央集权在秦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这就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进行。

    从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在十五年中，秦国的军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了其他诸侯国，最后统一了中国。

    秦国的逐客令　秦本来具有招徕其他诸侯国臣民的传统。从秦穆公时起，就有许多秦国以外的人在秦为客卿。至战国末年，秦国已经取得对各诸侯国家的明显优势，一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谋士纷纷投奔秦国。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在秦国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就是李斯。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任过掌乡文书的小吏。他虽身居统治阶级的下层，但对高官厚禄却怀有极为强烈的欲望。据说：有一次，他在厕所中见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脏东西，有人或狗来时，则被吓得慌忙逃窜；而到仓库中见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好粮食，住在宽敞的房里，没有人和狗前来惊扰。李斯对此大发感慨地说：人“贤”或者“不肖”正像这些老鼠一样啊！就看各人处在什么地位了。这就是李斯的人生哲学。由此出发，他认为：一个人若安于卑贱的地位而不设法爬到统治别人的位置上去，就同禽兽没有两样，他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史记•李斯列传》）所以，李斯处心积虑地决心要爬上地主阶级的高位。当他看出自己所在的楚国已经明显地不是秦国的对手，而其他五国也都无力抗秦的时候，就决心入秦，到那里去寻找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贵，并公然宣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决不是我李斯这样的人能容忍的，“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于是，在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李斯离开楚，来到秦国。

    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值秦庄襄王已死，继位的秦王（即秦王嬴政）年尚幼，相国吕不韦执秦国政。李斯就投奔至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当时吕不韦也正广收人才，不久即任李斯为郎。李斯又借与秦王接近之机，取得秦王信任，当上了长史。这样，当吕不韦失势以后，李斯仍得到秦王的宠信，而“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

    但是，正当李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逻辑，一步步向统治高位登攀的时候，秦国发生的一件事，不仅几乎毁掉李斯的“前程”，而且差点改变秦国几百年来招徕客卿的一贯传统。这件事就是韩国阴谋的暴露。

    原来，当秦国军事取得节节胜利之时，首先感到恐慌的就是邻近的韩国。这时，昏庸无能的韩王无计可施，竟使出了疲秦之计：听说秦国喜欢大兴工程，就派出水工郑国入秦，劝说秦国修筑水渠。韩国的统治者愚蠢地认为：如果秦国果真这样做，就会使他们将力量用到修建上去，而无力东伐。郑国入秦后，果然说动秦国的统治者，于是开工破土，引泾水入洛。当工程正在进行之际，韩国的阴谋被秦王发觉了。秦王嬴政本来就是一个多疑善变、心胸狭窄的人，当时就有人说他：“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自嫪毐事件败露后，秦王就已显出对客卿的不信任。而郑国来秦的意图被秦王发觉后，就更加重了秦王对客卿的憎恨，因此，欲下令杀掉郑国。这时秦国的宗室大臣早已对在秦国的客卿不满，便进一步煽动说：各诸侯国来秦的人，哪一个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而奔走的！不如将所有的客卿统统赶走。秦王便听从这些意见，下令“逐客”。

    逐客令一下，使大批从东方各国来秦的客卿惶恐不安。这时，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为保住在秦国的地位，李斯便向秦王上书，力劝改变这一决定。在书中，李斯首先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国富兵强的事实，从穆公说起：“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这五个人皆非生自秦国，但“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时又用卫国的商鞅进行变法，结果：“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接着，李斯又举出惠王时用魏国人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襄王时用魏国人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李斯得出结论：“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如果秦以外的人皆不用，结果就会“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下面，李斯又举出：秦王所喜欢的珠宝玩好，音乐美女，许多都是来自秦国以外，但是“陛下说之”，并不因其非秦国所产而不要。然而，对于士却采取“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办法，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他指出：“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李斯又反复说明：欲无敌于天下，必须使本国的人愈多愈好：“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总之，要成王、称霸、建立帝业，必须能容纳人。如果不能容纳人，反而把人往外推，无异于帮敌人的忙，“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最后，李斯写道：“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如果把这些“客”都驱逐出去，“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了历史名作。（见《史记•李斯列传》）

    秦王嬴政见到《谏逐客书》后，立即改变主张，撤销逐客之令，并恢复李斯之官位，自此以后，对他更加倚重。

    这时，即将被杀的水工郑国也向秦王进言：韩国唆使秦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其最初目的虽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后，“亦秦之利也”（《史记•河渠书》）。尽管修渠时，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为韩延数岁之命”，让韩国苟延残喘的再继续几年，但渠成后却“为秦建万代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为郑国的话所动，决定不杀郑国，而让他继续领导修完预定的水利工程。这就是后来在秦国经济中发挥很大作用的郑国渠。

    经过这一次周折，秦国仍旧保持着吸收并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而外来的客卿也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尉缭和《尉缭子》　在来秦的宾客中，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家，就是尉缭。

    尉缭原称为缭，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来秦。这时，秦王嬴政已经消灭了吕不韦和嫪毐的势力，除掉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权力进一步集中一人之手，正要以全部力量向外发展，而首当其冲的则是韩国。面对着迅速壮大起来的秦，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韩国则更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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